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的第五章“曆史和世界的虧欠者”中寫道：“在公認的結構化關係中，巨大的虧欠經常刺激人們付出一切去報恩。但是要做一個負債者卻不容易，憤怒也會隨之而來。日本最著名的小說家夏目漱石曾在其名著《哥兒》中生動地描述了負債者是多麽容易憤怒。男主人公哥兒是一個東京男孩兒，第一次在外省的小鎮上教書。他很快發現自己看不起大部分同事，自然和他們處不來。但是他對其中一個年輕老師很熱情。當他們一起外出時，這個被他戲稱為‘豪豬’的新朋友請他吃了一杯刨冰， 付了一分五厘，相當於零點二美分。沒過多久，另一個老師告訴哥兒，豪豬在背後說他壞話。哥兒相信了這個挑撥離間者的告密，立刻想起自己曾經受恩於豪豬。
“可是，一分錢也好，五厘錢也罷，欠了這種口蜜腹劍的家夥這麽一點人情，那就是到死，心裏也不會舒坦了。
“第二天，哥兒把一分五厘扔在豪豬的桌子上，因為隻有當他不再虧欠一杯刨冰之恩時，才能著手解決當前兩人之間的問題，即豪豬在背後對他的侮辱。他們也許會打上一架，但這恩必須先被抹去，因為這兩個朋友之間，已經沒有恩情。
“這種對瑣事的極度敏感和脆弱，在美國通常隻會出現在青少年流氓團夥的犯罪記錄中和神經症患者的病例裏。但這就是日本人心中的美德。”
1944年，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國政府委托，開始著手研究日本文化。兩年後，她遞交了研究報告，即《菊與刀》。此書對於美國如何管製戰後的日本發揮了很大的指導作用，同時也觸發了日本人對本民族的深刻反思。
書中列舉的這個“還了錢再吵架”的例子，就出自夏目漱石的小說《少爺》。由此可見該小說在反映日本國民性方麵所處的地位是多麽地突出。
讀到此處，想必細心的讀者已然心生詫異：《菊與刀》引文裏的書名明明寫的是《哥兒》，你又為何要譯作《少爺》呢？
好的。下麵就從書名開始，談一點翻譯層麵的心得。
書名的原文是“坊っちゃん”，對此日文單詞，《日漢大辭典》（上海譯文出版社·講談社）給出的解釋是：①令郎。對別人男孩子的敬稱。 ②公子哥兒。大少爺。大少爺作風的人。對不通世故的人的蔑稱。
辭典上的釋義自然不能代替翻譯，選用譯詞還應立足於本書的具體語境。
書中的“坊っちゃん”自然是指主人公，他家在明治維新之前的門第是旗本，自稱其譜係可上溯至清和源氏，維新之後降格為平民百姓，有點像清末民初的八旗子弟。因此，將其理解為破落小貴族應該是不錯的。
其實，在本書中稱呼他為“坊っちゃん”的也隻有一人，即他家的老用人阿清婆。而這位阿清婆也出自沒落的貴族家庭，根據其內心所秉持的舊倫理觀，她順理成章地將主人公看作了自己的小主人，並將這種舊式的愚忠發展到了偏袒和溺愛的地步。
主人公在書中的表現也透著一股“貴族氣”：嫉惡如仇、勇猛無畏、敢作敢當——這是好的一麵；也有不好的一麵：不遵守規則、任性胡為、花錢大手大腳，等等。據此，筆者認為，比起“哥兒”來，將“坊っちゃん”譯作“少爺”應該更加貼近作者的本意。
再者，“哥兒”這個詞源自北方方言，適用範圍很廣，並不特指上層社會，類似於吳語中“官官”“大阿官”，事實上現在也幾乎不用了。
如果將“哥兒”理解為“公子哥兒”，則更是會給人以紈絝子弟、油頭粉麵的輕佻浮浪印象，而這與主人公的形象絕對是格格不入的。
下麵談談其他方麵的關注點。
首先是時代特性。
《少爺》出版於1906年，距今恰好110年。在這一百多年裏，日語本身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即便是今天的日本讀者，閱讀此書也是不無障礙的。好在對於夏目漱石的作品，日本學者早已做過係統性研究，正是借助了日本研究者的成果，我才能較有把握地理解了原文。
《少爺》的時代性還體現在它與時政的密切相關性。例如在講到警察一到，打架的學生就逃之夭夭時，“少爺”心想：“好你們這些鄉巴佬。要論逃跑，簡直比庫羅帕特金還要在行啊。”
庫羅帕特金是個什麽鬼了？——如今的讀者有此納悶也純屬正常。
本書出版時日俄戰爭剛剛打完（書中還有“祝捷大會”的場景），所以當時的日本讀者讀到此處，想必是會發出會心一笑的。但如果不加以注釋，今天的讀者（哪怕是日本讀者）恐怕沒幾個能獲得如此閱讀效果的。
類似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譬如說主人公上的學校是“物理學校”，並且是不需要通過入學考試就能上的，畢業後就去中學當數學教師了。這樣的事情，今天的讀者恐怕也是無法想象。這就有必要對“物理學校”加注了。
再如，與“少爺”先是發生誤會，後來又成了“戰友”的“豪豬”（數學老師堀田）是會津人，“少爺”聽說後，便說：“哦，是會津佬啊。怪不得又臭又硬呢。”為什麽“會津佬”就會給人以“又臭又硬”的印象呢？因為在明治維新時，會津藩是站在幕府一邊的，在戊辰戰爭中，會津武士曾十分頑強地抵抗維新政府軍，給雙方都造成了很大的傷亡，所以即便是進入了明治時代，會津人也給人以一種守舊、頑固的印象。
其次是該書的語言特色。
《少爺》原文的語言屬於口語體，通俗流暢，給人以一氣嗬成的感覺。《少爺》曾多次被翻拍成電影、電視劇，甚至改編成舞台劇、動漫，但按照日本當代著名作家井上廈的說法，這些翻拍、改編全都失敗了，原因就在於《少爺》的成功，完全基於其不可替代的語言魅力。由此可見，翻譯此書倘若不能在語言上重現原作的特色，不能讓人一口氣將小說讀完，即便注釋詳盡，沒有差錯，也同樣是有缺憾的。
順便提一下，在語言風格上，愚以為譯者應該扮演“隱身人”的角色。譯文的風格應該盡量與原文保持一致。原文口語化，譯文就該生動活潑；原文沉穩、凝重，譯文就不能輕快、流利。
為了尋找翻譯《少爺》時的語言感覺，筆者重讀了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也確實從其鮮活、俏皮的“京味兒”中，找到了“少爺”作為“江戶哥兒”的那種“傲”與“油”的感覺。與此同時，二宮和也主演的最新版電影《少爺》也在視覺形象上給了我一個依托——翻譯跟創作一樣，有時也需要一個視覺形象上的“人物原型”。至少我在翻譯時，為了在語言層麵上實現再創作，是會有意識地去尋找這樣的形象依托的。
夏目漱石的語言風格，原本就是變化很大的。早期的《我是貓》和《少爺》是一個類型，即輕快、俏皮，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後的作品，就趨於沉著、穩重了。而因明治天皇之死，尤其是乃木希典為之殉死而觸發他反思人生與生命之後所創作的私小說《心》，其語言在凝重中更是又多了一絲滯澀。事實上，翻譯《心》就是筆者的下一個任務，有心的讀者不妨關注一下。
行文至此，餘墨殆盡。希望大家喜愛《少爺》，喜愛夏目漱石，喜愛日本文學。
最後，感謝出版方對我的賞識和大力支持。
徐建雄 於姑蘇城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