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娘”是中國傳統家庭故事的重要人物類型，圍繞著甄孝賢所出場的一些人物，他們養成了一種不太懂得人際倫理中如何變通、樂意吃虧的性格特征。在這些故事裏，賢良實在、厚道誠實之人往往會最終獲得幸福，但有時候也會因為太過於實在厚道而顯得木訥，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嫂娘》既繼承了傳統厚道、實在、賢良人的造型內涵，又重新思考了其複雜因素，結合地方人文精神與現實生活之變遷，探索傳統家庭倫理與現代城市生活多方麵的問題。在作品中，“賢良”“誠實”“厚道”“實在”，不單單是個體性格特征，更多表現為一種文化性倫理品格，即以執著之方式堅守著傳統倫理文化。相比後來發生的一些土地、村社之命名變更，“嫂娘”帶有強烈的精神傾向與明確的道德倫理寓意。結合作品內容看，它至少具有這樣幾方麵的內涵特征。
首先，生活在甄家莊的甄氏家族祖輩，蘊含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道德倫理準則。嫂娘深知“自古禮字當先”，此種“禮”的表現為弘揚道義，有清晰的是非觀念和道德倫理要求，言行舉止皆需要考慮“禮”的規範。故，她非常看重甄氏家族之聲譽，更願意去維護甄氏家族的倫理文化，傳承和保護甄氏家族的道德信仰。甄孝賢雖然出身貧寒，但非常注重禮儀與人情來往。她常說：“人向有錢的，狗咬挎籃的，窮人再窮也要麵子。”她看重人的誠實厚道、賢良實在。人若無此種品質與信仰，就不會有道德自信。亦因此，甄孝賢對女孩子的教育比對男孩子更上心，她知道一個女孩子的言行若不妥，比男孩子的影響更大。可以說，傳統大家族中的家教家規，對個人產生的影響力也很大。正是基於此一點，賢良厚道，才成為“嫂娘”即甄孝賢家族的道德倫理準則與立世之本。反過來，賢良厚道的品格也給予了“嫂娘”之自尊與自信，使她能夠自覺堅守此種道德文化信仰。
其次，“賢良厚道”包含著誠實守信、寬以待人之基本精神品格，它特別體現在人際倫理方麵。在小說的敘述中，可以看到鄰裏之間互相了解之程度很深，彼此熱情熟悉又相互尊重，不輕易鬧別扭，有時甚至如自家人一般相待。作品展示的多是對周圍環境和家庭生活瑣事絮絮叨叨的敘述，以此吸引著人們不停地閱讀下去。雖然明白文字隻是一些日常生活之瑣記，但所有的韻味、哲理、情趣、意境、生活態度，全蘊藏在這些事象細節之中，的確有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感，其意義不凡。而徐新民對嫂娘和梁家莊的生存敘述，也正是在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中進行，它幾乎沒有悲劇性的敘事力量，也沒有哲學性的深刻。但是，讀者無不被他的文字深深地吸引、感動，並深刻地認同，這是徐新民式的一種波瀾不驚的日常敘述的力量。它是在最接近日常生活的審美視閾中觀照道德倫理，所以更能讓普通的讀者把持、玩味、理解、接受，在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中猛然驚醒，頓然思考道德倫理與我們的關係。甄氏家族與梁氏家族，也代表著現代社會中已經嚴重退化的傳統人文精神與道德信仰。這顯然也是《嫂娘》的深層文化寓意。當然，在外來者、新時代與新的文化語境中，梁家莊人特別是甄氏家族與梁氏家族所堅守的道德倫理文化也並非沒有受到衝擊。事實上，作品充分展示了其依舊傳統樣貌下的許多品質變異，其中既有虛偽與背叛的一麵，也有懦弱與走向邊緣的一麵。而這些改變，對梁家莊原有的倫理光環形成了一定的解構，卻也形成了《嫂娘》在思想上的複雜、豐富與內在張力。甄氏家族與梁氏家族既有對傳統品格堅守之一麵，又有展示人性幽暗與複雜之一麵，對傳統文化構成了堅守與批判的雙重態度。他們的處事做人原則就是，既遵循祖輩一貫的道德倫理規範，也響應時代變遷中新的倫理要求，一些年輕人的行為與梁家莊的道德傳統內涵構成了尖銳的衝突，是對梁家莊人自建的道德堡壘的無情解構。同樣，一些新時代帶來的道德“較量”，也讓讀者驚歎梁家莊人竟有如此的心理變化。學生用彈弓打死一隻喜鵲的事件，表麵上看不是梁家莊人的行為，實際上卻是新一輩人外殼遮掩了精明、殘忍且虛浮的那一麵人性。此外，作品也展示了梁家莊人懦弱與無奈之一麵。人性充滿著弱點，賢良誠實之人也並非完美，《嫂娘》對人物和生活的多層展示，非常符合現實生活中人的真實性格。作品中的絕大多數人物，就像中國無處不在的賢良誠實人一樣，在多元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下，於現實艱難中左顧右盼，翼翼前行。因此，徐新民營構的梁家莊，本就是要維持一種新舊道德倫理的生態平衡。“新”與“舊”的道德倫理生態平衡，意味著不刻意塑造道德的絕對理想化，並在最普通的生活與人物身上去觀察和考驗傳統道德。徐新民拿著具有人文關懷的放大鏡，去尋找人際倫理世界中有意義的細節，不僅貼近生活，而且能夠透過生活思考繁雜之人性與文化的關係。在作品中，梁家莊特別是甄氏家族與梁氏家族道德內涵展示的豐富與繁雜，來源於徐新民處在新時代語境中對傳統道德倫理精神之審視。作者審視到，鄉村的道德堡壘並不是堅不可摧的，這座“堡壘”也有許多裂縫，正在經受著社會、時代、文化、人性的多重影響和考驗。但甄氏家族與梁氏家族堅守的道德倫理精神依然成立，因為其根基來自源遠流長的傳統道德倫理精神文化；隻是在傳統向現代之轉化過程中，賢良誠實的道德內涵不得不產生變異。在新時代條件下，徐新民在創作中也在為梁家莊人尋找位置：“我認為一個人來到了這個世界，不論能力大小，隻要盡其所能，給後人留下一些有益的東西，哪怕你留下的隻是一星半點，也算沒有白來一趟這個世界。”（《嫂娘》跋）為了這部小說的創作，徐新民遊曆了孔子、孟子、屈原、司馬遷、王羲之、陶淵明、吳承恩、唐伯虎、嶽飛、聞一多、魯迅、茅盾、季羨林等等諸多名人故裏或故居，在探尋這些先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生曆程中，他得到了許多啟示。可見，徐新民在寫作中，不僅在給自己尋找位置，也是在給作品中的人物尋找位置，也是在給他所要書寫的鄉村、城市尋找位置。顯然，作者是欲將現代社會的道德行動與個體自我驅動的想象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小說的情節所衍變的由一個家族的主人變成一個社會的關注者並不斷有人參與其中，說明了道德倫理對社會的促進發展離不開大眾“加入”之特點，此一點也吻合讀者的審美閱讀行為與大眾之審美趨同；對小說的閱讀不僅僅是受到人物的吸引，同時也期望看到人物的社會關聯與擴散；對喧囂氛圍之把握，說明當代小說家很難逃避大眾文化這一當代性之限定。這一當代性特征可以看作是一個巨大無形卻包羅萬象之容器，具有蒸騰與消弭一切之特性。徐新民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不要陷落於此種大眾文化狂歡化之氛圍中。那麽，他又是怎樣考慮以及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這也是《嫂娘》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保持一種不易消逝的品格的重要原因。一方麵，徐新民試圖探索人物對自然的關注與修複、完善心靈之關係，並借生命個體對自然之感悟來表達個體自我意識之狀態；另一方麵，對回到社會人群的指向也是有所保留的，這兩個方麵的探索展現了徐新民很好的敘事能力。《嫂娘》是一部用文字營構的世界，要見得到天，也要見得到地。關於甄家莊，在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
“甄家莊依山傍水，兩邊的群山連綿不斷。每到春天，漫山遍野綠樹成蔭。桃花粉，梨花白，一些叫不上名的野花爭奇鬥豔，芬芳撲鼻，南山的陽坡上開滿了映山紅。站在高處往下看，地裏的冬小麥、蠶豆、豌豆和油菜，在春風的吹拂與和煦的陽光下，映現出青翠的綠色。甄家莊坐落在溪邊，坐北朝南。兩邊重巒疊嶂，崇山峻嶺中流出的泉水，日夜不停地向下流淌，形成了一個比較寬闊的山溪。溪水雖然較深，但清澈見底。有的地方不時地從溪邊鵝卵石縫裏冒出一串串珍珠似的泉泡。泉泡從水底扶搖上升到水麵上後慢慢地消失，很像濟南的珍珠泉……”
這樣的山村景色，明亮，質樸，卻似乎透出一種開闊悠長之光芒，可以照徹甄家莊之往昔、今生與來世。自然界的景致——山川、溪水、路邊的植物、花卉以及無以名狀之事物，作為審美屬性回歸人物需要的時候，同時具有某種“治療”之功能。隻有在人物的行動與信念之實踐中，所帶來的審美屬性之回歸才能談得上有關力量的輸送，這可以看作是作者審慎之探索的開端。徐新民所描述的對象，不僅有地理空間的位置，社會關係之中的位置，應該還有時間的位置。在作品中，地理空間的表現之外，甚至還能找得到陰陽。這就是徐新民於現世的立場給予甄家莊之定位，將甄家莊立於鄂東南心髒的位置。在各種考驗與變革之中，賢良誠實依然是甄家莊人道德倫理遵循中最核心之一環，殘酷的現實與繁雜的人性也不能徹底摧毀甄家莊的道德品格，反而豐富了其內涵，具有更廣更寬泛的時空意義。
道德倫理與人性之繁雜，或者說是怪圈，不僅是甄家莊人之疑惑，也是徐新民創作中一直關注的方麵。徐新民延續了中國傳統小說的人物視角和對時代特征之觀照，延續了自身創作之特點，在《嫂娘》中提出新的問題，即賢良誠實之品格精神與現代生活之間的倫理；在現代社會人際倫理敏感、淡漠，人的精神焦慮、浮躁，城鄉矛盾問題突出之背景下，徐新民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重新發掘與思考賢良誠實的道德倫理現狀。顯然，《嫂娘》要打撈的正是曆史與時代變遷中，代表現代人品格的那些沉海珍珠，並以自己獨特的人文視角觀察甄家莊和他們的生存環境，洞察那深埋已久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