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些表麵的事實掩蓋了新加坡政府在建立這些聯盟的最初過程中所獲得的國際教育利益。因此在這個部分，我們將通過關注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以及沃頓商學院與新加坡政府簽訂合作策略，來對聯盟的產生過程進行探討。該部分內容，絕大部分基於與一些人的談話，他們都與新加坡的新商學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有關聯，或者包括從1997年到2003年在新加坡生活和有工作經驗的人。

為了適應這些教育機構以塑造新的主體，並同時將新加坡打造成國際商業教育基地這兩個目的，新加坡政府的工作重點不得不進行一些巨大的調整。

首要的改變就是加強新加坡與國外大學的聯係。既然教育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服務”,那麽,把為“外國”消費者提供的教育服務概括為四個模式或途徑將是有幫助的②:(1)跨國界的供給(如遠程教育);(2)境外消費(如國外學生在美國求學);(3)商業資助(如對已經成立的校區進行資助，或通過聯合經營的形式);(4)親身出席(如教師親自到境外授課)。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經成功地實現前兩種教育服務模式了。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後期，當新加坡開始正式允許並鼓勵外國學校在這個城市國家建立相對深入的商業合作的時候，變化就開始了。然而，這一變化隻是有選擇地適用於那些被認為是“世界級的”西方學校。

“商業資助”給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帶來的影響是第二種改變，一種曆史理性的新的聯盟降低了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英式教育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美式模式，克裏斯·奧爾茲(Kris Olds):我不太確定，來自不同地方的學校是否有著不同的傾向呢?

江莉莉(Lily Kong):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因為當我們提到標杆管理的問題時，大概在三四年前，我們說的是要向英國研究評估考核係統的評估和標杆管理模式看齊。當時的副總理滿懷信心地將之全麵引入教育領域。我想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它發生了非常明確又顯著的向北美，尤其是向美國模式的轉變，那時也曾有一種說法是要打造東方的哈佛，這不是泛指北美或者美國，而是特指哈佛大學。我們現在仿效的當然更為多元化，也更實際，但是，它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美國的類型。

新加坡高等教育係統正在發生的這種具有曆史地理性的快速的重構，是由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陳慶炎(Tony Tan)推動的，江莉莉：有一種公認的看法是，副總理陳慶炎對北美的教育係統非常了解，部分原因在於他兒子在波士頓留學，這可能影響了他對高等教育係統的看法。

沃頓商學院的賈尼絲·貝拉絲(Janice Bellace)佐證了她的觀點。然而，陳慶炎絕不可能是新加坡唯一一位青睞美國教育係統的政要，資政李光耀也曾推動美國模式以發展一種更具“企業性質的文化”,

李光耀：英國和美國的價值觀之間有著非常巨大的差異。美國是一個尚待開發的社會，總體而言，美國之前和現在都不存在階級障礙，大家都歌頌著財富，每個人都想變得富有，也都正在努力，到處都有一種想要創辦新公司和財富的急迫感。在創新和創建新的公司，並將新發現或新發明進行商業化運作以產生新的財富方麵，美國是最具活力的社會。美國社會永遠都在前進和變化中。在它的引導下，這個世界被專利包圍起來，它還爭先恐後地生產新的事物，或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將事情完成得更好，同時生產率也在不斷地提升。新的事物在美國暢銷以後也會在全球推廣。

自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在工業上大大落後於日本和德國，而此後的十年間其令人驚歎的複興過程使我完全懂得了美國所謂“創業精神”的含義。然而，對於每一個美國的成功企業家而言，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經拚搏過、失敗過。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停地嚐試，直到取得成功。還有相當一部分成功人士，他們繼續創造並建立新的連鎖企業。美國那些優異的公司就是這樣創建的，這也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所必需的精神。

有必要結合當時的曆史情景中對以上兩位公認的偉大人物進行評價：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美國的大學在全世界許多國家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因此，很顯然，通過那些精選出來的美國人促進“創業精神”產生的方式，這一貼近美國的舉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提升新加坡經濟在環太平洋地區的知名度的努力。對於很多美國人而言，特別是對於那些頂尖商學院的教師來說，新加坡在他們的地理學想象中並不存在，或者，新加坡被很隨意地看成是亞洲式專製主義的溫床。

賈尼絲·貝拉絲：我想強調的是幾乎沒有人去過新加坡。沃頓的很多教師都去了香港，一些人到過中國。20世紀80年代後，每個人都想方設法地去了日本。但是，新加坡大家卻從來沒有去過。因此，對於沃頓的絕大部分教師而言，它完全不為人所知。大家反複地問：“新加坡是什麽樣子?”在最初的兩年中，最大的挑戰在於怎樣讓沃頓的人走出去，哪怕僅僅是去訪問一下。如你所料，基本上所有出去的人都感到非常驚喜。第一個驚訝之處就是它和香港不同。許多人沒有料到，這裏盛行著英語，這裏有多麽現代和繁榮。第二點是，你可以引用這段，新加坡不是一個警察國家。對於很多沃頓教員而言，他們對新加坡的印象都是基於類似《經濟學家》上麵的文章。我的那些同事，不明白《經濟學家》雜誌稱新加坡是“保姆式的國家”的含義，有些誤認為它就像前共產主義東歐國家一樣。我讓他們想一想英國的保姆是如何和孩子互動的，她教導孩子們要自我約束並提升自己。也許在美國，如果政府長篇大論要人們好好說英語，這聽起來非常奇怪，但是對於新加坡人來說，總理這麽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且，如果這對於新加坡的經濟生命非常重要的話，他們甚至認為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一旦沃頓的教員參觀並經曆了新加坡人的生活，他們就會真正懂得什麽是“保姆式的國家”。

第三個改變是關於外國教師演講自由方麵的。新加坡政府嚴格控製的一些規則現在需要進行一些修改——也僅僅是一些而已——為了應對學術界的擔憂：阿爾努·德·梅耶爾(Arnoud de Meyer):我並不想指責他們，但是他們一點也不關心那些發表在沒人看的雜誌上的研究成果。他們隻在乎那些在新加坡暢銷的非學術類雜誌。更進一步說，有三個領域我們必須加以關注。第一，我們不能卷入任何會造成種族和宗教緊張的活動中，一旦我們這樣做了，我們很快就會垮掉。第二，盡管他們並沒有這麽說，但是我知道，新加坡有兩個穆斯林的鄰居，我們必須要小心，我們不能冒犯他們。第三，他們大致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卷入地方政治中，我們最好收拾包袱走人……我們的教師表示：我們對以上兩點沒有異議，我們不會製造種族和宗教的緊張，也不會冒犯鄰國，我們對地方政治也不感興趣，因為新加坡太小激發不起我們的興趣。因此，我們算是同意了，我們可以遵守這些規則。

克裏斯·奧爾茲：這是一個書麵的協議，還是僅僅一個口頭諒解?阿爾努·德·梅耶爾：這是一個口頭諒解；我們沒有形成文字，但是，它貫穿了我們談話的始終。

梅耶爾的說法與貝拉絲和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所主任加裏·哈馬達(Gary Hamada)①的說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新加坡政府比較明確地表示了，與本土的大學和教師的政策相比，國外的教師將獲得更多的自由。然而，由於新加坡國內的和宗教方麵的一些顧慮，有些特殊的問題還是高度敏感的。政府的立場的確使這三個西方商學院不得不考慮，他們是否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術自由政策來教學和研究。結論是，他們可以在這樣一個相對更加專製的政治環境中以自己的方式開展工作。

這三方麵重心的改變——國外大學在新加坡更深入地合作、一種不同的教育模式以及相對更加寬鬆的學術環境——為西方頂尖大學的結構體係在全球範圍的延伸打下基礎。但是，在新加坡國內獲得的優先權顯然並不足以吸引已經邁開全球化腳步的那些頂尖大學。同時還有發展型國家的政府所提供的權力和能力(比如，有針對性的財政補貼),盡管其中帶有一些官僚主義的固執和說服的成分，例如，經濟發展委員會在吸引處於研發核心地區(比如，波士頓)的頂尖大學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與新加坡慣於應對的跨國企業相比，大學相對沒有那麽等級化，正如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服務發展部門的主任譚誌明(Tan Chek Ming)所言：“大家必須全部同意，隻要有一個人不同意，那麽就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委員會團隊的成員都像導遊一樣接待來新加坡訪問的外國教員。期間最重要的事往往是這些教師和內閣總理陳慶炎——即副總理，他負責審核大學教育——教育部長張誌賢(Teo Chee Hean)以及貿易與工業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之間的會議。

譚誌明強調說，這些會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在給新加坡引進享有盛譽的大學時，也給那些訪問者發出一種強烈的政治意向和承諾的信號。團隊成員同時也是房產經紀人，他們在新加坡四處巡視，為這些國外的大學尋找合適的建築位置，他們還為新加坡建立健全商場方麵的法律和金融相關業務提供谘詢服務。①

為了吸引那些商學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充分展示了它的國家化特征，使用可見的財政和別的形式的物質資源作為鼓勵。例如，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就曾在四年多的時間裏共獲得1000萬美元的研究基金，加上軟貸款(借貸國可用本國貨幣償還的貸款)、享有折扣的土地價格(約為市場價格的1/3)、更容易獲得工作許可、住房準入，等等。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所通過將陳旭年故居改造成現在他們自己的“校園”獲得了相當於700萬美元的補貼，最後，新加坡政府成功地資助了沃頓商學院在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分院，在研究項目、研討班和獎學金等方麵提供現金和非現金的支持。

這些形式的物質支持顯然是非常重要的，在這3個商學院能夠利用必要的精神和物質資源，在空間中建構出複雜的製度結構之前，這些短期長期的財政資助都是需要的。然而，還有一些額外的因素促使資本的文化回路進入新加坡的空間之中：這個城市國家在亞洲的戰略性地理位置(以高效一流的樟宜機場為支撐，到3個校區中的任何一個打車隻需要20～30分鍾),對於那些僑民而言這保障了“有品質的生活”,許多校友都是新加坡人，促進跨國企業在新加坡的大量湧現。所有這些因素放在一起通常被看成是一種“國際感”或一種真正的“世界性特征”——全球化城市的特征①。如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阿爾努·德·梅耶爾所說：

我們設計了一份商業計劃並最終選擇了新加坡，因為它有著出眾的政府對商業的支持，對於我們而言，這就是“國際感”。我經常說，你可能會這麽理解，新加坡比中國香港更國際化。我記得我曾經帶著兩隊教師和主要管理人員去中國香港、吉隆坡和新加坡訪問。在走訪每個城市的時候，我都會帶他們走出城中心商業區。在新加坡，我帶他們去參觀了兀蘭市組屋(公租房)的環境。我們的教員和管理者們中的一些有可能會住在這些地方，或者住在海外經濟特區，而不得不與這些地方打交道。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同事說了這樣一段有趣的話，她說當她在中國香港的時候，在城市的外圍，她覺得自己僅處於一個中國城市。當她去吉隆坡，她在街上看到印度人、馬來人、中國人和白種人，但是這些人並不相互交往。可是，在新加坡的兀蘭，她卻看到這些人相互往來。事實上，所有的出租車司機都懂英語。這可能就是我們覺得在這裏比較舒服的原因之一，都是如此這般的細節。

在所有情況下，選擇的過程都是比較成係統的：

我在1995年6月開始對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亞洲校區的可行性進行考察。1996年，在工作之餘我走訪了亞洲的11個城市。那時候，學校的董事會給我施加了很大壓力，催促我盡快完成。我們根據6個標準來對每個可能的地點進行考察。最開始，我們希望能夠在亞洲安置我們的教員，因為亞歐中心已經開始接納和送返教員。對於歐洲工商學院而言，建立一個亞洲校區的另外目的是使我們的教員得到發展。將亞洲校區的建立和教員的發展進一步連接在一起的想法使我們和芝加哥大學以及沃頓商學院區別開來。我們的首要標準就是這些教師們的生活質量，第二個標準與良好的通信設備有關。在我們法國校區和未來的亞洲校區之間必須有一個時區的重疊，考慮到一年中部分時間有8個小時的時差，時區的差異有效地排除了日本，換句話說，時區的重疊會導致在日本建立分校變得非常的麻煩。第三，我們需要一個擁有“國際化”吸引力的地方，第四，我們想挑選一個還擁有其他優秀大學的地方。我們認為，即便我們有50個教師在新加坡，這依然是個很小的團體，我們希望能和其他學者進行互動，這個地方應該擁有大量的流動人口，這樣也會有人來訪問我們。第五，我們希望選擇的地方，當地的政府和商界也都能給予支持；可能還有第六個因素，即當地的“中立性質”,盡管這實質上是一個事後的評價。例如，吉隆坡就沒有新加坡那麽中立；同樣，中國的上海也沒有新加坡中立。花費其實並不在我們的決策範圍，說它不相關是愚蠢的，但是它並不是一個主要因素。當我們製定出這五到六條標準，並將我所考察的11個城市與之相對比時，大約有8個城市很快就被排除了。上海由於某種非市場性的原因被排除，布達佩斯過於偏遠通信不便，東京和大阪也很快落選。總之，將這些原則應用到這些潛在的城市上時，很多城市立刻被排除掉了，就剩下吉隆坡、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但是，對於每一個城市，我們都考慮了三種發展模式。這裏在新加坡，我們可以免費擁有獨立的校園，在吉隆坡，我們考慮和一些大型企業聯合經營；在中國香港，我們或者獨自擁有免費的校園，可以獲得少量的補貼，或者與一個現存的商學院聯合經營。

如梅耶爾在上文最後幾句話所指出的，進入新加坡這個空間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新加坡政府允許不同的商學院選擇各自的進入模式(相比於那些迫使它們從事聯合經營的國家——馬來西亞正是這樣要求的)。盡管這三個學院(沃頓商學院、歐洲工商學院和芝加哥大學)都同時在全球範圍內擴展它們的商業教育和研究項目，歐洲工商學院選擇的是一個相對高風險的新的生產戰略，建立一個擁有自身優先性和研究計劃的全新分校(與麵積較大的楓丹白露校區相比)。在風險等級的另一端是沃頓，它是通過對當地供應者提供思想影響來完成的。通過與新加坡政府合作來建立新加坡管理大學，沃頓的絕大部分風險都分擔給當地政府了。最終，芝加哥的分校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它在尋找一種能夠將它的現成品更加有效地輸出的方式。它已經在歐洲的巴塞羅那建了一個新的附屬校區，並有意在亞太地區複製這一模式。

這三種不同的模式，一方麵受到了金融風險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那些已經發展並散播的商業知識的不同程度的影響。歐洲工商學院對於商業知識看得更加異質化和製度主義，這種知識形式需要較深的地理知識和網絡，比如亞洲。相比之下，芝加哥大學則擁有基於經濟、統計學和行為科學的，非常明確、固定和普遍的模式。

芝加哥大學的巴貝斯(Beth Bader)說，當我們計劃在巴塞羅那和新加坡建立兩個國際性的校區時，我們希望提供和我們在芝加哥一樣的教育成果。由於我們教師的質量與我們MBA課程的質量是一體的，我們認為，確保在巴塞羅那、新加坡和芝加哥提供同樣質量的課程的唯一辦法就是，由同樣的教師來擔任三地的授課任務，因此，我們芝加哥的主要任課教師分別到巴塞羅那和新加坡一周的時間去教授這些課程。每一位教師每學期去兩次，每次上一周的課，而不是像我們在芝加哥校區的全日製課程一樣——超過十周以上每周兩次90分鍾的課程，現在很明顯，這個模式的局限在於我們不能迅速地擴展。我們在EMBA項目的三個方向每年各招收84名學生，由於師資的限製，我們沒有任何擴大現在項目的規模的計劃，也不打算建立另外的校區。

如巴貝斯所言，芝加哥大學通過一個普遍的項目為學生提供培訓，並不需要在有著重大差異的地點之間做出解釋。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所的副主任加裏·伊品(Gary Eppen)說得更為直接：“需求弧線在台灣並沒有下滑，但是，它在全世界都在下滑了。”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所教授說，“你在各處都可以使用基礎的概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