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社會運行的主要推進方式，交往機製在全球化時代突出體現為競爭機製。競爭程度不斷加劇，競爭速度不斷加快，已經成為全球交往實踐的突出現象。競爭機製日益凸顯為社會運行的動力機製。從競爭機製和交往機製的關係來看，一方麵，交往的全球發展推進了競爭的普遍化，所有國家“由於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競爭的鬥爭中”[15]；另一方麵，競爭的不斷發展又反過來推動了交往範圍的擴大和交往層次的深化，從而成了現代社會運行的加速器。所以，在討論現代社會運行方式時，不能不討論競爭機製對於全球化時代社會運行的深刻影響。
對於社會運行而言，競爭機製不僅是社會運行的動力機製，而且是社會運行的調節方式。關於競爭是社會運行的動力機製的問題，有學者曾以“競爭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加速器”這一形象的說法予以高度的概括。在此，我們重點討論的是競爭機製與社會調節方式的關係問題。社會調節方式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乃至全球性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日益凸顯的重要問題。在傳統社會中，由於社會結構是穩定的、社會發展是封閉的，所以社會發展始終表現為“同一形式的不斷再生產”。例如中國古代的改朝換代，雖然王朝政權在不斷更替，但是社會結構與發展水平依舊停留在原有的階段而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在這種社會中，社會矛盾相對固定，調節社會矛盾的方式也相對固定，社會運行基本呈現出“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的不斷循環往複。所以，在傳統社會中無所謂社會調節問題。然而，在現代社會中，由於各個社會領域的分離，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不斷發展，整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社會矛盾，而是日益複雜多元的社會矛盾。可以說，現代社會就是一個由多重矛盾編織起來矛盾之網。正因如此，對各種社會矛盾加以合理調節，便成為現代社會的內在要求。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普遍聯係的不斷加強，社會矛盾的形成和發展已經不再限於某一國家、地區，而是擴展到了眾多國家、地區，以致這些矛盾日益具有世界性。當今時代全球範圍內的生態危機、能源危機、金融危機、移民危機等全球性風險的出現，都超越了國家或地區的界線，成為困擾整個人類社會的公共問題。如果說利益的驅動使全球化時代的人們不斷分離，那麽風險的擴展則使全球化時代的人們再度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在這種社會矛盾與風險日益公共化、全球化和普遍化的現實境遇中，社會調節問題也就成為各國社會發展必須麵對並要予以重視的重大問題。
既然社會調節在全球化時代日益突出，那麽，競爭機製在社會調節中究竟扮演什麽角色？對此，有人認為，競爭機製是導致社會矛盾頻發、社會風險擴散的“罪魁禍首”，良好的社會調節方式應當堅決避免競爭。也有人認為，競爭機製是社會調節機製的唯一方式，因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全球化時代的“**裸的真理”。這些對立的意見孰是孰非，不一定要先作評判，關鍵的問題是要對競爭機製與社會調節的相互關係做出合理的認識和把握。
在審視競爭機製與社會調節關係問題之前，首先應當對社會調節加以必要的區分。社會調節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社會的物質調節，另一種是社會的矛盾調節。前者是指社會各種物質資源要素如何調節的問題，亦即人們常說的資源配置問題。在這方麵，市場經濟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經濟形態，所以競爭機製自然成為資源配置和物質調節的基本方式。離開了競爭機製，各種物質資源就無法通過市場信號得以配置，社會化大生產也就無從組織，最後隻能倒退回自然經濟，這顯然有悖於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由此說來，競爭機製無疑是社會調節的基本方式。社會的物質資源調節雖然對社會發展與調節影響巨大，但物質調節不是社會調節的全部內容，社會調節中還包括社會運行矛盾的合理調節和社會風險的有效控製。因此，僅僅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理解競爭機製，或者將競爭機製視為社會調節的唯一方式，顯然是不盡合理的。應當看到，競爭機製在調節社會物質資源的同時，也在不斷產生著各種社會矛盾，而這種矛盾是無法通過市場競爭來化解的。那種認為普遍競爭能夠自發形成美好社會秩序的觀點，要麽是“前定和諧”的形而上學幻想，要麽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再現。
對於競爭機製與社會調節的關係問題，在馬克思之前，古典政治經濟學便有比較充分的論證。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觀點，每個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他們各自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來不斷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麽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競爭和比賽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單有大目的而沒有促其實現的必要，很少足夠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16]在他們看來，雖然競爭的出發點是每個人的利益訴求，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社會總體財富的增加。這樣一來，自由競爭無疑是一種合理的“自然秩序”，而國家和政府不是要破壞而是要維持這種“自然秩序”。
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在競爭問題上具有雙重錯誤：首先是為自由競爭的理論辯護犯了前提性的錯誤，即把“經濟人”作為理論前提，也就是將自由競爭理解為某種自然人性。這在馬克思看來，無疑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虛構。競爭的出現，絕不是人性的自然體現和發展結果，而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從抽象的人性出發把握競爭，還是從社會現實出發把握競爭，這是馬克思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競爭觀上的本質區別。其次是將自由競爭視為一種“自然秩序”，這實質上是將市場秩序視為整個社會秩序，這無疑屬於“市場社會”的意識形態，將市場與社會混為一談，從而使商品競爭越界成為一種普遍原則。在此意義上，這種“自然秩序”的競爭觀無非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露骨表述。
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從抽象人性把握競爭的方式不同，馬克思主要是從商品經濟的客觀規律來把握競爭機製。在馬克思看來，競爭是商品經濟的內在要求。首先，商品價值量的衡量和確定離不開競爭機製。商品的價值量所反映的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然而這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是由人們主觀設定的，而是通過競爭形成的。離開了競爭，各種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就無法進行比較，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無法形成並得到客觀評估，因而商品的價值量也就無法確定。其次，商品價值的實現離不開競爭。價格是商品價值的實現形式，兩者應該是一致的。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由於供求關係的變動，價格與價值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偏差，這種偏差的出現常常是由競爭造成的，其糾正也常常需要通過競爭來解決。通過競爭，商品的供需逐漸趨於平衡，從而使商品的價格回到商品的價值。價值就是在這種波動中得以實現的。最後，價值規律調節作用的發揮離不開競爭。隻要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就起作用；而價值規律之所以能夠調節生產、流通和消費，正是通過競爭而實現的。所以，競爭是促進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商品結構以及資源配置的重要調節方式。
在把握競爭機製與社會調節關係問題上，馬克思的上述觀點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當代價值。在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已擴展到整個世界，甚至可以說現代經濟就是市場經濟。任何一個國家要想適應全球化、走向現代化，必須堅持市場經濟。這樣，競爭機製作為商品經濟的內在規律，必然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重要調節方式。隨著全球分工和世界市場的發展，競爭已經不僅在國內市場中得以確立，而且在世界市場上得到了廣泛推行。世界市場把每一個國家都卷入普遍競爭的旋渦之中。任何一個國家要想不被淘汰，隻能積極參與競爭。在這方麵，恩格斯曾經通過分析英國和美國的差異而給予清楚的說明。在1861年6月所寫的《對法國的通商條約》和《美國的食品和土地問題》中，恩格斯敏銳地發現，英國雖然在工業革命之後走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先進行列，但由於英國僅僅滿足於保持原有的工業壟斷地位而喪失了競爭意識，尤其是缺乏進一步開拓創新的精神，最終被美國所趕超。所以，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中，一個國家如果不想落伍，競爭意識一刻也不能鬆懈。
從全球化的視角看，競爭機製對於社會調節具有多重作用：首先，競爭機製有助於促進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合理調節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全球化的經濟必然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而全球範圍內的社會化大生產則必然要求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合理配置。這種合理配置有賴於競爭機製的調節，通過競爭可以促進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其次，競爭機製有助於推動科技創新與生產力進步。參與全球普遍競爭的國家和企業要想在競爭中取勝，不僅要依賴於資源稟賦的優勢，更要發揮科技創新的優勢，從而在利潤率不斷下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縮短的情況下不斷獲得競爭優勢。在此意義上，競爭確實具有淘汰落後技術和過剩產能、保護先進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水平的調節作用。再次，競爭機製有助於加快現代文明發展進程。主要表現是能夠加快現代文明的傳播速度，擴大現代文明的傳播廣度。在全球化條件下，合理的調節方式應當是能夠促進社會整體文明水平的提高，推動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最後，競爭機製有助於加快社會運行和調節的進度，推動社會調節方式的變革。傳統社會之所以“悠閑”，就是因為競爭程度較低。一旦競爭成為社會普遍現象，“普遍的競爭迫使所有個人的全部精力處於高度緊張狀態”[17]，從而就會加快社會發展的節奏，同時也加強社會調節的力度。所以，雖然競爭在當今社會發展中也引發了許多問題，給社會運行的調節帶來了不少挑戰，但不能由此因噎廢食，放棄和排斥競爭。
競爭其實也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促進社會快速發展的一麵，也有製造矛盾、影響社會發展的一麵。在這裏，需要認真反思的是：現代社會運行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風險究竟是由競爭機製所帶來的，還是有著其他更為深刻的根源？
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再次回到馬克思。
馬克思不僅在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上把握競爭機製，更重要的是在資本邏輯的語境中把握競爭機製。尤其是深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剖析之後，更注重從資本邏輯的視角來把握競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競爭為什麽會不斷加劇？馬克思認為：“競爭不過是資本的內在本性，是作為許多資本彼此間的相互作用而表現出來並得到實現的資本的本質規定，不過是作為外在必然性表現出來的內在趨勢。”[18]對於資本與競爭的關係，馬克思進一步做了深入的討論：一方麵，離開了自由競爭，資本邏輯無法確立其統治地位。“隻有隨著自由競爭的發展，資本的內在規律——這些規律在資本發展的曆史準備階段上僅僅表現為一些傾向——才確立為規律，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才在與它相適應的形式上確立起來”[19]，自由競爭不僅幫助資本邏輯確立了主導地位，同時“自由競爭越發展，資本運動的形式就表現得越純粹”[20]；另一方麵，資本邏輯反過來也成為自由競爭的內在邏輯和前提。“資本的統治是自由競爭的前提，就像羅馬的皇帝專製政體是自由的羅馬‘私法’的前提一樣。”[21]資本邏輯之所以是自由競爭的前提，這是因為“在自由競爭中自由的並不是個人，而是資本”[22]。馬克思關於資本是自由競爭的真正主體和實質的觀點，無疑要比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謂“經濟人”抽象假定更為深刻。
從馬克思對資本邏輯與競爭機製關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自由競爭是表現形式，資本邏輯才是自由競爭的真正本質。這就意味著，現代社會運行過程中需要加以調節的各種矛盾和風險，與其說是由競爭機製帶來的，毋寧說是由資本邏輯造成的。具體而言，資本邏輯對現代社會運行帶來的矛盾和風險主要表現在：
第一，從社會生產的微觀基礎來看，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中采取貨幣形式進行交換，蘊含著危機暴發的可能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貨幣作為流通手段時談到，如果商品之間直接以物的方式而不通過貨幣中介進行交易，那麽買賣過程在時空上是統一的。一旦采取貨幣手段，那麽買和賣在時空上就是分離的，這就蘊含了危機的可能性。擴而言之，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總是追求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分離、生產領域與流通領域的分離、工業資本與借貸資本的分離，這種分離在全球化時代則使得危機從一種可能性會轉變為現實性，2008年暴發的金融危機再一次證明了這點。
第二，從社會生產的宏觀層麵來看，資本邏輯支配下的社會化大生產蘊含著兩大部類比例失衡的風險。隨著分工的發展，現代經濟部門不斷增多，部門之間的生產比例和結構平衡的難度日益增大。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過程中，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之間極易出現失衡現象，尤其是在生產資料部類的剩餘產品中，用於積累的部分在實物上分成為第一部類追加的生產資料和為第二部類追加的生產資料兩個部分，而這兩個部分在價值量上未必能夠恰好滿足兩大部類的需求，從而極易引發經濟危機。這是因為，在兩大部類的比例協調過程中，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問題在資本作用下變成了市場實現的條件問題。這自然給社會運行帶來了巨大的矛盾和風險。
第三，從社會運行的個體基礎來看，資本邏輯使人的發展進一步屈服於物的力量，競爭則是這種異化現象的加速器。有人認為，自由競爭是個人自由的終極表現形式。針對這一觀點，馬克思指出，“這種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地取消了任何個人自由，而使個性完全屈從於這樣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采取物的權力的形式，而且是極其強大的物，離開彼此發生關係的個人本身而獨立的物”[23]。所以，自由競爭非但不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反而是人在資本邏輯中喪失自由的表征。
第四，從社會運行的總體過程來看，資本邏輯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內在矛盾的加劇和兩極分化。這表現在競爭機製上，就是競爭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生產著貧困。這種貧困不僅僅是對工人階級的物質財富的剝奪，同時也是對工人階級全麵發展能力和生命的掠奪。如果說社會矛盾根源於資本邏輯的內在本性，那麽競爭機製無疑加劇了這種社會矛盾。這種矛盾的擴大化在其根源上還是由於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正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說的那樣，資本的收益率和勞動收入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構成了當今時代貧富差距之間的一道鴻溝。從表麵上看，這種社會不公是由競爭機製造成的，其實根源仍然是資本與勞動的對立。
由上可見，困擾當今時代社會調節的許多難題的發生，並非是競爭機製的“原罪”，而是資本邏輯的統治使然。由於競爭機製是資本占據主導地位的現代社會的普遍方式，因而隻能隨著資本邏輯的揚棄而得到揚棄。至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自由競爭視為實現公共利益的“自然秩序”的看法，馬克思早就給出了有力的回擊：“在自由競爭的範圍內，個人通過單純追求他們的私人利益而實現公共的利益，或更確切些說，實現普遍的利益，那麽，這無非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下他們的相互壓榨，因而他們的相互衝突本身也隻不過是發生這種相互作用所依據的條件的再創造。”[24]
總的說來，正是由於競爭機製與市場經濟難以分割的內在聯係，競爭機製才成為現代社會調節的基本方式；同時由於競爭機製與資本邏輯的特殊關係，競爭機製又不能成為調節社會矛盾、控製社會風險的唯一方式。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競爭機製在調節社會矛盾的過程中無所作為。首先，應當看到，零和博弈並不是競爭機製的唯一表現形態。在零和博弈之外，還可以通過競爭機製實現合作共贏，從而使競爭機製成為一種普惠性的調節方式而非利益獨占的壟斷方式。實踐證明，壟斷格局反而會終結競爭機製的良性發展而使其不可持續。其次，市場競爭並不是競爭機製的所有內容。在經濟競爭之外，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程度、社會發展的和諧程度、文明的提高程度等也是國際競爭的重要內容和重要指標，全方位的競爭可以推動社會發展的總體進步。此外，私人利益領域也不是競爭的全部舞台。每一個個體在私人領域具有利益訴求之外，在公共領域也有公共性發展的訴求。為此，一方麵要限製競爭機製對公共領域的破壞，另一方麵又要利用競爭機製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縮小個體之間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因此，競爭機製仍然是現代社會調節的重要機製，離開了競爭機製，社會調節就會喪失動力和活力。正如馬克思所說，“競爭的條件，即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條件，已經被人們當做限製而感覺到和考慮到了，因為這些條件已經成為而且越來越成為這樣的限製了”[25]，也就是說，正是由於競爭機製中存在著限製與反限製的辯證法，才會推動社會調節不斷趨於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