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匯率確實需要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度；而從長期來看，則應當逐步增加依據市場供求關係確定匯率高低的參考依據，擴大匯率自由浮動的彈性空間。

人民幣匯率需要彈性是理所當然的，但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彈性從哪裏來、彈性空間以多大為好？隻有解決好了這個問題，才能讓這種彈性區間處於合理、正常範圍，讓人民幣匯率重新回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度上來。

在這方麵，總的原則應當是短期內必須強調管理、長期來看應當由貨幣市場來決定匯率高低。

因為人民幣固定匯率雖然對我國這樣的大國是有利的（主要是有助於充分利用各種閑置資源，把各種閑置資源吸引到對外出口部門上來，通過出口帶動經濟增長），但是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單純地固定人民幣名義匯率是無效的，因為實際匯率仍然會自動、自發地升值，固定匯率對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注釋1]。

另外還有一層原因是，人民幣長期匯率隻有依據我國勞動生產率等基本麵因素的影響，才能實現均衡發展，而這種長期均衡水平與短期內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還是有比較大的區別的。

具體地說是[注釋2]：

從短期來看，我國很難實現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這不但是一個人民幣匯率有沒有低估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跳出經濟之外的異常複雜的政治話題。

舉個例子來說，我國目前的資產價格泡沫問題相當嚴重，如果資本市場加以開放，那麽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額1.8倍的存款可能就會流向國外；更不用說，我國還麵臨著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在這些被扭曲了的價格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就單純放開人民幣匯率，很可能會讓人民幣匯率出現一種假均衡。

有鑒於此，人民幣匯率管理在短期內確實要適度放鬆，但不能幅度過大，更不能達到自由浮動的程度，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那麽什麽時候是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最佳時間呢？有人認為2009年末就是，但這個最佳時機現在已經過去了。

當時的情形是，我國的對外貿易出口開始複蘇、經濟增長開始走上加速通道、通貨膨脹由負變正，正是通過人民幣匯率來解決生產要素價格扭曲問題的好時機。而現在這個最佳時機已經過去，所以中美兩國之間開打貿易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作為我國政府來說，可以先不管這些問題，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於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目的是要真正釘住一籃子貨幣，逐步減少人為幹預因素。

從長期來看，以市場需求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浮動，可以主要參考中美兩國之間的勞動率增長速度之差為主要彈性（升值）標準。

例如，可以用中美兩國之間實際經濟增長率之差減去真實工資增長率之差，或者用中美兩國之間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長率之差減去通貨膨脹速度之差，等等。

從具體數據看，由於我國與美國相比經濟競爭力在加強，所以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升值空間相當大。2000年到2008年間，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升值空間高達74%。其中，2005年到2008年間人民幣名義匯率兌美元的升值空間為14%，實際匯率升值了21%[注釋3]。

今後，人民幣匯率的彈性空間仍然可以根據我國與美國相比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為主要參考，結合短期內要求宏觀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目標來確定。

[注釋1]馮仕亮整理：《“人民幣匯率政策討論會”簡報（上）》（2010年第23期，總第888期），2010年4月16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網站。

[注釋2]馮仕亮整理：《“人民幣匯率政策討論會”簡報（上）》（2010年第23期，總第888期），2010年4月16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網站。

[注釋3]馮仕亮整理：《“人民幣匯率政策討論會”簡報（上）》（2010年第23期，總第888期），2010年4月16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