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全球化的發展，風險也在趨向全球化發展，形成了所謂“全球風險”、“世界風險”。因而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風險全球化與全球風險問題日益突出，受到廣泛關注。在當代境遇中，全球風險與社會風險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風險的內外界限日趨模糊。社會風險內在於全球風險，反過來，全球風險也內在於社會風險。在特定社會條件下，外部的全球風險與內部的社會風險二者相互交織、交互作用、彼此轉化。貝克在其著作《世界風險社會》中指出，現代社會風險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的，因而“風險社會”實質上就是一個“世界風險社會”。全球化進程帶來了風險的全球化，使得風險社會得以可能。全球化與現代風險是同步出現的，所以當全球化時代到來的時候，全球風險也相伴而生，於是全球風險社會就到來了。

全球化進程究竟是如何作用於社會風險的呢？具體來看，全球化對社會風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其一，全球化使社會風險來源顯著增多，社會風險日益呈現多元化態勢。全球化表現為資本、信息、技術、人員等跨國界流動以及各個國家、民族相互聯係和相互依賴程度顯著增強的趨勢。這樣的發展趨勢必然導致原先隻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範圍內存在的風險擴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風險在其擴散的過程中還可能不斷產生出一係列新的風險源，原風險源與新風險源相互作用，可能會大大增強風險的後果，從而引發全球風險的連鎖反應。就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風險源增加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一是輸入型，主要是由於資本、人員和物品等流動性的增強帶來的新風險源，如“熱錢”（投機性短期資金）的大規模湧入、傳染病的蔓延、外來物種的入侵所產生的風險，就是比較突出的例證。二是卷入型，主要發生在相鄰的國家和地區之間，擴散載體和渠道主要是空氣、河流、貨幣體係、經濟交往等。卷入型風險與輸入型風險不同，卷入型風險更需要某種係統性載體，輸入型風險的種類則更多樣易變。三是誘發型，主要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外部發生風險後，誘發該國家或地區內部發生類似的或其他種類的風險，人們產生的風險恐慌以及通過對該國家或地區的治理機製所產生的不信任等，這些都會誘發國家或地區內部的風險源增加，風險種類增多。

其二，全球化放大了社會風險的影響和潛在後果，使得社會風險的不可控性增強。放大風險影響的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國家或地區之間相互依存的增加會促進風險傳播與擴散的速度與範圍，提高風險後果承擔者的數量；二是現代通信技術的高度發達使信息傳播加快，從而使更多人意識到風險的潛在威脅，但同時也可能會因為信息不完整而導致過度的風險恐慌，從而誘發更多新的風險。原風險源與新風險源之間相互作用可能會增強風險的後果，因而引發蝴蝶效應式的“全球風險連鎖反應”。例如，20世紀90年代末期暴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就是風險影響擴大與衍生的典型事例，人們對於金融風險的心理恐慌大大增加了風險本身的破壞力。

其三，全球化不僅增多了風險來源，擴大了社會風險後果，還推動了社會風險意識向全球風險意識的擴展，從而啟動了風險社會的自覺意識。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全球化效應帶來的，受其威脅的是全人類，因此又是人類的風險。麵對這種共同的風險，人類會產生某些相關的共同利益，從而形成某種共識：在全球性的風險社會中，隻有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類的正常生存和發展。當然，由於各個國家、地區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利益差異，對於全球風險的意識和防範也是有較大差異的，達成一致需要一個過程。

其四，全球風險的出現，必然要求社會風險治理的產生，並不斷推動社會風險治理機製的變革。現代風險的複雜性、不可測性與不可控性導致對風險的治理產生了巨大的困難與障礙，而風險治理機製的失效又會導致新的風險，由此陷入風險與治理的惡性循環即“風險治理悖論”。例如，減少風險的措施卻給處於風險中的人們造成更大的風險；某個團體的善意行為卻可能對另一個團體產生意料之外的安全威脅，對一個團體的保護卻可能造成對其他團體的傷害。風險治理悖論表明，現代風險治理機製由於自身缺陷麵臨著“自我逆反”的危機，這種治理機製在為某種社會行為創造安全的同時又可能給其他行為帶來更大損失、造成新的風險，因此必須對其進行全麵改革。事實上，全球化趨勢也已為風險治理機製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條件，例如全球多元治理主體的產生、全球性風險共識的達成等。應當特別注意的是，由於風險全球化給所有國家、地區造成了威脅，因而風險全球化的趨勢給原本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社會風險治理機製提出了嚴峻挑戰。要改革風險治理機製，必須改革僅僅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傳統風險治理機製，建構起能夠有效保障所有國家利益的全球治理機製。

全球化對社會風險的影響確實是巨大的，使得“社會風險”日益具有全球化的性質，以致成為一種新形式的風險，即“全球社會風險”。由於這種風險的發生、發展以及影響都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因而與以往“傳統社會風險”有著顯著差別，這些差別恰好鮮明地體現出全球社會風險的基本特征。

一是風險的顯著世界性、跨國家—區域性。傳統社會的風險以及帶來的影響隻限於特定的國家或地區，隻涉及有限的人員和對象。現代交通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世界市場的發展，克服了時間與空間對人類交往的製約，使其交往突破了地域限製，人們之間的知識、經驗交流更加密切，不同國家或地區中的人們對同一事件的“在場感”不斷進步增強，不在場事件與在場事件交互溝通、穿越和滲透，形成了“時空伸延”（吉登斯語）。這種交往的擴大和深化常常被形象地表述為“時空壓縮”效應或“地球村”。隨著交往的普遍發展，風險的傳播也隨之愈益超越了地域限製，風險的空間影響和社會影響變得越來越大。在全球化條件下，一種風險與另一種風險可能會出自同一源頭，而風險氛圍又總是彌散性的、總體性的，無人能逃逸其外。這種風險一旦出現，就會危及地球上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大家熟知的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瘋牛病、非典型肺炎（SARS）、埃博拉病毒和金融危機等，盡管它們開始時都是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但其毀滅性影響卻很快擴散到了全球，最後釀成一場世界性的災難。又如，在現在的全球電子商務中，銀行、公司、基金管理者以及成千上萬的個人投資者隻需輕擊鼠標，就能將大量信息、資本從世界的一處傳播轉移到另一處，也就能夠轉嫁甚至製造出不可預測的金融風險，這樣的金融風險又會產生連鎖效應，就表現為全球或區域金融危機。

二是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不可控性。傳統社會風險局限在一定的國家或地區範圍內，有時是可以程度不同地加以感知的，或者可以預料甚至是可以控製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手段予以補償的。而在全球風險社會中，風險的複雜性增加，波及的範圍擴大，影響和後果也無法預料。一個網點引起的漣漪都有可能波及其他領域，引起一係列的連鎖反應，從而帶來全球社會風險的不可預測性。借由無孔不入的“時空伸延”機製，風險的源頭與發生地往往沒有明顯的聯係，遠離風險源頭的人們也可能成為風險的受害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蝴蝶效應”。同時，這種風險也似乎無規律可循，缺乏可重複觀察的恒常聯係，其發生發展的軌跡頗為複雜，充滿較大的偶然性與斷裂性。由於風險比較複雜、變化多端，因而應對起來較為困難。盡管人們的認知程度和操控技術在不斷提高，防範和應對風險的能力也在不斷增強，但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內，這種技術和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在其實際應用的同時，又可能引發新的風險。

三是風險的廣泛關聯性。全球化趨勢不僅使人們之間的聯係更加緊密，而且使整個社會的有機程度極大提高，各種不同類型的風險例如科技風險、經濟風險、政治風險、社會風險、文化風險等之間的關聯日趨緊密。一種風險會長期潛藏並不斷轉化成為其他風險形式。例如無節製的克隆人研發這樣一種科技風險可能會轉化為經濟風險，出現資本貶值、股票暴跌；也可能會轉化為政治風險，出現政治動**、政權危機；還可能會轉化為社會風險，導致倫理坍塌、信任缺失、社會衝突；甚至會轉化為生態危機，給人類生存帶來滅頂之災。既然風險具有這樣廣泛的關聯性，因而風險認知與風險控製就變得尤為重要。如果風險得不到有效控製，整個社會發展難免遭遇重大挫折與損失。如上所述，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風險一旦發生，受其威脅的就不再局限於某個地域、某個人群，而是整個世界、整個人類。風險帶來的嚴重後果是跟隨全球化、現代技術與世界市場而來的各種隱蔽風險大規模滲透、支配社會生活而引發的。風險一旦發生，就可能對全球造成重大的影響和損失。

不僅如此，全球社會風險的上述基本特征還具體表現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等多個領域，其表現形式日趨多樣化、複雜化。[3]

在經濟領域，全球經濟風險日益凸顯。對於斯密關於全球市場會自發形成普遍福利的看法，馬克思曾從市場運動的“異己性”出發提出了深刻的批評。馬克思指出：

至於貿易——它終究不過是不同個人和不同國家的產品交換——又怎麽能夠通過供求關係而統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的話來說，這種關係就像古典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遨遊於寰球之上，用看不見的手把幸福和災難分配給人們，把一些王國創造出來，又把它們毀掉，使一些民族產生，又使它們衰亡。[4]

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本身所具有的盲目的自發性質，並不能自然而然地締造出人類的普遍福利，而是表現為一種不受人支配、反倒統治人的異己力量。馬克思當年敏銳觀察到的這種世界市場的失控的異己性，實際上正是對全球經濟風險極為深刻的洞察和預見。當代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各個層麵都存在著相應的風險，隨時都有可能影響到整個社會生活以至人們的日常生活。投資市場、勞動力市場波動起伏，金融市場因其監管不力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全球電子商務隱藏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等等，這些風險都使得全球經濟體係變得非常脆弱。在當代，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資本由其利益所驅動，對自然資源進行無限製的榨取與消耗，使得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和能源日漸短缺，從而引發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導致生態發展上的嚴重風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占世界人口15%的工業發達國家消耗了占世界資源總量一半以上的石油、天然氣和主要礦產資源等極為關鍵的不可再生資源。隨著全球人口的不斷增長、經濟的不斷發展，資本對於能源和資源展開的爭奪將愈演愈烈，人類生存的家園將麵臨重大威脅。與此同時，市場的全球化與“經濟的非領土化”（吉登斯語），使得市場經濟逐漸脫離了相應的調節和監管，以致市場的無序競爭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由此引發全球經濟無政府狀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沒有規製的市場其破壞力是非常巨大的，它不光影響到經濟的正常運行，同時影響到整個社會生活秩序和社會發展。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動**、2002年的南美金融風暴以及2008年以來從美國蔓延到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機都給世界經濟造成了極大損失和嚴重影響，導致全球經濟停滯不前。

在政治領域，國際政治風險不斷加大。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和平已經不是問題。從目前的現狀來看，國際霸權力量還缺乏有效的遏製與製衡機製，公正、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尚未建立，世界政治治理機製還不健全，因而霸權與反霸權的鬥爭將會持續下去。在後“冷戰”時代，不同的社會製度之間、不同發展模式之間、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間、不同的民族種族之間的差異和衝突，往往會引發並加劇文明衝突；恐怖主義活動逐漸興起，並越來越猖獗，而打著“反恐”旗號實則對其他國家、地區進行幹涉的霸權主義行徑也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與此同時，戰爭的危險也並未消除，地區性緊張局勢的加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普遍存在和逐步擴散、國際恐怖組織猖獗的行動、群體性暴力事件的出現，使各國麵臨著嚴重的政治風險。這些風險均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與深度焦慮。

在社會領域，全球社會生活的風險日益加深。信息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作的流動性強、變化性大，廣泛衝擊了原有的傳統工作模式。由於工作日益具有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所以工作變動和失業便成了個人生活的經常性風險。加之全球化的發展，一國的波動會強烈影響到其他國家，因而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況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不僅如此，全球化過程中形成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還給許多國家的社會生活帶來一係列扭曲的後果，如世界性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社會不公正、數字鴻溝等，所有這些，均造成社會生活的風險。

在文化領域，全球文化與意識形態風險日趨顯著。在全球化時代，文化的交流與傳播越來越普遍。地球上差異極大的民族、國家和地區，都成為相鄰的文化場域，文化上的全球性逐漸掩蓋了彼此之間的真實差異，進而衝擊著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文化自信，這就會帶來文化與意識形態風險。與此同時，科學技術文化在人們的文化生活中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由此引發的現代風險日益突出，使得人們從確定性的傳統生活方式中被“連根拔起”，又被拋入經常性的風險生活方式之中。風險事件的頻發、風險環境的擴張，已經幹擾到人們的正常生活，進而侵入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要使社會健康發展，必須消除這種文化和意識形態風險，確保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的合理推進。

在生態領域，全球生態環境風險不斷加劇。全球化既帶來生產上的巨大發展，同時也帶來生態上的重大風險：物質資源的枯竭、自然環境的汙染和破壞、土地沙漠化、溫室氣體排放和全球氣候變暖等，已成為突出的現象，並形成巨大風險。其風險就在於現代生產方式和發展模式對自然界的生態係統造成不可修複的傷害性後果。隨著科學技術手段的不斷運用，“人化自然”的程度越來越高，但由此也扭曲和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社會性的生態風險由此取代了單純的自然風險。特別是從20世紀中葉起，由於全球資本增殖的不斷拉動、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對自然生態造成的破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亂砍濫伐、溫室氣體排放等行為導致的土壤沙化、溫室效應、空氣質量下降等生態危機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重。麵對這種狀況，許多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紛紛把汙染嚴重、高能耗的產業轉移到不發達國家，給後者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所有這些資源爭奪與汙染轉嫁又引起了國家、地區、民族和種族之間的新衝突，甚至可能造成更大規模的國際爭奪。

麵對全球社會風險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領域的多樣化發展，必須樹立新的安全觀。一是要拓展安全風險的關注視野。不僅要應對領土和軍事領域的傳統安全風險，還要積極應對文化安全風險、網絡安全風險、生態安全風險、恐怖主義風險、民族分離主義和地緣政治衝突風險等非傳統安全風險。例如，現在的網絡安全已被全世界所關注。近年來美國國防部網站被“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多次侵入的事件，促使網絡監控、安全監聽等議題再次提上議事日程，網絡安全被認為是未來反恐的新戰場。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1月在國家網絡安全會議上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二是要正確處理國家安全與全球風險的關係，樹立麵向風險的新的安全意識。安全與風險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有時為了追求某種絕對安全、消滅風險的渴望和行動，有可能導致更大規模更為複雜的風險。例如，美國為了求得自己的絕對安全，曾長期支持本·拉登的基地組織進行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活動，而在薩達姆政權倒台後，基地組織則迅速崛起，成為嚴重威脅美國在中東利益的恐怖主義勢力，甚至製造了直接攻擊美國本土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的“9·11”事件，嚴重威脅到美國自身安全。“9·11”事件說明，不能把安全與風險截然對立起來，錯誤地理解安全與風險，盲目地要求徹底消滅風險來達到絕對安全，隻能會導致更大的風險。今天，我們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要構建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集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