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歐亞大陸邊緣的島國，日本在吸收外來文化上沒有什麽負擔，隻要認為值得學習便不遺餘力地加以模仿，明治初年的“文明開化”便是如此。“文明”一詞來自《易經》，為光彩、光輝之意；“開化”一詞來自顧愷之的《定命論》，為教導開化、推動社會進步之意。在日本曆史上特指1870—1889年之間的學習西方文化、風俗，最初有啟蒙之意，但後來成為西方社會風俗的代表。正如當時報紙雜誌所說的那樣：“敲敲半發頭，發出因循守舊的聲音；敲敲全發頭，發出王政複古的聲音；敲敲短發頭，發出文明開化的聲音”，從裏到外全盤西化。
從衣食住行上看，1867年出現牛肉店，1870年開始穿西裝、製造鞋、使用洋傘、發明人力車、使用自行車，1871年政府頒布《散發令》提倡理發，出現西餐店及西洋建築、使用桌椅，1982年流行戴帽子、喝啤酒、開通鐵路，1873年出現卷煙，1874年銀座出現煤氣燈，1887年使用電燈等。“文明開化”也有大力改革風俗習慣的一麵，例如1876年京都府告諭獎勵上學、落實衛生法等，另外還禁止在戶外張貼神佛畫像、唱念詛咒，禁止觀星術、風水、看相、算卦等，甚至廢除盂蘭節會、六齋念佛、歌唱念佛等。在新政府看來，這些民間傳統是不可理喻的邪教，妨礙現代化，必須加以破壞。
除表麵上的這些東西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也遭到“文明開化”，但顯然有些矯枉過正，其中最突出的是“鹿鳴館外交”。為修改幕末時期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明治政府成立後不斷與外國交涉，但遭到列強的拒絕，其中英國最為強硬，並認為日本人仍是不文明的野蠻人，修改條約為時過早。主持談判的外務大臣井上馨曾兩次留學歐洲，是一個有名的“西洋迷”，認為日本人達到歐洲人的水平，就可以順利地修改條約，因而大力推行歐化主義。首先政府支出20萬日元，在東京市中心建造一座歐洲風格的迎賓館——鹿鳴館，經常舉辦盛大的舞會，招待外國公使、商人等。為掌握社交舞的技巧，政府高官及其夫人拜外國教授為師，開辦講習班，努力練習。其中一位日本女性發揮較大作用，即隨岩倉使節團出國留學的五名女童之一山川捨鬆。山川與另外一位女留學生津田梅子同在美國滯留11年，1882年回國時兩人約定終身不婚，致力於建立女子學校。但回國後沒有合適的工作，一年後山川與陸軍大將大山岩結婚，恰好鹿鳴館開張，教授政府高官禮儀、跳舞，並親自上陣與外國人社交活動，忙得不亦樂乎。津田後來開辦女子英學塾，也得到大山捨鬆的協助，該校發展成有名的津田塾女子大學。
與此同時，井上還參與東京大學教授們發起成立的“羅馬字學會”，主張廢除漢字，改羅馬字，會員最多時超過一萬。另外還開展將基督教作為國教、與外國人通婚改變人種、喝牛奶吃麵包、說英語或法語等運動。受其推動，明治政府為使日本變得像歐美那樣文明，嚴厲禁止**和隨地小便，1878年因隨地小便被處罰的人超過5000人，因**被處罰的人超過7500人。歐洲的貴族經常在大劇院中欣賞歌劇或話劇，為培養日本人類似的高雅趣味，井上專門組成“戲劇改良會”，研究將日本傳統的歌舞伎改造得更為高雅，並在市中心建造大戲院招待外國人和政府高官。但是，井上的歐化主義政策和運動並沒有獲得什麽效果，因國內外的反對，其修改條約的計劃也遭到挫折。
作為歐亞大陸邊緣的島國，日本在吸收外來文化上沒有什麽負擔，隻要認為值得學習便不遺餘力地加以模仿，明治初年的“文明開化”便是如此。
另一方麵，也有實施不徹底的地方或複舊的東西。例如“身份製解放令”，名義上過去的賤民與平民相同，但直到今天部落民仍然受到嚴重的歧視；頒布了《廢除娼妓令》，但隻要本人願意便可以繼續從事該職業，直到昭和三十一年（1956）頒布《禁止賣春法》，該行業才明確受到禁止；雖然西服普及得很快，但鞋子遲遲不穿，甚至也不穿木屐或拖鞋，直到明治三十四年（1901）政府還特地頒布《禁止裸足令》；最具有代表性的複舊是“廢佛毀釋”即廢除佛教的運動。
明治政府成立後，為實現“神道國教化”的目標，在1868年3月頒布了一係列稱為“神佛分離令”的法令。首先命令神社的別當、社僧還俗，接著頒布《神佛判然令》，禁止將羽黑權現、金比羅大權現、八幡大菩薩等容易混淆神佛的名稱作為神號，同時禁止以佛像為神體，撤出神社中的佛像、佛具，另外還命令擔任神職者進行神葬或祭祀等。盡管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各藩均進行了激烈的廢寺活動。鬆本藩將所有佛教信徒改信神道，薩摩藩廢除全部1006個寺院，讓2966名僧侶還俗，高知藩596個寺院廢除451個，富山藩1600多個寺院中僅保留7個。據推測，當時全日本大約20萬個寺院，約有2／3遭到廢除，和尚遭到歧視。大量的佛像、佛經、佛具被燒毀，建築物的石塊、金屬被賤賣，是一場浩大的文物破壞活動。政府隨後出麵解釋“神佛分離”不是廢除佛教，並製止過度行為。該運動的興起一方麵是國學家和神道學家借“王政複古”之際趁機擴大自己勢力，另一方麵也有普通民眾對江戶時代實施“寺請製度”（寺院管理戶籍）的強烈不滿。
也有借機行事的“文明開化”，例如實施陽曆。明治維新以前日本采用按照月亮盈虧計算天數的陰曆，歐美則采用按照太陽運行計算天數的陽曆。因此，不僅在外交活動上十分不便，而且也應是“文明開化”的內容。當時因地稅改革、秩祿處分、殖產興業等措施，政府財政十分緊張，掌握國家錢袋子的大藏卿（財政部長）大隈重信在1872年9月查看第二年日曆時，突然發現1873年閏六月。自1871年9月開始，政府官員的工資從年薪製改為月薪製，這樣一來，1873年將發13個月的工資。如果將陰曆的1872年12月3日改為陽曆的1973年1月1日，那麽12月僅剩下兩天，而且按照慣例每月1日是休息日，上一天班可以不發工資，再加上改曆，就可以不發兩個月的工資。如此一石兩鳥的妙計當然需要馬上實施，於是在1872年11月9日，政府頒布了《改曆詔書》和有關改曆的《太政官通知》。
也有身體力行“文明開化”的官員，例如提倡現代婚姻形式的森有禮。其在幕末留學英國，是明治新政府最初的駐美外交官，在美對日本留學生演講是鼓勵講英語、與外國女性結婚。回國後發起“明六社”，大力開展啟蒙運動。1874年在《明六雜誌》上四次連載其撰寫的“妻妾論”，提倡一夫一妻製、男女平等、契約婚姻等。1875年，29歲的森有禮與21歲的幕臣之女廣瀨常結婚。在森有禮的寬大住宅裏，身穿禮服的森與一身婚紗的廣瀨牽手出現在200多名參加者麵前，宣讀事先準備好的婚姻契約書，兩人與證婚人東京府知事大久保一翁、慶應大學創辦人福澤諭吉署名，結婚儀式在自助餐後結束。夫婦關係很好，經常在飯後玩撲克牌遊戲。但11年後發生婚變，據說是妻子出現問題，但真相不明。森有禮41歲時再婚，新娘為岩倉具視的五女寬子，家庭生活幸福。但兩年之後，時任文部大臣的森在參加憲法頒布典禮後回官邸時遭暗殺，凶手來自山口縣士族，借口是森在參拜伊勢神宮時有不敬行為。森有禮的去世具有代表性，“文明開化”作為運動至此結束。
社會精英帶頭文明開化，甚至明治天皇率先理發、穿西裝、吃牛肉，但下層民眾特別是農民難以接受。製定戶籍，廢除江戶時代的莊屋及組頭，新設區長及戶長、頒布《征兵告諭》和《征兵令》、製定國民皆學的《學製》、獎勵接種牛痘等措施，在村子裏引發各種流言蜚語，例如洋醫在河流及水井裏投毒、新建醫院用針灸取脂肪、夜間誘拐兒童、將年輕女子與牛賣給外國人、服兵役要獻血等，甚至有些農民將政府機構中推行改革的官員也看做是外國人，結果各地先後爆發反對“解放令”、“征兵令”、“學製”的暴動。從數量上看，1871年12起，1872年5起，1873年27起。民眾襲擊的對象是區戶長住宅、小學校、電線杆及部落民居住地等現代化政策的體現物。
由此可見，即使是日本這種集團主義色彩濃厚的民族，在近代國家形成過程中也有相當程度的抵抗力量，樹立天皇絕對權威、強調傳統價值觀念、渲染對外戰爭是解決問題的重要途徑，因而到明治憲法頒布之後，《教育敕語》、“日本主義”、甲午戰爭順次出現。
“隻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當然還需要自己的影響力——日本人花費了很長時間才明白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