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上看，文明的發展與社會交往的發展密切相關。文明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並不是純粹自然演進的，而是受各種社會因素製約的，其中交往狀況對其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在遠古時代，人類曾經經曆了一個漫長的孤立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人類相繼誕生於亞、非、歐各洲。在這些不同的地區，人們過著相互隔絕的生活。不同的群體不僅沒有廣泛的聯係，甚至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存在。雖然這時開始出現了原始文明，包括原始農業和畜牧業的形成和原始工具的創造等，但限於生產技術的落後和活動範圍的狹小，文明的程度是非常低下的，以致這一時期被史界稱為蒙昧和野蠻時代。在經曆了漫長的蒙昧和野蠻時代之後，人類開始從孤立狀態中走出來，步入了“多中心”時期。大約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世界相繼形成了幾個最早的文明中心。如中國的黃河流域、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巴比倫的兩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就是這些文明中心的發源地。由於文明本身具有較強的輻射力，因而它會對周圍的地區產生較大影響，以致形成聯係緊密的文明區域。在多中心發展時期以及隨後的“軸心時期”，雖然伴隨生產和交換的發展以及宗教、文化的交流，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交往逐漸增強，但其交往的程度畢竟是有限的。此時的“共同體”盡管擺脫了血緣共同體，但基本上還是屬於地域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主要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靠宗法關係、人身依附關係來維係，因而處於各自孤立、隔絕的狀態，彼此間很少來往。即便偶爾出現一些商業往來、文化往來，但因其缺乏穩定的基礎，常常會被一些偶然的因素所中斷。因此，此時的文明發展基本上是區域性的，受其交往的限製，發展的水平自然是有限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交往的發展對於文明的保護和傳承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誠如馬克思所說：
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後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於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隻限於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個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獨進行；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產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陷入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1]
真正普遍而又穩定的交往，是從近代以來開始形成的。地理大發現打通了世界主要國家、地區的交通要道，促進了航海業和商業貿易的發展；伴隨資本力量的壯大，出現的是西歐一些主要國家的海上商業擴張和早期殖民掠奪，使得不少國家的聯係日益緊密；尤其是世界市場的建立和工業革命的興起，進一步強化了世界各國之間的交往與聯係，曆史由此成為“世界曆史”。可以說，全球化的帷幕就是從近代以來拉開的。同以往的社會相比，全球化使得各種社會現象都呈現出“現代”的色彩，像現代國家、現代資本、現代世界市場、現代社會組織、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管理方式、現代價值觀念等就是明顯的體現，並代表著新的文明的出現。全球化打破了各種民族的、地域的限製，使得文明不僅在範圍上得到大大擴展，而且在發展的速度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而使社會發展真正進入一個文明時代。尤其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出現、資本與技術的快速流動，全球化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新一輪全球化的出現，使得交往的程度大大提高，世界聯係更為緊密，文明的總體水平顯著提升。文明的成果無論就其數量還是就其質量，都是以往社會所無法比擬的。而且，文明的世界性影響急劇擴大，“全球文明”成為一個新的引人注目的現象。
總的說來，文明發展程度和全球化的發展程度是一致的。文明的發展固然依賴經濟、政治的發展，沒有這樣的基礎和條件，文明難以出現，即使出現也難以持續發展。但是，文明的發展又有其自身的規律，即跨文化交流對文明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類文明從遠古時期各文化發源地狹小、封閉和分散的狀態，到古代幾大文明中心的形成，再到中世紀較大規模的幾大文明圈的發展，直到近代以來各大文明連為一體，就是通過各個國家、民族之間日益增強的交流和交往而實現的。在文明發展的不同時期，交流的方式和手段是不一樣的。人類社會最初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軍事手段來進行的，如戰爭、征服等對文明的衝擊和發展的影響；而後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來推進的，如經濟往來、商業貿易所帶來的文明傳播和擴散；接下來主要是通過文化手段來推行的，如各民族文化的廣泛傳播與交流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全球化既是一個交流和交往不斷擴展的過程，又是一個各種文明的共通性不斷增強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文明共享的過程。
全球化之所以能夠導致文明的快速發展，原因就在於使文明的發展機製實現了重大變革，其發展機製主要是通過下述方式來實現的：
一是挑戰應戰的方式。按照湯因比的觀點，世界不同文明有其興衰的過程，文明的發展是在挑戰和應戰中實現的。各種文明的興起是對挑戰的回應，在其發展過程中，富於創造性的民族敢於麵對挑戰，創造和確立新的文明形態，由此推動文明的發展。雖然湯因比最終沒有擺脫曆史循環論，但他所指出的這種文明發展情況確實是存在的，是值得重視的。如果說在傳統社會，挑戰應戰的情形還是偶然的，那麽，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在全球化條件下，這種情形則日趨明顯並更具普遍性。由於各個國家、民族的聯係日益緊密，一旦產生某種文明衝突，便會形成挑戰應戰的態勢，促使受挑戰方做出相應的回應，進而改變和調整原有的文明格局，形成新的發展模式。如在19世紀上半葉以來，中國先後受到外國侵略者的多次入侵，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正是這樣的挑戰和刺激，促使中國人開始關注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注意學習和引入西方的文明成果，實現東西方文明的融合。同樣，也正是19世紀末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機，導致“戊戌維新”的出現，開始了資產階級的改良變法。沒有這樣的外來挑戰、刺激，中國近代的文化發展不會出現那樣的起伏與變動。當然，同樣是麵對挑戰，各個國家做出的反應是不一樣的，由此帶來的後果也是不同的，這就形成了發展的差異。不管怎樣，挑戰應戰構成了全球文明發展的一大動力。
二是學習交流的方式。如果說挑戰應戰是一種“被動式”的話，那麽學習交流則是一種“主動式”。全球化為不同文化間的學習和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機遇，每個國家、民族可以在不同文化交流中獲取新的元素、新的動力，從而使自己的文化更為豐富多彩、充滿生機。早在1922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中西文明比較》中就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裏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2]正是在這種學習、交流過程中，不同的文化才能夠從中不斷吸取營養，獲得新的活力。對於這一點，一些學者也從人類學的角度加以過論證。如斯塔夫阿諾斯就認為，“人類的曆史證明，文化進步的程度取決於一個社會集團所能獲得的向其鄰居們的經驗學習的機會的多寡。……文化最低級的部落，總的來說，正是那些長期與外界隔絕的部落，由於與世隔絕，它們便不能從其鄰居們的文化成就中獲益”[3]。事實正是這樣，在其他條件大致相同的情況下，一種文明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其他文明的交流狀況以及對先進文化的學習、吸收狀況。西方文明之所以後來居上，與其善於吸收其他文明的精華和開放的社會性質直接相關。
三是碰撞融合的方式。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由於各種內外因素的作用，多種形式的文化同時匯聚於一個國家、民族中，由其相互碰撞、影響，最後融合成為一種獨特的文明發展模式。如拉美文化就是如此。從16世紀初到19世紀初，西歐一些國家借助殖民擴張，最早將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傳輸到美洲。殖民者破壞了印第安文明的正常發展，將其強行納入一種新的文明框架。於是，拉美文化便形成了這樣三種主要成分，即從16世紀初開始移植過來的歐洲基督教文化、殘存的美洲土著文化和伴隨奴隸製而來的非洲黑人文化。這些不同文化匯聚在一起，經過碰撞和較量之後，逐漸趨於妥協、調和與適應，最後融合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即所謂的“雜交型文化”。“在過去的好幾個世紀中，這些文化之間從第一次接觸起便建立了一種對話，實際上正如現在所說的是一種‘兩個世界的遭遇’。這種對話過去和現在都不是心平氣和或彼此容忍的，但仍不失為一種對話，導致了一個文化適應過程，從而形成了現在的拉丁美洲文化。”[4]由於拉美文化是一個異質而又統一的複合體，因而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