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日本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在網上進行戰後首相評價的民意調查，結果吉田茂以44%的得票獲得第一，排在其後的是小泉純一郎（41%）、田中角榮（36%）及中曾根康弘（30%）等。作為最有個性的首相，清晰的理念、執著的追求、旺盛的鬥誌，“獨裁者”吉田茂和“怪人”小泉純一郎名列前茅是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兩人均將日本帶入一片新天地。盡管小泉純一郎“小政府，大社會”式的“結構改革”尚難蓋棺定論，但“輕軍備，重經濟，在美國保護下發展”的“吉田路線”卻為日本留下一份經濟大國、政治小國的遺產。

吉田茂1878年9月生於東京，是家中第五個男孩。其父竹內綱，高知縣出身的自由民權運動領袖人物，1877年“西南戰爭”爆發時，正在長崎經營煤礦等事業，以向西鄉隆盛反政府軍提供軍火的嫌疑被政府判處一個月的監禁。吉田茂3歲時成為橫濱大貿易商吉田健三的養子，1889年養父遺留50萬日元（相當現在百億日元）的財產去世。1906年吉田茂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科畢業後進入外務省，1909年與明治維新著名領導者大久保利通孫女、外務省元老牧野伸顯之女結婚。商家的氛圍、富裕的生活、顯赫的婚姻，使得吉田茂帶有較為突出的孤僻、高傲、精於計算的性格，用其養母的話講，是“優越感極強、架子很大的孩子”。

1936年，大學校友、同時進外務省的廣田弘毅組閣，準備任命吉田茂為外務大臣，結果因軍部反對未成，轉任駐英大使，3年後從外務省退職。此後與嶽父一道為避免日美開戰進行活動，戰爭末期與近衛文麿、鳩山一郎等人尋求和平活動。“特高”警察扮成書童和女仆進入其家，1945年4月吉田茂被捕，度過了40天的監獄生活。但是，人生無常，福禍相倚，擔任首相的廣田弘毅作為唯一的文官被“東京審判”送上絞刑架，牢獄之災卻成為占領時期吉田茂擔任首相的巨大資本。所以，當那位書童特務前來道歉時，吉田茂大度地加以原諒，並為其介紹工作，推薦信上寫道：“此人工作態度認真。”

戰爭結束時已經68歲的吉田茂並沒有想到掌握國家政權，本人也非常討厭政治家和政黨。鳩山一郎率領的自由黨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獲得最多議席，準備組織內閣時遭到盟軍總部剝奪公職的處分，理由是撰寫過稱讚希特勒、墨索裏尼的小冊子，而且在戰時擔任文部大臣時堅持開除京都大學法學教授瀧川幸辰。鳩山通過各種渠道說服吉田擔任自由黨總裁，最後兩人達成四條協議：吉田不負責籌措黨的資金、鳩山不能幹預人事安排、吉田可以隨時辭職不幹、一旦鳩山能夠擔任公職便立即轉讓等。誰知後來發生變化，吉田不僅利用職權之便將鳩山的解除剝奪公職處分放在最後，其後也不肯交出自由黨的領導權，雙方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鬥，以至於氣得鳩山腦溢血。幹得順手的吉田茂戀棧不去是一個因素，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擔心自己確定的戰後日本發展之路被鳩山一郎等“黨人政治家”攔路截殺。

在與美國人交往的過程中，吉田茂逐漸形成一種觀念，即出讓部分國家主權，在美國的保護之下專心致誌地發展經濟。因為“日本是一海洋國，顯然必須通過海外貿易養活九千萬國民。既然這樣，那麽日本在通商上的關係，當然不能不把重點放在經濟最富裕、技術最先進而且曆史關係也最深的英美兩國之上了。這不一定是主義或思想的問題，也不是所謂隸屬關係，因為這樣做最簡便而有成效。總之，不外是增加日本國民利益的捷徑”。從這一點上看，吉田茂是一位典型的商人政治家，倒也適應“經濟動物”成群的世界。

目標已定，為此奮鬥。一方麵，吉田茂得到戰前最後一位首相鈴木貫太郎的點撥：“在戰爭中，勝者固然有勝者的風度，而敗者也要有敗者的風度。”在戰後初期國民沒有飯吃的年代，吉田特意模仿丘吉爾，嘴刁雪茄，身穿和服外褂，腳套白布襪，帶著寵物犬，每天乘坐高級轎車往返首相官邸與郊區別墅。1947年回故鄉高知出馬競選國會議員，唯一一次街頭演說剛招呼一聲“各位”，就被一醉漢打斷，“穿著大衣拉選票，真不像話”。吉田茂隨口答道：“住嘴，穿外套才在街頭演說”（在日語中“外套”與“街頭”同音），立即打道回旅店，拍手叫好者不少，結果當選。盡管吉田演說能力極差，但有時也會口出妙語，辯稱自衛隊是“沒有戰鬥力的軍隊”。

吉田茂對占領軍也不是唯唯諾諾，經常據理力爭，甚至有時也與麥克阿瑟頂牛。對持不同意見者更是尖酸刻薄地惡語傷人，指責罷工者是“不逞之徒”，批評主張全麵媾和的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為“曲學阿世之輩”，張口大罵質詢國際問題的社會黨議員西村榮一為“混蛋”，為此不惜解散國會。

“吉田路線”也有負麵作用，即“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結果，正是因為《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存在，美國幾乎包辦了日本的安全保障甚至外交，所以世界政治舞台上很少能聽到日本的聲音，同時也導致了日本代表在國際會議上以“三S”（微笑、沉默、瞌睡）著稱。

另一方麵，吉田茂加緊培養能夠執行“吉田路線”的“官僚政治家”。在1949年1月的大選中，在吉田茂的動員下，許多官僚轉為眾議院議員，其中有許多人後來成為保守黨的著名政治家。例如被看作吉田茂得意門生的大藏省事務次官池田勇人、運輸省事務次官佐藤榮作、外務省事務次官岡崎勝男、勞動省事務次官吉武惠一、建設院次長大橋武夫以及大藏省主稅局長前尾繁三郎、大藏省事務官橋本龍伍、外務省參事官北澤直吉等。為防止戰前政治家、特別是黨人政治家重返政壇，1952年10月，吉田茂“突然解散”國會進行大選，又有13名事務次官級、16名局長級和13名課長級的官僚成為國會議員。

吉田茂對這些官僚政治家愛護有加，委以重任。譬如在1848年10月第二次組閣時，任命當時還不是國會議員的佐藤榮作為內閣官房長官；1949年2月第三次組閣時又提拔首次當選議員的池田勇人為大藏大臣，佐藤轉任自由黨政調會長，其他新當選的官僚出身議員也大多擔任了大臣職務；為培養官僚政治家的執政能力，吉田頻繁地改造內閣，被稱為“大臣製造商”。在第五屆內閣時，將因再次失言被國會通過不信任案並辭去通產大臣職務的池田勇人任命為黨的政調會長，任命佐藤榮作為黨的幹事長，並發動法務大臣的指揮權，使這兩位得意門生免遭因造船賄賂案而被捕，為其後官僚政治家在自民黨內占主流地位，也為“吉田路線”的徹底實施奠定了基礎。

1954年12月，雖然半身不遂的鳩山一郎終於將吉田茂趕下台，以70歲的高齡登上權力最高峰，但此時經濟高速增長的列車已不可阻擋。從1960年到1973年，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三位“吉田學校”的優等生終於將日本推上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位置。吉田茂沒有等到這一天，於1967年去世。但“吉田路線”也有負麵作用，即“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結果，正是因為《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存在，美國幾乎包辦了日本的安全保障甚至外交，所以世界政治舞台上很少能聽到日本的聲音，同時也導致了日本代表在國際會議上以“三S”（微笑、沉默、瞌睡）著稱。吉田茂可能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因而在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時拒絕了池田勇人的跟隨，單刀赴會，理由是“這一問題將來會引起各種不測事端”。

盡管從20世紀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政權開始，曆屆首相都試圖將日本引向政治大國、文化大國的發展之路，但由於曆史背景、文化傳統、地緣政治、經濟貢獻等原因，再加上“一國和平主義，一國繁榮主義”的封閉性國民意識，直到今天或許將來，“吉田路線”仍不失為一種理智的對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