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明，墨家是“尊天”的。
墨子強調：“我有天誌，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數，言語不可以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墨子。天誌上》）墨子把天的意誌看作輪匠手中的圓規，木匠手中的曲尺，以天誌、天意為準繩，來衡量天下事物與人的言行。
墨子認為，“天”是有意誌的，天和鬼都能夠賞罰善惡。“尊天”和“明鬼”是墨子思想中重要的兩個單元。墨子是個“有鬼論”者，他常講的十個論題中，《天誌》和《明鬼》是專題論證鬼神問題的，占了五分這一。即使在講別的問題時，他也常常要提及鬼神問題。他認為鬼這種東西是存在的，“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要知道鬼神的有無，“何不嚐入一鄉一裏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嚐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他認為：“以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可證明鬼神是存在的。他舉出周宣王殺杜伯而杜伯為鬼的故事和周穆公晝日見句芒神的故事，以此為例，斷言“鬼神之有，豈可疑哉”（《墨子。明鬼下》）。那麽，墨子是不是僅僅憑著片麵的感覺經驗甚至是憑著主觀的錯覺甚至一些荒誕不經的傳說，就摒棄了理性思維，跌進了迷信的泥潭呢？
要廓清這個問題，先要弄明白墨子為什麽要提出“尊天”“明鬼”？
《墨子。魯問》說了這樣一段話：“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這裏，墨子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到了一個國家，必須根據這個國家的具體國情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如果這個國家正處於混亂之中，你就得講尚賢和尚同，如果這個國家很貧窮，你就要給他們講節用和節葬。如果這個國家沉湎於聲色犬馬，你就要講非樂、非命。如果這個國家不行義政，你就得講尊天、明鬼。如果這個國家喜歡到處侵略擴張，你就得講兼愛、非攻。總之，這十個論點，是需要根據各國不同的情況，有的放矢地擇而言之。至於“尊天”“明鬼”之論，其所針對的對象，是“**僻無禮”、不行義政的國君而言的。讓他們知道有意誌而賞罰分明的天、鬼的存在，心存畏懼。
墨子指出：“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墨子。天誌中》）。他進一步認為，天帝鬼神設立國都、立正長，是為了百姓萬民的利益，百姓萬民的利益是天政的惟一標準。“天鬼百姓之利”是“政事之本”（《墨子。尚賢下》）。為政要“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力”、“下中人之力”。墨子認為，天帝鬼神之利和百姓萬民之利是統一的。一方麵，天帝鬼神代表百姓萬民的利益，另一方麵，百姓萬民的利益也是天帝鬼神利益的體現。同時天帝鬼神的意誌也代表了百姓萬民的意誌，是百姓萬民意誌的折射。“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墨子。天誌中》）。
墨子的“尊天”“明鬼”觀念，也曾受到過他同代人甚至他自己學生的質疑，《公孟》篇裏有個故事說，有一次墨子病了，躺在**，他的一個學生名叫跌鼻的來看他，問老師說：“先生您認為鬼神什麽都知道，能夠給人賜福或降禍。做了好事會得到鬼神的獎勵，做了壞事會得到鬼神的懲罰。如今先生是大聖人，為什麽也會生病呢？是不是先生您說過的話也有錯的？還是鬼神實際上也並不是什麽都知道？”
這個學生的質疑讓墨子很尷尬。墨子怎麽回答呢？他說：“盡管我現在病倒了，可是你怎麽會得出鬼神不是什麽都知道的結論呢？人生病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或者由於天氣冷熱不均，或者由於人勞累過度等等，比如一棟房子有一百個門，你隻關了一個門，盜賊照樣會進來呀。”可以讓人生病的原因有一百個，鬼神的作用隻是百分之一，墨子在這裏也說出了自己的困惑。
在《明鬼》篇中，墨子也做出過“假定鬼神真的不存在”的推論，如果世界上真的沒有鬼神，那我們祭祀鬼神又有什麽用呢？墨子說，用處多多呀！祭祀鬼神用的食物，不是當做垃圾倒掉，而是聚合起鄉親們來撮一頓，大家借機娛樂一下，又可以增進鄰裏間的感情，又有什麽不好呢？
墨子講“尊天”“明鬼”，其真正的目的就是為了他的為政治國的“義政”之道提供理論依據。他指出：“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墨子。天誌上》）。義政即是天道，尊天、明鬼就是讓人為義、行義政。而從另一個角度說，百姓萬民也正是通過“天”來“政”國君，天地鬼神與百姓萬民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首尾相接的圓圈，這就是墨子設計的“天人合一”的模式。
那麽，這個“天人合一”的理論實質又是什麽呢？即天帝鬼神的意誌與百姓萬民的意誌相一致。這也是墨家的“天人合一”與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不同之處。
墨子的“天人合一”論，還有其另一方麵的內涵，也就是即“尊天命”又“非天命”。
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對矛盾。但實際上，墨子“非天命”的思想，與他的“尊天命”的思想是一致的。墨子的“尊天”，是把天做為能賞罰的人格神來尊的。天能施賞罰，是以人能否“行義”為標準的，“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墨子。非命上》）。他以禹湯文武之事，論證天下之治並不是由命來決定，而是行義政的結果。
墨子對儒家的天命觀提出了批判，他認為，儒家所謂“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的天命觀是非常錯誤的，這個觀點，“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墨子。非儒下》）。這種生死由命、富貴在天的理論，隻能讓人消極，是“暴王所作，窮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墨子。非命下》）。這種天命論，是自詡“受命於天”的暴虐的國君用來麻痹人民的，是那些窮途末路不求進取的人拿來為自己的頹廢尋找遁辭的，它足以消磨人的鬥誌，讓人安於現狀，所以它並非仁人誌士之言。儒家宣揚的天命觀，是指人的智慧和力量對之無可奈何的某種先天的必然性，非人力所能改變，墨子則主張人們應該在認識世界的基礎上，用自己的力量頑強奮鬥，改變現實，有所作為。
而真正的天意是什麽呢？是“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墨子。天誌中》）。真正的天意，是希望人努力經營，按正道實施教化。國家管理者盡心盡力去治理國家，百姓努力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而不是聽天由命，無所作為。
《墨子》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次，墨子從魯國往北到齊國去，半路上遇到一個算命的先生。這個算命先生對墨子說：“今天上帝在北方殺黑龍，先生您的臉黑，不能到北方去！”
墨子沒有聽這位算命先生的話，繼續往北走。他走到淄水河岸，一看，因為剛下了一場大雨，淄水河暴漲，過不去了，隻好從原路折回。在回來的路上，又看到了那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得意地對墨子說：“怎麽樣？我說你不能向北走吧？”
墨子卻不買他的賬。他說：“淄水暴漲，南方的人不能到北方去，同樣，北方的人也不能過河到南岸來。他們的臉色有黑的，也有白的，為什麽都過不了河呢？況且老天在東方殺青龍，在南方殺赤龍，在西方殺白龍，在北方殺黑龍，如果按你說的那樣，那麽天下還有誰能行路呢，你這不是存心欺騙人嗎？”
可能有的聽眾朋友會問，你剛才講墨子相信有鬼神，提倡“尊天”“明鬼”，而這個故事中的墨子又分明是個無神論者，他用歸謬法駁斥了算命先生的觀點，完全按照世界的本來麵目來解釋世界，墨子到底是有神鬼論還是無神鬼論？
我說，這是兩碼事。墨子主張有鬼神，是借神道設教，但他同時又是反對儒家的天命觀的。他並不否認事物有本質和規律，而且認為這本質和規律是不受主觀影響而存在的。他在《非命》中強調，古代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世界還是這個世界，人民還是這些人民，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這分明是人力的作用，與所謂的“天命”哪兒有一點關係？由此可見，人之貧富，民之眾寡，天下之治亂，生命之壽夭，都不是由命決定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
墨子指出：“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包而去其冠也”（《墨子。公孟》）。什麽意思呢？是說教人學習，又堅持命定論，就好比叫人用帽子包裹頭發，卻又叫人們把帽子取下來一樣不可理喻。墨子是個行動論者，他強調“行”，即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主張人應該“賴其力”、“用其力”，卿大夫應“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智”，為國家謀劃，而農夫呢，應該早出晚歸，強力耕稼樹藝，多積蓄糧食，農婦也要起早貪黑，努力紡紗織布，多治麻葛，這樣才能富強安樂。“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墨子。小取》），儒者宣揚有命論，不等於事實上有命。
墨子之後的孟子提出了“順命”論，認為人隻能順應命運，但又主張通過“內省”，可以達到“萬物皆備於我”的境界。墨子的非命論，則指出隻有強力從事才能掌握和利用外部世界的事物，不等不靠，身體力行，才能改變自己的生活乃至社會地位，把“行”的效果作為檢驗認識的真理標準和價值標準，對於我們今天，墨子的理論也有著重要的迪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