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時代競爭機製的範圍從一個國家擴展到全世界之後，創新必然成為各個國家提升競爭能力的重要途徑。在全球化浪潮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從表麵上看是綜合國力的競爭，但從深層次來看，則是創新能力的競爭。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壓力下，創新行為不再局限於科技領域，而是貫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首先，全球範圍的普遍競爭要求每個國家都要成為創新型國家，不斷加大對於創造性活動的各項投入。其次，全球範圍的普遍競爭使創新成為所有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對於個人而言，創造性活動是人的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對於企業和社會組織而言，創新行為是他們在市場中生存與發展之道。最後，全球範圍的普遍競爭在激發創新需求的同時，必然要求一個社會成為創新型社會，要求社會製度成為更有利於創造性活動普遍開展的激勵性製度，要求社會觀念將創新精神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總之，創新行為在全球範圍普遍競爭的推動作用下，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日益成為社會運行方式的內在機製。

創新機製不僅是變革社會運行方式的外部因素，更是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創新之所以會與社會運行具有內在關聯，這是因為創新是現代社會區別於傳統社會的本質特征。傳統社會之所以長期停滯不前，就是因為其缺乏創新動力。馬克思曾經剖析過亞細亞社會的運行方式，認為亞細亞社會由於村社製度、土地公有製和君主專製的三位一體而形成了一種“超穩定”的社會結構，這種“穩定”具體表現為這種社會結構不斷地以同一形式反複循環，而沒有發展。也就是說，傳統社會雖然有周期性的變化，但是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和進步，用黑格爾的話說，也就是“沒有曆史”。馬克思專門以印度為例說明了這一點，認為“從遙遠的古代直到19世紀最初十年，無論印度過去在政治上變化多麽大，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26]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曆史首創精神”。[27]在馬克思看來，沒有這種“曆史首創精神”，任何國家和民族都隻能陷入消極被動的生存狀態。嚴格說來，傳統社會之所以會缺乏創新活力，主要是因為傳統社會的經濟大多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形態僅僅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簡單物質變換，不需要太多的技術創新；更重要的是，這種經濟形態是以使用價值的滿足為目標的經濟形態，而不是以交換價值為目標的社會化生產，所以這樣的經濟形態很難激發出對於創新的巨大需求。換言之，對於傳統社會而言，創新可有可無，並非生存之必需。所以，在傳統社會中，創新活動僅僅是少數人的個體行為，而不是社會行為；創新成果僅僅是偶然成果，而不是必然產物。

與傳統社會不同，創新是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以富有**的筆墨寫道：“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28]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各種變革，其實就是現代社會中的創新行為。這種創新不再是一種偶然的曆史性活動或階段性活動，而是貫穿在現代社會發展各個環節的普遍行為和長期行為。所以，現代社會必然是一個創新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的創新具有如下新特點：

一是具有必然性的特征。現代社會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而資本的本性在於追求剩餘價值的最大化。為了攫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必然要不斷通過創新節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為這既降低了成本，又提升了利潤率。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大量節約，又使更多的人以更多的時間投入創新之中，這就形成了創新活動與生產實踐之間的良性循環。事實上，離開了創新，資本就會因平均利潤率下降而產生危機；而資本主義之所以曆經多次危機還能繼續存活，正是依靠科技創新而實現生產方式的不斷升級，從而在重新攫取相對剩餘價值的過程中減緩平均利潤率的下降趨勢。所以，創新是資本本性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續命源泉。

二是具有獨立性的特征。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一節裏，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科學日益發展成為同生產相分離的獨立的力量。“為了生產過程的需要，利用科學，占有科學。這樣一來，科學作為應用於生產的科學同時就和直接勞動相分離”。[29]而在此之前的生產階段，科學總是與具體的勞動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創新始終依靠範圍有限的生產經驗，並沒有獲得獨立地位，更沒有實現專業化發展，所以“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30]。創新活動一旦成為與生產過程相分離的獨立部門，就會對生產過程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隻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學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31]。可以這樣說，創新的獨立性和專業化程度越高，創新對於生產的推動作用就越大。

三是具有全麵性的特征。現代創新不僅僅是生產工具的創新，同時還是組織形式和社會關係的創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入分析過資本主義社會從簡單協作到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大工業的發展曆程，說明這部發展史不僅僅是生產工具的變革史，同時也是生產方式和組織形態的創新史。事實正是如此，現代社會的創新是一種係統創新，而不是單純的工藝發明。

現代社會的創新所具備的這些特征表明，創新已經深刻地融入社會運行方式之中。在一定意義上說，創新可被視為發展的代名詞，離開了創新，發展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創新機製成為現代社會運行過程中須臾不可離開的內在要素。

如果說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現代化過程使創新凸顯為現代社會的必然行為，那麽從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全球化過程則使創新成為普遍行為。馬克思的創新理論具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征，即不是就創新論創新，而是從創新與社會條件的關係著眼，從社會發展理論的視野和高度把握創新問題。今天，對創新機製的分析，同樣不能離開全球化的現實語境。全球化對作為社會運行方式的創新機製具有多方麵的深刻影響，主要表現為：

首先，從創新需求看，全球化為創新活動的廣泛開展提供了強大的需求動力。創新機製能否成為一種長效機製，關鍵是看社會對於創新的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32]。這就充分說明，社會需求是創新活動的根本動力。隨著世界市場的開辟和世界經濟聯係的日益緊密，全球化時代對於科技創新產生了更加廣泛和強烈的社會需求，並以此引領創新活動。實際上，早在工場手工業階段，世界市場與創新活動就建立起了初步的聯係。馬克思指出：“機器勞動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於需求超過了用以前的生產手段來滿足這種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過[供給]這件事本身，是由於還在手工業基礎上就已作出的那些發明而產生的，並且是作為在工場手工業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所建立的殖民體係和在一定程度上由這個體係所創造的世界市場的結果而產生的。”[33]當生產從工場手工業階段進入機器大工業階段，世界市場的需求進一步擴大，有力地促進了創新活動。在世界市場上，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尺度是世界勞動的平均時間，“棉花的價值尺度不是由英國的勞動小時，而是由世界市場上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34]。在這種情況下，誰的商品的勞動時間更少，誰的商品就能獲得比較多的利益。於是，世界市場的商品交換推動著所有交換主體改進技術、加強創新，從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潤，搶占世界市場份額，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市場的擴大不僅加劇了商品競爭的態勢，而且創造出了普遍的需要體係。“如果說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一方麵創造出普遍的產業，即剩餘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那麽，另一方麵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係，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係，甚至科學也同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性體係的體現者”。[35]所以，全球化越是深入發展，社會對於創新的需求越是普遍，創新的動力也就越來越強大。

其次，從創新內容看，全球化使創新活動的重點從要素創新轉向平台創新。一般說來，生產實踐活動離不開各種生產要素的參與，但是這些生產要素隻有通過一定的組合方式才能結合在一起並實際發揮作用。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直接關係到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進而直接影響到生產的效率。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也就形成了一定的網絡和平台。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曆史階段，對這種生產網絡和平台的組織和利用是不一樣的，從而導致的創新和生產力水平也是不同的。從簡單協作到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大工業的發展過程，其實就是勞動組織方式的變遷過程，這種勞動組織方式的創新往往比某個生產要素的創新具有更大的利潤空間。以往的創新主要側重於生產要素的創新，比如勞動者的知識更新與創造性能力的增強、生產技術的改進與產品的升級換代等。而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和不斷重組，創新的重點開始轉向平台創新，人們開始探索如何通過更加便捷、靈活和低成本的方式將各種生產要素配置和組合在一起，從而激發出集聚效應。與生產要素的具體創新相比，圍繞要素配置的網絡和平台的創新往往能夠發揮出幾何級的經濟增長效應。例如，優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出租車公司，但沒有一輛出租車；Facebook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絡，但不生產任何媒體內容；阿裏巴巴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卻沒有自己的商品庫存。這些公司為何能夠攫取巨大的利潤呢？就是因為這些公司所占據的是重組生產要素的網絡平台，這種網絡平台通過信息媒介手段將各種其他生產要素匯聚在同一個平台，占據了各種生產要素匯集的“戰略通道”，因此能夠發揮集聚優勢，降低交易成本，獲取更大利潤。所以，全球化不僅使創新的重點從要素創新轉向了平台創新，也改變了創新的方式。以往的創新是個體在繼承前人成果基礎上的創新，這是縱向維度上的創新；全球化時代的創新方式更強調“集聚創新”，即在橫向上吸收借鑒別人成果基礎上的創新。即便是同樣的生產要素，隻要改變這些要素的組合方式，也就可以取得創新的效果。這就是全球化給創新實踐帶來的深刻變化。

最後，從創新條件看，全球化為創新活動的充分實現創造了各種有利條件。創新作為主體的實踐活動，不僅需要創造精神，同時也離不開創造所需要的各種客觀條件。第一，在全球化時代，人們的交往空間擴展到全球，知識結構和理論視野空前擴大，人們不僅能在縱向維度上積累前人的文明成果，同時也能在橫向維度上吸收其他地區的最新創造成果，這就為創新主體的不斷提升和創造提供了便利的條件。第二，在全球化時代，創新的成本更加低廉，方式更加便捷，過程更加縮減。馬克思曾經指出：“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後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於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隻限於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獨進行……隻有當交往成為世界交往並且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隻有當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鬥爭的時候，保持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36]這就說明，由於交往的普遍化，一個地區的創新活動根本用不著從頭再來，完全可以在相互借鑒中避免重複勞動，提高創新效率。第三，全球化還使創新成果應用於實踐的過程更加直接，創新成果的推廣速度更為加快，推廣範圍更為擴大。創新成果高效廣泛的推廣，使創新的效益明顯提升和擴大，這既給創造者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反過來又激勵了人們的創造性活動。這就形成了創造活動與創新紅利之間的良性循環，推動創新活動持續發展。所以，全球化從創新主體、創新過程、創新推廣等各個層麵為創造性活動提供了各種有利條件。

正是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創新活動不再是孤立個體的偶然發明，而是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從創新活動提升為創新機製，這意味著創新活動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環境中，創新機製能否貫穿於社會運行的各個環節，社會運行能否保障創新活動的充分實現，已經成為衡量社會運行方式是否合理的重要標準之一。因此，為了進一步適應全球化，各個國家都致力於“創新社會”的構建。要想構建創新社會，就必須以創新為主軸，從生產方式到社會製度再到觀念領域實現全麵變革，以此推動創新活動的持續進行和健康發展。對我國社會而言，尤其要處理好以下關係：

從生產方式看，要處理好“要素驅動”與“創新驅動”的關係。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總是依賴於廉價勞動力的規模驅動力，這既是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優勢所在，同時也是中國在未來發展方麵的困境所在。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增強和農村富餘勞動力的逐步減少，中國經濟原先所具有的廉價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將不複存在。從發展趨勢看，我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從過去的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就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來看，創新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的迫切需要。由於我國的產業結構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在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落後產能不斷過剩的情況下，傳統的產業結構難以為繼，“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必須正視和麵對。根據國際經驗，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和體製創新，進而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如果沒有創新，那麽在落後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過剩和新興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不足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經濟很有可能陷入“產業空心化”而進入停滯。所以，中國社會對創新的需求和期待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迫切。這就要求我國必須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智造”，利用“工業4.0”、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革新成果，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結構合理化。

從社會觀念看，要處理好“創造精神”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我國經濟發展要從“中國製造”轉變為“中國創造”，離不開人的能動性、創造性的增強，離不開全社會創新精神的培育。既然創新已經成為一項社會參與的公共性事業，那麽，越是在創新活動由於現代社會分工而不斷專業化和精細化的時代，就越是需要對創新精神加以全社會的全麵培育。沒有人的創造性力量在全社會範圍內的競相奔放，就不可能培育出全社會的創新精神。在我國傳統文化能否為創新精神的培育提供文化土壤的問題上，有些學者從“李約瑟問題”出發，認為創新精神的缺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罪”。事實上，這種看法並不全麵。所謂“李約瑟問題”，是指中國古代曾經有非常豐富的創新成果，為什麽科技創新到了古代晚期之後則不斷衰落？如果傳統文化是扼殺創新的罪魁禍首，那麽這又如何解釋中國古代的創新成果呢？其實，中國創新的落後並不僅僅是文化觀念問題，而更重要的是社會結構問題。我國古代長期處於自然經濟階段，而沒有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結構性轉換，所以創新沒有成為社會行為，即使古代的創新成果居於世界前列，這種創新也都是偶然的發明，而不是基於內在的需要。如果一味地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分析創新，則無疑會陷入“文化決定論”。不容否認，我國傳統文化中有著積極進取的文化基因，但也確實存在著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等消極因素，這對創新精神的培育具有負麵效應。所以，在培育創新精神的問題上，既不能全盤否定傳統文化，也不能盲目迷信傳統文化，而是應當以是否有利於創新為標準，改造傳統文化，激活傳統資源，推進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

從激勵製度看，要處理好“常規勞動”與“創新勞動”的關係。對於創新精神的培育，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倡導上，而是應當通過具體的體製機製建構和相應手段，充分鼓勵和保障創新精神從理念向現實的轉化。培育創新精神的關鍵是建立起對創新勞動的正向激勵機製。而要建立對創新勞動的正向激勵機製，重要的是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創新勞動的價值創造。長期以來，人們隻是把創新勞動理解為複雜勞動，仍舊機械地沿用勞動價值論衡量創新勞動的價值。現實的情況是，如果用傳統意義上的勞動時間來衡量創新勞動的價值，根本無法反映出創新勞動對於生產力推進的巨大價值，從而低估創新勞動的價值。對此，有論者提出，應當將勞動區分為“常規勞動”和“創新勞動”，常規勞動是社會既定生產條件下的勞動形態，因此可以用勞動時間衡量常規勞動的價值量；而創新勞動則是創造和改變生產條件的勞動形態，“通過提高社會人的價值創造能力而創造勞動價值，其數量等於這種社會變革過程中勞動價值增長的曆史積累。其創造價值的時間過程是宏觀層次的社會曆史時間過程”。[37]這就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合理解釋了創新勞動的巨大收益，改變了原先單純用傳統勞動時間衡量創新勞動而帶來的價值低估現象。隻有在尊重並承認創新勞動巨大價值的基礎上建構起激勵創新的利益機製，創新社會化才能成為現實，創新精神的全麵培育才能具有現實意義。

從創新方式上看，要處理好“學習創新”與“自主創新”的關係。所謂“學習創新”，是指在模仿和借鑒國外成果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改進；而“自主創新”則是具有充分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性行為。不可否認的是，對於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創新方式必然要經過一個“學習創新”階段，這也是許多後發國家實現趕超戰略的必經之路。以日本為例，如果沒有經過向西方引進所謂“蘭學”的學習階段，那麽日本此後高度自主的創新則無法想象。雖然“學習創新”是後發國家的必經階段，但是後發國家要想實現自主發展，就不能僅僅停留於、滿足於學習創新。近年來，我國在創新方式上過分依賴於學習模仿，人們把這種低水平模仿現象譏諷為“山寨中國”，對這種簡單模仿的詬病，實際就是對自主創新的呼喚。經濟發展到了今天，自主創新確實成為我國參與全球競爭的關鍵一環。綜觀世界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因其技術水平落後，一般處於產業分工的低端，產品的附加值很低；而發達國家則掌握先進技術，處於產業分工的高端，因而產品的附加值高，不僅可以獲取壟斷超額利潤，而且還緊緊掌握著產業結構調整的控製權。這樣一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必然是富者更富、窮者更窮，弱者受製於人。我國要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並在全球競爭中取勝，必須把學習創新與自主創新相結合，進而從以學習創新為主轉到以自主創新為主的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