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重視教育倒是不假，但教育什麽內容卻是問題，近代灌輸忠君愛國思想，雖然對趕超歐美所需的服從、紀律、貢獻、犧牲等意識的形成起到推動作用，但很容易盲目地隨從並走向自我毀滅之路。
在教育問題上，一開始明治政府模仿浪漫的法蘭西人，既搞學區製度，也崇尚個人立身治產的實用主義，甚至提出“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的有教無類原則。根據1872年頒布的《學製》，全日本分為八大學區，每個學區設1個大學、32個中學區；另外，一個中學區設210個小學區。通算下來，總共有8個大學、256個中學、53760個小學。作為義務教育製，從受益者負擔的理論出發，學校建設費、維持運營費均由地方負擔，也向受教育者征收學費。
上述計劃並不適合日本的現實狀況。首先從人口上看，平均每600名日本人就有一個小學。盡管早在江戶時代就有藩校、私塾、寺子屋等傳統學校，而且地方也熱衷辦學，例如利用寺院開設小學、富裕者出資興建學校、學費減半等，但入學率仍然不高。在1升米隻有7錢的年代，每月學費高達50錢，普通人家實在承擔不起。當時小學分為上等小學、下等小學，各4年共8級，半年升1級，如果不能升級就退學，堅持到底者很少。例如伊丹小學下等小學入學時有291人，畢業時隻有9人，同齡兒童中的畢業率為1.1%。1873年，全日本共有12597個小學，男生共有880335人，入學率為39.9%；女生共有302633人，入學率為15.14%，平均入學率不到30%。
1879年，政府頒布修改《學製》的《教育令》，受“自由民權運動”的影響，新法參考美國的學校製度，地方政府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實施教育，小學最低就學年限規定為一年零六個月。但第二年政府以入學率低下為由修改《教育令》，學科中以“修身”課為第一，強化地方長官的教育行政權限，最低就學年限為3年。實際上，這一修改的背景是自由民權運動不斷高漲，政府感到威脅，希望在學校教育中鏟除運動的思想基礎，這也是從自由主義教育向國家主義教育轉化的第一步。
“洗腦”，無論什麽時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
曾在1926年和1931年兩次擔任首相的若槻禮次郎1866年出生於島根縣鬆江藩下級武士家庭，回憶自己7歲時腰中插把木刀去寺子屋上學，功課是天天練字。很快轉到新式小學校就學，在20人的班級裏寫字排第二。若槻小學畢業後進入中學，因交不起學費退學，1881年成為無須教師資格證明的代課教員，月工資為1日元50錢，夥食免費。學校最初是在民家，後來搬到牛棚的二樓。下麵是牛叫，上麵學生喊，一片嘈雜聲。牛棚的所有者是校長本人，是村裏的首富，十分受人尊敬，因而教員隻有60歲的校長和16歲的若槻。此時全日本共有28742所小學，入學率男女平均為42.9%。男女教員共有76618人，平均每校不到3人，算起來若槻任職的學校教員還不是最少的。
1886年，實施內閣製後擔任首位文部大臣的森有禮已經轉向國家主義，主張教育為國家服務。在其主導下頒布《小學校令》，為提高當時僅有48.9%的入學率，明確提出“義務教育製”，規定父母、監護人具有讓學齡兒童接受教育的義務。小學分為普通小學和高等小學，四年製的普通小學為義務製，上麵設置四年製的高等小學。盡管是義務製，但仍然征收學費。教科書是審查製，從中也可以看出國家主義的色彩。《中學校令》規定普通中學為5年，高等中學為2年。《師範學校令》規定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地方為普通師範學校，接受軍隊式的訓練，免除學費，並支付衣服等日常費用及其他補助。《帝國大學令》將1877年成立的東京大學改為東京帝國大學，明確規定這所大學為培養行政官僚的學校。在總稱為《學校令》的這些有關教育的法律中，森有禮提出其目的是“富國強兵”，但沒有強調“忠君愛國”，成為其被暗殺的原因之一。
盡管采取上述措施，但入學率仍然沒有得到上升，到1890年時仍為48.9%。其主要原因是“鬆方財政”的影響，嚴重的財政緊縮使政府減少公共教育費，學校、教員的數量同時大幅度下降。
曾在1882年製定《軍人敕諭》的山縣有朋1890年擔任政府首相，感到頒布憲法、召開國會之後應加強“忠君愛國”的道德教育，於是安排自己的心腹芳川顯正擔任文部大臣，在法製局長井上毅、天皇侍講元田永孚的協助下，製定了《教育敕語》。其中要求“爾臣民應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其目的是“一旦有緩急，則應義勇奉公，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的名義頒布，以首相和文部大臣的名義將教育敕語抄寫本下發到各個學校，要求學校集會時學生一起朗讀。
除教育敕語抄寫本外，稱為“禦真影”的天皇、皇後照片也下發到各個學校。與教育敕語抄寫本不同的是，禦真影並不是發給所有的小學，隻有自己提出申請而且是優秀的學校才能從文部省得到。1891年6月，文部省頒布訓令，要求學校在節日或其他集會活動時必須符合下述程序，即：第一，向禦真影敬最大禮並高呼兩聲陛下萬歲；第二，奉讀教育敕語；第三，校長訓示；第四，齊唱歌曲。為此，1893年專門規定上述場合齊唱的八首歌曲為“君之代”、“紀元節”、“天長節”等。紀元節為建國紀念日，天長節為天皇誕生日，另外還有元旦等三大節日時，全日本各地的學校及其附近的居民集中在一起進行“奉讀”、“拜戴”。1891年1月9日，在第一高等中學的開學典禮上，作為基督教徒，內村鑒三在朗讀教育敕語之際沒有向“禦真影”敬禮，當天就被罷免了教師的職務。
為使孩子們能高興地參加儀式，學校想出各種招式，例如帶他們到操場或野外做體操或遊戲，或者讓他們畫畫，或者發水果饅頭等，以至於也有將這種儀式稱之為“饅頭節”的地區。1900年不再征收學費，1903年國定教科書，1907年將義務教育年限延長，即將普通小學的4年改為6年，上級小學改為2—3年。各種因素發揮作用，明治末年普通小學的入學率接近100%，但進入中學的人仍在少數，約15%—20%。
日俄戰爭前後，學校獎勵背誦和默寫教育敕語，盡管全文隻有315個字，但對小學生來講，背誦使用文言的教育敕語還是較難。當然，經過嚴格訓練後，每個人都能倒背如流，經過50年後仍然印在腦袋裏——直到20世紀末仍有人可以背誦。1910年，四年級使用的國定修身教科書首頁全文刊登教育敕語，附有讀音的假名字母，但五年級的教科書不再加上假名字母，此時就得全部記住。據說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為辨別在日居住的朝鮮等外國人就是讓其背誦教育敕語，如果背不上來或發音不準確就可了然。
在教育敕語頒布的第二年，文部省專門向地方政府下達訓令，要求各校以最大的尊重安置“禦真影”和教育敕語抄寫本，否則將處以嚴厲的懲罰。這樣一來，學校安排教師夜晚輪流值班，並出現了舍命保護“禦真影”和教育敕語抄寫本的虛假事跡。關東大地震時，校舍倒塌、“禦真影”燒毀的小田原學校也有燒死在廢墟中的女性教師，於是將其塑造為搶救“禦真影”而死的英雄。
1910年後，各個學校為最大地尊重安置“禦真影”和教育敕語抄寫本，專門建造一座小廟式的建築物，稱之為“奉安殿”，孩子們上下學時必須對其鞠躬敬禮。
隨著“禦真影”和教育敕語抄寫本的下賜，皇室生活也滲透到學校教育中。聖上結婚紀念日也成為學校的重要節日，皇太後及明治天皇去世時學生身穿喪服、禁止運動會及修學旅行、停止唱歌課等。明治天皇生病期間到神社參拜祈望早日康複、大正天皇即位時也到神社參拜，皇室、學校、神社之間密切合作，作為臣民，從小就灌輸了為天皇獻身的觀念，因而在戰爭時期出現高呼“萬歲”、“玉碎”、自殺性“神風特攻”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