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慮人民幣升值會有助於調整經濟結構、改善外貿環境的同時，千萬別忽略了人民幣貶值同樣具有這樣的效果。更不用說，無論是升值還是貶值，調整經濟結構都是當務之急。
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逼迫人民幣升值，國內外掀起了一股人民幣升值勢在必行的“共識”，有的猜測其幅度在3%至5%，有的甚至精確到具體什麽時間會升值。
其實這些都是一廂情願。因為決定人民幣能否升值抑或貶值的最根本因素還是經濟因素，並不是有多少經濟學家和投資銀行家在猜測。
從這兩年來的情況看，我國的通貨膨脹率要大大高於美國，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上升幅度並不小，這些其實已經大大壓縮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空間。
而更關鍵的因素是，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國內的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還將不斷上升，出口商品的低成本優勢已經大大下降，許多商品的價格實際上已經超過美國，如果沒有出口退稅，這種情況根本無法維持。
從中容易看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巨額出口退稅在支撐著。如果簡單地采用購買力平價（PPP）理論來進行分析，人民幣的實際匯率現在已經很難支持人民幣繼續升值了。如果人民幣繼續升值5%，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就**然無存。更不用說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加快，出口商品成本還將繼續上升。如果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那麽原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就會很快轉化為貶值壓力。
有鑒於此，廣東商學院經濟學博士潘成夫認為，既然我國的低成本出口競爭優勢不可避免，而且速度還要快於預期，那麽正確的做法就是順應這種發展趨勢，調整經濟結構、改善外部環境。
具體地說就是，盡快降低國內交易成本，把出口產業的產能轉移到國內需求上來。這樣，一方麵，短期內會有助於抑製通貨膨脹；另一方麵，長期來看會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
否則，如果繼續現在的出口退稅政策，並把這種政策發揮到極致，將來再讓人民幣貶值的話，其負麵影響是我國經濟難以承受的。
為此，如果要說人民幣升值不可避免，那簡直可以稱之為一個想當然的“傳說”——千萬不要忘記了還有人民幣貶值的潛在壓力，很有必要為人民幣貶值做準備[注釋1]。
究其原因在於，在我們前麵的路明擺著：我國今後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產品與發達國家進行競爭，所以我國從現在開始就迫切需要進行產業結構升級。
而從具體內容看，主要方向應當是逐步淘汰低附加值、提高科技含量，以及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汙染的外向型企業，以此來促進出口產業的轉型、升級，以及在發展方式上有實質性轉變。
無論是人民幣升值還是貶值，都要緊緊圍繞上述目標進行，不能因小失大。
尤其是從目前看，我國正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之中：讓人民幣升值吧，我國的經濟增長基礎還不穩固，這時候貿然升值會對我國剛剛回暖的外貿出口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延緩經濟複蘇步伐；讓人民幣保持穩定或者貶值吧，又會讓人覺得我國對國際輿論置之不理，從而被西方國家貼上貿易保護主義的標簽。
所以相比較而言，還是在保持匯率穩定的同時轉變經濟結構、改善外貿環境來得更重要，因為此舉是避免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西方國家眾矢之的的根本途徑[注釋2]。
首先，無論從短期來看還是長期來看，擴大內需都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隻有這個東西在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麵的作用真正能夠靠得住。
從短期來看，投資拉動內需的作用比較明顯，可是如果一直靠政府投資、無法吸引民間投資加入，必將後繼乏力；從長期來看，隻有擴大消費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為了拉動內需，正可以抓緊推進收入分配機製、社會保障體係等方麵的改革，係統解決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綜合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有效釋放消費需求。
其次，2009年下半年我國連續多次相繼調高出口退稅率，從而使得出口正式成為我國重要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工具，可是由於歐美國家市場需求疲軟，通過這種政策來保出口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下決心並花大力氣調整產業結構，通過逐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會取得比單純出口退稅更好的效果。
最後，完善法律法規、改善貿易環境，避免遭人攻擊。
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截止2010年我國已經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國、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國了。
為什麽會這樣？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國曆來注重通過單一的外交談判來解決貿易爭端，忽略了製定相關法律的重要性，談判中無法可依。
而現在，我國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為以後解決貿易摩擦、維護自身權益服務。
[注釋1]潘成夫：《“人民幣遲早都要升值”隻是個傳說》，2010年2月11日上海證券報。
[注釋2]郭田勇、裴玉：《避免人民幣匯率成眾矢之的需深謀遠慮》，2009年11月10日上海證券報。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