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節 我們的阿喀琉斯之踵
阿喀琉斯是古希臘神話中一位頗有獨立意識的近乎完美的英雄,其惟一的致命缺陷就是他的腳後跟。據說他在出生後,被他的媽媽海洋女神抓住腳後跟倒拎著在冥河裏浸過一遍,全身得以刀槍不入,而沒有浸到冥河之水的腳後跟就成了他身上惟一的弱點。在後來的特洛伊之戰中,所向無敵的阿喀琉斯終於被一支阿波羅之箭射中了腳後跟,從而丟掉了自己的性命。後來,人們就用“阿喀琉斯之踵”來形容令人致命的弱點。
在我們的政府危機管理中也存在著一個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對危機事件的預防。2004年2月5日晚7時45分,北京密雲縣密雲公園中發生的嚴重的遊人踩踏事故,用37人死亡、15人受傷的慘痛代價說明了這一點。
誰也沒想到,就在元宵節之夜會發生如此慘劇,原本熱鬧喜慶的迎春燈展竟然會奪走37條活生生的生命——他們當中大多是女性與孩子!
其實,事故原因並不複雜:元宵節觀燈遊人驟增造成密雲公園人員擁擠,一位遊人在公園橋上不慎摔倒,引起身後遊人擁擠踩踏,最終釀成37死15傷的悲劇。
事故發生之後,中央領導馬上做出重要批示,北京市領導親赴現場指揮部署,各單位部門火速救援。政府部門在事故發生之時回應如此迅捷,說明政府對於突發危機事件的處理能力已經比處理“非典”危機要成熟穩健的多。但是,這場惡性事故仍然暴露出當前我國政府公共危機管理中存在的一個極大的“阿喀琉斯之躔”,即缺乏對危機預防與危機準備的足夠重視。
這場悲劇給我們的警示與發生在2003年的SARS危機給我們的警示一樣深刻。在不少人眼中,成功的政府危機管理隻是意味著在危機事件爆發之後政府有關部門能夠及時應對,殊不知,當代政府危機管理的精義在於危機的預防與準備。
根據國際經驗,當代政府危機管理應該是一個由危機預防、危機準備、危機回應與危機恢複四部分組成的循環。危機預防與危機準備意味著采取前瞻性措施,預先減少危機發生的概率與降低危機的可能危害,危機回應與危機恢複則指在危機爆發之後采取措施緩解危機的破壞力並減少損失。當代危機管理的實踐證明,隨著危機可能危害的日益膨脹,危機預防與危機準備已經成為公共危機管理的重中之重,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用於危機預防與危機準備,力求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
密雲踩踏事故雖然是突發性的,但卻是可以預見到的。此次密雲燈展從2004年正月初十開始,2月5日元宵節之前平均每天的遊人數為3000左右,而元宵節當天遊人數突破3萬。事故發生地點彩虹橋既長又窄,最窄處不過3、4米;人數驟增十倍加上彩虹橋特殊的路況,便大大增加了踩踏事故的發生概率。問題是,元宵節遊人增加是可以預見的,彩虹橋的路況是可以勘察的,踩踏事故也並非百年一見的稀罕事,但為什麽有關部門沒有預先想到人員擁擠可能造成踩踏事故呢?答案很簡單:有關政府部門根本沒有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的意識,他們更不會知道事先該采取什麽樣的危機預防與危機準備措施。
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每當舉行大規模的文化娛樂活動,政府中的突發事件管理機構都會事先采取措施(如安排疏導人員、增設臨時通道、準備消防急救設備等等),防範因為人員擁擠可能發生的種種突發性危機事件。而在我國,春節、元宵節這樣的傳統節日往往是大規模文化娛樂活動密集的時期,也是踩踏等類似突發事件的高發時段,相比之下,我們的危機預防與準備工作則顯得遠遠不夠。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密雲有關方麵在舉辦燈展活動的同時做足防範工作,事先多了解一下展覽現場的狀況、多增加一些疏導人員、多安排一些臨時通路、多準備一些急救設備,或許這場惡性踩踏事故就不會發生。
然而,悲劇終究是發生了,死去的人終究不能再活過來,若幹個家庭的悲劇已經無法挽回。痛定思痛,我們隻能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吸取此次慘痛的教訓,及時消除危機預防與準備這個公共危機管理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建立一種有效的危機防範和準備機製。
建立有效的危機防範和準備機製,組織者(管理者)首先要把可能的結果往“最壞處”設想。越是在歡樂的時候,越要這樣做。一座橋很窄,不能以為“應該不會有事吧”,而是要多想想“出事了怎麽辦”,中國人多,向來喜歡熱鬧,從眾心理比較強,這樣的國情、民情要求組織者在舉行公共活動時必須考慮到最壞的結果,不容有任何的僥幸和馬虎。在當前和以後,政府應對所有的公眾聚集場所開展全麵檢查,要查相關活動是不是按照有關規定批準或者備案,要查有沒有周密的活動方案和突發事件應急救援預案,要查各項安全保衛措施是否健全和到位,要查活動場所的設備、設施運轉是否符合安全條件。
建立有效的危機防範和準備機製,還要有緊急狀態下的應急預案。2004年年初,北京宜家家居接到警報:宜家家居內有爆炸物(後來證明是一場虛驚)。接到報告後,該商場立即啟動了執行代碼為1000的行動計劃,很短時間內,在員工的指揮下,顧客得以有條不紊地撤離,上千名顧客、員工在疏散過程中無一受傷。我們期待,每個公共場所、每次大型公共活動都有像“宜家”這樣的緊急預案,從應對“萬一”出發,把各種可能發生的問題想在前麵,把可能采取的各項措施做在前麵,讓實施預案的監督檢查走在前麵。當突然事件發生後,能夠立即拿出一套現成的、已經演練過的方案來應對,不至於手足無措,加劇損失。
逝者長已矣,生者當思之。願密雲慘劇中37條生命的消失為我們敲響久鳴的警鍾。
第44節 一根救命的稻草
2004年6月24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審計清單”之後,公眾對相關部門和責任人的質疑、追問就不絕於耳。無論審計報告怎麽表述,其中所傳達的信息足以令公眾對有關部門產生不信任感,並引起是否存在貪汙、受賄、挪用資金等諸多猜疑。如果這種不信任感在民間任意醞釀和發酵而得不到有效的控製,最終的結果將是傷害政府公信力,引發針對這個政府部門的危機。因此,如何應對危機,化解壓力,考驗著政府及其部門的危機公關能力。
2004年7月6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了國家體育總局就國家審計署“審計清單”中“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資金”的答問。從這份答問來看,審計報告中“國家體育總局動用中國奧委會資金”的表述並沒有太大問題。我們現在暫且不論這份答問能否徹底消除人們心頭的疑問,而是從體育總局的表現來分析政府部門危機公關能力薄弱的地方。
從“審計清單”公布到7月5日回答記者提問這10多天裏,體育總局一直沒有對“動用中國奧委會資金”問題予以正麵回答。工作人員甚至說:“我們認為這個沒有更多可說的。”於是,有一些媒體在不甚了解情況之下,將“動用”升級為“濫用”、“貪汙”,並由此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連鎖報道,種種混淆概念的提法越來越多。可以說,事態這樣發展,責任並不完全在媒體,主要還在於當事方正麵解答的動作太慢,信息披露不夠充分。
從答問報道來看,直到有記者帶著海內外讀者來信來電走訪體育總局時,有關人士才對“審計清單”中的問題予以解答。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他們沒有采用召開新聞發布會的方式廣而告之,僅僅是發表了一篇文章,其影響力顯然是不夠的。由此可見,在信任危機麵前,體育總局不僅缺乏化解的主動性,相關的技巧也不嫻熟。
我們都知道,政府機構是由人來組成的,政府的決策與政策的落實,都要靠人來實施和完成。既然人無完人,人非聖賢,那麽,政府的決策失誤、違背民意、侵犯民權等錯誤和過失自然就在所難免。當政府機構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情,理所當然會受到職能部門的問責、具有良知和理性媒體的質詢,以及公眾的批評指責。這種公眾的不信任,無疑會動搖和影響人民政府的公信力,從而使政府機構麵臨著政府危機。怎樣應對這種危機,采取何種手段和措施,平息事端,驅除疑惑,實行自我拯救,自我完善,委實是一種智慧,是一種能力。如果隻是一味逃避,不主動進行危機公關,那麽政府有可能被拖入尷尬的境地。而體育總局無疑已經嚐到了這種尷尬的滋味。
政府在危機麵前解答群眾的疑問隻是政府危機公關的一個細節,一個政府真正的危機公關行為,應該是政府機構運用傳播手段協調其與公眾及社會環境關係的一種行政活動。在政府危機公關活動中,政府公關不僅是充當政府發布公共信息的“宣傳部門”,它的積極作用還要表現在:通過健全和完善政府與公眾的溝通渠道和傳播機製,及時、廣泛地了解民情民意,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鼓勵公眾積極地參政、議政,實現政府和公眾之間的雙向溝通。在國家發生突發事件時,及時啟動公關危機處理機製,迅速處理公關危機,能夠提高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率。
但是,在我們現在的政府危機公關中,有很多政府卻並沒有意識到以上幾點,他們常常犯了很多不應該犯的錯誤,如下麵四種錯誤就是我們的政府在處理危機時經常出現的:
一是進行信息保密,自力更生戰危機。例如,在“非典”危機的初始階段,為了減少恐慌和安定人心,一些地方竟然作出了強製人們不準戴口罩的決定,有的甚至研發“控製不良短信息傳播”的軟件,以限製民眾利用手機短信進行非典疫情的交流,從而更加引起了人們的恐慌。
現在回過頭看,這些安排是多麽地缺乏智慧。與此相反的是,一些西方國家在解決這一矛盾時通常會聘請外部的專家顧問幫助解決問題。這些“外部人”來自大學、研究機構、谘詢公司,他們不受任何“既定”思維的約束,他們帶來的是新的視角,新的邏輯,新的對策,他們常常能夠使決策出現柳暗花明的氣象。但是,我們的政府部門似乎總是不大願意讓“外部人”參與決策。保密的考慮是原因之一,但更多的還是緣於政府過分相信自己處置危機的能力,“政府萬能”,這是許多官員根深蒂固的理念。當然,我們注意到,在這次“非典”危機趨於嚴重的階段,我們的政府部門已經開始重視“外部人”的參謀作用,除許多醫療專家被吸收參與疫情控製的決策外,一些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也成為了政府抗擊“非典”戰爭的高參。事實也證明:無論有多少難處,透明信息,外揚“家醜”,都是應對危機的明智選擇。
二是反映遲鈍、缺乏誠意。政府一旦犯了此種錯誤就會錯失公關自救的良機,且經常由於刻意掩飾,越描越黑,國家體育總局麵對“審計清單”的表現就屬於此類。體育總局動用奧委會資金,甚至挪用其蓋職工住房,一旦被國家審計局曝光,自然會引發公民的信任危機。可是,自6月24日李金華審計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審計清單”,直到7月5日,時隔十多天後體育總局才作出反應,而且這種遲滯的反應依然是態度曖昧,沒有說清實質性的情況。後來為了不去澄清事實,竟把這種問責和質疑同影響即將出征的奧運會比賽聯係起來,抬出“應避免造成對備戰、參加雅典奧運會和籌備2008年奧運會的負麵影響”這樣的“大帽子”,這樣做的結果導致了媒體和公眾更猛烈的批評。
三是濫用權力導致矛盾激化,失去人們的信任。海寧市政府對於公民呂海翔的“不尋常”死亡事件的危機公關即是如此。
2004年5月19日晚,浙江海寧人呂海翔死亡。對於呂的死因,海寧市公安局認為,當晚呂在歌廳包廂內有猥褻行為,被警察當場查獲。在等待警車時,呂趁警察不備,突然縱身跳入路旁洛塘河向對岸遊去,最後溺水死亡。但死者家屬卻質疑警方溺亡結論,認為死者受到過非法毆打。
雖然檢察院方麵認定“至今未發現公安民警在執法過程中有濫用警械、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但死者親屬卻發現屍體上有大麵積淤紫且認為是鈍器所傷,要求進行屍檢。麵對公民的合理合法的要求,市政府方麵未能與之建立坦誠溝通的機製,反倒采取強硬手段,如官方發布措詞強硬的消息、派出警力加強巡邏,以“威懾”示眾等,結果更加劇了群眾的不信任感,以至於群眾集結,事情越鬧越大,最後發生了堵塞交通、“搶屍體”事件,讓公眾更加懷疑政府是否在刻意掩蓋什麽,使得這種信任危機進一步惡化。
分析這場政府危機公關造成被動的根本症結,並非應對危機的公關技術不過關,實質還是缺乏坦誠的態度,不能秉公辦事,真正做到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
四是針鋒相對,打擊報複。在這種做法中,湖南嘉禾縣的領導的做法最具有代表性。嘉禾縣因為強製拆遷事件激起了公眾的義憤,央視《東方時空·時空連線》知道此事後,製作了一個有關嘉禾強製拆遷事件新聞訪談錄,且先後進行四期相關報道,一時間引起輿論嘩然。當地政府不僅不以此為慮、以此為戒,反而由市委宣傳部長、嘉禾縣委書記組成“公關組”趕赴北京,決心討回“公道”。這種“公關活動”似乎也見了“效果”,《時空連線》第二期有關嘉禾的節目就受到幹擾未能重播。這給了嘉禾主要領導一個錯覺,以至於他們以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翻雲覆雨,媒體“就是那麽回事,不必太害怕”。但事實是,由於嘉禾的“公關”,央視決定改變工作策略,由集中到分散,由內到外,由明查變成了暗訪。同時,嘉禾的頑固不化也激起了更多媒體的聲討,結果,媒體的猛烈炮火,導致嘉禾縣政府受到更大的壓力。當地官員不得不坦言,“到了監督的後期,嘉禾縣的官員知道大勢已去,無論怎麽強大的公關工作都不能擺平媒體了”。於是,隻好在行政問責公關活動中铩羽而歸,相關責任人受到了嚴處。嘉禾的教訓正在於自己犯了錯誤非但不承認,而且對他人的報道宣傳立即針鋒相對,打擊報複。最終落得個“四麵楚歌”的下場。
政府危機公關能力是一種品質,一種坦率、坦白、坦然的品質,一種誠心、誠實、誠信的品質。很多政府危機公關之所以失效,其根本在於不老實,不坦誠,與政治品質有關,而與手段無幹。自己做錯了事,不是勇於擔當,聞過即改,從善如流,而是文過飾非,工於心計,或態度曖昧,或強辭奪理,或玩弄伎倆。事實最終證明,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隻能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事實還將證明,在現代公共事務管理中,一個成功運營的政府必須要學好危機公關這門必修課。
第45節 危機管理在各國
由於世界各國國情不一樣,社會、曆史發展條件不同,因此,在構建危機管理機製方麵,各國各有各的特點,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本節中,我們列舉了美國、俄羅斯、以色列等幾個典型國家的政府危機管理機製,供讀者了解。
◎美國的危機事件處理機製
美國危機事件處理機製的特征是“強總統,大協調”。它是一個以總統為核心,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為中樞,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國防部、白宮辦公室、白宮情況室相互協作的綜合體係。
美國的危機處理機製因時代不同,麵臨的任務不同,因而在體製、結構上也有所不同。20世紀90年代以後,美國的危機處理機製的主要特點是增加部委協調機構,增加專業性危機處理機構。經過“9·11”事件後,美國又對整個危機處理機製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
·立法
1803年發生在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場罕見大火,促使美國國會通過了火災法案,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與危機事件處理有關的法律。在此後150年裏,美國國會陸續通過了125項針對相關自然災害作出緊急反應的減災法律,不過這些都是單項法,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體係,1950年是美國危機管理立法的一個裏程碑。這一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部統一的聯邦減災法案,融合了過去的單項法,使危機管理工作得到初步統一。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具有重要意義的羅伯特·斯塔福減災和緊急援助法案,它是美國迄今最全麵的減災法律,對聯邦政府在減災、預防、災後重建等方麵的危機管理工作製訂了指導細則。
在美國立法中,適用於危機管理的法律、法規和法案除了上麵提到的外,還有很多,《國家安全法》是最重要的一部,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全國緊急狀態法》和《反恐怖主義法》。《全國緊急狀態法》於1976年經國會通過,對緊急狀態的頒布程序、頒布方式、終止方式、緊急狀態的期限以及緊急狀態期間的權力作了明確規定。該法規定,當出現聯邦法規定的可宣布緊急狀態的情況時,總統有權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在緊急狀態期間,總統可以為行使特別權力頒布一些法規;一旦緊急狀態終止,這些法規也將隨之失效。根據該法和其他相關法規,從1979年到1990年,美國先後有11次宣布進入全國緊急狀態。
2001年布什總統曾先後兩次宣布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一次是針對伊拉克;一次是針對“9·11'’恐怖襲擊事件。美國各州也都有州緊急狀態法,州長或市長有權根據法律和危機事態宣布該州或該市進入緊急狀態。作為受恐怖主義威脅最多的國家之一,美國極為重視反恐怖主義法的製定。1996年國會通過了《反恐怖主義法》,這項法律在“9·11'’事件後,美國對恐怖主義采取打擊措施時派上了用場。
2001年10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反對恐怖主義法案》修正案,極大地加強了美國聯邦執法機構的權力。根據該法案,美國司法部長有權把涉嫌恐怖活動的非美國公民永久性關押在美國監獄中,包括聯邦調查局在內的所有聯邦警察人員將有權竊聽恐怖嫌疑分子在美國的所有電話。另外,美國情報機構有權查閱嫌疑犯及其律師提供給聯邦大陪審團的秘密口供。這項法案自“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已幾經國會修改。修改後的法案規定,司法部長必須每隔6個月審查所有非美國公民在美國的關押情況,並向國會提出有關恐怖主義情況的書麵報告。
·機構設置
——國家安全委員會。它是美國國家安全與危機處理的最高決策機構。
——危機決策特別小組。比起國家安全委員會,它具有規模小、層次高、反應快、保密性強的特點。
——中央情報局。主要職責是向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有關危機的情報及對策建議,協調國內相關情報機構的工作,在境外采取“隱蔽行動”,執行特殊任務。
——國務院。出現危機事態時,國務院一般對外代表美國政府進行危機談判,對內向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匯報國際危機形勢,提供對策建議。
——國防部。在危機處理中,國防部主要負責搜集、分析和匯報軍事情報,執行危機處理過程中的軍事行動和事務。
——白宮辦公室。是總統的私人政治智囊。
——白宮情況室。任務是對全球安全形勢進行全天候監視和預警,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其他成員及時提供情報和信息保障。
——聯邦調查局。是美國國內危機處理機製中的龍頭老大。
——移民局。隸屬於美國司法部,專門處理移民、外國人出入境、邊界事務、難民審查、非法雇傭等等事務。
——美國社會保障局。與美國移民局緊密配合,負責移民和居民身份記錄和管理。
——聯邦緊急事態管理局。該機構直接向總統負責,報告並處理國家災情。該機構有一整套“綜合應急管理係統”,應付各種類型、各種規模的天災人禍。
——國土安全部。主要任務是預防在美國國內發生的恐怖襲擊,提高美國對對恐怖主義的應對能力。在恐怖襲擊發生時使損失最小並盡快恢複。
·機製運行
美國的應急管理體係以整體治理能力為基礎,通過法製化的手段,將完備的危機應對計劃、高效的核心協調機構、全麵的危機應對網絡和成熟的社會應對能力包容在體係中。其中,何時啟動什麽程度的應急計劃,眾議院、參議院對總統如何授權,決策機製如何形成,部門之間如何協調,都有章可循。在此基礎上,應急行動也井然有序、權責分明: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總體的局勢分析和部門協調;總統在議會授權後具有軍事和經濟上的決策權;聯邦調查局牽頭負責調查解決危機,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主要負責救援等危機事後處理,國防部等聯邦政府部門負責提供相關的技術支持和專門性的行動。
政府按危機發生的不同領域將危機反應劃分為12個領域,這些領域包括:交通、通信、公共設施及工程、消防、信息與規劃、公眾救護、資源支持、衛生和醫療服務、城市搜尋和救援、危險物品、食品、能源。每一個領域中指派一個領導機構負責管理該領域的危機反映,各個機構各司其職。
◎俄羅斯的危機事件處理機製
自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作為一個處於轉軌進程中的國家,其政治結構、社會形態、社會製度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權力危機、經濟金融危機以及車臣內戰危機,都給俄羅斯國民、社會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正因為如此,俄羅斯逐步建立了一個以總統為核心,以聯邦安全會議為決策中樞,政府各部門分工合作、相互協調的危機管理機製。
總的看來,俄羅斯危機處理機製的特點是“大總統、大安全”。俄羅斯總統比美國總統擁有更廣泛的權力,它不僅是國家元首與軍隊統帥,還掌握著廣泛的行政權和立法權。“大安全”是指俄羅斯設有專司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機構——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
·立法
在危機管理方麵,蘇聯時期的人民代表大會曾於1990年4月3日頒布了《緊急狀態法律製度法》,1991年5月17日,還未獨立的俄羅斯又出台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緊急狀態法》。普京執政後,在解決國家危機方麵,重要的一步就是完善危機處理的法律體係。
2001年5月30日,普京簽署《俄羅斯聯邦緊急狀態法》;2002年1月30日又簽署了《俄羅斯聯邦戰時狀態法》,俄羅斯危機處理法律體係由此基本確立。
《俄羅斯聯邦緊急狀態法》對緊急狀態進行了明確定義,規定隻有在對公民的生活和安全或俄羅斯聯邦的憲法製度造成直接威脅,並且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才能消除這種威脅的情況下,才能實行緊急狀態。
在俄羅斯聯邦全境或個別地區實行緊急狀態,必須由聯邦總統發布命令,並立刻將此情況向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和國家杜馬(議會下院)通報並立即送聯邦委員會批準。在關於實行緊急狀態的聯邦總統令中,必須闡明實施緊急狀態的客觀原因、理由,地區範圍、保障緊急狀態製度的人力和物力、要實行的緊急狀態範圍、限製公民和法人權利的範圍、緊急狀態下負責實施具體措施的國家機關以及緊急狀態的期限。總統的緊急狀態令要立即通過廣播和電視宣布,並立即正式頒布。
·機構設置
——總統。總統是危機管理的核心主體,任何重大的危機管理方案與行動都必須由總統來敲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隻剩下執行總統決定的權力。
——聯邦安全會議。它是俄羅斯危機處理機製中樞係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防部。其主要作用是在國防領域推行國家政策和實行國家管理,協調聯邦部委、聯邦主體執行權力機構和其他聯邦執行權力機構在國防領域執行權力。
——外交部。它是國際危機管理中的主要職能部門。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它是國家反間諜和反恐怖活動的主要機構。
——對外情報局。是國家安全保障係統和危機處理機製的組成部分,直接對總統負責。
——通訊和信息署。其任務是保障國家通訊和信息安全。
——聯邦邊防局。它主要負責執行包括國家邊界、海洋領土、大陸架和俄羅斯聯邦專屬經濟區方麵的國家邊境政策。
——緊急情況局。它是俄羅斯危機處理支持保障係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處理自然和技術災害型危機時,緊急情況局是最主要的責任部門。
·機製運行
俄羅斯危機處理的基本流程是:總統和安全會議是危機處理的中樞指揮係統,俄羅斯國防部、聯邦安全局、對外情報局、緊急情況部等強力部門既是危機處理支援保障係統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危機管理信息管理係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力部門在危機處理過程中既要負責進行情報搜集與上呈,又要執行中樞指揮係統作出的決策。這樣的流程還要隨著危機的具體局勢差異而有所不同。
◎以色列的危機事件處理機製
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長期處於戰爭或衝突狀態,各種危機接連不斷,因此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機處理機製。與其他國家相比,以色列的危機處理機製戰備色彩濃厚,具有“小核心、小範圍”的特征,總理作為政府首腦和軍隊最高統帥,具有最高權威。
·立法
以色列沒有專門的緊急狀態法,但在其基本法中有一些涉及緊急狀態的條款,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臨時製定有關緊急狀態的法令。1948年5月19日,以色列宣布建國後的第四天,當時的臨時政府——國家臨時委員會便製定了《法律與管理條例》。該條例的第9條授權臨時委員會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給予委員會中的部長們製定緊急狀態法規的權力。1996年6月,在修正後的《基本法—政府》中,取消了1948年《法律與管理條例》中的第9條,希望通過對宣布緊急狀態的權力和期限、以及緊急狀態法規的內容及運用的限製,來更好地保護人權。
以色列政府還製定過不少的臨時性緊急狀態法令。總的看來,以色列的緊急狀態法規和法令主要體現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在戰爭狀態下的法規。這類法規是在戰爭爆發後國家安全、物品供應以及基礎服務部門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製定的。如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以色列遭受伊拉克“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一係列緊急狀態法規隨即出台,其中包括非常形勢下的民防、無線電通訊、電訊(安裝、運行與維護)、禁止在非常時期解雇員工、教育部門的工作時間調整等方麵的法規和條例。
第二類是擴大特殊緊急狀態法規的效力範圍的。這類法規涉及的內容主要包括公共安全、國家安全、保證物品供應和基礎設施的正常運轉等。
第三類是在正常狀態下製定,但可在官方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後發揮效力的法規,如1957年頒布的《對貨物及公共設施監控法》就屬於此類。
·機構設置
——中樞指揮係統。該係統由總理、安全內閣、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組成,其中總理作為政府首腦和軍隊最高統帥,對危機具有最高處理權。
——參謀與谘詢係統。這個係統包括兩個部分:情報係統和以“整體安全係統組織”為代表的谘詢機構。它的主要職責是為危機決策機構提供與危機有關的情報信息,以及如何應對危機的具體方案。
——支援和保障係統。主要由警察總局、國內安全總局、預備役、民防和地區防禦係統組成。其中,警察總局主要負責處理國內治安問題;國內安全總局主要負責協助警方等有關行動部門對危險目標進行跟蹤、偵察和檢查,對重要公共場所和重要政府機構進行監控;預備役主要是為危機處理做人員儲備;民防和地區防禦係統是以色列國防體製的組成部分,民防隊的主要任務是在緊急狀態下保護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地區防禦組織則由當地居民組成,發生緊急情況時與國防軍協作配合。
——信息管理係統。該係統主要任務是通過教育宣傳來動員群眾,群策群力應對危機。
·機製運行
以色列危機處理運作程序主要包括預警、反應和恢複三個部分。
危機預警以反恐怖為中心,包括兩個層次,一是戰略層次,即當遭受恐怖襲擊時,反恐鬥爭需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法律等五個領域全麵出擊。二是戰術層次,主要體現為預防手段的運用。
危機發生時,危機管理的中樞係統會迅速啟動。政府各部門(內閣、國防部和總理辦公室)之間、安全內閣的成員(總理與各部長)之間馬上召開緊急會議進行協調。先是聽取情報係統的情況匯報,然後及時製定應對計劃,並責成各部門以最快的速度付諸行動。
危機過後,政府會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麵妥善處理事件造成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麵對人員傷亡以及經濟、財產等方麵的損失進行補救。比如由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或總參謀部人力部的軍方發言人通過媒體向外界發布消息,對在危機狀態下以軍采取的相關行動作出說明和解釋。此外,政府還會責成有關單位對受害者的家屬進行慰問和撫恤。政府在危機結束後還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修正日常決策中的錯誤或不足,彌補危機管理係統的漏洞。
◎我們應該做什麽
相對於世界一些國家危機管理機製的成熟,反觀我們國家的現狀,差距還是很大。
·缺乏危機應對機製與能力
危機管理能力是考驗政府的一項重要指標,由於長期生活在和平狀態,我國許多政府部門和公務員大都缺乏危機意識和危機管理能力,更沒有建立危機應對機製。當SARS突然襲來時,政府許多部門和人員先是聽之任之,明顯的缺乏責任感和危機感;後是驚慌失措,采取了不理智、不科學的應對措施,如封鎖消息、封城、堵路之舉,不僅加劇了民眾的恐慌心理,而且還引發了各地的搶購潮和回鄉潮,增大了疫情的控製難度。雖然後來采取了恰當而堅決的措施,擺脫和控製了危機,但政府缺乏危機管理能力和機製的問題卻暴露無遺。
·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建設的欠缺
目前,醫療、工商、統計、公安等部門各自擁有一套數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重合的基礎數據,而這些數據在各部門間還沒有實現有效共享,不僅造成了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也妨礙了政府的統一管理與協調。因此,加強政府各部門間的有效合作,建立統一的政府信息化管理體係,對提高政府效率,應對各種社會風險和危機具有重要作用,必須加緊建設。
在SARS產生、蔓延與控製過程的早期,由於新聞限製和政府部分官員對問題持否認態度,使這種信息不透明的現象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新聞管製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嚴重傷害。4月中旬中央政府責令各地公開SARS信息後,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見,取消新聞管製,實現信息公開既是取信於民的最好方法,也是消除危機時的恐慌情緒和從眾效應,防範和化解危機、穩定大局的重要途徑之一。
·公民意識和民族憂患意識有待提高
SARS危機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一場社會危機,在這場危機中許多官員和民眾隻顧本地區的利益、隻顧個人利益的現象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地方保護主義泛濫、民工的盲目回流、大學生的肆意逃校、居民的人人自危以及各種荒誕謠言的迅速傳播,以及生活方式落後,缺乏公共環境意識和公德意識等等,都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社會長期存在的種種弊病。
·缺乏完善的國家危機管理委員會和相應管理機製
美國、日本等國家已經建立起一套相當完善的危機管理體係,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