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能從商人群體中崛起，其中的關鍵在於徽商將儒家精神融入到了商業活動中。因其好儒，徽商具有良好的商業形象，具有敏銳而高遠的眼光，具有積極進取的從商態度。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個以儒為尊的國度裏，披著“儒”衣的徽商可以與政府溝通，從而建立起一種良好的合作關係與人際關係。
1．大話南北淮人
黃山以清秀而著稱，頗具儒雅神態，這就是安徽人精神風貌的體現。
黃山的性情帶給安徽大地才氣，儒雅之土輩出。水流湍息的長江就像一條飄帶臥在這塊沃土上。仁者愛山，智者喜水。安徽人是山水性格的統一體。“仁”和“智”形成了安徽“傳統”特色的主要內容。
假如有人想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在安徽走一走，就能發現他好像走遍了全國。這話有點誇張，不過從人的性格上來看，安徽人是中國人的“縮影”。
以淮河、長江來劃分安徽，是安徽人格的“分界線”。淮北人有著山東人的爽直和豪邁；淮南人有著閩粵人的機靈、能幹；皖東人有著蘇滬人的勤勞；皖西人更有著中西部人的淳樸。
安徽以淮河為界，分割成淮南和淮北。因此“小南蠻”和“北侉子”的稱呼應運而生，“蠻”得有理，“侉”得有味，南北性格不同。
按照中國地理學上來劃分，就氣候、緯度來講，秦嶺——淮河以南叫南方，以北叫北方。安徽的地理位置是南北對峙，以淮河為“南蠻”、“北侉”的分界線。問題就出在“南蠻”的頭上加了一個“小”。這反映了“大氣”的“北侉”對“南蠻”的輕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小”也有小的機智。
徽州人經商的曆史十分悠久，《知新錄》上說：“徽郡好離家，動經數十年不歸。”道理十分簡單，徽州地理環境惡略劣，除了出外經商，恐怕很難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式。
東南西北安徽人在性格上有著太多的差異。淮北人也與蘇北、山東更為接近，受其影響很大。山東大漢的爽直、豪邁的氣質毫無遺漏地反映在淮北人身上。淮北人的起居飲食更是與山東人幾無差別。淮北人的方言普遍具有北方特征，語言渾厚，語速稍慢，吐字較清晰，與普通話較接近。
淮北人在做生意時，重信義，辦事爽快，但契約觀念不強，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糾紛。與淮北人相反，淮南人則酷似閩粵之人，故稱為“蠻子”，顧名思義，“蠻子”即有“蠻夷”，之嫌。
曆史上，淮南已與閩粵有著同根之連。雖然由於曆史的融合，統一的中華文化早已形成，但是，南方楚文化特征依然明顯。而安徽淮南地區乃是這一區域文化的邊緣所在。所以，淮南人具有閩越人精明能幹、聰明伶俐等性格特征，安徽大商人大多產於此地。
而在飲食方麵，安徽淮南與中國大多數南方人一樣好飲茶和講究吃。皖南人有早上飲茶的習慣，早上不吃飯可以，不飲茶不行。在不少農村城鎮，農民上街趕集，辦完事情之後，總愛到茶館歇歇腳，飲一飲香茶，消消疲乏。
一般來說，中國人的性格分布南北差異較大，東西差異較小。安徽人的性格分布卻有些不一樣。皖西主要是大別山區，屬於革命老區。皖西人的生盾方式與語言接近豫東，他們善良、淳樸、厚道，重義輕利、不愛經商。
皖東人靠近蘇滬地區，受到這些地區的經濟輻射和發展的刺激，因而對經濟方麵更顯得熱心。皖東人外出經商與打工的不少，他們大多勤懇、務實，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較快。
所以，與安徽商人打交道，必須針對他們性格混雜；風格迥然的地域人群特征，有區別地加以對待。所以，在與安徽人做生意打交道時，要注意合同的簽訂履行，完全按生意規矩辦事。同時，要講意氣，重義輕利，才能達到取利的目的。
2．自古“無徽不成鎮”
自古雲：無徽不成鎮，無徽不成商。徽商形成於明朝中葉，衰落於晚清。他們最早以經營鹽業為中心，直至獲“管接江南”之美譽。安徽是一個好地方，安徽有江有河又有湖，有各種各樣的礦藏，有黃山、九華山和天柱山，詩人常常駐足、吟詠詩句的地方。
一塊好地方沒有治理好，真叫人遺憾。原因很難說，現在反正是窮名遠揚了，安徽窮名遠揚開始於淮河的大水災，事實上並不那麽窮，但一曲鳳陽花鼓硬把窮名傳揚出去了，安徽人感到臉上無光。
“無徽不成鎮”，原來長江沿線都是徽商的天下。揚州是徽商的興盛之地。徽商和晉商，南北兩幫商人，稱雄中國商界。
“無徽不成鎮”的民諺，恐怕是最能體現徽商當時對於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了。
“無徽不成鎮”的諺語，實際上表示兩種意思：
其一，徽商是很善於經營的，隻要是他們聚集的地方，總是商業繁華的地方。在自強不息的精神鼓勵下，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事業。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徽商，那就肯定不是商業繁華的地方。在這裏，徽商代表著商業。
其二，徽商的興盛與市鎮的發展是同步的，沒有徽商，就沒有沿江區域商業市鎮的繁榮。
無論是哪一種意思，都足以表明當時徽商的鼎盛景象。
這句民諺是徽州人自己說出來的，因為它帶著一種自豪，帶著一種自信，那是一種“舍我其誰”的豪邁氣概。正如徽州號稱“東南鄒魯”，自詡為儒學的正宗，他們同樣在商場上，也自詡是經濟的主導。
而且事實上中國南部地區的經濟，情況也的確如此。
隨著徽州商幫逐漸成為明清商界一支勁旅，徽州從商人員也越來越多。作為商幫優良傳統之一的拚搏精神，也進一步發揚光大。他們不僅與自然界的惡劣環境頑強鬥爭，而且同商場的驚濤駭浪進行拚搏，湧現了一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賈。
清代嘉慶年間著名的徽州鹽商鮑直潤，經營鹽業之初一再失利。一時，經營活動可稱是“舉步維艱”。但鮑並未氣餒，將家中田產悉數典押，籌得資金謀得江山引地。家中人直勸鮑直潤：“經營鹽業一敗再敗，千萬不能再將家產全部押上了。”鮑直潤道：“今江山口岸，眾商星散，勢將食淡，所謂人棄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倍其後，時不可失，呈意決意。”於是鮑氏率兄弟奔波各地，經營鹽業，終有大成。類似上述鮑直潤等人的拚搏事例，在明清徽州商人中絕非罕見。
憑借這種拚搏精神，徽州商人走出了小山村，克服了資金困乏、人地生疏等諸多困難，發展成為明清商界首屈一指的商人集團。
3．難以割舍的政治情結
商人有文化，有助於分析市場行情，預測供求關係的變化，從而在商場中能夠知進知退，把握每一個商計機。崇尚文化是安徽人的特征，和文化相連的是政治。“學而優則仕”，安徽人往往以政治地位來衡量人的才能，具有難以割舍的政治情結。
安徽商人深知“朝中有人好為商”的道理，他們投靠和借助政權，以達到商業上的謀利無阻。
安徽人對政治的崇拜和癡迷，恐怕隻有身處首都的北京人才能相比了。在安徽，即便一個略通文墨的人，對徽籍的政治人物也能一口氣數出一大串來。
安徽人有著熱心政治的傳統。在曆史上，安徽的政治家更是人才輩出。早在春秋時期，安徽就出了個大政治家管仲。管仲輔佐齊桓公對內外政策進行全麵改革，製訂了一係列富國強兵的方略，使齊國在諸侯中成為五霸之首。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到了近代，安徽更出現了多位直接關係到中國命運的政治家。清末最有名的當數李鴻章。辛亥革命後，中國重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混亂狀態，中華民族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生死的關頭，安徽人首先站在曆史浪潮的前頭。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巨人——陳*秀和胡適就是安徽人。陳*秀由此走人政壇，成為中國太平黨的締造人之一。
安徽的政治風雲人物遠不止這些。另外，還有如國民黨將軍張治中，太平黨上將李克農等。他們舉手投足間，無不顯現出儒者的氣度。
政治與文化在安徽人身上得到了有機的結合。崇尚政治，使得安徽的政治人物層出不窮。重視文化，使得安徽的政治人物睿智機巧。
由於崇尚政治，以“政治作為”、“政治才幹”來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和前途的觀念風靡全省，安徽商人的政治興趣也很濃厚。他們往往是一手抓票子，一手摘“紅頂”，亦官亦商。
現代社會中，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人們的政治意識、官本位意識正在逐漸弱化。棄官經商已不再是什麽新聞。安徽人也經受了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並引起了空前的思維轉軌。可是，安徽人的政治思維並沒有因此而被衝淡。
目前，不僅普通百姓對政治非常感興趣，就是在商界政治色彩也非常濃厚。安徽商人中也不乏敬業、具有現代意識者。但是，他們中間當了廠長再當市長，進了商場想官場的人，也大有人在。
許多安徽商人把企業的成功希望寄托於官場上。安徽的不少企業，喜歡把國家領導人視察、接見的照片或題詞掛在顯要位置；有的企業家沒有接觸過高級領導人，就千方百計去托人，去疏通，去接觸，哪怕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弄個題詞，也在所不惜。
在他們眼裏，花代價得到了一個題詞或合影，似乎就有了護身符。針對安徽人的這一特點，在與他們打交道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注意迎合安徽人崇尚政治的心態，多打政治牌，圍繞政治活動出點子，做買賣。
(2)在與安徽商家企業打交道時，走政治路子，效果可能要好些。
(3)給予商人多一些政治上的利益或名譽，往往能獲得他們在生意上給予的實利。
(4)充分地利用政治名人效應，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4．“亦賈亦儒”的徽商
安徽商人來到哪個地方，哪個地方的文化就繁榮起來。曆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經起到過舉足輕重的作用，被人們稱作徽商。
做生意是為了謀取巨額利潤，讀書則是為了追求功名。讀書不到功名，就應當下海。
賈而好儒，是安徽商人的傳統。在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學、擅長詩詞文學者很多。他們中間有的是早年習儒，後來走上了經商之路；有的卻是賈儒並兼，在經商的時候，喜歡儒術，形成了安徽人“賈而好儒”的特點。
商人有了文化，便在氣質、智力、判斷力以及洞察力上提高了很多，所以能在商品市場瞬息萬變之時，善於審時度勢，運籌帷幄。
長期以來，徽商並非一個單純的以經商營利為目的的商人團體，徽商和文化有著不解的緣分，有很多飽學之士，從而形成了徽商集團的獨特風格，獲得了“儒商”之稱。
商養文，以文傳家，形成了儒賈之間的良性循環。這裏的“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可能也包含著另外一種涵義，那就是在一個家庭中，如果幾位兄弟都從事舉業，那大家多隻好喝西北風，所以還必須有所分工。這種家庭成員的分工，在徽州地區自古至今，是相當普遍的。當時徽商之住所，所見極多的是“冰梅圖”——許多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圖案，其圖除令人歎為觀止外，它還寓意著“梅花香自苦寒來”，嚴冬將盡，讀書人“十年寒窗”，終於金榜題名，一鳴驚人。這種“十戶之村，無廢誦讀”乃是毫不誇張的說法。
為什麽徽商具有這一風格呢?
安徽的文化源遠而流長，在原始社會，黃帝煉丹、大禹治水的神話故事就廣為流傳。封建時期，以曹操為首的建安文學又把安徽的文化事業推上了新的台階，從此安徽的文化群芳鬥豔，獨具一格。
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徽商，意識到富不敵權，權可治富。他們為在政治上保持崇高的地位，強化族眾的凝聚力，隻有依靠其文化的優勢，大興族學、書院，以獵取科舉製度下的功名。
徽州又是安徽文化十分繁榮的地方，“益尚文雅”，又稱“東南鄒魯”。並且，徽州還是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故鄉，更使得徽州人以名教相稱。
在尚文崇儒傳統風尚的熏陶下，現代安徽人就算“下海”經商的人也以文化人自居。
在徽商中，很多人早年曾經是文人，從事儒業，後來因為生活所迫，或者家境變故，或者繼承祖業等原因，棄儒從賈，走上了經商的道路。
發跡以後，因為經濟條件闊綽了，加上良好的文化素養，使他們把注意力又轉向了文化方麵，或者投資於文化教育，或者重修儒業，追回失去的光陰，以求在心理上獲得平衡。
安徽人尚文的傳統，形成了徽商“賈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經濟實力，有力地促進了安徽文化的繁榮。
中國曆史上有名的徽商，普遍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史記·貨殖列傳》一定是他們的必讀之書，他們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自覺地用儒道經商，以儒家倫理規範自己的商業行為。黃長壽“以儒術飾賈事”，鮑要“一生以書生之道行之”。儒家思想是徽商重視商業道德的思想基礎，由於他們堅持商業道德，堅持“以誠待人，以信服人”非義不取，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贏得了顧客的信任，每到一地就會出現“歸市如流”的局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徽商還非常善於從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營養，將文化知識作為取勝的法寶。汪紹銓先生在《徽商在中國商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說：“徽人往往以《貨殖列傳》所載的商界先賢為榜樣，進行遠途冒險經營。明嘉靖年間，徽商許我秩就是讀了《貨殖列傳》，不顧路途遙遠，前往四川成都從事商業活動的。”歙人閔世章少孤貧，九歲輟學。長大後發憤自學，精通文史。一日讀《史記》中的蔡澤傳，對蔡澤赤手而取富貴的事跡讚歎不絕，遂立誌法其所為，隻身奔赴揚州，為一家鹽商管理帳目。數年之間，他摸清了鹽業的行情，於是自籌資金，獨立經營，後來終於成為“家資百萬”的大鹽商。
徽商賈而好儒，受到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在經商中，善於運用心計，精幹籌算，審時度勢，決定取予。
安徽人是星空，點點繁星交相輝映。安徽人不管做什麽，都不願意放棄“文”的情愫。
明代欲人黃鐮，少時從儒就學，立下經世之誌，後來棄儒經商，在閩、越、齊、魯間進行商業活動。由於善於洞察“盈虛之數”，故精於“進退存亡之道”，獲利甚多。清代商人葉天賜，生性聰穎，工詩詞，擅書法，因為家貧而經商，具有深刻的洞悉市場的能力，常常是“料事十不失一”，一躍而為揚州富商。
還有一些有文化的徽商，因為善於操持生財之道，竟然成為眾商賴以經營的智囊。明朝萬曆年間，在兩淮經營鹽業的徽商吳彥先，有閑暇就瀏覽史書，和客人談論古今得失，即使是當時的許多大儒業自愧不如，所以博得了眾商的擁戴，所有的營運都按照他的籌劃來實行。他“權貨物之輕重，揣四方之緩急，察天時之消長，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賈者利必倍。”這種能力，即使在今天，仍是很少見的。
“賈而好儒”還使徽商可以更方便地與“官”相結合，通過“官”的力量來獲取利益。要麽是通過結識官吏，要麽是讓家族中的人直接進入官場，“賈儒的結合”最終都會變成“官商的結合”。而在商場中，官商結合，永遠會獲得最豐厚、最穩定的回報。
好儒使徽商在商業競爭中居於優勢地位。在明代，山西商幫和徽州商幫勢均力敵，但是到明朝後期，山西商幫與徽州商幫的競爭則明顯處於下風。雖然產生這個結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文化因素則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因素之一。清朝的劉於義曾在一份奏折中說：“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結果是俊秀弟子雖然從賈，但是沒有知識，必然對商業有影響。
“好儒”的習慣，使徽商在整個經營過程中，都自覺不自覺地將儒家的精神融入到商業活動這中去了，可以說，沒有“好儒”的精神，就沒有徽商的成功。
如今，安徽商人雖然沒有先輩“牛”了，但是尚文的傳統仍然執著未變。基於安徽人賈而好儒，亦賈亦儒的商業傳統，在與安徽商人做生意打交道時應多打文化牌。正視安徽商人的廣博知識，講求誠信；要多與他們談論文化事，才能接近他們，並博得他們的好感；可以多做文化方麵的投資。
5．徽商的風格
經商不論古今，在商場上打拚的人，從徽商身上或許可以找到立足於商界的法寶。
“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
這是世人形容徽州人從商風格的一段話。雖然略帶誇張和諷刺，但卻生動地概括了徽商經營的風格。
徽商做生意並不局限在某個領域，什麽賺錢就做什麽，甚至可以將不賺錢的行當做得賺錢。“其地無所不至”，是說隻要能夠賺錢，什麽地方都可以去。徽州人本來就視出外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有利益的驅動，當然就更是如此。“其時無所不鶩”，是說徽商做生意，特別講究時機的把握，也特別善於把握時機。徽商在擁有了一定的資產後，就已經不再滿足於一些微小的利益，而是追求高效高利，將大富作為自己的經商目標。“其算無所不精”，是說徽商人精於算計。“其利無所不專”，是說徽商做生意對利益是錙銖必較。“其權無所不握”，是說徽商在做生意的時候，十分注意權力在商場的重要性，隻有“官商”結合，才能產生最大的利益。
掌握經商的環境、時機，是一個商人的謀略，而為了利益“無所不至”、精於算計，做生意錙銖必較，則是商人的一種追逐利益的基本精神。這個特點，尤其被世人所誤解。外地人常常稱呼徽商為“徽州朝奉”，帶有許多鄙視的意味，至今江浙一帶熟悉風土掌故的老人，仍然會說出“徽州朝奉錫夜壺”之類的調侃來。在人們的眼中，徽州朝奉作為商人的性格特征是“蠅營狗苟”，著名學者胡適是徽州人，他在晚年口述的自傳中提及徽州朝奉時說：“朝奉的原意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個人勤儉刻苦；但有時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表示一個商人，別的不管，隻顧賺錢。”其實，徽商這種惟利是圖的風格，是一個商人必須具備的。徽商之所以受到如此刻薄的嘲諷，無非也是在一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中，大多數人對商人的一種誤解而已。
為了追求高效益、高利潤，徽州商人往往周遊全國，哪裏有市場就到哪裏發展，哪個行業有利可圖就經營哪個行業。歙縣商人黃豹，少年家境貧寒。成年後辭別父母，挾資遊荊襄南楚，但獲利很少。見此，他便果斷地從荊襄撤資轉徙淮南從事鹽業。結果，僅三年時間就由一個小商人變成一個富賈一方的巨商。
而注重“官商”的結合，則不得不承認徽商做生意的大局觀是很強的。徽商的成功，其實也靠著這—點。在商場上的得心應手，首先必須建立在官場上的遊刃自如。封建統治本來與自由貿易在本質上就是互相抵觸的，徽商要想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必須順從這種社會製度，徽商們依附於封建勢力的蔭庇，從而獲得巨額壟斷利潤，這樣的做法也許在今天違背自由貿易的原則，但是在封建時代，卻是一個無奈但又明智的選擇。徽商團體的成功秘訣，的確有一些畸形，卻十分獨特。事實也證明，徽商正是依靠這個秘決，取得了成功。
6．缺乏自覺的商業意識
改革開放初期，安徽出了一個炒瓜子的“傻子”年廣久，他憑著一把鍋鏟，在幾年內，炒出了百萬資產，成了中國最大的個體經營者。然而1990年6月，年廣久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汙罪、流氓罪。法院經過認真審理後認為，“所謂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貪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流氓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在三次取證後，法庭於1991年5月開庭審理，以流流氓罪判處年廣久有期徒刑3年，緩期3年。
1993年3月，年廣久在被關押了兩年半後，釋放回家有趣的是，年廣久對法院的判決心悅誠服，並多次流露感激之情。
年廣久這位無業市民，充當了第一批“敢於吃螃蟹的人”，以自己的行為方式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成了商品經濟濟的衝浪兒、弄潮兒，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但是，出身小商販家庭的年廣久，沒有受過教育，缺少文化，生活圈子極其狹窄。他的思想、行為方式乃至性格，都有著小生產者階層深深的烙印。這樣，小生產者與大市場的矛盾在他身上就極難調和地表現出來，以至於他成為了一個悲劇式的人物。
根據史料記載，後輩徽州人走上從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類：
(1)為家境貧困所驅使。
(2)盡孝而遵命。
(3)被周圍的尤其是宗族的習慣要求所左右。其典型的例證是，許多村落和宗族已經形成經商的傳統，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村民族眾爭取奔往一途。更有甚者，許多家族已把經商當作維護本族社會聲望的手段，以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壯丁眾趕向商旅之途。
以上三類原因有一個共同的特征：缺乏自覺的商業意識。
商業行為上的積極與消極，主動與被動，自覺與不自覺，從根本上來說反映的是文化心態的差別。徽州早期商人和他們的後繼者就是在帶有很強宗法色彩的農業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進入商業活動領域的。
在小農文化觀念的引導下，徽州商人始終沒能樹立起商業效能的觀念，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甚至始終沒能培植出對商業的忠心。
(1)徽州商人中從商而終的少，多數人無論是發了家或是賠了本，最終還是葉落歸根，返回到以農為本的老路上來。
(2)在安徽，有巨富之稱的鹽商們於其商名之外一般都有別名，物質的富翁卻是精神上的貧困戶，財富並沒有使其擺脫對商人身分的卑微感覺。
(3)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爛是驚人的。
(4)置田建房修祠宇，幾乎就是徵商資本的唯一出路。
所以，當中國逐漸步入近代社會，受著近代文明洗禮的東南沿海商人與之展開競爭時，徽州商人屢遭失利以至最終走向敗落，也就成為必然了。
他們的這一經商傳統在當今安徽人當中仍大有市場，因此，在與他們打交道時，可以在這一點上動一番腦筋。
7．學習徽駱駝精神
徽州文人唐順之說：“新安土跤狹，田蓄少，人庶仰賈而食，即閥閱家不憚為賈。”這就是說，徽州的地理環境比較惡劣，沒有太多適合農業的土地，所以徽州人如果要生存，隻有仰仗經商。曆代徽州的縣誌，也有著同樣的說法。萬曆年間的《歙誌》說：“今邑之人眾幾於漢一大郡，所產穀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於四方也。”當然，徽州的地理環境與徽商的興盛有一定的關係，徽州人必須以竹、木、茶、炭等土產換取糧食，從而造成了悠久的商業傳統。
由於徽州四麵環山，交通閉塞，它的安定和秀美的山水，使中原的士族在戰亂時期不避艱難，遷移到了徽州這個“世外桃源”之中。所以，徽州實際上是一個移民社會。
根據曆史記載，徽州的大移民最早是在兩晉時期。中原發生了“永嘉之亂”，造成了人口南遷的**。中原的氏族在南下之後，由於東晉的小朝廷內部混亂，因此當時有9個家族直接避難到了徽州。隨後是唐末五代時期，在“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黃巢起義，中原動**不寧，生靈塗炭，於是更多的士族南遷，這個時期，遷居到徽州的有24族。最後一次大移民是在兩宋時期，由於“靖康之亂”，金兵入侵，遷居到徽州的有15族。《新安名族誌》中說，曆代遷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個。
徽州的山是封閉的，而徽州的水是開放的：也許，水的流動，使中原的士族源源不斷地進入徽州，而山的凝固，讓中原古老的文化在徽州沉澱。
遷移到徽州的士族們，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特權和經濟優勢，他們沒有了做官的特權了，他們也不能依靠莊園製聚族而居了，宗族的力量似乎已經削弱。
但是，士族們重新找到了強化宗族凝聚力的東西，那就是他們的宗族理論。
我們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無非是這些宗族理論的物化。強化這種宗族觀念的過程，也就是徽州文化的變遷的過程。
古徽州山林中的土著山越人的“剽悍尚武”，這種因素自然會或多或少的留存下來。封閉的地理環境，異鄉人以家族為單位的遷居，也造就了徽州人強烈的鄉土觀念和宗族觀念。徽州居民，自古以來都以族姓為單位，團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遷祖為中心的區域內，形成了嚴密的宗族觀念。甚至於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為村名，如黃姓家族的黃村、汪姓家族的汪村、許姓家族的許村，洪姓家族的洪坑、至今仍保持著這種聚居格局。
而徽州民風的理性因素，當是儒家文化“不以力服而易以理勝”的熏陶的結果。
古老徽州的民風是剽悍尚武的，在這些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之下，徽州的民風“益向文雅”。這就是新安文化。
一方水土一方人，在中國顯耀一時的徽商，就是在這樣的地方成長起來的。我們可以在無數徽商成功的事例中，發現這些地域給他們帶來的影響。徽州社會成員的構成中，有中原的望族、名門或書香子弟；或者是來徽州做官之後，因為社會變動或個人原因而留居徽州。由於外來人口很多，見過大世麵，所以他們向外發展的野心，創立新事業的理想，絕不是其它閉塞的山區人所能比擬的。在徽州人的潛意識中，向外的擴張是根本性的。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似乎注定有這樣一個痕跡：無論是考官還是行商，最主要的目的，是走出這個封閉的地域。而地理環境的惡劣，更進一步促進了這種意識的張揚。一種恢複祖先輝煌的夢想和使命感，始終縈繞在徽州人的心中。正是這種向外擴張的欲望，使徽州人逐漸走出了地域的局限。徽州人的移民情結，使儒學中宣揚的宗族觀念更加強化。隻有形成牢固的宗族團體，才可能保持家族的純潔和與外人競爭的力量，鄉土觀念和宗族觀念，使徽州人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徽州人的性格不是一種山區人的自我固守，而是既有山區人民的艱苦創業精神，又有中原人民的視野廣大、心胸寬闊、努力創新的性格。
正是這種性格，造就了徽商的輝煌。
胡適曾經把徽商比喻為徽駱駝，把徽商刻苦耐勞、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譽為徽駱駝精神。
徽商的巨大成功與徽駱駝精神是分不開的。他們不辭勞苦，打破傳統安土重遷觀念，經常“無遠弗屆”，“走死地如騖”，乃至“數年不歸”，“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徽商自己說：“丈夫誌四方，不辭萬裏遊。”他們“詭而海島，罕而沙漠”似乎無處不在。這種冒險進取的精神，尤為可貴。
徽州人什麽買賣都做，唯有兩樣東西最為忌諱：
一是茴香，二是蘿卜幹。因為“茴香”諧音“回鄉”，“蘿卜”諧音“落泊”。有諺道：“徽州商人心裏慌，怕賣茴香蘿卜幹。”
據說以前徽商離家出去做生意，他往往帶了幾件東西，一個是背東西的網兜，還有一個是繩子，還有一個是米粉。帶米粉出去，是說他到一個地方肚子餓了，隻要找當地的人要點水來衝一下，調一下就可以吃，根本不用花錢。而網兜是用來背東西的，那麽繩子呢?是如果網兜破了，繩子拿來補一下。很多人又說，這條繩子是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用來上吊。這種說法雖然有點過分，但是，由此可見徽州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許多成功的徽商背後都有一個堅強的女性，他們最初走上經商的道路，是和他們的妻子的支持分不開的。她們往往拿出自己心愛的嫁妝，變賣後給丈夫經商，自己卻在家省吃儉用，含辛茹苦。著名徽商汪應享，苦無資金經商，其妻便將珍藏的嫁妝全部拿出變賣，支持丈夫經商，自己在家中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成功徽商江才，家底薄，其妻毅然摘下自己帶著的首飾，作為丈夫經商的資本。由於有妻子大力的支持，以至最後“累金巨萬，拓產數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