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在本章開頭先簡要陳述我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看法是有必要的，因為這種觀點與阿特沃特和曼科夫等的觀點有著迥然的差別，他們經常將理論的邏輯和實踐的邏輯混為一談。第一，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並沒有日益被抽離，即越來越抽象和脫離其實體。資本主義的經濟變得越來越疏離②,當然，這是通過各種類型的機械和其他設備在時空中被建構起來的，但是這也產生了一種有著複雜互動關係的、多樣的時空形式。這種疏離造成的結果是通信的不斷增強；從很多方麵來看，資本主義企業生存於其中的世界比任何時候聯係得都更加緊密。第二，我認為貨幣並不是脫離“真實的”經濟在發揮其作用，並在暗地裏成為社會的腐蝕劑。貨幣以複雜的方式發揮著作用，這要取決於它所依附的各種網絡。貨幣，換句話說，不是某種單一物，它由諸多不同的手段組成，這些手段指向千差萬別的目的。①第三，我認為我們並不生活在一個統一的時代性之中。返回至第一點，各種不同的網絡在全世界張開它們不同布局的時候，也在持續建構著各種各樣的時間類型。有一些時間類型飛快，有些則緩慢，並沒有中間形式。②第四，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並不是在任何方麵都變得更強大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世界“從深層次上是混雜的”③。它是一個充斥著對本國或國際的優先權進行爭奪的喧鬧的混合體。換句話說，我理解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正在試探中的創造物，它永遠都在產生著新的網絡，有些網絡被證實是可以持續的，有些則不然。形成秩序的手段無處不在，這並不意味著秩序無處不在。高速發展的科技被不斷采用並不意味著發展就是迅速的。它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但並不意味著它就是意識形態的。相反，它的存在展現著它尋找並實現利潤的複雜多樣的方式。①
那麽,我們該如何從理論上看待資本主義，而非那些關於資本主義的大量理論?讓我們從一幅畫作入手：漢斯·賀爾拜因(Hans Holbein)著名的作品——《使節》(The Ambassadors,1533)。這幅畫是對商業和貿易充滿新的自信的標誌，同時，貿易也是新的自信產生的原因之一。對於商人而言，這個標誌是他們最初的書籍之一，它就意味深長地被放置在地球儀的下麵，它是一套三卷本的名為《關於商業算法的最新版權威介紹》(ANew and Well Grounded Instruction In All Merchant's Arithmetic)並由常住英戈爾施塔特的天文學家彼得·阿皮安(Peter Apian)編譯的德國書籍。⑤
但是，我想，學者們已經操控了作為政治經濟學最初萌芽的各種這樣或那樣的標誌。作為學者，他們將政治經濟學的誕生看成是關鍵性的事件：這就是話語的開端，對於世界的這種文本性的配置組成了經濟的諸概念。①
與之類似的是，學者們傾向於認為，政治經濟學的派生物之一——經濟學——是商業的理論語言。多年來“經濟學”為商業(或者被認為)提供了理論的支撐。因此，世界就成為理論的反映。
但是，對於這種說法我越來越感到疑惑。沒有人能夠否認，政治經濟學，然後是經濟學，在過去的曆史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我不確定的是曾經或現在它們在商業中到底有多重要。它們的重要性就在於，作為國家統治的附加因素對國家規定的“經濟的”生產領域中的國家行為進行證明。但是，總體而言，我相信資本主義的企業有著與之不同的運行規律。我的結論是基於以下四點原因的。
第一，絕大部分經濟學對商業的重要性並不如通常所宣稱的那樣，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確，MBA的學員們一直在學習經濟學，有時甚至是大量的，比如，斯坦福大學的商學院(德國的許多商學院也是如此)。當然，許多商學院的學員也會被傳授一些正式的經濟學理論。但是，經濟學在商業中的實際用處之少令我震驚。金融經濟學是這一規則的一個例外，它可以被應用於金融市場之中，它也是金融企業的支柱理論。在更大範圍內，經濟學的這種張力在審計和已占用資本回報率的標準操作中清晰可見。但是，在我看來，經濟學是作為一種合法性，或者說作為一種迂回的原則而存在的。這種原則雖然有參考價值，但是在通常情況下，它對商業行為的影響恰如最高法院對商場竊賊的判決一般。
第二，資本主義商業是施為性的②。我的意思是，商業行為中一直存在著以不可逆的戰略為基礎的實踐命令③。同時，它也有思考性的一麵，這種思考以已經獲取的知識為基礎，它主要是一種針對當下的命令，一種改造當下的手段。任務需要執行，報告要出爐，未來兩年的計劃不能等到兩年以後再去做，沒有“假如……”①
第三，資本主義商業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文明之上的，它的各種設施並非輔助性的，而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組成部分。這些設施遍布從貿易所必需的媒介手段——通過各種渠道對商業行為進行記錄與總結——到寫字樓的不同規劃對勞動者身體的不同規訓。對此的描寫鮮有不同。比如，我們也能在布羅代爾的著作中找到相似的部分。最近，行動者網絡的理論家們也已經開始對此給予關注。②然而，它對各方麵的影響才剛剛開始受到重視。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資本主義的商業是基於一種“理論”的，但是，這種理論不同於那種比較正式的理論。該理論是以各種各樣的問題為基礎的，而非被特定的真理標準所操作和評價的一係列學術理論。問題在於，學術試圖通過一係列的關聯來排斥和(至少是暗中)削弱這種理論：該理論是非正式的，它來源於那些“實踐性的”社會組織而非理論性的組織，它與技術設備有著緊密關聯，它忠實於經驗，它僅僅關注當下。但是，反過來說，這些對這一實踐性的“理論”的詆毀可以被看成是正式的理論觀念的問題所在，因為：
這些問題化的論調並不是特別關注“意義重大的”理論或者體係，或者社會抽象概念，相反，有人認為，這些論調通常是決定性的，設定條件，社會學理論可以根據這些條件“及時”安置自身，或製定出標準，正是這些標準使得它自身的真理性漸行漸遠。③
因此，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彼得·阿皮安的書的含義，它是實踐性的商業“理論”的新形式的最初表達，它以我稱為特定問題域的科學技術的提升為基礎。這種對“如何解決”(通常是通過適合的案例)特定問題的思考，在商業中有著更為普遍卻長久被片麵沿襲下來的曆史①。
在我看來，在商業領域中，該理論有三個相互區別又關聯的分支，其中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專業團體，它們都在製造和散播著知識與技能。這些領域不僅包括特定種類的人，而且也包括特定的設施，後者是生產和傳播知識的方法中關鍵的部分。有時這些團體也被稱為“計算係統”②,但是，就我個人的目的而言(我的目的在下文中會逐漸明晰起來),這些描述幻想出了一個通過數學方式可以達到的對客觀性的偉大追求，我認為稱為“理論性的網絡”較為合適。
第一個這樣的理論性網絡，我稱為簿記。一直以來，會計學的曆史都是死水一潭，但是，最近十年間它成為知識的主要聚集地，因此，也較為容易地形成了一段短暫的網絡曆史。這一網絡的早期成長無疑是以三種形式的實踐為基礎的。首先就是算盤或計算板：
到11世紀末、12世紀初，關於基礎計算的專著,大體而言，都是關於如何使用計算板的，與之相應的一個新詞是——算盤，意思是用於計算的。在16世紀，計算板非常流行，以至於馬丁·路德可以即興用它們來闡明，精神的平等主義與對個人長輩的順從是相容的。③
但是，計算板是用於計算的設備，而非記錄：使用者們在計算的過程中必須要清除掉之前的步驟，這樣除非返回至開頭並重複整個過程，否則就無法對過程中的錯誤進行定位。如果要永久地記錄答案，必須使用羅馬數字。①
因此，另外一種從西班牙被引入的重要計算實踐，不僅可以更好地用於計算，同時也可以更好地記錄。這種計算方式使用的是阿拉伯數字。即便這些數碼便於使用——它們並不會在計算的過程中抹掉之前的部分，因此也可以被用於核對，並允許計算和記錄時使用同樣的符號——從12世紀被引進一直到遍布整個西歐，“筆算”(這是對阿拉伯數字的稱謂)發展過程大概有300年之久。
最後，複式簿記發明出來。忙碌於大量的交易之中的批發商和其他商人需要懂得一些核對每一筆交易的辦法，一種將借方和貸方分成兩欄的辦法，經過進一步演變解決了這個問題，它很可能產生於13世紀末的威尼斯。這種辦法很快就得到進一步的完善，每一欄要記錄兩次以保持一種複式的賬目，接著，這一方法主要以簿記手冊的形式傳遍了歐洲。
現今，簿記的網絡廣泛地與計算機相連，但是，重要的是，要知道簿記的自動化實踐已經進展到了什麽程度。因此，列表和計算器在19世紀80年代被引入會計學。稍後，用於存儲和分析的穿孔卡片的方法和各種電機設備也開始投入使用。②至此，計算機的出現使得自動簿記的協議開始被建立起來。
第二種理論性的網絡由用書麵程序寫成的企業實踐——編碼和運算法則，企業的價值理念、意見和修辭，以及技術等被固化為操作手冊、公司規章和程序、公司守則和公告等設施——組成。該網絡起源於兩種設施。
第一種是指導手冊，它們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紀。這些都是將實踐知識客體化的最初嚐試①。第二種是，對清單並因此對報告的記錄和編輯，這些清單和報告收集並排列那些迄今不能夠被記錄的信息：
製作清單通常被看成是人類社會高級階段的基本活動之一。因此，傑克·古迪②認為最初的一些記錄就是事物和設備等的清單。福柯③和帕特裏克·托特④以不同的方式表示，生產清單(語言、種族、礦產、動物)促進19世紀科學的演進，並直接導致現代科學的產生。拉圖爾曾聲稱，官僚組織的主要工作就是編輯清單，將之進行排序和對比⑤。這些學者都將注意力從令人眩暈的類型多樣的漢謨拉比法典、神話學、進化理論、福利國家等最終產物上轉移開來。同時，他們已經開始研究使這些生產成為可能的因素。他們翻出塵封的檔案，尋找那些不被重視的、無趣的和機械的清單……
製作清單對於分散於時空中的協作性的活動是基本的……當用清單去協調那些廣布於不同時空中的重要工作時，設計出一種相互呼應的複雜的組織結構和基礎設施是必需的。⑥對清單內容的協商通常采取量化的形式使之具體化——固化，尤其當這些條目數額巨大、花費高或對其他操作有著關鍵影響的時候。判斷的衝動依然存在，但是現在包含了不同的個體、組織和技術等類型相異的行動者。對於勞動分工的決策依然未變，但是現在除了官僚主義，其中還包括基於當下形式的判斷。正如以上引述的學者的結論一樣，大規模的協作如果沒有清單是不可能達成的。同時，這些清單給那些創造它們的階級帶來了一係列實質性的政治的和認識上的改變。①
產生於19世紀中期的新的辦公技術對這些活動進行了重大的改進，這些技術不僅僅具有記錄、模仿、複製和存儲等功能，事實上，通過這些不同活動，它們也在進行創造。尤其是：
最早的大規模生產的打字機出現於1874年，使用者主要是廣大的法院書記官、作家和其他專業領域工作者。由熟練的打字員進行操作的打字機書寫文件的速度是紙筆的三倍，因此，在提升了書寫速度的同時也降低了成本。19世紀八九十年代，企業開始引入打字機，並適時表現了它們不斷擴大的國內外書麵交流所帶來的不斷上升的成本。②
與此同時，現成的表格在商業交往中流行起來。這些表格不僅節約了記錄信息的時間，同時增強了連貫性，也使得抽取必要的信息變得更加容易。(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選項卡功能被添加入打字機中，為打字員在繪製和填寫表格的時候提供幫助。)複製的工作也變得更加容易。複寫紙、膠版印刷、蠟紙被用來生產大量的複本，這些都隨著19世紀80年代蠟紙油印機的發明而告終。隨著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上立式文檔被引入商業世界中，歸檔係統也越來越流行。接著，這些係統催生了索引和組織係統，管理學雜誌和教科書對這些係統已經有了大量說明。卡片文件也變得越來越普遍，這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了同樣的影響。因此，到了計算機時代，許多商業程序、編碼和運算法則都已經被列出，我們隻需要去適應新的媒介就可以了。③
有時候，價值觀、意見、各種修辭和技術都凝固於書麵文字或數字之中。但是，正如它們被囊括進各種可見的形式中進行展示一樣：曲線圖、地圖、排列圖、線圖等，它們為企業的未來展望並幫助自己在“經濟”中定位。①例如：
曲線圖在20世紀早期的使用是為了使那些信息對於使用者來說更便於理解，更引人注目。數據曲線展示的方法至少已經存在了一個世紀之久，它們主要被用於政府統計，以及後來的科學和工程實驗數據。由於受到從係統管理者和工程師轉變的管理者的青睞，曲線圖作為一種能夠收集所分析的信息，以及能夠以高效和引人注目的表格的形式呈獻給管理者的方式，而被廣泛應用。②
通常，這些展示作為背景知識僅僅為企業以何種姿態進入商界提供支持。例如，在安達信谘詢公司90分鍾的課程中有一個特別複雜的示意圖，它提出的問題是：“你為什麽需要這麽多圖表?”經過片刻的停頓，它給出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這裏其他每一個人都知道。”③
圖像的展示依然在更新中，絕大部分是受到計算機的影響，但是，也許過去幾十年最有效的管理工具是不太引人注意的掛圖、頭頂的投影儀和幻燈機等這些在不同場合大量被使用的工具，它們生產、組織並呈現著人們的思想。
據說，在過去的20年間，一種新的將組織實踐具體化的方式，通過計算機軟件能夠在廣大領域廣泛發展，它不僅可以設置標準並同時提供多種選擇，而且軟件憑借自身的力量已經變得越發智能化，並能夠生產出複雜的報告。
第三種網絡也是最新的一種，盡管它的曆史在時間上可以被明確地追溯至——例如，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或者像卡德伯(Quakers)和朗特裏(Cadburys)等貴格派信徒——它的起源，也通常被看成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在英國和美國的心理學中興起的管理學實驗。在英國，一些心理學家的研究，譬如在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邁爾斯(C.S.Myers)和艾略特·傑克斯(Elliott Jacques),以及在海莫的艾瑞克·特裏斯特(Eric Trist),這些研究都對之有著重大的影響。在美國，培訓團體的出現以及由勒溫、利比特(Lippitt)、麥格雷戈、阿吉裏斯(Argyris)等人創辦的國家訓練實驗室，都被看成是對該網絡有奠基意義的事件。從這些基點起，管理學發展出了新的傳統，它開始強調人們之間的互動，自我實現也成為組織成功的主要因素。的確，有人可能會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一網絡與另外兩個網絡有不同的發展方向，並且有意對它們進行補充、拓展甚至削弱。克萊納①向我們展示了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網絡是如何通過所有的渠道以零散的方式被建立起來的，它依靠的是特定管理者們的熱情和企業一時的興致。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它作為“柔性的”管理技巧，如領導力、創造力、情緒思維等而大獲成功。它的成功有四點原
因。第一，該網絡能夠在現存的機構，如商學院，以及後來的管理谘詢公司中找到它的落腳點。第二，它能夠借助媒體的力量來提升自身。的確，該網絡與媒體高度重合，比如，它依賴於那些對管理者、公司成長等有鼓舞人心作用的書籍。②第三，相信該網絡的人能夠對之進行大量的投入，尤其是對其發展起主要推動作用的人力資源部門。第四，它能夠生產並製造它自身所需的大部分互動性的設施，包括所有種類的交易培訓和療法①。但是，它們也包括一些更加常見但是同樣有效的合作方式。因此，現在，商業午餐、研討會和會議等都被看成是商業的基本元素。然而，它們都需要被創造出來。譬如，作為營銷方式的社會活動或研討會可能是由麥肯錫的馬文·鮑爾(Marvin Bower)發明出來向目標客戶銷售服務的，該活動於1940年首次舉辦，名為“臨床晚餐”(Clinic dinner)。商業戰略的會議作為一種開創頂尖的公司管理或與其保持步調一致的方式，可能開創於20世紀60年代，出自波士頓谘詢公司的布魯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之手。②
以上三個網絡並不一定是相互抵觸的。它們在絕大多數的商業企業中保持互動，有時相互抵觸，有時在磨合中並存，有時協調一致。三者的互動產生出新的實踐。例如，新形式的經營指標最初的興起就可以被看成是這些最具重大意義的實踐之一，它們可以被看成是簿記文化向人文主義網絡的發展，例如，“審計文化”的興起。③然而，它們同樣也可以被視為人文主義的形式向簿記網絡的散播，但是，它們更有可能被看成是一種混合物。因此，所謂平衡記分卡方式④,通過強調“更加柔性”的價值，如領導力、人力資源管理、商業流程管理、客戶和市場導向以及信息利用率與質量等一整套商業成功的指標，而對標準的金融經營指標進行補充。反過來，這些柔性的指標會進一步被拆分為更細致的標準，比如，在一家英國的金融服務機構：
記分卡在每個部門的台式電腦上都有展示。每個部門的管理者隻能看到自己部門的信息，每個區域或地區的管理者也隻能看到相關區域或地區的信息等。標題屏幕濃縮展示著每一個區域的數據。例如，客戶服務調查包含了50項內容，但是，這些被壓縮成了區區5點。然而，剩下的內容可能再需要70個屏幕才能將數據完全展現出來。①
如果整體要正常運行的話，那麽每一個部分都必須是有效的。它們必須與“一個‘明確的目標’保持一致，以積極的、最好是帶著感情的方式進行書麵表達，創造一個正麵的形象”②。另外一個例子是“關係軟件”的興起——這些係統不斷地提取客戶的個人信息，因此，它們能夠支持個體間更高層次的互動。這個例子可以從兩個方麵進行解讀：作為簿記文化向人文主義網絡的發展，或者相反，更有可能，這又是一個混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