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9日，一位享年89歲的老人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但其生平卻是波瀾壯闊、極富鬥爭性。一個人向國家宣戰並為此戰鬥了32年，晚年時體重不到40公斤，這就是著名的“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

從本質上講，這是一個曆史記憶容易經常發生變化的民族，因為他們最關注的是現實利益。

家永三郎是著名的曆史學家，業績斐然。1937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日本史專業畢業時，因其論文《飛鳥奈良時代佛教文化的精神史考察》受到指導教授的好評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工作。在此5年間撰寫出版《日本思想史上否定之論理的發達》等7部著作，其中“否定之論理”的研究方法成為家永三郎分析日本思想史及其社會的基本視角，而且也成為日本思想史學界的重要學說之一。

1941年5月，家永三郎任新潟高等學校教授，主講日本通史，教書之餘完成《外來文化攝取史論》一書的撰寫。1943年10月因健康問題回到東京任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並在1945年編寫《新日本史》教科書和《日本思想史的諸問題》等書。戰爭結束後，家永三郎的研究領域轉向近現代思想史方麵，1948年8月任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從1950年到1964年，共出版《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等著作20多部。

占領時期，日本廢除國定教科書製度，改由民間編撰、文部省審查的製度。1947年文部省頒布的《學習指導綱要（試行草案）》不僅比較寬鬆，“地方、學校可根據各自的實情決定教育內容，國家僅提出基本標準”，而且其主持編製的小學、初中、高中曆史教科書也明確寫道“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在占領後期，因冷戰國際體製和朝鮮戰爭影響，美國對日政策發生較大變化，扶植日本經濟自立和重新軍備，保守政權趁機反攻倒算。1951年7月文部省修訂《學習指導綱要》，高中《日本曆史》課本中的“侵略”改寫為“進出”。1952年和1953年，吉田茂內閣連續兩次修改《文部省設置法》，擴大了文部省和文部大臣的權力，即“文部省是國家權力機關，對學校教育所有行政事務負有責任”，教科書審查權力“永久歸文部大臣所有”。

家永三郎受三省堂出版社委托編寫的《新日本史》在1952年提交文部省審查，初審判為“不合格”，理由是對日本家族製度“充滿了惡意的攻擊”、敘述農民暴動是“肯定非法行為”、可以省略太平洋戰爭的描述等，但書稿原封不動地提交另外一個審查組審查時卻順利通過。1955年，《新日本史》在文部省審查時再次受阻，家永三郎對若幹文字表述作出修改後才勉強通過。1957年，文部省開始專門配備審查教科書的官員，審查變得更為嚴格，因而《新日本史》第三版被判為“不合格”，經過三次修改後才得以通過。1962年家永三郎將《新日本史》第五版提交文部省審查，半年後通知為“不合格”，原因是“該書稿的正確性以及內容的選擇取舍存在明顯的缺陷”，其根據是使用的照片隻是暴露戰爭的悲慘狀態。家永三郎盡量做出修改後，1964年文部省再次提出300多處修改意見。

盡管《新日本史》最後通過審查，但已經是千瘡百孔、麵目皆非。家永三郎決心通過法律判定孰是孰非，於是在1965年6月12日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以國家為對手的訴訟，認為教科書審查製度違背日本憲法，要求國家賠償，史稱“第一次教科書訴訟”。經過馬拉鬆式的開庭審理，1974年7月16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長高津環宣布審判結果：教科書審查製度合憲合法，323處審查意見隻有11處違法，賠償原告10萬日元損失。盡管家永三郎部分勝訴，但不服判決，隨即在10天後上訴高等法院，國家附帶上訴。1986年3月19日，東京高等法院宣布的“鈴木判決”不僅承認教科書審查合憲合法，而且認為審查意見“隻擁有相應根據”，審查介入屬於正確。家永三郎全麵敗訴，因而在次日便提出上訴。1993年3月16日，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宣布“可部判決”：駁回本案上訴，文部省審查意見沒有“明顯過錯”。“第一次教科書訴訟”以加永三郎全麵敗訴告終。

1966年11月，應文部省的要求，家永三郎再次對《新日本史》進行修改後送交文部省審查，但被認定為“不合格”。家永三郎要求取消文部省的審查處分，並在1967年6月23日以文部大臣為對象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訴訟，史稱“第二次教科書訴訟”。1970年7月17日東京地方法院宣布的“杉本判決”不僅裁定文部省教科書審查製度違背憲法，同時承認國民的教育權利，因而判決家永三郎全麵勝訴。文部大臣不服其判決，在一個星期後提出上訴。1975年12月20日，東京高等法院宣布的“畔上判決”盡管沒有涉及教科書審查是否違憲，隻是認為“審查意見缺乏一貫性、安定性，是隨心所欲的做法，實屬違法”。家永三郎仍然勝訴，5天後文部大臣上訴最高法院。1982年4月18日，最高法院廢除原判，送回東京高等法院重新審理此案，主要理由是“有必要更加縝密地探討《學習指導綱要》與教科書記述之間的關係”。1989年6月27日，再次審理此案的東京高等法院以“毫無上訴利益”為由終結訴訟。

1984年1月19日，圍繞1980年度和1983年度的教科書審查意見，家永三郎再次以國家為對象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給予賠償，史稱“第三次教科書訴訟”。1989年10月3日，東京地方法院宣布，“加藤判決”盡管承認在個別曆史問題上文部省濫用了審查權，但認為審查製度符合憲法。家永三郎不服判決，10天後提出上訴。1993年10月20日，東京高等法院宣布“川上判決”，認為審查製度符合憲法，但對“南京大屠殺”、“日軍對婦女的殘暴行為”等問題的審查上濫用了裁量處理權。盡管得到部分勝訴，但家永三郎再次上訴。1997年8月29日，最高法院宣布“大野判決”，認為文部省的“審查意見中四處違法”，其賠償額增至40萬日元。至此，長達32年的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以家永三郎的部分勝訴而告終。

從表麵上看，家永三郎針對教科書審查製度提出訴訟是有關曆史記述內容的爭論，但其實質目的是明確國民擁有教育權。也就是說，國家權力介入學術和教育違背憲法精神，文部省對教科書的審查是國家以特定學說評價或幹涉其他學說，是一種粗暴侵犯學術自由的非法行為。

另一方麵，盡管家永三郎個人提出教科書訴訟，但很快發展成為較有影響的大規模市民運動。各界人士組成諸多團體，對家永三郎進行聲援，其活動不僅有力地揭露了以自民黨保守政權在曆史問題上的錯誤傾向，而且也喚醒廣大民眾對曆史事實的認識。盡管各種判決並沒有達到訴訟的目的，但其意義不可低估。

正如家永三郎的“抵抗”、“否定之論理”史觀體現了曆史發展的非主流方麵那樣，也正如“日本教職員工會”作為教育第一線成員組織從戰後初期的反體製鬥爭到1960年底以後的體製內鬥爭、再到冷戰結束以後與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攜手合作那樣，與其說日本人的曆史認識來自內心，倒不如說是更多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從本質上講，這是一個曆史記憶容易經常發生變化的民族，因為他們最關注的是現實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