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所處的職位,我成了提拔陸學文的最大障礙,是他忍不了的釘子戶。接下來,一連幾十個電話都是為那家夥說情的,可見人事保密規則已形同虛設,我向考察組說的話,記在保密本上,卻差不多是大街上廣播過。

來電話的人當中,有老同學,有前同事,有首長的秘書,有司機,有報社的記者……還有兩三個電話更奇怪,沒有人聲,隻有粗重的呼吸,讓人毛骨悚然。不管你說什麽,對方總是不回話,明顯透出一種惡意。你能去報警嗎?查出某個公用電話亭有什麽用?對方隻是來呼吸呼吸,你又拿什麽報警?

小區保安慌慌地來尋找車主,說我的汽車慘遭損毀。我到現場一看,發現擋風玻璃碎成一片粉末,一塊大磚頭砸進車裏,落在駕駛座上。玻璃碴、落葉、雨水、泥土等,灌得車內一片狼藉,水淋淋的。沒人知道這是怎麽回事。是高樓墜物?是小孩搗蛋?還是歹徒報複?或是更大報複前的警告?這個住宅區尚未安裝監控探頭。保安沒找到目擊者,跑到樓裏挨門挨戶訪了幾家,還是無功而返。

老範算是我一個老熟人,與我共事多年的老上級,也神神秘秘打來電話:“老弟,你還好吧?最近有一些事嗬,我不能給你說。你也不用猜……對嗬,我不能違反紀律。不過,你是個聰明人,我是很關心你的,明白吧?……這些事你以後自然會知道。我是看在我們的老交情上,才與你先通個氣。明白吧?……你看我,這樣說已經不合適了,已經過了。但誰叫我們是朋友呢?……你不必知道是什麽事,也千萬別去打聽。我可是什麽也沒說嗬……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非常正常,組織上決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決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對不對?……”

他用最機密的方式說了一通最空洞的廢話,讓我支起雙耳終究一無所獲,忍不住打斷,“喂,不就是有人告我的狀嗎?”

“哎,這可是你自己說的……”

“第一,告我嫖娼,對不對?第二,告我化公為私,對不對?第三,告我在機關裏排擠黨員,提拔了兩名非黨人士……”

“你不要有什麽情緒,你要相信組織……”

“沒關係。我早說過了,誰查出問題,我給誰發獎金。你們一定要派人來,最好是大隊伍開進,全麵發動群眾,舉報材料公示,查它一個天翻地覆,否則我跟你們沒完。你們要是樂意,就把舉報的送到北京去,上至中南海,下至省裏五大家,讓他一家一家給我全部告到,少一家也不行!”

我沒好氣地摔了電話。

蔡海倫也來按響了門鈴。她曾是馬楠的好友,馬楠還曾一心想讓她當自己的嫂子,卻不明白哥哥為何不感興趣。在她看來,馬克思身邊有燕妮,哥身邊就應該有蔡姐,應該有這位大手、大腳、大鼻子、大嘴巴的革命女俠,這位讀什麽就通什麽、考什麽就過什麽的讀書機器。至於說到模樣,她哪一點不漂亮了?什麽才叫漂亮?

眼下,她依舊單身,依舊有一張馬濤式的嘴,動不動就“我以為”或“倘如此”,如此等等,有懷舊意義的。她的體態當然有所變化,當上教授以後胖了些,有點鬆垮,但也許是作為彌補,她背一個熊貓雙肩包,掛一個海豚飲水瓶,儼然是資深少年兒童,與之搭配的卻是深度近視眼鏡,偶爾挑一支香煙,又有一種理科男的風度。

也許是因為長期授課,她說起話來幾乎每一句都有重複,不是重複關鍵詞,就是重複後半句,似乎照顧學生們做筆記,讓大家跟得上,聽得清,記得牢,知識點傳授無誤。但這樣說成了習慣,就成了舌頭自帶回聲。比如她說到自己受人之托來找我,句子就成了這樣:我今天是不想來的,不想來的。但我媽有點糊塗,有點糊塗。她非要我來一下不可,說她就求女兒這一次,就求這一次……

我算是聽明白了,她是說她並非不孝,對她媽一直在盡心盡力,百般嗬護。第一,她給母親買了五種保險,買了五種保險;第二,她每個星期都來探視兩次,探視了兩次。第三,她每次探視都帶來了價值不少於百元的禮品,不少於百元。那麽她還能怎麽樣?怎麽樣?她覺得保姆推卸責任,誇大老人的心理變態。有什麽變態呢?她好幾次帶心理醫生來看過。幾個小時下來,圖片看了,遊戲做了,連最新款的心理測試儀也上了,搞得老人很高興也很糊塗。醫生們最後都說,老人各項指標正常,數據擺在那裏,在那裏。

她到底想說什麽?

到最後,待她抽完一支煙,我才知道她不過是認為,跑官說情是很不好的,希望我姑妄聽之,姑妄聽之。她不過是想讓我知道,這一次某些人的跑官人情網撒得太寬,老同學可能不得不防哩。

我似乎得說,謝謝她好心的提醒,提醒。

幾乎在我預料中,二姐也來找過我,把我約到一個咖啡館,點了咖啡和奶油草莓,說起笑月的求職一事——去電視台當記者。據說有關表格已拿到手,也填過了,“你鬆鬆口,放他一馬,他就讓朋友辦了這件事。”

我吃了一驚,知道她是說誰。“慢點,慢點,姐,你讓我理一理。你什麽時候找過你?怎麽又扯了笑月?”

“這一點不重要。”

“他可是個牛皮王,可以指揮中央軍委的。他的話你也信?”

“你放心,我也不是省油的燈,還能被他耍了?”

“他真是想得出。”

“小布,不過這是一個機會。”

“姐,你不了解情況。”我把事情從頭到尾略加講解,包括三兩個她根本不可能相信的奇葩故事。

“我不管別人如何,我隻問你。”

“對不起,你太讓我為難。”

她摘下墨鏡,驚訝得把我盯了好一陣,指頭敲敲桌子,“你過分了吧?做生意挑貨不挑人,機會就是機會麽。你是笑月的姑爹。你不管誰管?你要是不管,你和楠楠以後同她爸還見不見麵?”

“這一碼是一碼……”

她打斷我:“你們這些當官的,要名聲,要保官,要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我都可以理解。但你萬萬不能……”

幸好,她的手機響了。幸好,她接完一個電話,手機再次響起。於是一場談話下來,她穿插了五六個電話,讓我多了些喘息機會。她又是說樓盤,又是說稅務,又是約發廊,又是交代保姆準備她兒子的晚飯,還不耽誤隔三岔五地同我爭辯。這個女能人給我的感覺,是她能一心多用,三頭六臂,眼下就算再給她一個隨身聽,一個跑步機,一個頭發烘罩,三兩台電腦,也不夠她忙的。她能在任何情況下把千頭萬緒都一並拿下。

我被她批鬥得心情很壞。與她分手後,我不知何時發現一名警察擋在車前,麵色嚴峻地對我舉起手。下車一看,才發現自己鬼使神差駛入了逆向的單行道。

警察扣下駕照,開出了罰單。

我擔心自己下一步還會闖紅燈,甚至撞上校車什麽的,便停下來,在路旁公園裏抽了一支煙。公園裏有一些孩子,還有一些三口之家的高低身影,搭上氣球或童車,躍動出周末的輕盈感和幸福感,還有烤玉米的氣味。我其實不太愛看這種場景——原因當然不用說。我家眼下隻有一個笑月,差不多就是我們的孩子。事已至此,她就是我們夫婦的一脈骨肉了,那麽我將如何向她解釋自己剛才的拒絕?記者,主持人,電視台……是她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題,是她的五彩夢。我該如何向她說明白,向她的爸爸說明白,戳破這個夢,不是我的自私,恰恰是為了她真正的好?

或者,我是不是看事物太誇張了?是不是真像二姐說的,變態了,落伍了,有點沒事找事,在一件小事上賭得毫無意義?

我又抽了一支煙。

回到家裏,我不知如何向馬楠開口,才能說明白她二姐的荒唐。我沒料到馬楠這一次倒是特別清醒,沒等我說完,就抱怨二姐多事。“她什麽時候能上點道嗬?她家那個浩浩被她換了十幾個單位,不是被她換廢了嗎?”

在她看來,電視台的破格“特招”也特別可疑,招一個中學生,可能嗎?說不定就是一騙局,把孩子往火坑裏推。她覺得笑月還是繼續讀書為好,大不了就是複讀,就是家教,就是租房和陪讀麽。她們三姐妹來一個重金投入,全程緊盯,不信就啃不下高考這塊硬骨頭。

意外的是,她聯係複讀學校的電話剛打出去,就跌跌撞撞衝進我的房間,一臉慘白。“笑月——”

“怎麽啦?”

“她跳……”

“跳什麽?”

“跳樓……”

“你說什麽?”

猶如晴天霹靂,我腦子裏頓時空白,喳喳喳的毛發炸立。我不知如何扶住了馬楠,不知自己是如何拍醒了她,不知自己是如何衝出房門,鑽入出租車,一口氣狂奔醫院,直撲急診室。一個茶杯一直攥在自己手中,竟不為我所知。

骨科手術室外,二姐眼裏淚花花的,衝上來直瞪眼,好像在說瞧瞧,瞧瞧,不就是你幹的好事?二姐夫如熱鍋上的螞蟻,搓著手走來走去,說這可怎麽辦?怎麽辦?我們如何向她爸交代?這孩子倒真是狠嗬,真是狠嗬。然後他開始接電話,一個火爆的男聲從手機裏斷斷續續傳來,大概是一個正在抓狂的父親,在電話線那一頭無比震驚。

大姐家兩口子也趕來了。

後來才知道,事情是這樣。笑月聽說電視台可能去不成了,甚至被二姑輕描淡寫的說成機會還有,還可能有轉機,就把自己關在家裏,坐在電腦前一言不發。二姐從外麵回家,沒看見她,以為她逛街去了,沒準是去大姑家了——她反正從來都是說走就走,很少預告也很少留言。二姐夫倒是多心了一下,說這孩子神色不大對,不會有什麽事吧。他決定出門看一看,結果發現樓下果然圍了一圈人,是在樓後的一側。一隻粉色的深口山地鞋,落在路邊的草叢裏,被他一眼認出,當即一口氣上不來,趕快抓摸自己的速效救心丸。

目擊者說,孩子是從三樓的樓道窗口往下跳的,幸好三樓以上的窗口都有欄柵,她不可能選擇更高的窗口。也幸好她下落時被樹梢攔了一把,又被一個臨時棚蓋托了一下,最後才砸在磚地上。醫院檢查的結果:雖無性命之虞,但有腦震**,還有膝蓋、腳踝、胸口的五處骨折。

我已來到病床前了,發現笑月這孩子還未醒來。她隻剩下半張臉,右臉似乎都轉移到左臉去了,其實是瘀腫的左臉過於膨脹和暴發,淹沒了一隻眼,也擠掉了另半張臉。麵對親人們有關手術的複雜討論,這位半臉和獨眼的女孩保持驚愕的表情定格,一種事不關己的漠然態度。一條血汙尚存的腿被護士們簡易地固定和懸吊,像一腳踢出豪邁的步伐,整個人要向天空走去。

笑月……

笑月,你沒事了,現在好了……

我湊近這張過於陌生的臉,感到自己無比虛弱,全身已掏得空空,靠扶住牆才得以止住自己的搖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