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描述了資本的文化回路是如何與國家建立聯盟，並因此日益卷入全球地緣政治幹預中的。這些幹預產生了新的統治形式，給予知識和進取主體的大規模生產以特權，這些主體能夠同時最優化他們同自身和工作之間的關係。我們特別關注了新加坡，新知識引入新加坡的目的在於創造出“一種新的類型的新加坡人”,他們將更具進取精神，與世界的關聯更緊密，且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樣，依然致力於為“我們最好的家園”而努力。此外，這些新的政府策略旨在使本土的和專業性的移民能夠通過一個持續的“提升”過程來規訓自身，並鼓勵本土大學重構，同時將新加坡“打造”成適合於“國際性人才”的中心。
就新加坡而言，引進資本文化回路的策略同政府一起，作為一個相對不鬆散和機會主義的集合，很顯然希望成為“重建新加坡”的關鍵因素。它的成功將使新加坡從東南亞地區脫穎而出，使之踏上自身國際化的運轉軌道。
梅耶爾說：新加坡以及周邊地區(包括馬來西亞的新山市和印度尼西亞的巴淡島)的地理優勢正在被削弱，新加坡正受到來自中國、越南和印度部分地區的挑戰。換言之，地理上的鄰近性已經不如曾經那樣有價值，有什麽來代替這一點呢?就新加坡政府而言，一個策略正在形成中——將新加坡“遷出該地區”。因此，我看到，發展模式主要集中於使新加坡重塑為連接東京、舊金山和慕尼黑的卓越中心，而不是成為其所在區域的服務中心。這是個好主意嗎?我不確定，我很難判斷，但是，我的確看到了這一政策的進展，很明顯這是一個很大的賭注，也是政府管理所追求的頂峰。
當然，正如梅耶爾所說，任何政策都是有風險的。其中一個風險就是，這一吸引資本的文化回路策略可能太過成功，某一種或另外一種新的形式的教育機構不斷堆積可能會超出新加坡將之傳遞出去的能力。確實，2002年9月，經濟評論委員會建議新加坡成為另外“100萬自費的國際學生和100萬國際企業管理者培訓”的“國際性校舍”①——這一政策無論對國家還是對資本的文化回路而言都是一種挑戰，說得委婉一點的話。另一個風險是，對國外大學的學術自由的非正式協議將受到檢驗，正如在新加坡的那些外國媒體時不時會受到檢驗一樣。再者，這個小島國的經濟部門之間可能會出現衝突，這也是風險之一：一個是為員工提供服務的服務性部門，對生活質量有著較高的要求，與之相對的是另外一個迅速增長的化學藥品部門，它日漸排放越來越多的有害物質到沿海的大氣層中。麵對上述任何一種情況，這些精英商學院都可能會搬到更好的地方去，此時這一亞洲猛虎就會發現自己處於騎虎難下的境地——猛虎可能會像那些曾經陳舊的管理觀念一樣被拋棄。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係列集合(與“將具有讀寫和計算能力的大腦變得更具創造力和生產性”相關)的未來和可行性都要被充分地進行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