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1947年發表了名為《斜陽》的小說，描述戰爭結束後貧窮混亂時期貴族沒落的情景，稱其為“斜陽族”。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宣稱廢除封建製度，大批具有爵位的華族瞬間變成平民，皇族也不例外。貴為皇叔、戰後第一位首相東久邇稔彥下台後到黑市上擺地攤，變賣家中的古董以求生存，仍然難以為繼，幹脆創造一個“東久邇教”，依靠善男信女的香資，倒也活得有滋有味，1990年去世時享年103歲。絕大多數人可沒有他那麽幸運，終究能當教祖的人是少數中的少數。為求生存，百萬東京市民帶著衣物爬上擠滿人群的列車，直接奔向鄉村的田間地頭換取糧食。嚴重通貨膨脹的日子，紙幣不如香煙，以物易物更容易接受，人稱“竹筍族”，意指像剝竹筍一樣將身上衣物一層一層剝下來，換成食品塞進肚皮。當時東京天天鬧糧荒，饑餓的人群甚至湧進皇宮的禦膳房裏搜索可以吃的東西。在遊行隊伍中，一位共產黨員扛著諷刺天皇的標語牌：“維持國體，朕吃得飽，爾等臣民餓死”，結果被起訴為“不敬罪”。

盡管吉田茂毛遂自薦地寫信給麥克阿瑟：“幣原喜重郎推薦我為內閣總理大臣，希望得到元帥的認可”，總司令在來信上大筆一揮：“盟軍總部無異議，祝你好運。”但吉田遲遲不敢組織內閣，因為窗外紅旗招展，饑民的叫罵聲不時傳來。麥克阿瑟隻好給華盛頓拍加急電報：“要麽給麵包，要麽送子彈來。”美國緊急提供70萬噸糧食才化解了危機，但日本政府最初要求450萬噸的數字確實太離譜，氣得盟軍總司令大罵日本的統計水分太多。麵對指責吉田自我解嘲道：“如果統計數字準確的話，日本就不會向美國開戰了。”

如何複興經濟，政府找來一群經濟學家出謀獻策，最後采用了東京大學有澤廣巳教授的建議，從1946年12月開始實施“傾斜生產方式”，也就是將有限的資金投放在煤炭、鋼鐵部門，以生產資料部門的增長帶動其他部門的增長。於是，連續兩年，1/3的工業部門貸款流向煤炭、鋼鐵產業，政府也拿出一成多的預算給予補助。盡管從理論上講這種做法是正確的，兩年後工礦業生產指數從33.1%上升到72.9%，但其副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重工業部門投資多、見效慢，最終成果尚未顯示出來之前多數資金已經轉化為消費——衣食住行，勢必帶來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確實如此，當時的通貨膨脹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扶搖直上。1947年1月到1949年1月，貨幣發行量增加2.4倍，物價上漲8.2倍。東京零售物價指數，如果以1934—1936年平均為1的話，1945年為3.1，1949年上升為243.4。

如果日本人還能堅持的話，美國人卻坐不住了。在東亞地區，來自“竹幕”那邊的壓力越來越大，這邊的籬笆牆還沒有影子呢。不僅幾十萬大軍的占領費是個負擔，隻為日本經濟輸血也不是長久之計，再說山姆大叔本身也開始出現經濟問題。1948年12月，美國政府指示占領軍總部提出《穩定日本經濟九原則》，指令日本政府貫徹平衡預算、加強稅收、限製貸款、穩定工資、統製物價、加強貿易及外匯的管理、完善出口企業的物資分配、增加國產原料及產品、改革征購糧食體製等。一句話：量入為出。同時派遣曾在德國占領區搞過貨幣改革的底特律銀行董事長道奇到日本，製定並實施具體方案。

道奇一下飛機就批評日本經濟為高蹺型，一條腿是美國援助，一條腿是政府補助金，腿越長危險越大，必須將高蹺腿砍短。道奇並警告日本人準備忍耐一段貧窮生活，用當時大藏省官員宮澤喜一的話講，這是在做心理按摩，純粹站著說話不腰痛。

道奇開出的藥方是“休克療法”，將人打暈進行手術。結果豈止隻將高蹺腿砍短，連人腿也砍掉大半截。大藏省主計局的官員們習慣性地用黑布簾將窗戶蒙上，晝夜奮戰，按照道奇的指示修改早已編好的政府預算方案。不僅消滅了1419億日元的赤字，反而出現了1493億日元的黑字，謂之“超平衡預算”。一劑猛藥刹那間治好了通貨膨脹，消費物價指數逐漸下降，黑市價格接近官方定價，配給製度和價格統製相繼放棄。

但是，“道奇計劃”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由於財政緊縮、增加稅收，造成社會資本短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積壓等現象，一萬多家企業倒閉，其餘四成企業停止生產，失業人數急劇增加，不少中小企業主走上自殺之路。“吉田學校”優等生、時任大藏大臣、後來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卻在國會中接連不斷地說風涼話：“中小企業倒閉五六家，自殺也是不得已”、“窮人吃不起大米，改吃大麥好了”。與此同時，大量裁減工人導致勞動者的憤怒，國鐵總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電車撞毀民宅致人傷亡的“三鷹事件”、列車出軌致人傷亡的“鬆川事件”相繼出現。盡管如此，道奇在編製1950年度日本政府預算方案時仍然嚴格遵守緊縮財政的原則，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似乎即將爆發。天旱遇甘霖，朝鮮戰爭挽救了日本人。

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由此引起的“特需”，不僅使日本的大量商品庫存一掃而空，而且工業生產直線上升。本來被麥克阿瑟鏟除的軍需產業再次啟動，訂貨單源源不斷，企業忙得不可開交，一片繁榮景象。對日本的經濟複興來講，“特需”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僅從下列數字中可以看得出來：1949年，日本出口貿易額為5億美元，進口9億美元，1950年6月到1951年12月，“特需”為6億美元，1952年的“特需”為8億美元，戰爭結束時的1953年“特需”為9億美元，1954年的“特需”仍高達6億美元。1950年10月，日本生產指數超過戰前水平，國民生產總值在1951年也超過戰前水平，同年外匯儲備比1949年增加了3.5倍。

故事到此，不禁設問；如果沒有“道奇計劃”，“傾斜生產方式”能否恢複日本經濟並使之發展？如果沒有朝鮮戰爭，“道奇計劃”下的日本經濟會不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不可否認的是，類似“傾斜生產方式”式的公共資本可以彌補“市場的缺陷”或者防止“市場的失敗”，但也容易造成企業的依賴心理、效率低下和腐敗現象，正如戰後初期煤礦國有化以及1948年發生的“昭和電工行賄案”那樣；類似“道奇計劃”式的市場體製迫使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競爭能力，但也容易出現競爭過度、無序生產的弊端。

日本取得獨立後，兩種體製均保留下來並被合成為“日本模式”，即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體製，強調“靈活運用財政金融政策，積極進行財政投資”。這是一種既不同於統製經濟、又不同於市場經濟的間接控製模式，也就是充分利用市場和價格機製，通過政策手段間接誘導，使產業發展方向與政策目標相一致。但正如日本學者高橋龜吉所說的那樣：“合成在日本社會傳統結構下的這種體製，恐怕移植到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難於生長，隻有日本才能使這一體製充分發揮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講，在日本，是“被組織的市場”乃至“被組織的社會”。

如此說來，難道經濟大國的形成靠的是運氣和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