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或貶值應該出於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與美國對華貿易順逆差沒有直接關係。所以既不能寄希望於通過人民幣匯率變動來調節美中貿易，也不該由此就受美國的威脅。
人民幣匯率改革，與美國的對華貿易順逆差沒有多大關係，所以也就更談不上說人民幣匯率是改善美國貿易赤字的靈丹妙藥了。
2003年2月以來，以美國、日本、歐洲為代表的國際社會一共發起4次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外在行動。之後的結果讀者都看到了，從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開始到2008年間，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了21%（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6%），可是其結果呢，並沒有如美國希望看到的那樣其經常項目赤字有所收縮，相反卻有了進一步的擴大[注釋1]。
這個結果很符合牛津經濟研究中心的結論。該中心研究表明，即使2010年的人民幣升值幅度高達25%，兩年後美國的對華貿易赤字也僅能減少200億美元[注釋2]，這與每年數額高達幾千億美元的美國財政赤字相比，不但是無足輕重，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忽略不計。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2010年3月我國的對外貿易出現了72.4億美元的逆差，終止了2004年5月以來連續70個月的貿易順差；與此同時美國的官方數據也表明，2010年2月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也從上個月的183億美元下降到了165億美元，達到12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注釋3]。
值得提醒注意的是，這對數據是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就充分證明了人民幣匯率並不是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的先決條件。因為即使人民幣匯率不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仍然是在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還不小，達到10%左右。
另一個有力證據是，從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的3年間，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上升了差不多21%，但同期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仍然出現大幅度攀升，這又怎麽解釋呢？
當年日元兌美元大幅度升值的例子也能充分說明這一點。
1985年日元兌美元的匯率提升了25.4%，1986年提升了25.3%，結果呢，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並沒有立刻下降，反而隨著日元的升值在繼續加大。這就是說，日元兌美元的升值並沒有解決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問題。
再從美國來看，美國從2002年到2008年間平均每年的匯率都要貶值將近3%，按理說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應該會減少的，而實際上呢，它的貿易逆差從2002年的5000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將近9000億美元，這也同樣說明了僅僅依靠人民幣匯率改變是不能解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注釋4]。
所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由此認為，要說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來就是有的，無論是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後和改革以前都有。但我國的事情一定要從我國的角度出發、從經濟發展規律出發，不能單看國外要求怎麽就怎麽樣。
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主要應當看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理論上說匯率變動能夠引起貿易順逆差變化，但由於有很多因素在發生作用，事實並非一定如此。
人民幣匯率決策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征，當然更不能隨意聽別人的。
早在2008年12月3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連續第3個交易日觸及到當天波動區間0.5%的上限時，西方媒體就紛紛驚呼我國政府把人民幣貶值當作是抗擊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後一張牌”，甚至推測“中國正準備發動一場貿易戰爭”。
與此同時，更有西方國家把人民幣貶值猜測成某種武器：我國政府在出於某種“政治目的”，通過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使得進口產品對於我國國內消費者來說顯得更加昂貴、而出口產品對外國消費者來說顯得更加便宜，從而“挑戰西方”。法國《論壇報》更是把人民幣貶值政策看作是我國對西方國家的“致命”一擊[注釋5]。
有這麽嚴重嗎？從中容易看出，西方國家和媒體對人民幣連續幾天貶值的敏感反應，恰好說明它們的這種擔憂是我國要特別關注的地方。
回到上麵的問題上來：為什麽說美國的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沒有直接關係呢？因為這是由美國自己的產業結構造成的。
就在2005年到2008年這3年間人民幣匯率上升21%的過程中，美國人並沒有減少消費價廉物美的我國產品，這就很好地說明了他們隻能被迫接受價格更高的我國產品，因為這種產品很少有替代品。
從這一點上看，隻要美國的產業結構沒有大的調整和改變，這種貿易逆差就不會改變。關於這一點，美國實際上比誰都更清楚。
[注釋1]耿雁冰：《以匯率為名義的談判，大多談的都是其他問題》，2010年3月26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注釋2]耿雁冰：《以匯率為名義的談判，大多談的都是其他問題》，2010年3月26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注釋3]趙新利、劉洪：《人民幣升值非解決中美貿易問題先決條件》，2010年4月16日新華網。
[注釋4]魏然、董卿等：《蘇寧：人民幣升值並不能解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2010年3月7日大眾日報。
[注釋5]王斯：《外媒誣中國借人民幣貶值打響“貿易戰”》，2008年12月4日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