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明，自然涉及文化。關於文明與文化的關係，不同的學科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在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中，二者沒有多少區別，基本上是被作為同義詞來使用的；而在文化學、哲學等學科的研究中，則有明顯差別，並在理解上歧義較大。一般說來，文化與自然相對應，而文明則與野蠻相對應。既然與野蠻相對應，那麽，文明就有了“進步”的內涵，或者說，文明就意味著進步。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社會進步史。盡管人類文明的發展是曲折和複雜的，但總的趨勢是趨向進步的。之所以如此，就在於人類的文明具有累積的特點。每一代人都在繼承前代人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因而後代人所創造的文明往往高於前代人的水平。在人類曆史中，文明就是借助人們的不斷創造而向前推進的，進而形成不同以往的新的文明形態。承認人類文明的累積性特點，必然會合乎邏輯地肯定文明與社會發展在總的方向上是進步的。文明的發展狀況是曆史進步的重要標誌。

馬克思就是從進步的觀點來看待文明及其發展的。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就體現著文明與愚昧落後的區別，或現代文明與古老文明的區別。如對近代以來西方社會與亞細亞社會尤其是印度社會的比較就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等文中，馬克思一方麵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英國侵略者的野蠻行徑，另一方麵又通過印度社會的分析深刻闡明了關於文明的立場。在馬克思看來，印度社會盡管經曆了數千年的發展，但它毫無現代文明可言，因為它沒有任何“進步”的跡象。從遠古時候起就建立起的印度村社製度，既是一個沒有任何分化的“獨立的組織”，又是一個封閉孤立的社會結構，同時是一個長期停滯的社會機體，因而總體上具有“半野蠻半文明”的性質。“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曆史首創精神。”[5]這種停滯不前、單調苟安的生活，這種消極被動的生存，往往會產生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殺生害命在印度成為一種宗教儀式。因此，馬克思指出：

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小小的公社帶著種姓劃分和奴隸製度的汙痕；它們使人屈服於外界環境，而不是把人提高為環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態變成了一成不變的自然命運，因而造成了對自然的野蠻的崇拜，從身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誠地叩拜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這種崇拜是多麽糟蹋人了。[6]

可以想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中，根本不可能談及文明，因為它與進步無緣。應當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談論文明、進步時，又總是和人的生存發展聯係在一起的。對人的命運的深切關注，是馬克思審視文明、進步的一大特點。文明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的進步是一致的。同樣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對於文明與野蠻的分析，絕不意味著站在“歐洲中心論”的立場上對印度社會予以貶低和醜化，而是旨在用唯物史觀對印度社會做出客觀的分析和評價，以提示其發展的途徑與出路。

文明無疑是一種進步，但進步並不是一個輕鬆愉快的發展過程，而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發展過程。文明就是在矛盾、衝突中行進的。對於文明進步的矛盾及其後果，近代以來的許多西方思想家如盧梭、康德、黑格爾等作過比較深入的分析，提出過許多有益的見解。馬克思則運用曆史辯證法，對文明進步的內在矛盾作了更為深刻的揭露。馬克思認為：“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7]對於文明發展的內在矛盾，馬克思在剖析資本主義社會中給予了具體的分析和說明。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極大地推進了文明的發展，由此產生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8]。“資本的文明麵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製、農奴製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9]這三個“有利於”，集中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文明價值。與此相應，資本的文明還具體表現在對“自然局限性”的克服和對社會聯係的普遍占有，表現在許多“不同於以往一切生產階段的全麵趨勢”，包括充分利用科學技術的趨勢、促使分工越來越多樣化的趨勢、不斷擴大交往範圍的趨勢、促使人的自我更新發展的趨勢、推動文明傳播的趨勢等。所有這一切，都使文明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使社會進步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然而，資本在創造文明的同時，又使文明的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就是在血與火、刀與劍中發展起來的，文明繁榮輝煌的背後是社會發展的扭曲，資本升值的背後是人的貶值。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人的嚴重異化，致使人的發展日益片麵化、畸形化。正如馬克思所說：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麵。……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製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隻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和社會關係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10]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現代文明內在矛盾的生動概括和寫照。

在今天全球化的條件下，文明的矛盾與對抗雖然在形式和內容上與以往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但其問題依然是存在的。撇開政治、經濟領域的問題不談，單就文化或文明本身而言，其發展直接凸顯的矛盾與問題也是引人注目的。

首先是文明的衝突。在全球化時代，文明和文化既是統一的力量，又是分裂的力量。不同的文明在其相互碰撞過程中，既會形成交流、交融，又會形成交鋒乃至衝突。“當人生活在一個不容許對既定的態度和信仰提出質疑的封閉世界裏，沒有人會感覺他是依據一套‘價值’而行動。他不過是做他該做的事而已。今日的情勢正好相反。當代的人們遭遇‘他者’從根本上的挑戰。他們知道，有時候經驗到，世上有種種不同的規範與價值引導人們的行為和態度，隨著不同的曆史、社會和文化背景而不同。因此，對許多人來說，發現‘他者’的存在使得他們認為價值完全是相對的。”[11]這樣的衝突不僅影響到文明的發展，同時也影響到社會的發展以至整個國際關係的發展。對此，不少西方學者都給予了高度關注。像美國學者亨廷頓就是“文明衝突論”的最早提出者和闡發者，他將文化看作“冷戰”後各個國家、民族衝突的主要根源，認為“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並認為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有可能聯合起來，向西方文明發出挑戰。另一位美國學者約瑟夫·奈也認為，在當今世界，倘若一個國家的文化處於中心地位，別國就會自動地向它靠攏；倘若一個國家的價值觀支配了國際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國際社會中處於領導地位。不管這些看法的用意如何，所指出的文明衝突這一事實確實是值得我們警覺和重視的。一方麵，對於文明衝突應當予以合理的看待。每個國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點，產生一定的差異和衝突是自然的。在文化發展上，不要過分諱言衝突、競爭。在文化領域，沒有差異，沒有一定程度的衝突與競爭，也就沒有了生機活力，當然也就沒有了人類的文明進步。就以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離開了儒、釋、道的相互碰撞與衝突，其發展的狀況就會變得不可思議。另一方麵，對於文明衝突的現狀又不能掉以輕心。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經濟、技術優勢，將自己的價值、文化強行地向發展中國家推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統麵臨威脅，母語在流失，價值體係和意識形態受到動搖，沒有硝煙的戰爭悄然進行。麵對文化霸權主義的威脅，發展中國家必須認真考慮自己的文化發展戰略，有效地應對文化的挑戰。

二是文化的認同。社會力量的凝聚、社會向心力的增強，有賴於民眾的民族認同，而民族認同又主要來自於文化認同。文化認同主要體現在一個民族在價值觀念、信仰追求、思維方式、心理習慣等方麵的共鳴，因而能夠喚醒民族意識，振奮民族精神，推動社會健康發展。在傳統社會，文化認同並不成為問題，因為在相對封閉的環境裏，人們世世代代接受的是特定的文化觀念，根本沒有認同不認同的問題。而在全球化條件下，這一問題則日益暴露出來了，以致出現了“我是誰”的疑問。之所以如此，就在於全球性文化的傳播，特別是價值觀念的傳播，使得各種文化交織在一起，從而模糊了人們的視線，難以辨認各自的身份。文化認同危機的後果絕不亞於經濟危機，其影響是深遠的，不光是關涉文明的發展與建設，更重要的是關涉民族發展的前途命運。假如一個民族在文化、精神上陷入危機，那麽，這個民族遲早是會衰落下去的。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來形容那些文化上無所依歸的民族的精神狀態，這種狀況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確實是存在的。嚴酷的事實，要求有關發展中國家必須在文化上確立明確的“自我意識”。有了自我意識，才會有文化的自我認同。要確立“自我意識”，重要的是增強文化自覺。所謂文化自覺，就是要理性地、冷靜地看待自己的文化在全球格局中的處境與地位，辨清其利弊得失，以明確其發展的方向與出路。增強文化自覺，對於有效地回應全球化、加強文明建設是極為重要的。

三是文化的重構。在傳統社會，人們麵對的文化主要是本民族的文化，因而文化發展也就是民族文化的發展。而在全球化條件下，情況則出現了重大變化，各種文化洶湧而至，不僅民族文化繼續發揮作用，而且外來文化又帶來強烈衝擊，各種文化交織在一起，大大改變了文化格局。要在這樣的局勢下進行文明建設，顯然不可能簡單延續傳統文明的老路，而是需要妥善應對和處理各種文化之間的關係，以適應其時代發展的要求。這無疑是文明發展遇到的新矛盾和新課題。在這樣的條件下，文化建設究竟以何種文化為主導？以什麽樣的模式來進行？早在20世紀初，我國文化界就曾經發生過“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等不同觀點的交鋒和爭論，這樣的爭論實際上就是該文化矛盾的具體反映。文化發展上的這種矛盾同時也是文化民族性與世界性矛盾的進一步暴露。雖然在任何時候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矛盾都存在，但在全球化過程中，這一矛盾得到了明顯的放大：過分強調文化的民族性，有可能使本民族文化遊離於世界文化之外，使其發展墮入狹隘的民族主義；過分強調文化的世界性，又可能喪失自己的民族特色，乃至走向曆史虛無主義。因此，如何恰當處理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矛盾，事關文化發展的成敗。在這方麵，既不能走封閉式發展的老路，也不能走西化的邪路，隻能是根據自己的國情走出一條文化發展的新路。這就要求進行文化的重構或重建。所謂重構或重建，就是要適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自覺地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性的調適與轉換。調適與轉換後的文化，既不是傳統文化的簡單延續和修複，也不是外來文化的簡單照搬，而是立足本國國情，充分吸收各種文化的精華，凝聚和再造成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上述這些矛盾都是全球化過程中日益突出的矛盾，其解決得好壞，直接關係到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充分認識和把握這些矛盾，是順利推進文化的建設與發展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