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條件下，每個國家發展的國內外環境都發生了顯著變化。世界格局的重組、世界體係各種力量的變化、世界交往形式的調整等，都對每個國家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此引發國際國內各種新的矛盾、問題，並表現出更為錯綜複雜的新特征、新趨勢。如何應對這些新特征、新趨勢，實現社會健康發展，成為發展研究必須麵對的重要問題。

從曆史上看，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在不斷整合世界的同時又持續地分裂世界，全球一體化與全球分裂化相伴而生，並存不悖。現代社會的矛盾關係，已經突破了原有國家的界限，借由國際交往而呈現為全球性的矛盾體係。由此便引發出矛盾性的悖論，即全球化既具有促進世界整合、社會和諧的文明創造機製，同時又包含著推動世界分裂、社會衝突的消極性影響。

在這種悖論中，當代社會衝突尤其引人注目。與以往的社會衝突相比，今天的社會衝突有其顯著的全球特征。第一，衝突的根源是全球性的。從世界範圍來看，近年來，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爆發的局部戰爭、衝突以及恐怖主義活動，不僅給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帶來深重災難，也給全球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消極影響，引發了世界性的不穩定、不安寧。“冷戰”後，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使世界各種矛盾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冷戰”時期一些原有矛盾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有所發展；二是戰後形成的以聯合國為主導的國際安全機製和國際秩序受到衝擊，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行徑使聯合國的權威逐漸下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遭到踐踏；三是在和平問題上，存在著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社會矛盾、國際社會的矛盾等，這些矛盾不斷複雜化甚至有時會激化；四是在發展問題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矛盾、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交錯在一起，使發展中的矛盾變得更加複雜。這些新舊矛盾的交織與激化是導致國際衝突、局部戰爭、社會動**頻繁發生的重要原因，而全球發展中存在的貧困、饑餓和兩極分化問題則是導致國際衝突、局部戰爭、社會動**更為深刻的原因。

第二，衝突的發生機製是全球性的。當前的國際關係正處於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關鍵時期。各個大國以及國家集團都在全力爭取各自的利益，意在未來競爭中占據戰略優勢，各種非國家力量也在國際上積極活動，以爭取它們存在的合法性和應有的生存空間。人們原先熟悉的國際關係模式的構成單位是主權國家，主權是這個模式的核心概念，它明確規定了凡是被承認為主權國家的國家之間一律獨立平等，其他國際關係的所有原則都應是建立在這一基本原則基礎上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一原則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國家仍是一種原子式的存在，國家利益至上，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很難得到實現。

第三，衝突後果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化條件下，國際衝突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特征，主要表現為國際衝突的爆發頻率和次數不斷上升，如戰後國際衝突爆發的次數和頻率明顯高於“冷戰”時期，而衝突的規模、烈度和參與衝突主體的規模卻在不斷下降。另外，參加衝突的行為主體不僅是國家，而且有非國家集團，參與和發動衝突的國際行為主體越來越呈現出“原子化”的趨勢。然而，國際衝突的爆發次數和頻率不斷上升，遭受國際衝突影響的地區和人群也在擴大。兩極格局被打破之後，國家之間的相互地位和關係發生了較大改變，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盛行，地區衝突一旦解決不好，就可能會引發更大規模的國際衝突。

全球化時代的社會衝突同時呈現出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隨著全球化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全麵擴展，衝突也具有了多種表現形式和層次結構。社會發展中的衝突形式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社會意識層麵的，另一種是社會生活層麵的。社會意識衝突是無形的，而社會生活衝突則是可見的、有形的。衝突的形式有很多，依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從衝突的影響範圍來劃分，衝突可分為全球衝突、國際衝突和國內衝突；從衝突的發生領域來劃分，衝突可分為經濟衝突、政治衝突、文化衝突、社會衝突和軍事衝突等；從衝突的對抗性質來劃分，衝突可分為暴力衝突和非暴力衝突；此外，從衝突的具體種類上劃分，有階級衝突、思想衝突、宗教衝突、民族衝突、種族衝突和國際衝突等。這些衝突形式使國際社會存在著多方麵的重大隱憂。例如，在經濟方麵，對日益稀缺的戰略性資源、能源的爭奪可能會引發戰爭。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投身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建設，戰略資源稀缺的矛盾進一步突出，能源爭奪和海洋地緣競爭隨之突起。全球化加大了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的貧富懸殊，正在並將繼續引發一國內部動**和國際動**。在文化方麵，世界範圍內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不斷加深將帶來更大的風險。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會利用這些動**借機鬧事，更嚴重、危害更大的恐怖襲擊事件不時爆發。此外，一些政治極端勢力也不斷采取恐怖主義行動，造成局部動**。不同的國家、民族長期以來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它們有著不同的價值目標和價值取向，而有些國家常常視自己的文化為優越文化，視其他文化為低劣文化或危險文化；不同文化在頻繁的傳播和交流中產生了競爭、對抗，以致文化衝突日益突出。

在各種衝突形式中，最主要的是經濟領域中的衝突，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全球性兩極分化與階級對抗。當年馬克思在剖析資本主義社會時就提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形成和現代性的興起，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種對抗並非僅僅是一般的、偶然的對抗，而是“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是現代關係的本質性、結構性對抗。現代的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1]從而也是曆史中階級矛盾的最高發展形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帶來的日益嚴重的勞動人口過剩、兩極分化與工人的貧困化，必然會引發社會本身的結構性“斷裂”。在現代社會中，不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生產，而且人口、勞動力本身的生產都受到資本—市場關係的控製。資本通過控製人口生產的速度來為自己提供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人口的增長過程服從於資本增殖的需要和規定。與統治階級不斷加速的財富積累過程相伴隨的，恰恰是工人的不斷貧困化並不斷被排斥到社會邊緣和底層。這種狀況的出現，使社會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在文化教育方麵都日益發生結構性的斷裂，形成極不穩定的社會等級結構，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暴力衝突。應當看到，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正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急劇發展時期，政治、法製製度的不健全也強化了階級對抗的劇烈程度。今天，當代社會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當代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新科技革命與知識經濟的勃興，社會關係和福利政策的部分調整，使整個社會的階級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出現了新的階級和階層，即以“知識階級”、“白領階層”為代表的所謂“新中產階級”或“新中等階層”。從表麵上看，馬克思所講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大階級對抗的狀況日趨消失，而“中間大、兩頭小”、以中產階級為主的“菱形社會”則不斷成型。新中產階級雖然繼續從事勞動，但似乎已經不再是受剝削、受壓迫的貧困工人，而是擁有公司股份並直接或間接參與公司決策的“主人”。這樣的“新中產階級”是否還屬於無產階級的範疇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一方麵，從勞動的社會性質來看，知識階級所從事的知識生產等腦力勞動隻是雇傭勞動具體形態的變化，實質上仍然是被資本所購買、所剝削的活勞動，仍然是為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的手段和工具，並沒有改變雇傭勞動的本質。因此，知識階級仍屬於雇傭勞動者階級。另一方麵，從生產資料的所有製來看，新中產階級與傳統無產階級相比確實擁有了一定的股權，但與整個壟斷資本的龐大總量相比，其實是微不足道的。福利國家政策雖然通過再分配將一小部分剩餘價值補償給了新中產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但資本又通過股票期貨市場的運作將這些補償中的大部分吸收回去再用於自身的增殖。總之，知識階級、白領階層或新中產階級，從未脫離無產階級的範疇，他們不過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分得了少量剩餘價值的無產階級上層。

在全球化時代，隨著跨文明交往普遍化而凸顯的另外一種重要的衝突形式是社會意識層麵的“文明衝突”。美國學者亨廷頓認為，“冷戰”後的世界是多極和多文明的，其文明形態有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其中，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中所占的比重與其他文明相比正在縮小；而非西方國家開始成為曆史主角，並試圖按照自己的利益、意誌和力量重塑世界。各種文明都有自身的利益，每種文明都不甘於被淹沒。因此，他認為文明的衝突將是未來世界衝突的主要形式。文明衝突一般有兩種形式，即微觀形式和宏觀形式。在地區或微觀層麵上是不同文明的鄰國或一國內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斷層線衝突”；在全球或宏觀層麵上，則是不同文明的主要國家之間的“核心國家衝突”。[2]

上述各種衝突形式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它主要源於全球不平衡的發展結構。

當代全球化的深層結構並非世界的同質化與“平坦化”，而是“全球不平衡發展”的斷裂結構。當代全球不平衡與曆史上出現的不平衡具有本質差別。當代全球不平衡發展已經失去了自我調節機製，表現為不平衡的規模和範圍的擴大和固化。其不平衡的主要特征是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支配，或不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日益明顯的全球一體化並未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與共同發展，而是導致了日益嚴重的“全球分裂”：國際關係不平等和全球兩極分化。資本主義現代性本身所包含的“同質性”與“差異性”的矛盾本性，通過全球化而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實際進程：世界在日趨一體化和同質化的同時，又不斷分裂為新的差異和等級。全球性的“中心—邊緣”二元結構和權力支配關係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由跨國資本主導的全球化表現為一種“單向度的全球化”，即發達國家單方麵主導、滲透和支配不發達國家的發展。而且，資本推動的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分裂、差異格局與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分裂、差異格局。這種情況的出現，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西方國家向全球擴張的結果。由此可見，在全球性的資本主義體係中，已經形成了資本主義強國對非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對非資本主義生產部門、資本主義發達區域對資本主義不發達區域的權力支配關係。這就造成了雙重後果：一方麵，從空間結構來看，資本全球化不僅在單一民族國家內部不同階級、不同群體、不同生產部門之間製造了一係列不平等的發展結構，並進一步將這些不平等發展結構複製、移植到其他民族國家，從而放大為整個世界的分裂性、差異性格局。另一方麵，從時間結構來看，資本全球化在不斷突破傳統的政治等級、經濟秩序和文化樊籬的同時，又不斷生產出新的等級秩序和文明差異，其差異結構表現為發展程度的巨大對比和落差，表現為現代與前現代、文明與野蠻、發達與不發達、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之間的斷裂，甚至進一步發展為征服與被征服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即新殖民主義統治秩序。

全球發展不平衡結構之所以能夠產生出世界範圍的社會衝突，是通過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國際競爭這樣的作用機製來實現的。

首先，全球發展的不平衡產生出了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在當今國際社會，還很難建立一個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所謂“世界政府”。但是，盡管如此，任何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各種政治、經濟行為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一定製約的。其製約因素很多，主要是國際行為準則。在全球化條件下，經濟活動使世界各國聯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共同政治活動，又會形成密切的政治關係。共同的經濟生活和相關的各種行為，使國際社會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形成一定的秩序，以保證其有序發展。這就提出了秩序合理的要求。現實的情況如何呢？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其實是一種極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些不合理性主要表現為以不合理分工為基礎的國際生產體係，以“不等價交換”為特征的國際貿易體係，國際壟斷資本占據支配地位的國際金融體係，以及受少數發達國家控製的國際經濟機構。這些不合理，就在於跨國壟斷資本支配和統治著國際生產和流通。“二戰”後，一些發達國家憑借其實力，推行強權政治，支配國際事務，幹涉他國內政，插手地區衝突，建立軍事集團，開展軍備競賽，顯示出明顯的霸權邏輯。這種邏輯推行的後果，便是全球貧困問題與南北分化問題的形成。雖然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在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條件下，貧困問題和兩極分化現象不僅沒有減少，而是日趨嚴重。全球化給不同國家帶來的發展機會與發展結果大相徑庭，進一步拉大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加劇了一個國家內部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由此影響到各個國家的發展。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結構不合理、市場發育不健全、國民經濟對外部依賴程度較深，所以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在對外經濟合作和經濟運行中更容易受到世界經濟波動和國際政治形勢變化的影響，在經濟上、政治上更要承受更多風險，甚至付出更大代價。由於處於劣勢，不發達國家在新的國際分工和競爭中難免被“邊緣化”，甚至有可能被排斥在現代文明主流之外。

不平衡的全球結構和不合理的國際秩序，同時推動了國際競爭不斷加劇、日益升級。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等方麵的依存度逐漸增強。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僅生產和流通衝破了國家和地域的界限，而且各國之間形成了更大的競爭。首先是物質資源的全球競爭。由於資源是有限的，資源在經濟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資源的爭奪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分工協作的深入發展，這種競爭更為激烈。其次是人力資源的全球競爭。知識經濟就是人才經濟。經濟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要加快經濟發展，必須擁有大批高素質的人才。然而，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實際情況是，人才在不斷地大量流失，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流向了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人才爭奪遠比物質資源爭奪更為突出、更為複雜。傳統的人才競爭手段是移民、留學、建立海外專家聯絡站、通過技術合作獲得人才外援等，現在各國爭奪人才的手段日漸多樣化，不僅依靠薪酬待遇吸引人才，而且還創造適合人才長遠發展的基礎和環境、優化相關政策機製留住人才。國際競爭的日益加劇，使得社會發展麵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因而形成更為複雜的競爭格局。

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持續加劇的國際競爭，自然會滋生出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領域全麵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各種衝突說到底是不同國家間的利益衝突，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衝突尤為突出。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兩極分化趨勢日益明顯，一方麵是發達國家的財富不斷積累，另一方麵是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不斷加劇。由於舊的國際經濟秩序沒有改變，西方發達國家在科技和經濟上占據優勢，因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科技上發展舉步維艱。力量上的對比懸殊，又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和貧富分化，這就必然導致貧富、強弱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鬥爭更為激烈，甚至引發國際衝突。如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利益在世界經濟體係中得不到足夠的尊重和重視，在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係中，現有的國際矛盾不但無法得到解決，而新的矛盾也會產生，這就非常有可能導致新的國際衝突。因此，美國的霸權模式遭到廣泛質疑，引起許多國家的不滿和反對；與此同時，國際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多極化與單極化的鬥爭不斷向縱深發展。

全球衝突的可能性威脅著社會發展，這就迫切要求調整全球發展結構、重構世界秩序，以化解衝突，實現和諧。世界和諧日益成為當今時代發展的主旋律。“冷戰”結束後，兩極世界格局被打破，許多國家的地位發生改變，導致國家和國家聯盟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多，然而20世紀中期建立的戰後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當今世界局勢的變化，是無法解決這些矛盾的。於是，建立更為合理、更為公正的新世界秩序就被提上議事日程。全球有識之士都普遍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主題，強烈呼籲通過協商和談判解決爭端、化解衝突，努力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實現全球和諧共生。

世界和諧符合全世界人民的現實需要和價值訴求，是他們一直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對於曆史的悲劇，人們不會忘記。在20世紀初期，有30多個國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2000多萬人死亡，2000多萬人傷殘。在20世紀中期，有60多個國家的20多億人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僅中國和蘇聯就死亡6000多萬人。之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使各國發展舉步維艱。飽受戰爭之苦的各國人民，殷切期盼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構建和諧世界是順利推進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冷戰”結束後，局部戰爭依然不斷，許多國家的發展深受其害。進入21世紀以來，發生了“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這些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使世界和平與發展麵臨諸多難題和挑戰。消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破解發展難題，都需要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中國，很早就有“和合”的思想，它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是中國古代先哲們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各種現象的本質概括。它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存在，如陰陽、天人等，同時又把具有差異性的事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如陰陽和合、天人合一等；它並不否認矛盾和衝突的存在，主張防止過度的矛盾和衝突破壞不同事物之間相互依賴、共同生存的環境和基礎。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麵對各種文化差異，減少摩擦、增加共識，發揚“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思想精神顯得格外重要。因此，不斷發展的中國將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贏的“和合”思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

世界和諧不僅僅是一種追求的“理想”，更是一種深刻的全球發展趨勢。世界普遍聯係的不斷加強，客觀上要求世界和平與世界和諧。

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斷加快，並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首先，資本支配的現代生產具有克服一切生產力發展限製的趨勢，這就必然會衝決一切障礙，走向世界，從而構成全球化發展的內在根源與基本動力。在世界範圍內的資本積累，形成了日益廣泛深入的勞動分工、國際交換和利益依賴，這一切變化又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時空存在方式和時空體驗方式。其次，全球化的發展創造了相應的現代性，並將現代性帶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現代性”。現代性的全球拓展表現為世界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聯係普遍加強，而這種強化的聯係正是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才得以建立起來的。最後，世界市場的形成構成了全球化的現實基礎。資本要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必然不會滿足於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有限市場，而是力求突破國內市場走向世界市場。而世界市場恰恰構成了全球化的基礎運作機製。世界市場的建立，既加強了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聯係，也同時加快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總之，上述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客觀上使得各個國家、民族利益交織、休戚與共，從而為構建和諧世界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可能。進而言之，世界的和諧化是人類社會正常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發展，使所有國家形成了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那就要求所有成員之間應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減少衝突、加強合作。世界的和諧必然帶來的是世界的發展、世界的共贏。

總的說來，世界和諧是全球化發展的要求。當代世界，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決定了世界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和平和促進發展，這就構成了和諧世界的基本內涵；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反映了各國人民希望通過合作共贏實現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的願望，這就要求各國共建和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