中國在反抗人民幣匯率升值時最應該學的是德國經驗。要牢牢把握匯率改革主動權,堅決維護國內物價穩定。果然如此,就可能借助於匯率改革實現成功解套,坐享貿易順差之樂。
中國對敵鬥爭的原則曆來是“有理、有利、有節”,這在美國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上同樣表現得比較充分。麵對美國的陰謀,中國唯有針鋒相對才能捍衛國家利益。
那麽,怎樣進行這種針鋒相對的鬥爭呢?德國的經驗可供借鑒。
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時,布雷頓森林體係就已經勾畫出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貨幣體係藍圖。德國作為戰敗國來說當時根本沒有話語權,所以隻好被迫加入這個體係。在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前提下,馬克與美元的匯率被固定在4:1的水平上一動不動 1。
接下來,德國經濟迅速崛起,尤其是德國製造業成為賺取外匯的主要來源。在接下來的20世紀60年代,德國對外貿易連年順差,1965年後更是迅速擴大。德國經濟走強,使得馬克與美元之間的匯率已經不能反映真實背景,尤其是到了60年代末時,西德政府的經常賬戶盈餘已經非常大,而且還在不斷增加中,與目前的中國頗為相似。
不用說,當時的德國馬克同樣麵臨著被迫升值壓力,國內外關於匯率改革的爭論和今天的中國如出一轍。
在此以前,德國為了維持布雷頓森林體係、保持馬克匯率與美元固定,不斷在市場上買入超額供給的美元,不得不投放巨額資金、在國內形成資金流動性泛濫,最終推動了通貨膨脹。
20世紀60年代後期,德國逐漸意識到這種固定匯率製度綁架了德國中央銀行,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在美國逼迫馬克匯率升值的呼籲聲中,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庫爾特·基辛格明確表示:“隻要我在任,貨幣就不會升值”——道理很簡單,美國政府由於飽受全球石油危機衝擊(史稱“尼克鬆衝擊”),在1971年宣布停止了美元與黃金的自由兌換;既然你美國已經放棄美元與黃金的掛鉤,那麽我德國現在也同樣敢放棄馬克與美元掛鉤。所以就在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國際固定匯率製度瓦解時,德國宣布從1973年3月1日起進入浮動匯率時代。
從此以後,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德國中央銀行旗幟鮮明地高舉貨幣政策獨立性大旗,在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這三者之間,選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堅決反對通貨膨脹,從來不為外界壓力所動。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德國政府並不對馬克匯率進行過多幹預,絕不允許馬克匯率影響國內物價穩定。
所以,從1973年開始馬克匯率在德國持續的貿易順差推動下不斷走高,最終被美國拉到簽訂“廣場協議”的談判桌前。
可是,簽訂了“廣場協議”又怎麽樣呢?由於德國實行消極抵抗政策、始終不主動幹預匯率變動,所以保持了國內的物價穩定,導致馬克匯率在國際市場上升值的同時,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也相對提高,最終成為“廣場協議”中的贏家。
從上述德國經驗中可以看出,雖然目前的中國和當時的德國兩國工業技術水平和經濟環境相差很大,但仍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例如:
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已經恢複彈性,並且彈性空間還在繼續擴大,這就必然會給中國經濟和出口帶來新的挑戰,但同時也會造成新的機遇。中國的經濟增長當然要眼睛向內,重點放在消除和避免資產泡沫、控製通貨膨脹上;但同時決不能停止生產方式的轉變。
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勞動力隊伍,這一點無法與當年的德國相比,但中國可以利用這一點來大力發展與勞動密集型有關的、具有獨特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這樣就把原來的劣勢變成了優勢。
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尤其是盡快提高與亞洲國家的貿易比重,與亞洲國家發展合適的共同貨幣安排,從而在整個國際大環境中減少人民幣匯率變動造成的不確定性,就能既為產品擴大到亞洲國家創造穩定的外部環境,又能減少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造成的不利影響。
根據本書前麵所分析的日本、德國簽訂“廣場協議”後的不同表現和經驗教訓,中國政府在關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同時,最主要的應當把精力放在提高利率和控製信貸兩方麵上來。
從目前的形勢看,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方向和節奏都很難改變,也是中國無法把握的。既然如此,就應該學學當年德國的做法,適時、適當提高利率水平,始終保持人民幣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間有3%的利差;嚴格控製並查處資產價格不斷上升時期的各種違規違法行為,抑製過剩信貸增長;與此同時,繼續實行目前比較開放的對外經濟政策。這些方麵做好了,就會有助於中國避免步入當年類似於日本的那種泥潭。
歸根到底,在人民幣匯率緩慢升值的同時,中國政府隻要具備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從容不迫地穩步推進金融體係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經濟結構、建設法製環境,就能確保安全無虞。
容易看出,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10月20日起開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第一次提高存貸款利率,就是這種舉措之一。並且,國內沸沸揚揚的對繼續提高利息所表現出某種極大的關注和預期,也同樣如此。
實際上,這可能就是向德國式經濟增長學習的一步棋。要知道,當年“廣場協議”後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等國家的貨幣都有大幅度升值,但經濟連續衰退20年的卻隻有日本,主要原因就在於它們執行了不同的利率政策。雖說1990年時德國股市也出現了充分下跌,但這一過程很短,不像日本那樣從此就再也沒有爬起來 2。
所以,中國如果能切切實實地學習德國經驗,就可能實現德國在“廣場協議”後其他國家羨慕得要死的待遇——牢牢把握匯率改革主動權,既沒有貨幣升值之痛,也沒有外匯儲備之憂,坐享貿易順差之樂。
1 郇公弟:《匯率改革德國鏡鑒》,2010年3月26日財經國家周刊。下同。
2 國泰君安策略部:《加息:或是向德國式增長學習的一步》,2010年10月30日證券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