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交往機製，還是競爭機製和創新機製，盡管表現形式不同、發揮的作用不同，但有一個特點是共同的，這就是都力圖通過激活社會主體的活力來增強社會發展的動力和社會協調的能力。然而這又帶來一個問題，即在激發各種社會主體的活力的同時，如何以一定的方式凝聚不同的社會主體，使之共同推進社會的協調發展；要不然，社會運行就會陷入分裂乃至失序的困境之中。實踐證明，在全球化過程中，認同問題日益成為每個國家、民族發展的重要問題，認同機製日益成為社會運行方式中的重要協同機製。強調認同，就是在不同社會領域高度分化的同時強調合作與協調，在不同主體相互競爭的同時強調共同的價值取向。在全球化時代，交往、競爭、創新越是發展，認同就越是必要。
認同機製是相對強製機製而言的。在傳統社會，強製機製是社會協同機製的主導形態，它強調的是權力中心對社會成員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通過法律、行政、條例等強製手段要求社會成員在行為和觀念上普遍服從由權力中心製定的社會規範。在這種強製機製中，隻有權力中心才是社會行為規範的製定者和主體，而其他社會成員隻能是行為規範的執行者和客體。傳統社會之所以采取強製方式實現社會統合，這與傳統社會的特定結構有著密切關係。傳統社會作為相對封閉的社會，其社會結構往往是以權力為中心的垂直化結構，其社會運行的主導方式是權力支配方式，所以傳統社會在協調各種社會要素的問題上必然采取這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隨著社會結構的現代轉型，現代社會的結構從垂直化開始向扁平化轉變，同時，現代社會從以權力為單一中心的統治邏輯向多元主體並存的治理邏輯轉變。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客觀上要求社會協同方式從強製機製向認同機製轉變。與剛性的強製機製相比，認同機製更具有彈性，它所強調的是社會成員根據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內在需求，通過自下而上的過程自發形成一定的價值觀念，不僅以此作為聯係社會成員的精神紐帶，同時也以此作為政治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在認同機製中，統合主體從權力中心轉變為社會成員，權力部門反而成為認同的對象。進而言之，在傳統社會中，人們所服從的是特定的權力和權力部門，如服從皇帝個人而形成皇權崇拜和臣民意識；而在現代社會中，人們所認同的是普遍化的價值觀念和製度體係，而非某個具體的個人或部門。具體的個人或部門隻有符合這種價值觀念和製度體係，才會贏得人們的認同。因此，認同機製日益成為現代社會實現協同發展的主導機製。
如果說認同機製是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那麽認同機製的作用和地位也正是隨著現代社會的不斷發展而日益凸顯的。對於認同機製對現代社會的協同作用，西方新製度主義從文化的角度提出了獨到的看法。新製度主義認為，文化乃是一個國家所共享的公共品，它的功能在於降低交易成本。雖然現代社會的經濟交換和經濟往來通常需要諸如貨幣、製度等“硬件”，但是這些“硬件”能否相互磨合，還要看文化認同這個“軟件”。如果離開了文化認同，人們的社會分工與交換就會變得困難，至少是加大了成本和代價。新製度主義的這些看法提出文化認同機製對現代社會的重要影響無疑是有價值的，但其局限是隻從靜止的結構—功能主義視角來看待認同機製。事實上，考察認同機製，更要關注社會發展，即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待認同機製。
在現代社會的早期發展階段，認同機製的統合功能主要是通過文字、民族語言和印刷術等手段加以實現的。從曆史發展看，文化的統合功能最初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現的。因為文字使得社會領域中的社會與文化相分離，使文化係統相對獨立，並使文化傳統在整個社會中引導價值觀念並世代相傳。而且，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文字曾是一些政治權貴和宗教上層人物的特權，用來作為統治社會的工具。在文字之後，民族語言則成為推進國家統一、凝聚社會共識的重要工具。恩格斯指出：“語族一旦劃分……很自然，這些語族就成了建立國家的一定基礎，民族[Nationalit?ten]開始向民族[Nation]發展。”[38]伴隨著印刷術等媒介技術的發展，文化又從特定階級的壟斷中得以解放而麵向社會大眾，進而逐漸形成了一定的共同價值觀，最終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傳統。文化傳統對於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如在西方現代社會發展初期，就是首先借助“文藝複興”的方式重新激活古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傳統啟動的，而後又推動理性的發展和個體的獨立，逐步培育現代性的因素。可以說，正是這種文化傳統，成為維係各種社會力量的重要紐帶和強大力量。
隨著現代社會的深入發展，認同機製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如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自由、平等之類的價值觀對於資本主義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的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係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上的這種基礎而已。而這種情況也已為曆史所證實。[39]
在馬克思看來，平等和自由等現代價值觀就根源於現代社會的商品生產，體現於政治製度和社會關係之中，是資本邏輯在人們觀念領域中的表現。這些價值觀也反過來也推動著商品生產與交換，進而推動著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在馬克思之後，葛蘭西進一步指出，西方市民社會呈現出了新的特征。在馬克思那裏，市民社會主要是指“私人利益的體係”和“物質生活關係的總和”，從屬於“經濟基礎”，而葛蘭西則將市民社會納入“上層建築”範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為了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剖析市民社會的功能變化。如果說市民社會在馬克思那裏突出的是經濟的維度，那麽在葛蘭西那裏突出的就是文化的維度。正是在市民社會的嬗變中，葛蘭西意識到，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可分為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兩部分，分別對應的就是具有強製性的政治領導權和基於“同意”基礎上的文化領導權。葛蘭西正是通過對“強製”和“同意”的區分，進一步闡發了“文化領導權”理論。葛蘭西指出，資產階級就是通過認同的構建淡化了階級統治的強製色彩，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如果不經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同意和認可，就無法轉變成為普遍有效的價值觀。也就是說，離開了以“同意”為基礎的認同，資產階級國家的統治就無法實現。所以，認同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重塑合法性的重要機製。資本主義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從原先的二元對立，走向了相互交融，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認同機製對於社會統合的重要作用。
當現代社會步入全球化時代，每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交流在不斷擴大和加深的同時，文化認同機製愈發顯得重要。認同機製所要追求的目標是建立起社會主體的自我同一性和社會領域之間的一致性與協調性。在全球化中各種觀念和思潮的相互交流、交鋒和交融過程中，文化認同的危機日益呈現，主體的自我身份在全球交往中日益模糊，導致人們不斷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是誰？這一問題看似荒唐，但又確實非常現實，需要認真思考、對待。
事實上，在全球化條件下，認同問題的出現就源於全球化過程的一係列矛盾之中。首先，全球化過程始終貫穿著地域化與超地域化的矛盾。一方麵，全球普遍交往使人們的聯係日益緊密，“全球性”的不斷生產過程也就是全球文化超地域化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麵，全球化的發展又離不開每個民族和國家的參與，所以地域化的力量並未隨著全球化過程而消失。其次，地域化與超地域化的矛盾又衍生出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矛盾。一方麵，每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在力求參與全球化、體現全球化的特征；另一方麵，全球化的特征也必須要在本土化的過程中才能真正落地實現。最後，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矛盾在文化領域同時就體現為世界文明與民族文化之間的矛盾。一方麵，全球化是與現代化交織在一體的全球化，全球化必然產生出反映現代社會的普遍發展趨勢，這在思想文化領域必然體現為世界文明；另一方麵，參與全球化的主體是各個國家與民族，而這些國家與民族必然帶著一定的民族文化傳統參與全球化，這就難免產生矛盾。此外，世界文明與民族文化在其碰撞中又形成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有些國家力求將自身的特殊文化上升為普遍文化，並在全球範圍內強力推行自身的文化觀念，這就形成了一定的文化霸權；這種文化霸權推行的結果，又催生了後發國家的文化自覺，並與之抗衡。因此，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成為認同機製在全球化時代的主要矛盾，這種矛盾在推動人類文化進步的同時也造成了各種民族文化之間的分裂和交鋒。每個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問題正是在這些矛盾的展開過程中日益凸顯出來的，以致成為全球化時代備受關注的公共議題。
全球化過程中這些矛盾的充分展開，強烈呼喚著認同機製的建構。認同機製的建構，離不開主客觀兩方麵因素的共同推動。從主觀上說，認同的目標是同一性的建立，即自我意識的覺醒和自我身份的明確；從客觀上說，認同的前提是差異性的存在，如果沒有差異的存在，也就無所謂自我認同。由於自我同一性與客觀差異性之間的矛盾始終貫穿於認同機製的建構過程之中，因而全球化時代這些矛盾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認同機製的現代建構。
雖然全球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了認同機製的重要性並推動著認同機製的建構，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矛盾也給認同機製的功能發揮帶來了重大的挑戰：
首先，全球化在客觀上造成了權力中心與權威空間之間的分離。在傳統社會中，權力中心往往與權威空間高度重合，因而權力中心能夠通過灌輸和教化的方式建立起共同價值觀。而在現代社會中，權力與權威出現了分離。從權力和權威的內涵來看，權力更多地強調了控製與服從的關係，具有強製性的色彩；而權威更多地側重於認同的力量，是人們在權力關係中自願認同的結果。權威的建立固然需要權力的參與，但是擁有權力並不等於擁有權威。步入全球化之後，與權力中心相分離的權威空間進一步裂變為多重權威空間。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多重權威空間“可以不與固定的領土相連接。遵守的人群也許遍布整個世界，而彼此之間沒有任何法律關係，也許他們恰好出在同一地理區域並從屬於相同的組織”。[40]這種多重權威空間的相互交織，意味著人們即使處於同一個區域，但在觀念上也可能服從於不同組織的權威，或固守本民族的價值觀，或推崇其他國家的價值觀，這就對認同提出了挑戰。畢竟，共同權威的形成是認同機製所追求的效果，而擁有權威的主體或原則又是認同機製進行統合的重要力量。
其次，由於多重權威空間的出現，全球化使得身處同一區域的人們在文化觀念上出現了多重認同，這就使認同機製的統合功能陷入拚接化和碎片化的困境。在全球交往中，許多文化既不是所謂“普遍文化”，也不再是純粹的本土文化，而是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拚接的產物。這在一些後發國家中尤為明顯。一些後發國家雖然不得不接受發達國家製定的遊戲規則，但又渴望保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和獨特性，這就存在著矛盾。在這些矛盾沒有很好地解決之前，隻能將各種異質性文化簡單地拚接在一起。而這種拚接化的進一步演變和發展，便是碎片化。同一個民族和國家的人可以具有不同的價值主張，而且往往以彼此對立的方式在公共領域發生激烈的爭執。不同派別、不同族裔、不同地區、不同代際的人們都會發生激烈的價值觀衝突，從而撕裂整個社會的共識。多元價值觀的同時並存，本是現代社會的正常現象，因為現代社會本身就是多元社會，而不同價值觀之間的交鋒也會推動社會共識的凝聚。在現代社會中強求價值一致，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價值不能長期停留於碎片化狀態，必須要將各種碎片化的文化價值凝聚成具有總體性的核心價值，這就要在整個社會中形成比較堅實的共識基礎。
最後，價值觀念的拚接化和碎片化又會進一步影響到每個個體，使每個個體在價值觀念上陷入各種矛盾同時並存的悖謬狀態，這進一步加大了認同機製維係社會成員的難度。有的學者形象地指出：“如果說一個人因為既是工程師又是藝術愛好者，既是嚴厲的父親又是友善的同事，既是嚴謹的職工又是灑脫的旅遊家，從而呈現出多重自我認同，那麽一個人同樣可以既是矢誌不渝的愛國者又是國外先進技術的推崇者，既喜愛中國古代藝術品又樂意在星巴克喝咖啡，既上網抨擊美國人霸道又努力爭取到美國留學的機會，從而呈現出多重文化認同。”[41]對於這種個體身上存在的多重文化認同相互交織的現象，還有些學者將其視為全球化時代中的“精神分裂”。這種說法客觀上反映出了一定的現實。既然每個個體都存在著多重文化認同之間的衝突，那麽要在整個社會中建構認同機製，確實有一定的難度。
全球化推進過程中出現的這些現象雖然給文化認同機製和社會協同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但也促使我們加以認真探索，尋求合理的解決。總結國內外的經驗教訓，我們還是應當根據全球化的特點來形成新的認同機製：
第一，文化自覺是文化認同的必要前提。在全球化尚未充分發展的條件下，人們的文化認同主要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礎之上，而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識也基本上是處於一種自在的狀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無所謂文化自覺，有沒有文化自覺似乎也問題不大。但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識日益增強，逐漸從自在狀態轉向自為狀態，因而文化自覺也就提到了國人麵前，並且成為文化認同的前提。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化自覺，一個國家和民族就會喪失自主性，即使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積累再深厚、文化資源再豐富，也隻能淪為世界文化博物館中的陳列品，在文化發展上始終處於客體的地位。
第二，文化認同需要重新審視傳統文化。毋庸置疑，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建立認同、達成共識的寶貴資源，但是對於這個資源如何使用，則是關係到認同機製能否建立的關鍵問題。事實上，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複興，恰恰是在全球化語境中被激活的。傳統文化並非是遊離於全球化之外的古董，而是被全球化所催生出的現代產物。因此，傳統文化要想真正成為維係社會成員的共識基礎，就必須經過現代轉化，同時不能排斥全球化的合理成果。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不僅僅是縱向維度上的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同時也是橫向維度上的國際轉化。如果傳統文化不能轉化為世界文化，那麽這種傳統文化也就不能被視為一種具有現代生命力的文化形態。
第三，文化認同必須要在文化競爭中展開。在全球化語境下，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機製必須在開放的環境中加以建構。一些國家在融入全球化之後，由於文化上的衝突而轉向了自我封閉，在拒斥文化霸權主義的同時又陷入了文化孤立主義，這對於文化發展和文化認同是極為不利的。遊離於全球化進程之外的文化認同，充其量隻不過是一種特殊文化的顧影自憐，最終會喪失文明進步的活力。在開放環境中進行文化認同和文化整合，就要敢於參與文化競爭。在不同文化的競爭中，既要揚長避短，更要取長補短，最終在借鑒和吸收其他文化的過程中豐富自身文化，提升認同效果。
總之，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激活文化傳統，進而在參與全球競爭的過程中形成新的文化認同，不僅能夠有力推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進步，也能有效維係社會團結，凝聚社會共識。認同機製與交往機製、競爭機製和創新機製相互配合，必然會形成與全球化趨勢相協調的社會運行機製，從而實現社會有序、合理和健康的發展。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9～5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豐子義：《走向現實的社會曆史哲學》，185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14] 豐子義：《走向現實的社會曆史哲學》，185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319～32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1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80～1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2～6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5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6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40～3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9～5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 魯品越：《鮮活的資本論》，218～23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參見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63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41] 韓震：《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38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