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行機製是否合理，直接關係到社會發展的質量和水平。馬克思曾經明確指出現代社會的這種有機體性質：“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1]現代社會之所以是一種不斷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就是由於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分化出各自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領域和係統，比如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等，而這些領域和係統又相互依存，即“一切關係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2]正是在現代社會的“有機體”特征中，社會運行機製的重要性得到凸顯：首先，社會運行機製直接關係到各個社會係統是否運轉順暢，提高各個社會係統的運行效率，有效控製各個社會係統內部的風險；其次，社會運行機製直接關係到各個社會係統之間是否協調並存，避免各個社會領域之間因為失調而發生“內耗”；最後，社會運行機製直接關係到這種由各個社會係統組成的有機體能否與外部環境形成互動，根據外部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調適，避免陷入拒斥變化的僵化狀態或無序變化而導致的失控狀態。所以，社會發展的有機性是否得到充分實現，關鍵是看社會運行機製是否合理有效。

由於社會運行機製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因而如何把握社會運行機製便成為社會發展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對社會運行機製的把握方式上，有兩種視角：一種是縱向的曆時性視角，另一種是橫向的共時性視角。之所以要從時間與空間的雙重維度把握社會運行機製，這是由現代社會的有機體特征所決定的。從馬克思對社會有機體的規定中可以看出，社會有機體之所以是有機的，是由兩方麵決定的：一方麵是看社會有機體的內部，即社會各個領域和係統之間是否有機協調，如果沒有這種協調性和整體性，那麽有機體也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麵是看社會有機體的外部，即社會有機體能否與外部世界形成有機互動，如果沒有這種有機互動，那麽現代社會必然會成為“堅實的結晶體”而喪失發展活力。正是根據社會有機體的內在規定性，社會有機體內部的有機性，主要是在社會運行機製的曆時性發展中得到體現；而社會有機體內部與外部世界不斷相適應的有機性，則主要是通過社會運行機製的共時性維度加以把握。

從縱向的維度看，社會運行的推進方式主要是從原先的權力支配機製轉向利益激勵機製，這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有著原則性區別的兩種社會運行推進方式。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運行機製上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傳統社會中權力支配機製占主導地位，現代社會中利益激勵機製占主導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運行機製之所以從權力支配轉向利益激勵，是由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結構性差異所決定的。傳統社會由於政治領域與非政治領域未能實現分化而渾然一體，所以權力支配機製成為社會運行的主導機製；而現代社會正是完成了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之間的分離，進而實現了各個社會領域的相對獨立，繼而相對獨立的各個社會領域之間依靠著從商品經濟中發展出來的物質聯係而相互關聯，所以利益激勵機製應運而生。在此意義上，社會運行機製在曆史發展中不斷轉向利益激勵機製的過程，正是社會有機體內部各個係統不斷分化和重組的過程。

從橫向的維度看，社會運行的推進方式越來越依賴交往機製，從相對封閉條件下的孤立運行轉向普遍聯係中的協同運行。事實上，利益激勵機製之所以能夠取代權力支配機製成為現代社會的主導性運行機製，是因為在交往機製的作用下，現代社會實現了商品交換關係的普遍化和市民社會的扁平化。具體而言，交往機製首先表現為物質交換關係成為人們普遍聯係的基礎，突出地體現為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在此基礎上，社會交往中的個體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成為社會運行中的利益主體，由此形成了利益激勵機製。更為重要的是，在交往機製的作用下，社會發展的有機性不再局限於社會內部各領域之間的有機互動，同時也表現為社會機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有機互動。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社會運行往往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即從市場經濟的商品交換關係出發，在私人利益的自發作用下形成一定的利益關係和格局，由此構建起了具有內在聯係的各個社會領域，而且依靠利益動力機製協調各個社會領域的關係。然而，在全球化條件下，各個國家從原來相對孤立的狀態走向了全麵開放狀態，此時的社會運行不再簡單地表現為一國內部的自發運行，而是一個社會有機體與其他有機體在共存互動下的協同運行。

在全球化時代，交往機製日益成為社會運行中的主要機製。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深入揭示了交往的發展對於推動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重大影響。首先，馬克思指出，交往機製與社會運行方式的關係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傳統社會中，交往關係始終停留在自然聯係的層麵，“各個人通過某種聯係——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結合在一起”[3]，所以“交換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交換”[4]。在這種自然聯係的交往條件下，社會運行方式具有超穩定的特征，總是能夠以同一形式不斷再生產。而在現代社會中，交往關係擺脫了地域的局限獲得了新的解放，“各個人互不依賴，僅僅通過交換集合在一起”[5]，交往關係由此推動了社會運行的加速發展。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現代社會中，交往機製對於社會運行方式的直接影響是通過分工的發展而實現的。從城鄉之間的分工，到城市內部不同行業之間的分工，形成了“生產和交往的分離”[6]，即產生了商人階級。隨著商人階級登上曆史的舞台，即“隨著交往集中在一個特殊階級手裏，隨著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區的通商的擴大，在生產和交往之間也立即發生了相互作用”[7]。生產與交往之間的分離和互動過程同時也就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過程，也就是社會運行的具體展開過程。

生產與交往的相互作用直接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最終形成了大工業，世界曆史得以呈現。馬克思指出，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8]。大工業開創世界曆史的過程也就是交往機製推動社會運行的過程，其作用機製主要表現在：首先，以大工業為基礎的世界曆史開辟了社會運行的外部環境，即世界市場，正如馬克思所說，“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的世界市場”[9]。其次，以大工業為基礎的世界曆史確立了社會運行的主要推動因素，即資本，“把所有的資本都變為工業資本，從而使流通加速（貨幣製度得到發展）、資本集中”[10]。最後，以大工業為基礎的世界曆史強化了社會運行的基本方式，即普遍競爭，“大工業通過普遍的競爭迫使所有個人的全部精力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11]。所以，世界市場的開辟、資本邏輯的確立、普遍競爭的展開，成為全球化時代社會運行機製的現實基礎，交往機製也正是在此過程中成為社會運行的主要推進方式。

具體而言，在全球化條件下，交往機製對於社會運行方式的作用主要表現為：

第一，在全球化條件下，交往機製的內涵發生了重大轉變，交往的形式決定了社會運行的推進方式。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普遍關注交往與物質生產實踐之間的區別和聯係，認識到交往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交往的凸顯是與市民社會乃至公共領域的發展相聯係的。但是，這些對於交往的研究僅僅將交往界定為一種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沒有深入挖掘交往機製的時代內涵。事實上，交往固然是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相互聯係，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交往具有不同的內涵，因而交往機製也就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進而社會運行方式也必然發生改變。

從馬克思對人類社會三種形態的劃分中可以看出，現代交往的突出特征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個體之間的交往。在傳統社會中，交往關係主要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依賴性，所以這種交往關係始終停留在自然聯係的基礎上，而這樣的交往關係決定了社會運行方式隻能采取權力支配的方式。在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讓位給了物與物之間的依賴關係。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物的依賴關係主要表現為商品之間的交換關係、貨幣關係、資本主導的社會關係以及市場經濟的普遍聯係等。在現代社會中，人是通過物的依賴關係而彼此發生聯係的，這就意味著：一方麵，物的聯係是現代交往的中介，每個人的需求不再通過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方式得以滿足，而是必須要進入普遍交換關係之中。在此過程中，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相互分離，生產者與消費者相互分離。而在這一係列的分離中，真正成為聯係中介的是商品、貨幣和資本。所以，物的聯係從原先的中介地位躍升為現代交往的基礎性地位。另一方麵，個人在物質的普遍聯係中獲得了形式上的獨立性，成為能夠自主參與社會交往的主體。為了能夠參與市場競爭，人必須成為利益主體；而為了能夠參與商品交換，人必須成為某種商品的所有者。所以，人的獨立性訴求必然隨著物質交換關係的普遍化而不斷凸顯。當然，普遍的物質聯係催生了個體的主體性需求，但這種主體性仍然是形式上的，因為這種主體性的基礎是個體對於物質交換體係的依賴性，所以個體仍然沒有實現真正的自由。

正是由於現代交往是建立在物的依賴性基礎之上，所以交往機製具有間接性，即必須通過物的中介才能進行交往，而不再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這就使現代社會的運行方式發生了改變：從社會運行的載體和媒介看，由原先直接的權力手段轉向了市場機製；從社會運行的環境條件看，由原先的等級製轉向了不斷趨向平等的民主化；從社會運行的政治邏輯看，從原先的統治邏輯轉向了治理邏輯。也正是在此意義上，交往機製的現代形式決定了社會運行的當代推進方式。

第二，在全球化條件下，交往機製的普遍化趨勢在客觀上要求社會運行方式必須與世界曆史的發展要求相適應，推動社會運行方式不斷趨向合理化。隨著交往範圍的不斷擴大，交往機製對於社會運行方式中的協調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看社會運行方式是否合理協調，主要是看社會內部的各個係統之間是否有機互動，是否有摩擦損耗；而在全球化語境中，衡量社會運行協調性的指標，則主要是看社會運行機製是否與全球交往體係相協調，是否能根據全球化的發展而不斷調適。

交往機製的普遍化在客觀上給社會運行方式帶來了正負兩方麵的雙重效應。從正麵效應上看，交往機製的普遍化保證了社會運行的連續性，正如馬克思所說，

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後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於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隻限於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獨進行……隻有當交往成為世界交往並且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隻有當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鬥爭的時候，保持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12]

不僅生產力的連續發展依賴交往的普遍化，同樣，社會運行的連續性也依賴交往的普遍化。另外，交往機製的普遍化也推動了社會運行方式的合理改進。在交往普遍發展的條件下，一個社會的運行方式可以通過全球範圍內的比較和學習的方式得到一定的提升。在此過程中，某個國家的社會運行方式既可以通過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也可以通過汲取其他國家的教訓而趨向合理。經驗的借鑒固然是一種學習，教訓的汲取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通過汲取他國的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教訓，可以使本國的社會運行更加有效、社會風險更加可控、發展代價更加減小。

交往機製普遍化在發揮積極效應的同時，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負麵效應。尤其是對於一些後發國家而言，社會運行方式不再具有完全內生的自發性特征，而是日益呈現出外生的被動性特征。如果後發國家的社會運行機製完全不與全球交往體係相對接，那麽注定會被全球化浪潮所淘汰。但是，如果後發國家的社會運行機製與全球交往體係協調不好，後發國家的社會運行機製也會麵臨斷裂的風險，甚至出現社會失控、發展失序。比如，從東歐北非等地區頻頻爆發的“顏色革命”來看，其中固然有著西方國家在幕後的推動和操控，但也與這些國家的社會運行方式與全球化之間的不協調有著密切關係。以埃及為例，原本埃及憑借著尼羅河流域的豐富資源完全能夠自給自足，加入全球化體係之後，他們的糧食安全過分依賴外國，從而產生了畸形的經濟產業結構，一旦受到市場波動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導致大量青年人口失業。在此情況下，埃及的政治製度又采取剛性的威權主義模式，最終使得經濟危機與政治製度之間不相協調，造成了社會運行的斷裂，從而爆發動亂。再如，拉美等國家長期發展停滯的案例也表明，過度依賴全球化的經濟基礎十分脆弱，而它們所采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體係又造成了社會運行方式的斷裂，最終陷入發展困境。所以，鑒於交往機製的普遍化給社會運行方式帶來的正反兩方麵的效應，社會運行機製必須要在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地趨利避害，提高社會運行的協調性和適應性。

第三，在全球化條件下，交往機製要求社會運行的推進方式從原先單一的線性方式向彈性多元的方式轉變。對於每個國家來說，社會運行不再通過簡單的線性方式加以推進，而是通過更加複雜的方式進行運作，比如網絡分布式、矩陣組合式、耗散結構式等推進方式。

以往的社會運行推進方式之所以采取線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的社會是在垂直結構中運行的。社會的垂直結構是以縱向隸屬關係組成的結構，它等級森嚴、自我孤立、橫向聯係少、信息傳播慢、效率低下。這種結構以科層製最為明顯。在這樣的結構中，國家和官僚體係成為社會運行的主軸，其他社會主體則淪為被支配的客體。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這種垂直結構日益轉變為更加扁平化的網狀結構，更加強調社會不同係統和主體之間的橫向聯係，因此網絡分布式的推進方式成為全球化時代社會運行的主要方式之一。網絡分布式的推進方式重在強調各種社會要素之間的縱橫聯係，以形成橫向與縱向聯係交織而成的網狀結構，便於溝通社會各種渠道與聯係。而網狀結構的形成又會反過來推動社會各個領域的進一步分布和配置，促進社會的組織與構成更為合理化。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網絡分布式推進方式無疑會使社會運行的效率得到明顯提高。

在全球化時代，各種社會要素和資源不僅相對分散，而且還高速流動。如果說網絡分布式的推進方式是為了適應社會要素分散的現實需要，那麽矩陣組合式的推進方式則是為了滿足各種要素高速流動的客觀要求。由於各種要素的流動性日益增強，因而社會要素必須要以新的方式加以重組，這種重組的方式就是矩陣組合。矩陣組合式的推進方式不再要求社會運行中的所有要素一次性配置到位，而是追求各種要素的彈性結合。比如，在經濟領域中，矩陣組合式的推進方式要求勞動力的充分流動、流水線的合理分割、生產要素的快速配置、生產模式的靈活調整，等等。同樣，在社會領域中，矩陣組合式的推進方式要求各個社會主體之間的資源靈活組合、合理配置，從而產生出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結構。矩陣組合式的推進方式無疑具有靈活性的特點，如果社會運行失去了這樣的靈活性和彈性，其結果必然是僵化的、緩慢的。

耗散結構式的推進方式也是現代社會運行的必然要求。在社會運行中，保持結構上的穩定性和平衡性是必要的，但這隻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保持結構一定程度的穩定性與追求穩定的平衡結構，不是一回事。“穩定的平衡結構是不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同時也不改變內部運動格局的靜止平衡態，因而是一種沒有生機的‘死’結構。”[13]與之相比，耗散結構是“遠離平衡態、通過與外界不斷進行物質與能量交換而自組地形成的有序結構，這是一種充滿生機的‘活’結構”。[14]對於社會運行而言，耗散結構式的推進方式顯然更為有利，因為它在均衡態與非均衡態之間形成了一種合理的張力，即通過非均衡態打破原有的均衡態，再發展到更高層級的均衡態。沒有均衡態，社會運行就無法穩定，而沒有非均衡態，社會運行也就失去了動力和活力。

這些推進方式都突破了原來的線性方式，使得社會運行呈現出多元化、彈性化的特征，因而更能夠適應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這些多元的推進方式之所以能夠出現，在根本上還是離不開交往機製的深入發展。因此，交往機製確實深刻地改變了當今時代社會運行的推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