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利為出發點，不為私欲所蔽

“義”和“利”是中國人進行道德評價的主要標準之一。南懷瑾認為，人有什麽樣的義利觀，在生活中就會采取什麽樣的取舍態度，也就會擁有什麽樣的人生。

子貢雖是孔子的學生，但也是一個珠寶商，和他打交道的主要是各國的貴族，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喜歡收藏稀有的珠寶來顯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珠寶是沒有固定價格的，它的售價可因買主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一個珠寶，賣給大夫可能隻賣十兩黃金，賣給諸侯就可能以百兩黃金的高價成交。同樣，有些貴族買主也很看重銷售者的身份和地位。同一個珠寶，在普通商人手裏，他們會認為是一般的貨色，不肯出高價去購買，而到了富商大賈手裏，特別是到了有名望的大商人手裏，他們就會認為這是稀世珍寶，用十倍、甚至百倍的價錢買來之後，還覺得很高興。

子貢不僅賣珠寶，與此同時，還很重視從事慈善活動。一次，在做買賣的路上，子貢看到有一群人被鞭打著做苦工。一打聽，原來他們都是流落在他國的魯國奴隸，於是子貢就自掏腰包替他們贖了身，並把他們送回魯國。按照魯國當時的法令，贖回在他國為奴隸的魯國人是可以向官府領取贖金的，可是子貢沒有去領取，這件事不但為他帶來了“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美名，而且因為他名聲的提高，也為他帶來了更多身份高貴的買主。

子貢身為孔子大弟子，在有了一定經濟基礎後，還資助老師孔子到各國去宣揚儒家的政治理想。

眾多的史書都證明，子貢在陪同孔子周遊列國時一方麵資助老師，一方麵做著買賣。《史記》記載，孔子師徒被圍困於陳蔡之間，斷了糧，後來，子貢賣掉一部分所攜帶的貨物，孔子師徒才擺脫了困境。

司馬遷在評論子貢幫助孔子時，曾指出，“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是子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子貢也因為“助師”而名聲顯赫，司馬遷認為師徒二人這是“相得益彰”。

孔子思想中最偉大的成就，就是他對“仁”的發現和關於“仁”的理論的創立，他提出“以仁為本”和“泛愛眾”的主張，就是要貴族階級把被統治階級的奴隸當人看待，承認對方是人而不是牲畜，這在人格上便是主張人與人的平等，這就是孔子“仁”的社會意義，也可以說是孔子的平等自由的新人類觀，它奠定了我國古代傳統的倫理基礎。

勿庸置疑，商戰重在功利。在商業經營中強調各種物質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商人行為的出發點和動力所在。但是，人的欲望決不隻是物質的，還應有豐富多彩的精神追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片麵強調物質利益和物質刺激，就會誤入歧途，使人一切“向錢看”。同時，人的物質需求欲望的無節製的增長，往往會遠遠地超過社會財富的增長速度。孔子的商戰倫理，既承認表示個人物欲的“利”，又強調代表利公利他精神的“義”，主張“義利”的統一，提倡“利以義製，先義而後利”，從而為商業的正常運行提供一種道義的協調力量。

在當代，經商的含義已越過單純的交易與賺錢，它擔負起了更多更重要的職責：

比如，一是創造新的文化，二是在滿足自身發展的需求上，謀利應該是有原則的，利應該服從義，“見得思義”，“見利思義，義然後取”，也就是說，麵對利益的時候，要先進行道德判斷和是非判斷，再確定取舍，這樣，才能避免出現品性方麵的偏差。

古人義利觀，雖然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正統的儒家思想的義利觀，但對於今天的我們仍有指導意義。

我們要把握“義”和“利”的內在涵義，要把“義”擺在首位，“義”要高，“義”應該是主導，我們要做“喻於義”的君子而非“喻於利”的“小人”，這才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才能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