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節 傾聽政府危機的聲音

SARS應該是最集中、全麵反映我國危機管理機製方麵缺陷的例子了,在本書中也多次引用了它,這並不是說,我們隻在公共衛生安全方麵存在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存在於整個管理體製中。雖然國家已經在許多方麵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缺陷還是存在的。在這裏,我們通過一起礦難事故開始本章的內容。

2002年6月20日上午,黑龍江雞西礦務局城子河煤礦西二采區發生特大瓦期爆炸事故,115人遇難。事後,國務院事故調查處理領導小組對此次事故做了深入的調查,結果認定,這是一起由於對通風係統管理不嚴,現場違規操作引發的責任事故,礦難發生前,雞西礦業集團曾七次無視有關部門發出的停產整改通知,以致最終造成重大事故的發生。

在許多人的觀念時裏,煤礦業是一個高危行業,發生礦難不足為奇,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大部分產煤國如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已基本消滅了重大死亡事故,煤礦行業已成為相當安全的一個部門。而我國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中,瓦斯爆炸就占90%以上。

是我國的技術不如人嗎?不是。按照我國目前瓦斯防治能力和技術水平,隻要把預防措施落到實處,完全有能力預防這類惡性事件。

那麽,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在哪裏呢?在於我國在危機預防、應急、自救等方麵的巨大漏洞。

以美國為例,政府已經形成了一套群策群力的救援係統。國家圍繞煤礦生產先後製定了10多部法律,安全標準越來越嚴格。1977年的礦業安全和健康法,要求礦山安全和衛生署對所有地下煤礦每年至少進行4次檢查,露天煤礦至少每年檢查兩次。一旦發現問題,有關部門將依法進行處罰直到關閉礦井,決不姑息。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煤礦安全部門注重執法,礦主也注重按照安全操作規程辦事。美國煤礦安全部門對惟利是圖、違反規定生產的礦主懲罰嚴厲,針對不會導致重大人員傷亡的一般性違反規定的行為,每次每項的罰款也可達5.5萬美元。曾經違反規定並承諾改正但不守信用的礦主將被加重處罰。可能引起傷亡事故和危害礦工健康的嚴重違規行為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另外,有關部門和公共媒體會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分析事故原因,讓所有人引以為戒,他們會公布詳細的情況,並就如何避免類似事故發生提出建議,因特網上也可以看到有關事故情況介紹和示意圖,以及如何防止類似事故發生的辦法。在如此詳細的工作之下,危機意識已經深入煤礦企業和民眾心中。

反觀國內,當事故出現後,政府總是能夠很好地發揮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指揮作用,在最短的時間內調動一切力量,解決問題、消除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管理往往是紙上談兵,政府和企業沒有強烈的危機防範意識。雞西煤礦慘劇發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因為雞西礦業集團七次無視有關部門發出的停產整改通知。

放眼看來,中國社會普遍缺乏公民危機意識。在安定狀態下生活久了的人們,容易把安定視為理所當然的事,而缺乏應對緊急事態的意識以及心理準備。然而危機一旦發生,恰恰需要人們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團結一心,相互扶助,沉著應對。這要求政府要在全社會培養一種公民危機意識,而這正是中國社會較為薄弱的。

“解鈴還須係鈴人”,政府要想把危機意識培育在民眾的心裏,更多的是自己必須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而且在危機發生後要有及時的評估和正確的行動。因為,在政府危機中,政府才是真正的主角。一場“非典”以及其他危機事件,讓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麵確實存在著缺陷,最起碼在政府危機的反應方麵就是比較遲緩的,根本沒有意識到危機可能帶來的危害。如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在“非典”危機開始發生時,未能及時、積極地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使得危機沒有得到及時、正確的隔離與處理。導致某些部門和官員行動遲緩和意識不夠的原因主要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隻是片麵地把確保經濟增長和社會政治穩定當作核心的政策目標,而沒有把政府危機提到政府工作的核心議程上來,因此對危機疏於防範,當危機襲來時,隻是片麵地考慮到可能出現的負麵影響,不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危機的擴散。

越是在危機時刻,越是能顯示出一個政府機構的整體素質和綜合實力。培養這些素質和實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們的政府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實實在在地做好基本準備工作,擁有解決大危機、大危害的思路。不能等到危機發生了才開始考慮如何處理危機。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我們的政府必須把危機管理當作政府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政府危機管理是立足於應付組織或社會突發的危機事件,通過有計劃的專業處理係統將危機的損失降到最低的手段和策略。成功的危機管理能利用危機,使組織或政府在危機過後樹立更優秀的形象,通過有效的危機管理,公眾將會對政府有更深的了解,更大的認同,因此,在危機麵前,政府需要成功的危機管理。

危機管理的概念源於企業,隨著影響範圍超過單一組織的危機性事件的不斷發生,社會對政府應承擔起危機事件管理責任的要求不斷提高,政府危機管理的概念應運而生。雖然政府危機管理已經成為人們通用的概念,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比較規範的政府危機管理概念。國外有關政府危機管理的研究雖然比較發達,已經達到了量化和模式化程度,但由於研究問題的傳統不同,也沒有形成明確的政府危機管理的概念。國內的情況更為複雜。有人認為,“政府危機管理是政府針對突發危機事件的管理,目的是通過提高政府對危機發生的預見能力和危機發生時的救治能力,及時、有效地處理危機,恢複社會穩定,恢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更多的人則是以列舉事實代替概念界定。還有一些人索性對其不加以界定。

不論是為了對政府危機管理進行科學研究,還是為了有效地進行危機管理和建立完備的危機管理體係,明確、規範地界定政府危機管理的概念,都是極為重要的。根據危機事件的生成與演進的內在規律,國際上普遍認為,政府危機管理就是政府組織相關力量在監測、預警、幹預或控製以及消解危機性事件的生成、演進與影響的過程中所采取的一係列方法和措施。

這一概念表明,政府危機管理至少包含如下幾個方麵的內容:

——危機管理貫穿於危機性事件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即危機性事件的整個生命周期;

——在危機性事件形成、演進的不同階段,即其生命周期的所有階段,都要實施監測、預警、幹預或控製以及消解性措施;

——危機管理不僅具有事前的預定方案(包括規則、程序、措施、資源等),而且應備有應急的快速反應機製;

——危機管理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政府危機管理過程是組織相關社會力量共同對付危機性事件的過程。

上述政府危機管理的概念和危機性事件的生成、演進與社會影響密切相關,因而也與危機性事件的特點和生成機製密切相關。這使得政府危機管理具有非程序化、風險與不確定性以及複雜性的特征。政府危機管理的這些特征決定了它與政府管理中的其他方麵在管理方式、措施和機製上大相徑庭。為了提高政府危機管理的效率與效果,必須堅持以提高危機監測、幹預或防範和處理能力為核心,以科學研究、經驗借鑒和管理創新為依托,以法製建設、危機意識宣傳與教育、公眾廣泛參與為保障,以避免危機、最大可能地降低危機的危害為目標的原則,構建政府的危機管理體係。

第39節 政府危機的麵孔

政府危機離我們並不遙遠。莫斯科劫持人質事件、紐約等城市突然大停電、非典型性肺炎突發、莫斯科地鐵嚴重爆炸事件……近年世界上發生的一連串政府危機事件,向人們發出了危機隨時可能發生的警訊。

政府危機的頻繁發生是與我們科技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的。現代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科技越發達,人類對它以及尖端設施的依賴就越大,政府體製在某種程度上也就越具有脆弱性。當危機襲來時,政府部門應該和能夠做出怎樣的反應,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考驗。

◎危機的範圍

在這裏,我們所說的政府危機嚴格講應該稱為社會危機,外延相對較廣,包括了除企業和個人等小範圍內的所有危機,主要有自然災害、公共災害、國家內部社會危機和跨國社會危機。

自然災害一般指地震、火山爆發、龍卷風、颶風、洪水、山崩、暴風雨和幹旱等威脅生命、財產和環境本身的自然現象。從全世界範圍看,古今中外,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能躲過自然災害的侵襲。如1998年中國發生的全國性的洪澇災害,受災人口達2.23億,直接經濟損失達1800億人民幣。

公共災害則是指工業事故、科技災難、傳染疾病等“人禍”。1984年12月3日,印度波帕爾發生毒氣泄露事件,1986年1月28日,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爆炸事件,1986年4月26日,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泄露事件,都屬於公共災害,這類災害一旦發生,影響往往長達數年。

近年來毒品、疾病、環境汙染等也已成為全球性的公共災害,各國都難逃其劫。以傳染病為例,人類雖然戰勝了天花、肺結核等老傳染病,但依然在與新疾病做鬥爭,比如近幾十年來滋生的艾滋病、丙肝等。抗生素雖“道高一尺”,但病毒耐藥性也“魔高一丈”。同時,傳染病細菌也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氣候變化等現代社會生活方式改變的便車,使人類與致命病菌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傳染病的致死率一直高於戰爭。全球每年死於肺結核的有300萬人,其中10萬是兒童。全球每小時有1500人死於傳染病,到2011年,預計全球死於艾滋病的人將達8000萬。

國家內部的社會危機主要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發生在一國內部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等。

跨國社會危機是指發生地點或影響範圍超過一國界限的危機事件,它又分為傳統的跨國危機和非傳統的跨國危機。

傳統的跨國危機有國家間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危機。例如冷戰以後,兩次海灣戰爭是最典型的傳統跨國危機案例。1991年2月,美國以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為由,在聯合國的授權下,組建多國部隊,發動了針對伊拉克的第一次海灣戰爭。2003年4月,美國又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化學武器,支持恐怖主義為名,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支持下對伊拉克發動了第二次海灣戰爭。

非傳統的跨國危機是指冷戰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諸如恐怖主義、金融風險、毒品泛濫、艾滋病蔓延、環境汙染、跨國犯罪、難民和傳染病等所形成的全球範圍的危機。

◎危機的類型

關於社會危機的分類有很多種方法,從危機發展的速度和終結的速度這兩個角度入手,可將危機分為四類:

·龍卷風型危機

顧名思義,這種危機來得快去得也快。如劫機或者劫持人質事件或空難等事故,它們突然發生後會很快平息,不會給社會帶來長久的影響。

·腹瀉型危機

這種危機有一定的發展醞釀期,但爆發後很快結束。美國德克薩斯州發生的大衛教邪教危機就屬於這類危機。該教派在與政府發生衝突之前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並逐漸走向非法教派。在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生對峙和對抗後,大多數教徒葬身火海,危機迅速結束。

·長投影型危機

這種危機爆發得突然,其後續影響較深遠,長時間不能平息。形成此類危機有兩種原因:一是未能充分治理危機的根源。例如1965年美國洛杉磯發生的黑人騷亂,事件雖然很快平息,但事後人們意識到,種族問題這一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是很難克服的。二是危機處理失當,使一個小危機產生深遠的影響。2001年2月9日,美國核潛艇撞沉了日本漁業實習船“愛媛號”。當時的日本首相森喜朗聞訊後卻仍在打高爾夫球,對危機置若罔聞。此事被媒體曝光後,成為促使森喜朗下台的原因之一。

·文火型危機

顧名思義,這種危機開始緩慢,升級也慢,甚至沒有爆發的過程,但是結束也很緩慢。典型案例如越南戰爭。由於美國政府對戰爭困難估計不足,隨著戰爭代價的逐漸增大,美國決策者騎虎難下。當領導人認識到決策失誤而決定從越南抽身時,卻發現這個過程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政治、軍事上,都十分困難。因此,整個越南戰爭拖了整整10年。矗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越南戰爭紀念牆就是對此類危機的形象刻畫:紀念牆從平地開始逐漸升高,牆上陣亡官兵的名字逐漸增多,代表著危機的逐漸升級。在紀念牆的中間牆體達到2米高時,正好是危機的高峰。隨後,紀念牆的高度逐漸下降,陣亡者的名字也逐漸減少,顯示這場曠日持久的危機的逐漸結束。

第40節 抵擋危機的“防護牆”

關於“非典”對中國政府危機管理體製的衝擊我們在前麵論述了很多,但在這裏我們還要說一說它,因為它給我們的經濟、生活和政治上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它奪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也使我們國家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創傷。但“非典”並不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因為“非典”用很殘酷的手段彰顯了我們政府在危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在這裏我們要說的就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拋卻危機管理的基礎能力不談,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抗擊“非典”的戰鬥是非常成功的,但如果把這種成功與美國的“非典”危機管理相比較,我們會發現成功之中包含著很多令人心酸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的政府在應對大規模公眾危機上,缺少足夠的經驗。下麵我們就來仔細看看美國是怎麽抗擊”非典”危機的。

◎危機前的準備——構築公共衛生防護網

在過去的50年中,美國完善了一係列的規定,各個地方的衛生當局每天要向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報告各種不同疾病的病例數量和發展狀況,即使在正常時期也是如此。這樣,在疾病暴發後,可以及時調整應對之策。

CDC的主要目的是衛生預防,而不是等問題出現之後才做出反應。為此,CDC采用了大量的監控措施。這些監控項目包括,國家重點疾病監控體係(該體係負責報告一係列危險疾病的所有病例),衛生保健工人全國監控體係(該體係是為了防止衛生保健工作人員在職業中麵臨和感染疾病)。其他還有兩個體係:危機ID網和全球新出現傳染病預警網絡,它們直接從眾多美國和世界上其他主要的醫院取得資料,以幫助CDC發現和掌握疾病發展趨勢。通過這些不同的協議和措施,CDC希望在隻有一到兩個病例、而不是等病情大麵積擴散時,就能察覺到疾病的爆發。

◎危機中的準備——CDC全麵行動

對於美國來說,SARS同樣是一個重大的潛在威脅。為了減少和控製SARS的危害,美國CDC(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在研究、協作和信息發布這三個主要的方麵都采取了應對措施。

“非典”危機發生後,CDC和WHO(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實驗室一起,確定了SARS的致病源——冠狀病毒。同時著手開發抗濾過性病源體的藥物,合成疫苗的主要成分,並展開診斷性試驗。

此外,CDC還配置了醫療官員、流行病專家和其他專門醫師,在世界範圍內協助現場調研。CDC寄生性流行病學的部門主管詹姆斯·麥克蒯爾博士在“非典”發生幾個星期後就參加了由WHO專家組成的去廣東、北京和上海調研的研究小組。作為美國醫療的協調機構,CDC在獲悉SARS疫情之後的數小時之內就成立了危機行動中心。該中心在2003年4月1日還隻有一些誌願官員,不久以後,它就成為一個世界級的行動中心,這使得美國衛生官員能夠建立SARS傳播的信息庫,同時可以和歐洲、亞洲的同行進行相互及時的交流和溝通。

再來看信息發布方麵。CDC從眾多的虛假信息中篩選出事實,並向公眾報告已經被確認的信息。除了發布新聞簡報和在網上提供信息,CDC還發布健康警告,通知那些從疾病感染地區進入美國的人士,建議他們監控健康,並提供症狀的清單。這些舉措從心理上穩定了民心。

◎建立國家危機反應係統

美國花了25年的時間建立了一個無縫聯結的危機反應係統,這個係統在SARS危機中也的確起到了不凡的作用。在整個危機處理過程中,係統中的12個機構都處於有效運作和合作的狀態。美國依靠其危機反應係統的高效運作,確保自己在SARS防衛戰中掌握主動。

SARS感染最嚴重的時期,美國的近鄰加拿大情況嚴重,有多起死亡病例,而美國當時的報道卻是零死亡率,據專家稱這是因為傳入美國的病毒是“溫和型”的。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更重要的可能還是要歸功於美國早發現、早治療、隔離檢疫和預警應急措施。在世界衛生組織首次公布SARS疫情後,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立即決定提前啟用新建的應急工作中心。而此時,美國還沒有確診的SARS病例。該中心的啟用明顯增強了美國各政府部門和各級地方衛生機構、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等的實時信息交流和預防的能力。

比較之下,中國沒有一個獨立和常設的危機管理協調機製。每次災害發生後,根據災害程度,各省政府辦公廳臨時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應付省內的危機。當遇到像1998年洪災那樣單個省市無法處理的事件時,中央政府會成立一個臨時工作小組,協調各個省市的救災與危機處理工作。通過實踐證明,這種臨時成立的領導小組有三個缺點:臨時成立的工作小組不具有延續性,因此危機處理後的經驗不能夠有效保留;危機處理需要政府各個機構的合作,臨時成立的小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時間與相關的機構進行協調;臨時領導小組事先沒有一個有效的危機處理計劃,而專門的危機處理協調機構有一套成熟的危機處理操作方案。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非典”雖然過去了,但它對我們的諄諄告誡還在耳邊回**:中國政府需要建立自己的危機管理體係,在這個體係之中需要成立一個類似於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的危機處理協調機構,並以立法的形式授予其對其他政府機構進行協調和調度的權力。

具體說來,這個危機管理體係的建設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整合危機管理於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之中

嚴格地說,一切危機和災難都是人為的,是人類不理智、不合理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結果。因此,政府危機管理的一個重要政策選擇就是把危機管理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盡量減少那些可能引發災難和危機的因素。

——製定預防各種危機的戰略、政策和規劃

國際經驗表明,為了有效地預防和回應各種政府危機,製定切實可行的危機管理戰略、政策和規劃是必要的。它有助於明確危機管理的目標,指導危機管理的行動,統一調配危機管理的資源,增強政府危機管理的能力。

——完善危機管理的組織體係,發展危機管理的網絡和夥伴關係

危機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和職責之一。為了強化政府管理危機的能力,政府有必要建立統一領導、分工協作的組織體製。除了政府之外,市場組織、非營利組織都可以在危機管理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政府應該發展危機管理的夥伴關係,把危機管理的網絡擴展到整個社會。此外,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加強與國際組織的合作也十分重要。

——把危機的風險管理整合到政府和社會的日常管理中

當代危機管理的一個重要趨勢在於從對危機的回應轉為對危機的風險管理。所謂風險管理,包括風險的確認、風險的分析、風險的評估、風險的監控等一係列活動。實行危機風險管理的目的在於預防危機。因此,政府應該在日常的政策管理、項目管理、資源管理中樹立高度的危機意識,全麵實行危機風險管理。

——通過良好的溝通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整合和協調危機管理的行動

在危機管理的整個過程中,信息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時收集、傳遞和共享信息,能夠緩解危機的發展速度,降低危機的損害。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現災難和危機,信息溝通和交換可以保證政府做出及時和準確的決策,協調反危機的行動。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機管理信息係統是十分重要的。這一信息係統也可在危機的早期預警方麵發揮作用。

——建立和發展危機管理的資源保障體係

有效的危機管理是建立在充分的資源保障基礎之上的。政府有必要把危機管理的資金納入政府的預算之中,建立應對各種災難和危機的專項基金,並通過社會保險等方式擴大資金的供給。政府應完善戰略性資源的儲備,編製資源目錄,以便有效地調動資源。國家和社會應該加強人力資源的培養和訓練,為危機管理提供充足的人力儲備。

雖然政府危機管理體係的全麵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可以肯定,我們的政府已經開始這方麵的工作了,這個體係的建立不會太遠了。這個體係一旦建立,危機來臨時,我們就可以從容麵對,從容而戰,因為在危機惡魔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人民已經有了屬於自己的一道堅固的防護牆。

第41節 “反危”行動中的落腳點

任何政府都不可避免地會遭受各種各樣的災難,從而產生政府危機。危機不僅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對經濟和社會的基礎設施造成巨大破壞,也會引起環境惡化,阻礙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可能導致社會和政治的不穩定。對於一個政府而言,麵對各種危機,最重要的戰略選擇,除了要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公共危機管理體係,還要在在行動中不斷增強政府以及整個社會的危機管理能力。

政府在危機管理中的行動能力體現在危機發展的各個階段。每個階段,處理危機的政府都要找準自己的落腳點,這樣才能一步步安全地走下去。

1995年發生的東京“沙林事件”是一件典型的政府危機,從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出政府處理危機的基本程序。

1995年3月20日早晨8時9分至15分,在日本東京交通最繁忙的3條地鐵的15個車站,同時發生毒氣事件,當場造成10人死亡,75人重傷,47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次事件是人類災害史上的一次典型案例,同時因為它發生在東京這樣的特大都市,近幾年來一直成為城市專家和減災專家精心研究的課題素材。這一事件由於事後查明是日本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投放沙林毒氣所為,因此又被簡稱為東京地鐵的“沙林事件”。

“沙林事件”本身的危害在當天中午12時左右已經得到了實質性的控製,事後也證明,殺傷力最大的時間段就是早晨致命的7分鍾。而接下來對緊急對策本部來說,最重要的事就是協調各個機構來消除“沙林事件”造成的社會恐慌心理。

首先,東京各家電視台紛紛中斷了正常節目,對事件進行了全麵報道,報道的時間是上午11時左右,距離緊急對策本部成立的時間隻有20分鍾。半個小時以後,廣播係統播出了警視廳的初步判斷,即此次事件是人為因素,並且播出了防化警察機動部隊出動的消息。緊接著,各電視台還發表了村山首相的講話,呼籲人們保持鎮靜,並提供線索揭發罪犯。中午12時,電視上出現了日本自衛隊的特種部隊緊急出動並投入戒備行動的鏡頭。下午3時,日本警視廳宣布,斷定毒氣是瓦斯類物質沙林。

宣布沙林瓦斯危害的不是一般的政府官員,而是日本權威的化學專家和罪犯防治專家。雖然專家們在電視中陳述了沙林是一種毒性非常大的氣體,但是公眾並沒有因此驚慌失措,他們的出現反而使人們逐漸鎮靜下來,公眾也確實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線索,直接幫助了警方破獲此案。

與此同時,東京方麵宣布,政府將對這次不幸事件中的死傷者進行適當的補償。在全社會的行動之下,警方偵查的目光迅速瞄準了奧姆真理教。事發後不到48小時,警視廳出動了1000多名警察和100多輛警車,突擊搜查了奧姆真理教在富士山的總部。經過嚴密搜索,發現了大量的化學藥品、實驗用具和有關記錄,顯示出奧姆真理教有能力製造數以萬噸計的沙林毒氣,足以殺死400多萬名的都市市民。奧姆真理教的頭目被立即逮捕,並在以後受到法律的嚴懲。而在這一案件的偵破過程中,各主要媒體跟隨警方做了全方位的報道。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東京初步恢複了平靜。

從上麵的案例來看,當政府危機發生後,解決危機一般可以按以下程序來靈活運用:

一、準確界定危機的性質、類型和程度,從全局的角度,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去處理問題

在沙林事件中,當危機發生時,東京各家電視台很快中斷正常節目,對事件進行了全麵報道,使民眾在第一時間就得到了正確、可靠的消息,穩定了民心。

二、政府要在危機處理中發揮主導作用

“沙林事件”發生之初,情況並不明朗,當時的村山內閣接受了關西大地震後反應遲鈍的教訓,於3月20日上午10時40分就在警視廳成立了專門的緊急對策本部,此時政府機構離收到危機警報不過一個多小時,而且其中還經曆了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危機處理權限”的轉移。

緊急對策本部作出的第一項決定,就是立即向全國公共運輸機構發出強行檢查危險物品的命令。與此同時,東京地鐵係統成為防範的重點;第二道指令宣布,由於緊急事件的發生,東京地鐵服務暫時停止,告示迅速貼滿了各個車站。緊接著,日本自衛隊的特種部隊頭戴防毒麵具出現在事發地鐵車站,協助維持秩序及清理殘留毒品。而主要受害地區——中央區的14所小學、6所中學,一律提前放假讓師生回家,歸途中學生們一人戴一個大口罩。這天上午,除了日本軍隊派出特種部隊以外,日本警視廳和消防廳也分別出動了1萬名警察和192輛救護車。

政府的這一做法避免了危機發生時的民眾恐慌,為下一步的恢複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加強輿論監督以提高傳播的公信力

在危機發生時,總是伴隨著小道消息的傳播,小道消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失真之處,心理學家發現,在謠言的傳播過程中,對事實的歪曲是普遍存在的。人們麵臨危機時,對信息的需求快速增加,如果正常傳播渠道不能提供足夠的信息,小道消息的傳播就會增多,增加恐慌,沙林事件中,政府在第一時間由專家公布事實真相,雖然大家知道沙林瓦斯是一種劇毒化學武器,具有極強的殺傷力,但是因為知道了事實的真相,公眾反倒鎮靜了。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全球一體化進程,危機的影響趨向全球性,影響到社會各領域,這要求政府在危機發生後,要能夠迅速掌握有關的事實,準備好有關危機的新聞稿及其背景材料,邀請公正、權威的機構或人士發表意見,及時準確地回答公眾關心的問題,充分利用新聞媒介與公眾溝通,引導和控製輿論局勢,不讓謠言或小道消息蔓延。與此同時,及時向有關方麵通報危機處理的進程、結果和處理的措施 ,以穩定人心。

四,危機結束後,政府還要及時地進行危機總結,以便亡羊補牢

中國有句古話: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危機結束後,要及時總結經驗,采取補救措施,當類似危機再次來臨時才不至於手足無措。

危機結束後,政府首先要做的是總結經驗教訓。分析此次危機管理的得失,梳理此次危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主要矛盾,舉一反三。其次是消除危機產生的原因。要充分發揮危機評估係統的作用,對危機後果、將來的形勢動向進行分析評估,借以彌補危機暴露出的管理漏洞和工作失誤,並排除潛在的危機和避免其他危機的再次發生。

與此同時,政府還應該盡可能地彌補危機造成的損失,盡快恢複社會正常生活、生產秩序,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第42節 讓媒體良性代言

也許我們還記得,《財經》雜誌的一篇《銀廣廈陷阱》重磅文章曾經引發了股市震**;也許我們忘不了,美國媒體在“9·11”事件和安然破產案中也都扮演了世人矚目的角色。

如果再深入分析近年來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98抗洪搶險、北約轟炸我駐南使館、中美飛機相撞等重大事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媒體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在政府危機管理中的作用越來越凸現,越來越不可替代。在這個時代,如果把媒體排斥在危機管理之外,不善於利用媒體解決危機事件,是徒勞和不明智的。

媒體介入危機的階段不同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危機潛在期,如果媒體能夠及時發現危機存在的前兆向政府傳遞潛在危機的信息,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把潛在危機處理在萌芽狀態之中,就會防範危機的爆發。

2001年8月,《財經》雜誌以封麵文章的形式刊發《銀廣廈陷阱》,引發中國證券市場的軒然大波。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深入調查,記者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銀廣廈過去兩年股價暴漲的背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文章發表不久,中國證監會就對銀廣廈正式立案稽查,多名涉案當事人被移交司法機關,銀廣廈股票從每股30多元直落到4元多,以16個跌停板創中國股市之最。銀廣廈投資者的巨額損失,又引發股民要求建立證券市場民事訴訟和賠償機製的呼聲。另外,由此引發了公眾對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機,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股市的大幅調整。

在這個案例中,一方麵,是《財經》雜誌的文章引發了股市危機。但是從更深的層麵看,如果沒有《財經》文章的及時揭發,引起監管部門的重視,廣大投資者可能還要被蒙蔽更長時間,等到泡沫破滅時,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危機。媒體在這場危機中起到了良性的作用。

另一方麵,如果利用不當,媒體有可能真的成為危機發生的“助燃劑”,對危機的發生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

眾所周知,美國“9·11”事件的發生,除了紛繁複雜的國際矛盾,其實也是媒體長期“培養”的結果。長期以來,西方傳媒以經濟價值為導向,熱衷於追逐駭人聽聞的恐怖活動的新聞,把血腥、怪異奉為新聞價值的定律。據統計,1981~1986年間,美國三大電視台(ABC、NBC、CBS)報道的恐怖活動平均每月11起,遠遠超出對貧窮、失業、種族歧視報道的總和。媒體特別是電視畫麵,過於渲染恐怖活動的血腥暴力場麵,忽視對恐怖分子所受懲罰的報道,客觀上起到了教唆犯罪的作用。而且,當代恐怖組織非常懂得利用媒體的報道,引起社會的注意,甚至還有專攻新聞傳播學的大學生參與其中,幫助製定宣傳與公關策略。恐怖分子明白,即使在城市的一棟樓房裏放一顆很小的炸彈,也肯定成為西方報紙的頭版或大字標題新聞。正是因為如此,恐怖分子才敢於鋌而走險,選擇世貿中心大樓等標誌性建築進行襲擊。

媒體對危機事件的積極介入,隻是危機傳播的第一步。一旦危機事件發生,媒體應該積極麵對,把社會公眾輿論引導到有利於危機解決的正確方向上來。要做到發揮媒體的積極作用,正確引導輿論,需要媒體全麵配合危機處理者,二者完美結合,共同促進危機的解決。下麵,以美國“9·11”事件為例,分析媒體的積極作用。

第一,在激發公眾情緒中實現危機傳播的基調統一

危機因其高度破壞性,會很自然地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引起公眾的興奮情緒。在危機管理中,公眾的興奮情緒是一匹難以駕馭的野馬,引導得好,會向著危機管理有利的方麵發展;引導不好,則不利於危機事件的處理。媒體是公眾情緒的“風向標”,更是公眾情緒的“催化劑”、“導航員”。

“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媒體都摒除門戶之見和商業利益,始終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把恐怖活動擺在美國共同利益的對立麵,極大地調動起全國人民打擊恐怖主義的積極性。報紙頭版大幅標題多為“美國遭受攻擊”、“恐怖主義襲擊美國”等,電視充分發揮畫麵的煽情功效,反複播放大樓倒塌的畫麵,極大地激發了美國公眾的愛國情緒,也滿足了公眾對危機事件最基本的知曉欲望。就這樣,媒體在潛移默化中把公眾對危機的感性體驗,統一到這樣的理性認識:美國遭受了襲擊,我們需要團結對外,一致打擊恐怖主義是當前頭等大事。如果媒體發出不和諧的、與基調相背的聲音,就會被排斥在主流聲音之外。美國之音電台台長惠特沃恩和國際廣播局局長康尼夫就因為美國之音擅自播放采訪塔利班領袖奧馬爾的節目而遭撤職,美國之音電台也因此丟掉200多萬美元的經費預算。《得克薩斯城太陽報》、俄勒岡州《每日信使報》因為批評布什表現糟糕而不得不公開道歉,其作者也被辭退。

第二,在設置輿論焦點中塑造政府危機管理的良好形象

美國傳播學家M.E.麥庫姆斯和D.L.肖認為,大眾傳媒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大眾傳媒作為“大事”加以報道的問題,在公眾的意識當中也會成為“大事”;傳媒的新聞報道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同時也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大事”的篩選及其重要性的判斷。布什政府深諳危機公關的精髓,所以在“9·11”事件發生時,雖然美國政府公開聲稱為了國家安全起見,需要隱瞞總統的行蹤,但事實上,布什的身影卻時常在媒體中出現,一會兒“離開佛羅裏達,正在空軍一號”,一會兒“將前往路易斯安娜的空軍基地發表講話”,一會兒出現在教堂,一會兒出現在救災現場。這樣的精心設計,獲得了極好的傳播效果。據調查,91%的美國公眾認為,布什在美國遭受襲擊後領導美國采取反應的表現良好,而在恐怖發生之前,隻有51%的美國人認為布什的表現良好。除了總統,媒體還挑選了其他幾個傳播使者,樹立起政府的良好形象,比如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在公眾需要時表現勇敢,不為包圍著他的傷痛而退縮”,被《時代》周刊評為第76位年度風雲人物。還有,對殉職的紐約市消防局局長的報道,顯然代表了政府對救災工作付出的程度和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決心。

第三,在滿足公眾信息需求的同時保持社會正常運轉

穩定民心,保持社會秩序的良好運轉,是政府危機管理所追求的最佳效果。在這方麵,媒體所發揮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良性的媒體不僅滿足於向公眾提供危機事件零散的信息,還會隨著事態的進展,分析事件的來龍去脈、發展趨勢,做出自己的評價。這種引導,除了滲透在對事實的報道中,更多地以采訪專家、學者的形式,以別人之口來傳達媒體或政府的態度。有時,則以社論等各種言論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態度。有時,還會采取讓公眾參與討論的方式,給公眾提供一個政策參與的機會,讓公眾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正是在滿足不同公眾對不同信息需求的基礎上,媒體才能幫助政府保持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媒體除了討論恐怖分子是誰、政府是否要報複、報複的程度如何等問題之外,更多地呼籲公眾盡可能地恢複正常生活,認為這是對恐怖活動做出的應有回答的一部分。

例如當時有一家媒體發表了一篇文章,號召民眾從自己做起,從生活中的點滴做起,為盡快平息這場危機盡自己力所能及的義務和責任。下麵就是這家媒體倡議民眾做好的十件事:

第一,讓您的錢仍然留在股票市場上,您的投資原來在哪仍舊讓它在哪。當股市開市的時候進行投資,這樣可以表明您對我們經濟的信心。我們的未來掌握在我們這些消費者和投資者自己手上。

第二,象您平常那樣給您的汽車加油。如果您發現您所在的社區有人哄抬油價的話,告訴有關方麵知道。

第三,購物,不管多小的東西,盡量買東西。不要因為這件事情或者對我們經濟的擔心而推遲您的購物計劃。如果您因為此次事件改變您的購物計劃的話,您就等於承認我們的經濟會因此衰退的預言。

第四,懸掛美國國旗。在合適的地方懸掛美國國旗。我們國家的政黨在許多事情上存在分歧,尤其是從上次選舉以來。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正是因為民主體製,我們才以一種有效率的形式在政治上表示出不同的意見。

第五,象平常那樣從銀行裏取錢 。不要急著從銀行裏取走您所有的錢,這樣會導致銀行的混亂。我們的財政體係很強大,並且富於彈性。

第六,運用運輸係統 。象以前那樣照常工作、旅行。如果你要旅行的話,盡快訂機票,以此顯示你對我國航空、新安全檢查和公共安全體係的信心。

第七,存儲能源 。這條建議將幫助我們穩定物價和供應。

第八,寫信給您所在州和地區的議員,向他們申請更多的資金,以發展

綠色燃料的研究。如果美國決定采取軍事行動的話,我們的石油供給將會受到影響。如果我們對外國石油的依賴減少了,我們的政府就可以做出必要的行動。

第九,出一份力。團結您的鄰居,聯合您所在的社區。為了對抗恐怖主義,我們需要用一個聲音說話。為了對付恐怖主義惡魔,我們必須走到一起,采取聯合行動。不管恐怖分子的信仰和背景如何,他們對我們人民的暴力行為都會以失敗而告終。

第十,恢複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盡量恢複您的正常生活。遵守機場和其他公共場所的新安全措施,不要抱怨。支持機場警察的工作,讓他們知道您以他們為榮。

細細分析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發現,在這篇文章的“溫存”背後,包含著報社為了與政府的工作配合而采取的積極態度——“為了對抗恐怖主義,我們需要每個人都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隱藏著政府的某種暗示——“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團結起來,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去對抗危機。”通過一篇很簡單的文章,媒體把政府的意圖和政策巧妙地轉換成公眾的日常行為規則,既起到了詮釋政策的作用,又引導了公眾的日常行為,對危機的解決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美國政府引導媒體聯合民眾力量的做法上,我們可以看出媒體在政府危機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當前,我們的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就存在著一些值得重視的矛盾和問題,如分配不公、腐敗現象、社會治安、假冒偽劣等社會熱點難點問題,時時刻刻在考驗著我們政府的能力,也在影響著人們的心理情緒,容易引發公眾一些不正確的思想認識,這些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引發危機。有專家預測,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危機頻發時期。提高政府危機管理的綜合應對能力,是擺在各級政府麵前的緊迫任務。

首先,政府要保持信息渠道的溝通順暢,充分認識媒體在危機管理中的積極作用。媒體是一種公共資源,理應最大限度地為增進公共福利而發揮最大效益,否則,就是公共資源的浪費。

其次,政府要引導媒體增加責任感,不斷提高危機溝通的水平。一個媒體如果沒有社會責任感的話,它就不可能對自己報道的情況持有負責的態度,而是會為了自身的利益去誇大事實的負麵作用,極盡炒作渲染之能事,這絲毫無助於危機的解決,反而是在給政府解決危機添亂。所以,政府在引導媒體時,一定要讓其明白,這場危機不僅是政府的事,而是我們共同麵臨的困難,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我們都要在關鍵時刻保持冷靜,不能在公眾群情激憤的感染下失去理智,迷失方向。通過這樣的教育和引導,媒體肯定會客觀事實地報道危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