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90後”“00後”，已經很難理解那個特殊年代的人了。
用“野草”來比喻他們，絕不是貶低，而是事實便是如此。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真正的野草時代，又是一個真正的大時代。浩**的颶風再次席卷中國，沒人能夠逃脫。
原來管控嚴密的社會漸漸放寬限製。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天生就像野草，當一批人懷抱著“中華興亡，匹夫有責”的夢想創業，當更多人在“發財致富”的欲望推動下野蠻生長，蜷縮的巨人開始伸展自己的身軀時，整個中國爆發出了無比強大的戰鬥力。
失去壓製的野草瘋狂生長，後來，它們有的成為參天大樹，有的半道夭折，有的長成了稀奇古怪的形狀，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就此誕生，“企業家元年”開始了。
在世界曆史中，有一個神秘的“軸心時代”。公元前500年前後，在中國、印度和西方等國家和地區，人類文化出現集中突破現象，奠定了各自文化的基礎和範式。那是一個哲學家、思想家百花齊放與群星璀璨的時代，中國有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諸子百家，印度出現了釋迦牟尼，古希臘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20世紀80年代後的中國，則是在經濟方麵開始了大爆發，40來年時間，便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能夠借著這股浩**的颶風成為一名“捕風者”，是那一代人獨特的機遇和幸運。這種機遇，再也不會有了。
讓我們把鏡頭轉向20世紀80年代初的深圳。幾年後，萬科、中興、華為將在此誕生，再過些年，騰訊也將在這裏登上舞台。
這是一個剛剛從偏遠貧窮縣城變為特區的淘金之地，中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全中國關注的焦點。
書生意氣的下海者，野心勃勃的悲情英雄，不擇手段，一夜暴富的投機者，坑蒙拐騙的不法分子，構成了這座城市的基本麵貌——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充滿**的城市，也是一個濁浪滔天、魚龍混雜的城市，轉業軍人任正非的下半生，就將牢牢拴在這樣一個地方。
1983年，任正非以技術副團級的身份轉業。
與普通的轉業不同，任正非轉業是因為國家調整建製，撤銷了基建工程兵。但這並不表示任正非是一個被淘汰者，事實上，他是軍人中的佼佼者，部隊很希望他留下，把他安排到一個軍事科研基地。那是不錯的出路，但已經是兩個孩子父親的任正非還是選擇了轉業。如果任正非當初選擇留在部隊，自然就不會有後來的華為了。
南油集團，是當時深圳最好的企業之一，負責對深圳經濟特區西部約23平方千米的區域進行綜合開發建設和管理。任正非與妻子一起複員，轉業至南海石油的後勤服務基地。這一年，任正非39歲，馬上到不惑之年。
就這樣熬著資曆，也是一種安穩人生，可惜那不是任正非想要的人生。
任正非從來都是一個不安分、自我驅動力極強的人，在部隊時，他就有多項發明創造，研製出了空氣壓力天平，兩次填補國家科技空白。1977年10月，任正非所屬的基建工程兵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一千多名領導幹部和先進典型。10月24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代表，表彰了一批工程技術人員，其中就有任正非。
第二年，任正非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知識精英超過6000人，其中35歲以下的不足150人，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
1982年，任正非參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擁有這樣耀眼履曆的任正非，看到集團的一些領導麻木度日、得過且過，直來直去的他提出要“承包”其中一個公司，並願意立下軍令狀，結果得到的是白眼。
為了安慰任正非，集團領導安排他擔任一家電子公司的副總經理。
沒想到，任正非在這裏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個“滑鐵盧”：他在一筆生意中被人坑了，公司200多萬元貨款收不回來！
在軍隊待過多年的任正非終究還是太單純了，不懂什麽是市場經濟，不懂人心險惡，甚至都不好意思談錢，也不懂得防範別人，就這樣一頭紮進險惡的商業生態圈，結果可想而知。
慣做技術的任正非這時候還不是商業英才，隻是一塊璞玉。
任正非也不諱言自己當初的失敗和窘迫：“走入地方後，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我在一家電子公司當經理，也栽過跟頭，被人騙過。後來也是無處可以就業，才被迫創建華為的。”
2018年，北京，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采訪新東方創始人、天使投資人徐小平，徐小平講了一個投資案例：
他投資了一位在某個領域數一數二的科學家。一年後，這位科學家來到徐小平的辦公室，說要用自己的這項技術做一個商業模式。
徐小平聽完，對這位科學家說：“聽你講完，我恨不得打自己耳光。”
其實徐小平不是想打自己，而是想打那個科學家，因為他提出的商業模式簡直愚蠢透頂。
那位科學家是科學上的巨人，卻是商業上的侏儒。
作為天使投資人，徐小平主要投的就是“人”，看對眼就給錢。這是他跟無數創業者打交道培養出的直覺。他看人的標準有三個：學曆、經曆和魅力。這位科學家有學曆，也有魅力，但是他沒有商業經曆，所以他是商業的絕對門外漢，如果去做了，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
即便是世界排名數一數二的科學家，當他踏入新的領域，也比白癡好不了多少，甚至不如一個普通人。
任正非顯然不是那種隨便跨進一個領域就可以做得如魚得水的天才。
現實給任正非補上了一堂至關重要的社會實踐課。
雖然從小到大飽嚐艱辛，但當兵後任正非還算順風順水，並慢慢嶄露頭角。人生直跌穀底，這對任正非而言還是生平第一次。
那時候，內地城市人均月工資不到100元，按購買力計算，這200多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一個億！在這種情況下，任正非在南油集團的鐵飯碗保不住了。任正非被南油集團除名，任正非苦求留任，卻遭到了拒絕。
遠在貴州的父母聽說了任正非落難的消息，不遠千裏趕到了深圳，陪伴著他。
已進不惑之年的任正非背負200多萬元債務，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贍養，下有一兒一女要撫養，還要兼顧六個弟弟妹妹的生活。他們一家人擠在深圳的棚戶區，房子隻有十幾平方米，連做飯、吃飯都隻能在陽台上解決。為了節省開支，父親任摩遜從不上街買香煙，隻吸從貴州老家帶來的劣質香煙；母親程遠昭隻在集市上買死掉的魚蝦，因為魚蝦一死就十分便宜，隻在晚上才出去買菜與西瓜，因為賣不掉的菜便宜一些。
多年後，已經回到貴州的父親母親相繼意外去世。子欲養而親不在。任正非悲痛萬分，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我的父親母親》，心中的悲愴、辛酸、內疚和悔恨幾乎溢出紙麵，痛恨自己“實際上是一個不稱職的兒子”。
這一年，任正非的婚姻也出了狀況，妻子離開了他。
工作和婚姻，人生兩大支柱同時折斷，前行之路陷入無際的迷茫與昏暗，任正非內心的鬱憤可想而知。
但福兮禍兮兩相依，工作上碰壁、婚姻上的變故，讓任正非開始反思。他慢慢改變過去的孤傲，學會了妥協，學會了灰度哲學。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對自我和社會的認識，不知絆倒了多少創業者，其中不乏事業做得如日中天的企業家。
1988年，同樣是轉業軍人的32歲的王遂舟也選擇了下海，去鄭州亞細亞百貨廣場擔任總經理。很快，極具商業天賦的王遂舟就把亞細亞做成了鄭州的標誌品牌，亞細亞的廣告響遍全國。然而幾年之間，這個商業天才一意孤行，四處擴張，“大霧天裏縱馬狂奔”，硬生生毀掉了一手創造的亞細亞奇跡。
在最後一次集團董事長會議上，王遂舟語氣沉重地反思道：“這次回來，看到商場大樓，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主帥無能，累死三軍。由於我的盲目、草率、想當然，帶來大批的幹部、員工累死累活，而且效果不好。自己在不惑之年，才真正明白社會的複雜、人世間的殘酷，搞一個企業真的太不容易，我心裏非常慚愧。”
這就是“後車之鑒”。
任正非終於在痛苦中實現了思維的轉變。後來，他有感而發，說：“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為才開始偉大。”
這時候的任正非，還在承受雙重痛苦的煎熬，沒有時間去悲傷和怨艾，他必須盡快想辦法賺錢，給家裏人提供生活來源，用他一貫的韌性把這個家撐起來。
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做程控交換機的朋友讓任正非幫他賣些設備，幾次合作之後，這個已經錯過最佳創業時期的44歲中年人萌生了創業的想法。
1987年10月，在深圳灣畔雜草叢生的兩間“簡易房”裏，日後改變中國乃至世界通信的華為就這樣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