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誌們辛苦了!”

在機場候機樓門口,突然飛來一聲親切而悅耳的問候。這流利的中國普通話,把我們這四位中國人,都驚住了。環顧四周,不見有中國女性出現在我們麵前。隻見一位胖胖的、50餘歲的高鼻、金發、藍眼的外國女性,沉靜地向我們走來,伸出她戴著戒子的手。

從體態看,她老了;從聲音聽,卻是非常年輕。

大使館文化處的兩位同誌連忙過來,向我們介紹:

“這是楊玲博士,羅馬尼亞配給我們的翻譯,楊玲博士是布加勒斯特大學的教授,著名的漢學家,是她第一次把我國的文學名著《紅樓夢》翻譯成羅文,介紹給羅馬尼亞讀者的。”

我們一一和她緊緊握手。

我們就這樣和她見麵了、相識了。

她象老朋友一樣,幫我們搬運行李,安排我們上車,並和羅馬尼亞作家協會的負責同誌一起,送我們到布加勒斯特飯店下榻。一切安排妥當後,她陪我們到餐廳用餐。

餐廳十分豪華。有歌女在唱歌,有樂隊伴奏。一張一張餐桌上,擺著一盆一盆耀眼的鮮花。用餐的客人也不少。大多數的餐桌邊坐了人。楊玲博士選了一張空桌,招呼我們坐下。一位年輕的男服務員走過來了,禮貌地對我們欠欠身。楊玲博士問我們:“同誌們想吃一點什麽?”

“我們在飛機上剛剛吃過,肚子很飽,隨便吃一點就行。”

我們代表團團長張鍥“代表”我們回答。

老實說,我們中的誰,也很難具體地說出要吃點什麽,也摸不清他們到底有什麽。

一切由楊玲代替我們安排了。

一會兒,麵包端上來了,牛奶端上來了,每人還有一碟豬排,一碟青菜(生的),一碗湯。我這張吃慣了辣椒的嘴,隻啃了一塊麵包,其它什麽也沒有動。

“譚談同誌,你怎麽不吃?”

楊玲抬頭問我。

“我很飽,很飽。”

我傻乎乎地回答。

離開北京前,外交部一位同誌向我們介紹說,羅目前經濟狀況不佳。老百姓生活相當困難。多少有一點類似我國1960年時的情況。臨行前,我們每人都帶點方便麵,萬一對方安排的夥食,不對胃口和份量不夠時,用來做些“補充”。這時,緊挨著我坐著的張鍥,輕輕地對我說:“他們很難買到排骨,我們把排骨留下,讓她帶回家去給家人吃吧。”

“隻怕她不好意思,不會同意。”

“我對她說說看看。”

張鍥同誌真的說了。說得很“藝術”,很有分寸。楊玲卻沒有我們身上的那種虛榮心,她點點頭說:“謝謝同誌們。”

她的眼睛濕潤了。

她吐露了一點他們國家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情況。突然象勾起了心事一樣,她沉默了一陣後說:“我在北京大學讀了七年書。是1956年進校的。經過了你們的反右派運動,也經過了你們‘過苦日子’的時期。好好的老師,突然變成了敵人。我想不通。後來,看到中國同學,一個個地變瘦了。有一次,一個上海女同學竟昏倒在教室裏。我們慢慢知道了,中國同學吃不飽飯。我們這些外國留學生的夥食還是不錯。我每次吃飯時,要留下一、兩個雞蛋,帶回宿舍,交給那位上海女同學。開始,她漲紅著臉,硬不要。後來,她就要了。再以後,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回國後,又兩次到了中國,她都到北京來看了我……”

她越說越動感情了。看來,人,不管國籍怎麽的不同,皮膚怎麽的不同,語言怎麽的不同,而心卻是相通的啊!

離開餐廳時,她把我們送給她的排骨,用紙包起來,放進了隨身帶著的袋子裏。這時,我強烈地感覺到,這位外國同胞和我們的距離近了。

以後,她陪我們到各地訪問,陪我們出席一個一個的座談會。我們天天在一起,朝夕相處。我們感到在羅馬尼亞生活,離不開她。她在中國七年,是怎麽生活的?她回國以後,為中羅友誼做了些什麽工作?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我真想更多地了解她。

“你能不能向我們談談你走過的道路?”

“怎麽?想采訪我?”她笑了,“好哇,有時間,我就向你們公布一下我的過去吧!”

從海濱城市康斯坦察回布加勒斯特的列車上,我們五人坐在一間軟席車廂裏,她終於來了興致,向我們說起了她的過去。

用中國的習慣用語說,小時候,她是一個村姑。是一個不安份的山民的女兒。不安份,常常是一個人走向成功的先兆。家裏兄弟姐妹多,負擔重,在山村裏讀完小學以後,父親就不同意她再讀書了,要她下地幹活。她卻不甘心,總想知道自己這個山村外麵是一個什麽樣的世界。有一天,她穿著一雙新布鞋,搭上了一輛到小城裏去的馬車。她是同村裏的一個女伴一起走的。那個女伴要到城裏去考師範學校。將來,準備當一名小學教師。她也動心了。沒有想到,跟著去的她,被學校錄取了,而專門去投考的女伴卻沒有考上。

她就這樣走出了山村,讀了師範,讀了大學。

大學畢業後,同學們準備去蘇聯,去波蘭,去英國,去……她到底去哪一個國家深造?一時難下決心。老師送她的那本李白的詩,老在她麵前晃動。有一次,和同學們到街上去玩,看到街角圍著一堆人。她湊上前去一看,見一個吉普賽人在用火柴擺弄著什麽。一問,是算命。她好奇了,擠進了人群。那老頭擺弄一番以後對她說:“怪了,你這怎麽是一個方塊字?”

“什麽方塊字呀?”

“中國字呀!”

“中國!”她的眼睛倏地一亮。回校後,她下了決心,填報誌願:中國。

“那裏太遙遠了,你去了,我的女兒就沒了。”父親悲咽道。

“不!我要去,也一定會回來。我要把一個中國帶回來,背回來!”

就這樣,她走進了北京大學。剛到中國的時候,象一切遠離家鄉的遊子一樣,心發慌,發悶,思念故鄉,思念親人。心不集中,哪裏能學得進去?這討厭的中國語言文字,太複雜了嗬!開始,她成績很不好。後來,老師發現她老望窗外,便來了一點“硬”辦法:把她課桌邊的那一扇窗戶,用紙給糊住了。

她終於闖進了一個新的天地,認識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她熟練地掌握了中國語言文字。她的心也緊緊地拴在這片國土上了,拴在這個古老國家的古老文化上了。

還在當學生的時候,她就在中國導師吳祖湘的幫助下,開始做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的翻譯工作了。曆時七年多,她翻譯出了前四十回。1975年,由羅馬尼亞世界文學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發行九萬冊,很快銷售一空;第二版又發行四萬冊。現在,她繼續翻譯後八十回。到我們認識的時候止,她已翻譯了屈原的詩《離騷》、《九歌》以及《中國古典作家辭典》等十七本書。她真的把偌大的一個文明古國——中國,背回去了!

她把畢生的精力和心血,獻給了中羅友誼。她用出色的譯作,把古老的中國文明,介紹給了羅馬尼亞人民,架起了一座中羅人民的心靈之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