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孝賢結拜幹哥的大兒子已經長大了，幹哥要蓋房準備給兒子娶媳婦，但還差幾百元錢買建房的材料。他在村裏及親戚家隻借了200多元錢，錢還不夠。他知道這位妹妹也很窮，隻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才開口向她借錢。幹哥在給甄孝賢說起借錢的事時，很難以為情。甄孝賢心裏很明白哥哥的無奈，但她自己確實沒有錢。如果回絕了，又覺得對不起哥哥，就對他說：“哥，你別著急，我去想想辦法。”
飲水思源不忘本，知恩圖報記在心。這是甄孝賢一生做人堅守的準則，現在經濟條件比原來稍微要好些了，她給幹娘又做了一身衣服和一雙布鞋。石彭氏看到女兒給她做的布鞋倒是很高興，老人是尖尖的小腳，年紀大了，走路抬腿不利索，腳尖最容易踢破。當看到女兒又給她做了一身新衣服，就有些不樂意了。老人對她說：“心愛，古人說六十不造屋，七十不製衣。你又給我做這麽好的衣服幹什麽？上次你給我做的那一套衣服還放在那裏沒有舍得上身呢！”
“媽，前些年孩子都小，經濟上確實有些困難，我對您沒有好好地盡孝道。現在孩子都大了，我家的日子也慢慢好起來了，給您做身衣服是應該的。六十不造屋、七十不製衣那是古人的說法。您身體這麽硬朗，再活一二十年都沒有問題。您穿上讓我看看，不知道合適不。”
“我再活一二十年？那不成精了！聽你這麽說，我就穿上讓你瞅瞅，難得你一片孝心。”老人說這話時，臉上露出了微笑。
石彭氏穿上新褂子後，用右手輕輕地往下撫了撫衣服的前襟，高興地說：“合適，正合適。”
“心愛，你是苦盡甜來。想起幾個外甥小的時候，你日子過得真的不容易。”
“媽，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感謝您對我的幫助。”她剛說完，老人聽到這裏有點不高興了，她噘著扁扁的嘴對甄孝賢說：“心愛，你說這話我就不愛聽了。你是我什麽人？你是我姑娘，我們是一家人，你不應該給我說這樣見外的話。母親幫助姑娘，那是應該的，我不是為了要你的感謝！”
甄孝賢看到老人真的有些生氣了，連忙用道歉的語氣說：“媽，是我說見外話了。”老人臉上這時才由陰轉晴，她隻是笑著用手指點了點甄孝賢，什麽話也沒有說，到夥房做飯去了。
甄孝賢自以為，這些年來，對幹娘所做的一切，隻不過是沒有忘恩負義，根本談不上是孝敬。因為她始終沒有忘記，在她最困難的時候，這位老人對自己無私的幫助。自己所做的這些，都是很平常而又應該做的分內事，離孝敬還相差很遠。
吃完飯，甄孝賢與母親談到哥哥找她借錢蓋房屋的事，她給幹娘說起這事的本意是：哥哥這忙她一定要想法幫，如果她能找人借到錢，那算是給哥哥解了難。假若自己盡了力還是借不到錢，讓幹娘給哥哥說明情況，讓哥哥不要怪罪她。
人隻有先把心交給別人，別人才會把心交給你。甄孝賢雖然與結拜的幹娘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但她多少年來是把這位老人視為自己的親娘。所以母女之間的交談，雙方都沒有任何的戒備和隱藏。
老人悄悄地對她說：“心愛，你別著急！我去年賣豬的一百多元錢還沒動，你拿一百元錢去借給你哥。”
老人明知兒子蓋房缺錢沒有給兒子借，而要給幹閨女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甄孝賢在老人心中的位置。這種信任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在天長日久的相處中積澱起來的。
兩年後幹娘去世，也許是老人在臨終前沒有來得及給兒子說起此事。也許是怕她死了以後，這死無對證的事，假若幹閨女不承認，兄妹倆會為這事鬧矛盾，所以幹哥根本不知道母親借錢給妹妹的事。
老人在臨終前究竟是出於什麽原因，沒有向兒子說起這事，現在隻有天知道。
待把老人家後事辦完，甄孝賢幫著家裏人把幹娘生前住過的房子收拾完畢，她對哥嫂說：“哥、嫂子，母親走了，有件事我要給你們說清楚。你們前年蓋房時，我知道你們是實在沒有辦法了，才找我借錢的。我當時確實沒有錢，媽知道這事後，將她老人家賣豬的錢悄悄地借給了我，讓我再轉借給你的，那錢你就不用還我了。”
幹哥聽甄孝賢說完後，以一種很意外和驚訝的神情對她說：“妹妹，你是不是記錯了？媽在臨終前根本沒有說這個事。”
“哥，我沒有記錯。我借給你那錢，確實是母親借給我後，我再轉借給你的。母親養一頭豬很不容易，不論她老人家臨終前給你說沒有說到這個事，我是不會昧良心的。”甄孝賢以很肯定和坦誠的語氣告訴哥哥。
那時候一百元錢不是一個小數目，她結拜的那位幹哥從此更是敬佩妹妹的人品。他十分感動地對村裏人說：“我媽當初真的沒有看錯人，就是親妹妹，在這件事情上，也不一定做得這麽光明磊落。”
幹哥給村裏說起這件事後，村裏的人對甄孝賢的人品也是十分敬佩。
農村的行政設置是公社管轄大隊，大隊管轄生產隊。當時最流行的說法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社員們每天麵對的是生產隊長這位村子裏最高的“行政長官”。
一個人當上了生產隊長，他的小孩就是村子裏的“高幹子弟”。
農村的男孩子打架，一般都是強者為王。即使是再調皮的孩子，在生產隊長的小孩麵前，也懂得要禮讓三分。這都是娘、老子在家裏教好了的。
生產隊長如果當的時間長了，他們的子女長大以後，隻要有在農村招工招幹的機會，就可能沾上光。
在農村就流傳著這樣一個順口溜：“幹部的兒快快長，先入團後入黨，有了機會進工廠。農民的兒快快長，先治湖後治港，好好勞動掙工分糧。”
在農業大集體的時候，多數人之所以想當生產隊長，那是因為隻要當上了生產隊長，不但子女能受到很好的優待，本人也有很多的好處。他幾乎不用幹農活，每天給社員派完工後，他肩膀上扛著鋤頭，在本生產隊的田邊地頭到處轉悠。其實，扛在他肩膀上的那把鋤頭，就像演員演戲的道具一樣，根本沾不上土。還有一個好處，可以改善生活。在計劃經濟時期，這也票，那也票，樣樣東西都要票。就說吃肉吧，農民根本沒有錢去買肉吃，就是有幾塊錢，如果沒有肉票，也是買不到肉的。
村裏所有的社員，都不敢得罪生產隊長。如果敢與生產隊長頂撞，較輕的整人辦法是重活、累活、髒活都會派給他去幹，但每天拿的都是與同等勞動力一樣多的工分。如果生產隊長真的動怒了，他把你告到大隊，等待的是“開學習班”。
正因為有專政機器為生產隊長撐腰，梁家莊的生產隊長梁開升這個“土皇上”做起事來有恃無恐。
在全村，每個社員都要巴結他，當一個“順民”。於是在農村就形成了這樣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不論是誰家婚、喪、嫁、娶，還是生了小孩做滿月、做周歲，甚至家裏請來了裁縫做夏、冬衣服，來了木匠做家具，生產隊長是必請的座上賓。
生產隊長享用的是請吃主家忍嘴待客的、平時飯桌上見不到的好飯葷菜。有人開了這個頭，別的人家就得跟上。即使是最不情願的人家，也不得不遵從這個約定俗成的“村規民約”。
梁家莊這個村子說大，比不上甄家莊，但說小也不小，全村也有近百戶人家。生產隊長每個月至少有兩三次吃葷的機會，這在物質十分匱乏的年代，不能說不是一種很好的待遇。
生產隊裏除了生產隊長和副隊長外，還有兩個“肥缺”：一個是會計，一個是記工員。會計按當時的規定是要進隊委會的，也就是本生產隊的“領導班子成員”。
當會計的好處是，在農村大忙的時候，也是幹活最累的時候他借故要做賬，可以躲在家裏不出工。他還掌管著全村工分值的核算大權，平時給自己多分點稻穀，到年底多分點“餘糧款”都不是太難的事。即使有人看出了端倪，也不會當麵說出，因為村民都是懷著一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那時候，年齡大的農民大多沒有文化，即使你有點文化，但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如何核算出來的，別人根本不清楚。在這個問題上，就是生產隊長也隻能聽會計說“驢”是“驢”，說“馬”是“馬”。當然，會計是不敢給生產隊長家少分糧食和餘糧款的，這是一個不言而喻而又很簡單的道理。
“記工員”雖然不是隊委會成員，但隻要能當上，也有不少好處。他基本不用參加生產勞動，每天從早晨到下午要記三次工。社員們每天幹活很分散，有的是在水田裏勞作，有的是在旱地裏幹活。社員們快收工回家的時候記工員把全生產隊社員的出工情況記錄下來。記工員很少參加生產勞動，成天隻拿一本記工冊在田間地頭行走，有的社員在背地裏罵他是在“遊魂”。
至於大隊幹部完全脫產，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到各生產隊去檢查，不可能像生產隊長那樣，肩上也要扛著鋤頭。他們是全大隊的社員養活他們，大隊幹部的主要責任是抓階級鬥爭，批鬥本大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農業生產有各生產隊的隊長來抓，他們是不用操心的。
生產隊長或大隊幹部在國家行政係列中雖然沒有級別，也夠不上什麽“官階”，但梁家莊的生產隊長梁開升在村子裏就一手遮天。他在村子裏享有為所欲為的權力，本生產隊的大小事他一人說了算。他成天見誰都是繃著個臉，好像天生不會笑似的。
梁開升有一件最樂意做的事情，他每年都有一兩次與本村一位村民到較遠的地方去給生產隊買耕牛。他每次外出買牛，一定要帶上這個人，原因有兩個：一是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平日裏是如影隨形，兩人合穿一條褲子都嫌肥。他們一起幹的那些不可告人的事，不用擔心“後院起火”，沒有任何後顧之憂；二是這個人能說會道，在做生意方麵確實也有一套。
農村做這類交易是沒有正式發票的。賣牛的一方隻給對方寫一個收款憑證，蓋上本生產隊的公章，經手人簽完字再按上手印就行。梁開升回到生產隊，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讓生產隊會計報賬。
他們倆為了侵占生產隊的錢，還真的想了一個比較高明的辦法。買好兩頭耕牛後，在準備返回的途中以高於原價賣掉，再到很偏僻的山村去買耕牛。因為到偏僻地方購買耕牛的價格要低一些，回到生產隊用最高額的購牛憑證報賬。在這一買一賣過程中，他們兩人從中可獲利近百元錢。如果在返回的途中“運氣”好，他們還可以在沿途買買賣賣，獲利更多。他們回到村子時，一人牽一頭耕牛回來。因為遲回或者早回生產隊幾天，沒有一個人膽敢過問，社員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農業大集體時，梁家莊一個勞動日的工分值隻有兩角多錢。他們每年出去跑這麽一趟，撈的昧心錢，有時比一個勞動力苦幹一年還要多。
古人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們這麽喜歡到外地去買耕牛，這裏麵的“貓膩”，就連梁德文這樣憨厚的人都知道。他在家中說起這事時，甄孝賢對他說：“三弟，你平時是一個不多事的人，那些無憑無據的事不要到外麵去說了，免得招惹是非。話又說回來，就是你有憑有據又能怎麽樣？小神鬥不過大神，誰敢去告生產隊長？你要是管這些閑事，當心他故意找碴，給你穿小鞋。”
梁德文是比較聽嫂子話的，轉而對嫂子說：“嫂子，我是聽到別人悄悄在一起說這事，心裏很生氣，我隻不過是在家裏說說罷了。我聽嫂子的，把自己當成一個‘瞎子’‘聾子’。”
“是非隻因常開口，煩惱來自強出頭。我知道三弟是聽人勸的。”甄孝賢聽到三弟這樣說，心裏是很滿意的。
梁開升把自己的那點權力用得十分到位，他不但在經濟上占集體的便宜，生活作風上也是道德敗壞。隻要是村裏長得有點姿色的小媳婦，他就打歪主意，就像綠頭蒼蠅見到了臭肉。
如果他看上了本村哪個婦女，就派她的男人去外地做副工。一旦男人外出做副工後，他就去糾纏別人的老婆。
人常說：男人沒主意一世窮，女人貪便宜褲帶鬆。客觀地說，村子裏在他所“寵幸”的幾個女人中，有的是迫於無奈，不敢得罪本村這位“行政長官”。但也有個別婦女褲帶鬆，是為了得到生產隊長的好處，半推半就地投懷送抱。
天長日久，梁開升幹的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大多數村民都知道了。有好幾個村民先後幾次向生產大隊反映了梁開升的許多問題。
有的村民甚至向大隊提議，讓甄孝賢當生產隊長。
社員們平時巴結生產隊長，那是對他還存在一定的幻想。如果群起而攻之，那是對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大隊幹部對梁開升的問題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但沒有想到他的問題那麽多。
幾位大隊幹部在一起說到梁開升時，形成了一致的意見：如果不把他的生產隊長趁早撤換，將來會招惹更多的麻煩。
這天，大隊支書帶幾名大隊幹部直接到甄孝賢家後，對她說：“最近你們生產隊有好幾個村民向我們反映了梁開升好幾個方麵的問題。如果不把他換掉，將來可能還會發生更嚴重的問題。你在梁家莊村民中威信很高，絕大多數社員都相信你。有的村民直接推薦你來當生產隊長，你就把這副擔子挑起來吧。”
甄孝賢聽到這裏，急忙向大隊支書擺手說道：“支書，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古人說‘豬毛擀不了氈，女人當不了官’，哪有女人當生產隊長的！”
“誰說女人當不了官？女人當皇帝的都有，你怎麽就不能當生產隊長？”
“我一個女人幹薅薅鋤鋤的活還可以，但犁田耙地的活我幹不了，別人怎麽會聽我的。”
“生產隊長不一定都要會扶犁打耙，會指揮就行。當將軍的槍法，並不一定就要比當士兵的好，這是兩碼子事。”大隊支書對她說。
甄孝賢最後以懇求的口吻說：“支書，我給你說句實話吧，我家的情況你很清楚。這些年來，我雖然沒有幹什麽違法的事，但為了這一家人的生存，也悄悄做了一些按規定不準做的事。我心裏很清楚，是我們村的村民和你們當幹部的在打馬虎眼，大家是在可憐我。如果我家境好一點，讓我當這生產隊長倒也罷。我有這個窮家的拖累，有什麽臉麵去說別人？真的不行，這個擔子我真的挑不起。全生產隊那麽多人要吃飯，這不是鬧著玩的。”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推薦你，他們是相信你有這個能力當好這個生產隊長，我們也相信你能幹好。”站在一旁的另一名大隊幹部也對甄孝賢說。
“我幹不了，真的堅決不幹！”甄孝賢回答得很幹脆。
“那讓你當婦女隊長總該可以吧？你們生產隊從那位婦女隊長因病去世後，一直沒有婦女隊長。”大隊支書又以征求意見的口吻問甄孝賢。
“有雞叫天也明，沒雞叫天也明。”甄孝賢慌不擇言地說了這麽一句。
“你的意思是，這個婦女隊長有沒有無所謂？”大隊長問她。
“大隊長，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這個婦女隊長除了我，別人也能當，並且還會比我當得好。雖然是個婦女隊長，但樣樣要走在婦女的前頭。我還是那句話，我家的拖累太大，確實沒有精力來操心村裏的事。不是我這個人不識抬舉，我是怕幹不好，給大隊幹部臉上抹黑。”
“看來你是阿二當郎中——普通的人請不動。”大隊長這時對甄孝賢說了這樣一句俏皮話。
大隊支書看到甄孝賢推辭的態度很堅決，心裏很清楚，這件事是沒有回旋的餘地了。他問甄孝賢：“如果讓你推薦生產隊長，你看誰當比較合適？”
“如果讓我推薦，我就推薦梁廣潤。他是一個初中生，有文化。這個人頭腦靈活，種地很內行，為人也比較正派。”
“你說的這個人倒是不錯，隻是太年輕，怕壓不住陣。”大隊支書說這話時，把食指壓在下嘴唇上。
“這就要看大隊幹部是不是真的給他撐腰了，幾歲登基當皇帝的都有，何況一個生產隊長？”從這句話可以看出，甄孝賢推薦梁廣潤當生產隊長是發自內心的。
大隊支書準備離開時，對甄孝賢說：“你說的這個人，我們回去再商量一下。”
在聽取梁家莊村民意見後，經過大隊幹部研究，決定讓梁廣潤接替梁開升當生產隊長，肖花眉當婦女隊長。
梁開升得知不讓自己當生產隊長後，到大隊部又喊又叫，一定要大隊幹部當麵給他說清楚不讓他當生產隊長的理由。
大隊支書走到他跟前對他說：“話不挑不明，燈不挑不亮。我倒也同意給你說清楚，你是讓我們現在麵對麵地給你說清楚呢，還是在全大隊社員大會上給你說清楚呢？我可告訴你，你不要以為有的事幹得很巧妙，我們不知道。現在不讓你幹，我們是在保護你。你當生產隊長時間越長，將來的麻煩就會越大，到時更不好收場。你不要自己已經坐了一屁股的屎，還不知道臭！”
梁開升聽完大隊支書這一番話後，他如芒在背，渾身上下都不自在。一個人靜靜地在原地站了一會兒，跟誰也沒有打招呼轉身就走了。其實他很想繼續當生產隊長，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他考慮最多的是，如果不讓他當生產隊長，他的第二個兒子就不可能像大兒子一樣，進城當工人了。
梁開升不當生產隊長後，村裏人也不像過去那樣畏懼他了。個別與他有成見的人，見了麵後不但不給他打招呼，還故意重重地從鼻子裏發出“哼”的一聲，加快步伐離開他。
梁開升可能是壽緣已到，也可能是他內心自我壓抑太重，沒過幾年就死了。
生平不做皺眉事，死後應無切齒人。他死了以後，不知是誰在他的墳頭釘上桃樹樁，還淋有狗血。這是對死者最惡毒的詛咒！
按常理，人都是記生不記死。即令哪個人對他恨之入骨，在他死後也是恩怨兩訖，一般人是不會做這種“下三爛”(15)事的。因為梁家莊恨梁開升的人太多，有時私下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議論這事時，猜不準是誰幹的，也許幹這事的人，就在參與議論者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