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無疑推動了時空關係的深刻變化，社會時間日趨縮短而愈加靈活，同時社會空間也在不斷擴大。然而，如果人們站在哲學視角去審視全球化時代的時空關係，便可發現，全球化不僅改變了時空關係，更是改變了人們對於時空觀念的傳統理解，亦即重構了社會時空觀。在傳統的時空觀念中，時間與空間要麽如牛頓的絕對時空觀念那樣，被理解為事物運動的外在實體；要麽如黑格爾的時空觀那樣，認為時間與空間直接服從於事物的運動。這種傳統的時空觀並未把握住社會時空的內在機理，而是將時空視為事物運動的附屬物。
然而，在全球化時代，時間與空間本身處於運動變化之中，並非外在於事物的運動過程，這尤其表現為社會時空本身正在不斷流動和重組，而不再是包容事物運動過程的靜止容器。也就是說，全球化實踐在解構傳統形而上學時空觀的同時，也使社會時空作為問題重新浮現在人們的思考之中：如何把握社會時空？如何審視社會時空在全球化時代的新變化和新特征？
要想在全球化時代中重新把握社會時空觀，首先就要理解時空觀的嬗變曆程。在馬克思之前的傳統形而上學的相關討論中，時空觀始終被理解為一種事物在其中不斷運動發展的“容器”，即將社會時空視為某種實體，由此形成了對於社會時空的超驗理解。
在這方麵，黑格爾的時空觀無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黑格爾指出，“空間和時間都屬於運動”[2]，運動是“空間和時間的直接的統一；運動是通過空間而現實存在的時間，或者說，是通過時間才被真正區分的空間”[3]。雖然時間和空間是在運動中得以統一，然而這種時空統一的基礎卻是絕對精神的自我發展。由於自然蘊含著精神，但是這種精神尚未得到充分發展，一旦這種精神開始發展，那麽“沒有中介的無差別性”的自然就會發展出自身的否定性，從而無差別的空間被揚棄，空間開始產生出差異性，這就構成了對空間的否定，而空間的否定就是時間的出場。所以，在黑格爾看來，時空問題隻有在絕對精神的辯證運動中才能加以把握。但是，問題在於，黑格爾所說的這種運動是事物發展的現實運動，還是一種絕對精神的外化形式呢？顯然，黑格爾是將這種運動理解為絕對精神的外化，所以黑格爾的辯證法仍然停留在抽象思辨的唯心主義窠臼之中。對此，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黑格爾把發展是在空間以內，但在時間（這是一切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外發生的這種謬論強加於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質學、胚胎學、植物和動物生理學以及有機化學都已經建立起來，並且在這些新科學的基礎上到處都出現了對後來的進化論的天才預想（例如歌德和拉馬克）的時候。但是，體係要求這樣，於是，方法為了迎合體係就不得不背叛自己。[4]
針對黑格爾把握時空觀的思辨哲學路徑，馬克思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並實現了時空觀的變革與超越。馬克思的時空觀變革，如同他的哲學變革一樣，是一種視域轉換，即從認識論視域轉向存在論視域。在馬克思看來，時空不僅是事物的客觀存在方式，更重要的是，空間的存在基礎不再是絕對精神的抽象思辨抑或現象界的先驗形式，而是社會實踐的結果。在馬克思看來，對於人類而言，真實的存在應當是社會存在，即在實踐論根基之上的社會存在論。這種社會存在的基礎是現實的、感性的人及實踐活動。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5]所以，與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不同，馬克思的空間觀是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呈現出來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裏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6]馬克思的這種建立在感性實踐基礎上的社會存在，不是一種感性對象意義上的社會存在，因為現實的實踐過程決定了社會存在的開放性，即社會存在總是一定社會曆史過程中的存在。這就意味著，社會存在同時是一種曆史性存在。所以，社會存在也是在現實生活的實踐辯證法中才得以具體展開。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時間和空間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兩個維度，而不是抽象思辨和感性直觀的兩種維度。所以，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存在本身蘊含了時空性。
從馬克思對黑格爾時空觀的批判與揚棄中可以發現，與其說馬克思為人們提供了一整套關於社會時空的現成論述，毋寧說馬克思為人們把握社會時空奠定了方法論基礎，亦即從社會發展的現實視角出發去理解時空運動的內在機理。正如西方學者所說，“空間性和時間性，人文地理和人類曆史，在一個複雜社會進程中相互交織，這個進程創造了一係列不斷發展的空間性，創造了社會生活的空間—時間結構，它不僅為社會發展的大型運動，而且為日常活動的循環實踐賦予形態”。[7]
一旦人們完成了從思辨哲學到社會存在的視域轉換，便會發現，正是由於全球化的交往實踐，社會時空的存在方式與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先的社會時空僅僅是社會發展的外在條件，然而在全球化時代，社會時空本身正在成為社會發展的對象和產物。在全球化時代，社會時空發生了如下三大變化：
第一，從社會發展與社會時空的關係來看，全球化的交往實踐使社會時空本身具有了能動性，從原先的“時空中的生產”轉變成了“時空的生產”。
正如哈維所說：“每個社會形態都建構客觀的空間和時間概念，以符合物質和社會再生產的需求和目的，並且根據這些概念來組織物質實踐。”[8]這意味著，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必然伴隨著不同的時空結構。在全球化發展程度不高的階段，物質生產往往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生產，即“時空中的生產”；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則出現了“時空本身的生產”。
一方麵，“時空本身的生產”是社會發展的現實產物。馬克思曾經在對三大社會形態的分析中指出，
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在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隻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麵的關係、多方麵的需要以及全麵的能力的體係。建立在個人全麵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9]
雖然馬克思從人的發展角度界定了三大社會形態之間的界限，但這一文本同時也反映出時空結構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不同。正如德波所指出的，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時間在本質上是一種循環時間，與穩定而重複的時間模式相對應的則是靜態的空間模式，即“孤立的地點”。然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時間模式從循環時間轉向了不可逆時間，“以不可逆時間為內在規定的商品生產過程，本身就是空間的不斷擴張過程，通過衝破一個社會與另一個社會的邊界，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地方自治和封閉的特性，使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10]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由於不可逆時間的出現，導致了原有的以自然為基礎的共同體的瓦解，從而成為一種新型空間結構，即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匹配的空間結構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封閉的區域，而是隨著交往的擴大聯結成了一個普遍性的體係，直至世界市場，這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從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過程。就這種空間結構的內涵而言，不再是依靠人與人之間的自然聯係而得以界定，而是通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得以界定。由此可見，正是由於社會發展的客觀進程，時間從以往的循環時間轉變成不可逆轉的線性時間，進而導致了空間結構的全球布展，這就是全球化時代時空生產的內在邏輯。
另一方麵，社會時空的生產過程也對社會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對於資本邏輯的統治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於資本本身追求剩餘價值的生產，必然要擴張至其他範圍內，從而使得整個地球都臣服於資本邏輯的統治。哈維指出：“在一般的金錢經濟中……金錢、時間和空間的相互控製形形成了我們無法忽視的社會力量的一種實質性的聯結係列。”[11]時間與空間對資本主義生產尤其具有重要性，因為有效的空間結構和必需的周轉時間是資本主義獲取利潤的必要前提。一是資本主義生產具有時間性，這表現在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剩餘勞動時間、機器製造時間、流通時間、周轉時間、周轉周期、社會必要周轉時間、生息資本和擴大再生產這些術語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此做出了傑出的分析；二是資本主義生產具有空間性，這體現在固定資本、基礎設施、物流技術、交通運輸這些術語上，但是這常常被馬克思主義者所忽視，或者說時間常常被視為優先於空間。然而，對資本家來說，以時間來克服空間（如提高運輸速度）、以空間來購買時間（如改善交通條件），是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一個重要條件。[12]從根本上說，資本積累總是需要在特殊的“空間定位”中運行，但是種“空間定位”卻存在著矛盾：一是抽象的資本運動空間，二是具體的資本增殖場所。這個矛盾導致資本主義一麵依賴於固定的具體空間規模，一麵又必須不斷消除抽象的空間障礙、打破固有的空間定位。[13]所以，資本主義或資本家常常需要利用空間重組和地理擴張來解決一段時間內資本積累的危機傾向，也迫切需要借助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來占領、奪取和統治空間。因此，對於資本邏輯而言，時空生產具有維持資本邏輯的重要功能，時空生產正是在資本邏輯的全球布展中逐漸獲得了巨大的能動性。
第二，從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來看，全球化的交往實踐使空間維度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從原先的“時間主導”轉向了“空間主導”。
在全球化的早期階段，時間維度相對於空間維度而言無疑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時間主導的表現形式則是“時間統攝空間”。在黑格爾所建構的人類曆史發展進程中，黑格爾把世界不同空間區域整合到他的“絕對精神”的發展曆程之中，由此形成了黑格爾的思辨版本的“世界曆史”，最終推導出了“曆史終結論”。如果說黑格爾是基於絕對精神的辯證法來將空間統攝到時間的主導之下，那麽馬克思則是從現實的曆史發展過程出發把握時空關係。馬克思基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擴張性，首先提出了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發展過程。這種不同社會形態前後相繼的曆時性發展，無疑是將時間維度放在了首位。公允地說，這並非是馬克思本人對空間維度的有意忽略，而是早期全球化的客觀反映。這是因為，在早期全球化階段，資本主義空間對於非資本主義空間的統治主要是通過資本邏輯的擴張實現的，所以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是“時間消滅空間”。
此後，隨著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不同社會曆史條件下的社會形態處於共時性的並存狀態，在此情況下，空間維度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從而形成了所謂“空間轉向”。麵對全球化時代的各種時空現象，後現代主義思潮將空間問題迅速課題化，以福柯、列斐伏爾、詹姆遜、哈維、蘇賈等為代表的批判理論家從理論角度迅速介入當代空間生產的實踐，提出了一係列空間思想。他們刻意凸顯空間在現代性社會中的重要性，甚至宣稱“後現代的文化就是空間的文化”。與此同時，他們也在批判以往的經典社會理論對空間的“遺忘”現象，認為經典社會理論以現代性為訴求、以理性主義為主導，過分注重曆史的維度，而忽略了空間的維度。西方思想界的“空間轉向”無非是全球化深入發展之後空間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的理論表現，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這種“空間主導”是如何在現實的全球化進程中完成的？
對此，馬克思的思考無疑開啟了人們理解“空間主導”的理論視域。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充分觀照到了資本積累的橫向展開過程，即共時性積累模式。馬克思深刻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一種“並存的勞動”：
當我從該商品的生產過程的勞動中，從這個生產過程的條件的整體，而不隻是從一個孤立的行為或有限的空間來考察該商品的生產過程時，就同時表現為並存勞動的結果。這不隻是經過不同階段的循環，而且是商品在其屬於特殊生產領域和形成不同勞動部門的一切階段上的並行生產。如果同一個農民先種亞麻，然後把它紡成紗，再把它織成布，那麽這些工序就有連續性，但是沒有同時性，而同時性則以建立在社會內部分工基礎上的生產方式為前提。……在再生產和流通中，每一個特殊領域的商品生產過程所依靠的和作為其先決條件的社會的、起中介作用的勞動，則表現為現在的、並存的、同時的勞動。[14]
這就意味著，資本積累不僅要在縱向維度上加以曆時性積累，更要通過橫向維度上加以共時性積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橫向維度上的共時性積累的重要性不斷凸顯。正如馬克思所說，“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其條件是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流通範圍，不管是直接擴大這個範圍，還是在這個範圍內把更多的地點創造為生產地點”。[15]之所以資本積累要越來越依賴於橫向維度上的共時性積累，這是由資本本性所決定的。由於資本是一種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換言之，資本必須通過不斷的運動進而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這種運動就突出地表現為生產規模的擴張、世界市場的形成、資本關係的統治、社會空間的抽象化和流動性。所以，從資本的內在本性出發，高度的流動性是資本本質的題中應有之義，資本的流動性也就決定了資本的空間擴張性。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將資本邏輯視為一種運動，而非簡單的靜止物。更為重要的是，作為運動過程的資本邏輯，這種運動不是簡單的遷移運動，而是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和資本生產的擴大再生產，亦即資本必須不斷開拓自身的統治疆域。正如有學者指出：“資本的偉大本能就是要穿透各種空間障礙，這實際上是全球化的動力，資本要不斷地尋找新的地盤，不斷地將非資本領域資本化。空間就是在這樣的資本和貿易的力量下得以重新鑄造和組織。空間自身的固有屏障在資本的流動本能之下崩潰了。”[16]從空間視角出發，全球化的資本積累主要是通過橫向維度上的共時性積累完成的，具體地表現在：資本不斷突破固有的民族國家領土的地理界線，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並加以投資，從而將資本生產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在全球範圍內全麵鋪展，這一過程同時也是資本關係的全球植入與統治，進而形成了國際分工體係和資本增殖鏈條，再通過貨幣、能源等關係到經濟命脈的重要物質資源的資本化，最終在全球範圍內樹立起了“資本霸權”，由此作為資本增殖的重要載體與方式。由此可見，“資本不僅是一種曆史的生產方式，而且也是一種空間的生產方式”。[17]
值得注意的是，空間維度的逐漸凸顯乃至占據當今時代的主導地位，並不意味著時間維度的取消，而是時空關係的深刻轉型。當今時代科技的迅猛發展，尤其是交通運輸業的發展為“資本用最短的時間克服空間障礙”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使之在20世紀70年代後發生激進式蛻變，於是，我們會產生這樣一種錯覺：交織著時空緯度的世界“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18]從表麵上看，“時空壓縮”使空間障礙越來越不重要，“空間”似乎沒有被凸顯反而被淹沒了。但是，當空間壁壘變得不再重要之時，資本對空間內部場所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反而會越來越關注，這使“空間生產”成為後現代條件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載體。所以，空間相對於時間而占據主導地位，並非是空間維度單向度發展的產物，而是時空關係不斷重構的產物，時間維度並沒有真正缺席。在這個意義上，在全球化時代，馬克思的“用時間去消滅空間”[19]的論斷仍然適用於當代，不斷縮減資本流通時間依然是當代資本主義實現資本積累和增殖的重要方式。
第三，從全球化與時空的關係來看，全球化的交往實踐賦予了社會時空以高度的流動性，“時空壓縮”與“時空分延”現象日益突出，社會時空正在高速流動並不斷重組。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時空結構伴隨著彈性生產的發展而在資本邏輯的全球布展中有了新的呈現方式，即哈維所總結的“時空壓縮”現象與吉登斯提出的“時空分延”現象。其中，哈維用“時空壓縮”來描述由“更加靈活的積累模式”所導致的時空體驗方式的變化。他認為，生產技術、消費與政治經濟實踐在資本主義世界裏的加速周轉，在某種意義上縮短了人們對時間的感受，而空間的障礙也因為勞動分工和貨幣流通的國際化而崩潰。在哈維看來，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理論提供了理論洞見來觀照西方資本主義空間和時間維度裏所發生的矛盾變化。哈維認為，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對時間和空間的社會意義的界定是革命性的，空間關係與空間再現的激烈重組得以進一步凸顯。
空間阻礙的減除和“借由時間來消除空間”的鬥爭，對於資本積累的整體動態非常要緊，而且在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中格外明顯。借著進入新地盤的地理擴張和一組全新的空間關係的建立，來吸收勞動力的剩餘，已經不是少見的事。空間關係和全球空間經濟的建構與再建構，如亨利·列斐伏爾的敏銳觀察，乃是使資本主義夠存活到20世紀的主要手段。[20]
與此同時，吉登斯認為理解現代性的關鍵之一是認識時間與空間的伸延和分離，現代社會不僅使時間與空間相分離，而且也使空間與場所相脫離。由於郵件通信、電話電報、互聯網等科技和社會組織方式的推動，人類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遷，在場的東西的直接作用越來越為在時間—空間意義上缺場的東西所取代。於是“脫域”現象就產生了。社會關係被從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關聯中“提取出來”，在對時間和空間的無限跨越的過程中被進行重建。這種時間與空間的混雜排列稱為“時空分延”，同時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與經濟兩種影響合力推動的進程，而且認為全球化在建立國際間新秩序的力量對比的同時，正在改變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因而“全球化的內容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關於經濟上的互相依賴，而是我們生活中的時—空巨變”。[21]
然而，哈維的“時空壓縮”與吉登斯的“時空分延”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兩種時空現象。恰恰相反，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時空現象在資本邏輯的統轄下是完全內在統一的，成為資本在全球化時代的時空布展的一體兩麵的現象。首先，“力求用時間消滅空間”的同時也是在創造新空間，而不是取消空間維度。雖然時空壓縮現象的空前加劇，導致空間本身作為資本增殖的障礙而被不斷克服，但是，全球化時代發生改變的僅僅是空間本身的存在方式，並沒有取消空間本身，而且空間反而變得更加靈活、更加輕盈並富有活力。其次，全球化時代的時空現象雖然表現出差異化和異質化的特征，但是時空現象的這些特征恰恰符合資本邏輯的內在要求，這與後福特製的彈性生產和靈活積累是相一致的。正如哈維所說：“空間障礙越不重要，資本對空間內部場所的多樣性就越敏感，對各個場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資本的刺激就越大。結果就是造成了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資本流動的空間經濟內部的分裂、不穩定、短暫而不平衡的發展。集中化與分散化之間在曆史上有名的緊張關係，現在以各種新的方式產生出來了。”[22]最後，時空壓縮與時空分延現象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麵，正是因為時空的高度壓縮，使得時空本身不斷被抽象出來，有利於時空的快速重組，因而才會出現時空分延的現象；另一方麵，正是在時空分延機製的作用下，時空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固定時空內的生產關係都急劇發生變化，從而為時空壓縮現象提供了內在動力。
正是由於全球化交往實踐的不斷深入發展，才使得當今世界出現了種種以往社會中所不曾見到的時空現象，並且使得時空關係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從“時空中的生產”轉向了“時空本身的生產”，從“時間統攝空間”轉向了“空間統攝時間”。這意味著，以往的時空理論已經不能再解釋全球化時代的時空現象。因此，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時空重構現象，如何從理論上加以把握和分析成為當今時代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