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素梅橫過山東路，拐一個彎又穿過了車水馬龍的福州路，進入杏花樓隔壁一家門麵極小的儲蓄所。她打開網袋的結，從裏麵拿出了一個信封。又從信封裏取出五張定活兩便存單，遞給營業員。

“都取出來，謝謝。”她說。

營業員掃了一眼存單，抬頭又瞄了她一眼。一掃一瞄之間有個判斷過程：老太太是不是賊或騙子，這筆巨款是不是她的。安素梅個子很小，露出櫃台的隻是一張蒼白的臉，潔淨的麵龐上有著很黑的眉和很黑的眼睛，鼻梁挺直，嘴唇薄薄地緊抿著。頭發有點稀疏了，但依然黑，沒燙過，直直地往後梳去，用兩個鐵夾子在腦後夾住，幹淨利落。她在接受營業員的掃描透視時泰然自若，不由得他不收回那道犀利的目光，扔出了一塊銅牌。

“再有一個月就都滿一年了，利息不要了？”營業員還是免不了要發問。

定活兩者之間的利率相差很大，精明的上海人向來是比較計較的。老太太的確有點反常。

“急用呢！”安素梅笑一笑，轉身坐到一張長凳上，耐心地等櫃台裏把鈔票點出來。

這隻是一筆小數目。她下一步是到另一家城市信用社去文取數倍於此的款子。網兜內的信封裏，裝著一本她個人開戶的支票簿。

上海是藏龍臥虎之地。

小街陋巷裏有多少像安素梅這樣些不起眼卻腰纏萬貫的老頭老太太。許多人一輩子過得像垃圾癟三一樣，死後卻被人發現在爛棉絮裏、破棕棚下、硬梆梆的枕頭芯內或壞了的台鍾座下藏了價值萬千的金銀財寶。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追求虛榮、好紮台型、喜歡打腫了臉充胖子，還有不少上海人擅長於藏富掖富裝窮哭窮，所以那種“能掙會花”甚至“不能掙卻能花”的超前消費風，在某些上海人心上掀不起浪。安素梅自1955年帶了兒子小光住進山東路永安弄，三十年中孤兒寡母在過街樓上苦度光陰，左鄰右舍頂多憑感覺認識到對她不可輕侮，但恐怕做夢也想不到她所擁有的資產竟超過了十個萬元戶。

安素梅取出這筆款子，是供兒子安文光投資“動畫編輯室”的。如果那份承包合同今天簽下來了，承包人就必須在三天之內將總數三萬元的承包基金劃入滬光出版社所屬的專用帳戶。

“我們可以拿出一半。”兒子開口索討那天，她說。

“阿惠他們都困難呢！”

“讓他們每個人都多少湊一點，有點壓力也就有責任心，幹起來才齊心。”

“二萬吧？”

“也可以。你怎麽跟阿惠他們說的？這麽大數目。”

“當然說是向親戚借的。有壓力才有責任心嘛。”

兒子不是敗家子，她放心；兒子也不是守財奴，她滿意。

兒子跟她一起過過用鞋盒子裝米、用豆腐渣拌飯，以一碗炒過的鹽作下粥菜的窮日子。

兒子十二歲時雖然長得瘦小，一雙黑眼睛卻已經時時從裏往外直冒成熟的冷光了。有一日他背了書包上學去，剛出弄口，被一個女人喊住了。那女人扔給他一雙臭襪子，吩咐他送回家去，“叫你娘洗幹淨點！”她嗑著瓜子說，“月底結帳我多付五分錢。”兒子奔上樓，扔下襪子，撲到**把臉埋進了枕頭。抬起頭來時那黑眼睛裏並沒有淚水，卻從此有了一般寒氣。

十年前母子倆接到了區民政廳的通知。數以萬計的遺產歸屬於他們了。還有許多可稱稀世珍寶的名畫。兒子陪著她去簽領。淡淡地、穩穩地、理所當然地、好像不過是去郵局領回一小筆匯款。所有的名畫統統捐獻給了上海美術館，唯一的要求是不張揚不宣傳。隻拿回了兩幅潑墨山水，那作者是留下了這筆遺產的人——兒子的嫡親外公外婆，自己那曾經斷然決然割斷親情的父母雙親。

隻有一生中既領略過恨不能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的滋味、又有過錢財來去如流水般經曆的人，才能像她和她兒子一樣，真正懂得把錢用在刀口上而毫不心痛。

她毫不猶豫地支持兒子參與組建並承包“動畫編輯室”。

她不是那種隻在物質生活上給孩子以無微不至關懷的“馬大嫂”，她三十多年來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與兒子精神上的和諧與同步。她對兒子的事業有強烈的參與意識。

“阿惠是一個可以共事的人。”她對安文光說。

“是嗎？”兒子不免有點詫異，“她在弄堂裏的名聲……未見得很好。”

她笑了，“還不是因為她那兩年待業時，賣過外煙，朋友又多……世俗陋見而已。”

她於是告訴兒子一件以前沒說過的事：某個夏夜，她在樓上偶一往下張望，恰見弄堂口楊家阿五嬉皮忒臉地把手伸向阿惠的胸部，阿惠毫不客氣地揚手給了他一個很清脆的耳光。

“當時她在弄口賣外煙，全靠阿五他們幫著照應才不受欺侮呢！”她感慨地說，“那個耳光卻不留情。”

“該說她這個人不領情麵呢，還是說她素來潔身自好？”兒子像問她，也像自言自語。

“都可以。有這樣品性的女子，才能在社會上爭一席之地。”

“媽你可不行，你太講情麵。”兒子開玩笑道。

“媽什麽都不行。”說完這句她就閉了嘴，繼而爆發出猛烈的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