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危機的名字叫“災難”
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乃至世界人民來說,是一個噩夢般的日子:美國紐約市著名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大廈和首都華盛頓附近的美國國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樓,先後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國民航飛機撞擊。
2001年9月11日,當地時間8點45分,紐約世貿中心發生了第一次民航飛機撞樓事件,過了不到20分鍾,又一架波音767撞擊了世貿中心的南樓。世貿中心雙塔樓毀於一旦。
當時,僅世貿大樓坍塌就造成5200多人失蹤,300多個生命的死亡。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布什隨即發表電視講話,宣布美國軍隊全部進入最高戒備狀態,並發誓要“追查並嚴懲”肇事元凶。當天美國聯邦航空局下令關閉領空,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關閉領空。
緊接著,總統布什下令進行全麵調查,“追緝做這勾當的家夥”。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一個小時之後, 國防部也遭到一架飛機的直接撞擊,把五角大樓的一邊撞塌了。
白宮在慘案發生之後,迅速成立了作戰室,並開始了全麵運作。國防部、國會和華盛頓及紐約的其他重要政府部門都疏散了工作人員。華盛頓當局立即召來部隊,包括一個步兵團。美國從東岸到西岸都進入了一級戒備狀態,美國和加拿大的邊界封閉了,各大戰略設施都加強戒備。調查取證工作也在同步進行。
◎9.11的惡性“饋贈”
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給美國社會和經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尤其事發地紐約更是一下子從歌舞升平的繁華盛世跌入了經濟衰退的低穀。“9·11”到底給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紐約造成了多少經濟損失?2002年11月12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統計專家給出了一個權威的估算答案:從2001年9月到2002年6月,因為“9·11”事件而導致的直接財產損失、貿易損失、人員薪金損失以及清掃世貿中心廢墟的費用一共是330億到360億美元之間。
這隻是直接的經濟損失。
在這份評估報告中,專家們還說,“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紐約經濟發展的潛力”,特別是對航空業、餐飲業、旅館業、金融業等眾多經濟產業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僅在2001年10月,上述行業便減少了總計42000到51000個職位。就業市場因其影響所導致的經濟損失估計在36億到64億美元之間。
另外,專家們在研究中還發現,一些紐約居民在“9·11”事件後變得消沉,吸煙和酗酒現象增多,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會影響生產的發展。而且這種心理上的創傷也許一輩子也揮之不去。
◎美國政府的表現怎麽樣?
災難發生後,布什政府和紐約當局的處理應該說是成功的,並據此進一步完善了國家安全戰略和危機管理體係。
首先,布什政府對危機的定性快速準確。8點45分,世貿中心發生第一次撞樓事件,9點30分,布什做了第一次電視直播講話,在全美國和全世界觀眾麵前對事件做了定性。由於事發當時隻有副總統切尼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看家”,所以切尼的作用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裏非常明顯,這也是美國政治運作機製中對權力順序和個人作用安排比較明確的結果。
在紐約市,市長朱利安尼並沒有把指揮中心設在安全地點進行遙控,而是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即趕到世貿中心現場指揮救援工作,如果不是他親臨現場指揮,麵臨空前的危機與混亂,參與救援的市政各部門難以協調,災難的損失必然會更加慘重。
其次,各級政府部門事前都有“危機預案”。在突然爆發的危機麵前,不僅是美國聯邦政府各部門,其他各級地方政府都有一套危機處理預案,遇到緊急情況可以自動運作,從而避免危機擴散。因此,在9月11日上午樓內人員撤離大樓時非常有秩序,沒有因為發生慌亂而導致更大的傷亡。事件發生後,紐約市消防局立即通過電視和廣播通知當天所有休假的消防人員,迅速回工作部門報到,以便投入現場的救援行動。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立刻成立國土安全辦公室,並對軍事指揮係統進行調整;籌措巨額專項資金。布什在危機後立即請求國會撥款200億美元,用於反恐和重建工作;同時調整外交戰略,把反恐、打擊基地組織作為頭等大事,其他外交議題推後。
另外,媒體也在此次事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布什在危機爆發後1小時即通過電視講話向美國公眾闡明危機的恐怖主義性質,3個小時之後又發表第二次電視講話。9月11日當晚回到白宮後,布什再次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在危機發生後的第二天,他又明確指示新聞官“至少每天一次將反恐進展告訴美國公眾”,提醒民眾警惕新的襲擊,並控製不利於縮減危機蔓延的信息和謠言。在紐約市,市長朱利安尼在媒體對事件剛反應過來的時候,就出現在現場直播的屏幕上。他對全體市民說:“讓我們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和平常一樣,外出購物,去教堂做禮拜,帶著孩子到公園裏玩耍。治愈我們精神創傷的辦法之一,就是向那些恐怖分子展示我們有多麽強大,他們的罪惡行徑不會使我們退縮。這個城市的生活還要繼續。”布什和朱利安尼的講話,對於穩定遭受巨大衝擊的民眾心理,恢複社會正常秩序和民眾正常生活,其作用難以估量。
在事件發生後的幾天中,布什以“反恐英雄”領導人的形象在電視媒體上不斷出現,使美國民眾感覺到政府對危機正在進行積極的應對行動,同時他的情緒也感染著美國民眾,使民眾的心理從遭受襲擊之後的恐懼、悲傷很快轉變為對恐怖分子的仇恨和團結抗敵的**。美國國內的媒體和輿論導向也與政府保持一致,整個國家掀起了愛國浪潮。
◎美國政府的表現完美嗎?
回答是“不”。
盡管“9·11”事件的處理堪稱政府成功處理危機的典範,但隨著事件的深入調查,人們發現,事件本來是有機會預防的,最起碼危害可以更小一些。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在此次危機預防方麵出現了重大失誤。
·布什本人和有關部門對警報的忽視
2002年5月15日,事件發生近8個月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透露,布什在處理有關恐怖分子襲擊美國的情報方麵曾出現重大失誤,未采取任何事前預防措施,導致美國遭受重大損失。據美國媒體的報道,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曾提請華盛頓總部注意數名在航空學校學習的中東人,甚至明確指出有人可能在計劃劫持飛機撞擊紐約世貿大廈。聯邦調查局隨後拘捕了嫌疑分子,但對恐怖分子可能劫持飛機撞擊世貿大廈的情報並未予以重視。媒體還披露,布什在2001年8月6日就接到中央情報局提供的一份題為《本·拉登決心攻擊美國》的《總統每日簡報》,稱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決心要把“攻擊的矛頭延伸到美國境內”,並預言“基地”組織的成員將劫持美國的民航飛機,但布什本人和有關部門對可能遭受恐怖襲擊的情報未予重視。此消息一出,布什一時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極力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從危機管理的角度來說,這是事後有關方麵所總結出的教訓之一,即“9·11”事件之前,美國政府的危機預警和風險評估的確出現了漏洞。
·美國政府對風險確認有偏差
雖然情報部門對恐怖分子劫持飛機發出了警告,但隻考慮到傳統劫機方式,卻未考慮到恐怖分子會采取以被劫持的民航飛機作為武器發動自殺性襲擊。同時,由於美國政府各情報機構之間,尤其是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之間長期存在著各種矛盾,相互之間很少進行情報交流,因此沒有對危機有全麵認識。
伴隨著“9·11”事件的發生,已經暴露出美國政府危機管理能力的脆弱性。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它雖然有城市災害預警及應急係統,但是並不完備,從城市大安全觀出發,城市上空防禦能力的標誌不僅能防空,還應具備防空襲、防化學武器、防高技術戰爭的能力,即不僅具有防自然災害的能力,也要具有防人為災害的能力,不如此就不是高標準的防災保障體係。
美國世貿中心“雙子”大樓及其建築群的毀滅,使號稱“世界之窗”及“現代技術精華匯集”的紐約市標誌性建築永遠成為人們記憶中的惡夢。一個災難性事件除了帶來一係列政治、文化、社會性的啟示外,也讓世界各國深刻認識到,現代政府必須全麵增強防災及應付突變危機的能力。
第8節 人們身體上的罌粟花
佛山,一座有著悠久曆史的城市。遠在明清時期,佛山就以工商業發達聞名,與朱仙鎮、景德鎮、漢口鎮合稱為中國的“四大鎮”。
2002年,佛山雄心勃勃,要緊跟廣州、深圳之後,建設成為廣東的第三大城市。但是,城市上空有八麵來風,城市地底有縱橫交錯的潛流。就在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21世紀人類生命與疾病的第一次大搏鬥也在佛山悄悄上演了一個短短的序幕。
2002年11月16日,佛山市石灣區人民醫院收治了一位龐姓的男性病人,病人畏寒、發熱、咳嗽,肺部大麵積陰影。
但不是典型的肺炎症狀。
因病症嚴重,當地醫院無法診治,於是當地醫院反複到廣州延請專家前往指導,病人的病曆已經累集起一寸多厚。各式治療方案不斷轉換,但是治療的效果甚微。那是一種什麽病?誰也拿不出肯定的答案。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這是“非典”向生命的第一次挑釁,初戰時,我們不知道“非典”。可“非典”卻已經盯上了我們,它像罌粟花一樣開在我們的身體上,讓我們的身體萎蔫、死亡。不過,它沒有馬上展開攻勢,直到2002年歲末,“非典”還沒有狠施殺招。
2003年很快就到了,當人們還沉浸在節日的喜悅當中時,“非典”陰鬱而沉重的氣息就已經開始彌散、回**。
2002年12月15日,河源市人民醫院收治了一個肺部感染的重病號,此後,醫院又接受了一個類似病人。兩位病人的共同症狀是咳嗽、發燒,肺部有陰影。因為病情嚴重,該院將兩位病人先後轉送到廣州的醫院治療。但是就在治療過程中發現,河源市人民醫院呼吸科與該病人接觸過的醫護人員中,竟有八個出現了同病人一樣的症狀,其中以護送病人到廣州救治的醫生發病最早,症狀最為明顯。
事態仍向著不可預料的方向發展,接著河源出現了醫護人員集體染病的謠言,各種猜測不斷。傳言說:河源受不明病毒襲擊,有三個醫護人員死亡。市民因此紛紛搶購抗病毒藥物,羅紅黴素已經從幾元錢一盒漲到了40元一盒,而且很快脫銷。
在這些謠言誤傳不久,“非典”就開始向人類發起了真正的,新一輪的挑戰。
◎“非典”讓我們付出的代價
——據中國商業聯合會、中華全國商業信息中心披露的統計,2003年1至6月,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按1季度累計增長速度測算,在“非典”流行的四五月份,城市損失約174億元,農村約損失46億元。
——據中國烹飪協會公布的最新資料顯示,2003年上半年中國餐飲市場受到“非典”疫情重創,營業額損失約50億元人民幣,為2649.6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十點一個百分點。
——據《南方日報》報道,國家旅遊局副局長顧朝曦2003年9月29日出席廣東旅遊信息化專題新聞發布會時透露:2002年全國旅遊總收入為5556億元,創匯204億美元。原來預計2003年的旅遊總收入超過6000億元,但受“非典”疫情的影響,旅遊業受創嚴重,損失上千億。
……
SARS的肆虐使得中國乃至亞洲的經濟麵臨一次重大挑戰。一些國際組織也紛紛就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做出總體的預測評估。如亞洲開發銀行在《2003亞洲發展展望》中國篇中表示,受到SARS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在2003年到2004年期間的增長速度將有所放慢,但是仍能保持較快的增長,但是“非典”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是不容置疑的。
在博鼇亞洲論壇與亞行共同舉辦的“SARS與亞洲經濟:影響評估與政策建議”國際研討會上,亞行總裁千野忠男在演講中認為:“目前全世界有6000多人受到感染,SARS的爆發對於許多方麵產生了全麵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健康問題本身。”
盡管SARS致病率和死亡率相對比較低,但是SARS對於經濟造成很大影響,特別是服務業,消費者需求的降低增加了經濟通貨緊縮壓力,此外失業率上升,經濟活動的減少也減少了政府收入的增加,直接影響到這些國家的金融狀況。
亞行首席經濟學家伊夫紮爾·阿裏博士表示,SARS給東亞帶來大概500億美元的損失,而中國的損失將達到510億元。
510億,我們為“非典”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政府危機防線上的缺口
從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來看,它在初期暴露的問題很多,涉及到政府作風、管理能力、危機意識、媒體作用以及社會大眾心理能力等諸方麵。
·長期以來形成的“報喜不報憂”的不良作風
“非典”作為一種近距離的空氣、飛沫傳染病,如果在發生的初期就予以重視,進行隔離與控製治療的話,是不會導致後來快速擴散、愈演愈烈的後果的。但有關部門與地方領導長期以來深諳“報喜不報憂”的為官宗旨,從而在危機初期采取“上瞞下堵”的做法,直接導致此次危機的爆發。可以說,正是他們的這種做法,使政府喪失了將危機扼殺於萌芽狀態,避免危機爆發的先機。
·信息不暢、真相不明
據世界衛生組織2003年3月發布的公告,流感每年會對全球5%~15%的人口造成影響,並導致300~500萬嚴重病例、25~50萬人死亡。再看“非典”,至2003年6月30日止,中國內地“非典”型肺炎的病死率為6%左右,與流感相對水平相當,也就是說,造成此次“非典”疫情恐慌固然是由疫情本身引起的,但最重要的是在疫情初期,由於各種謠言而導致的民眾恐慌。
早在疫情初期,關於非典型性肺炎的謠言便出了多個版本:禽流感或鼠疫引起,遭到生化武器襲擊,幾千人死亡等。這直接導致2月10日前後,廣州等地搶購藥品現象。然而,餘波未了一波又起,一些不法之徒又利用居民餘驚未了的心理,炮製了“米荒”、“鹽荒”等謠言,非理性搶購風潮再起。這些都使得事態發展更加難以控製,這是此次危機事件的一大特點,同時也是此次危機處理的難點所在。
除了上麵提到的官僚作風和管理不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礙信息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在疫情初期主流媒體的缺席是導致謠言擴散、老百姓不明真相、形成恐慌的又一重要因素。在危機事件初期起主導作用的是人際傳播,即我們日常所說的“口耳相傳”,尤其是在現代通訊技術的幫助下,人們用電話、互聯網等形式使得謠言不脛而走,真正做到了“一傳十、十傳百”,而此時主流媒體原本應該及時介入,積極披露真相,正確引導公眾輿論。但事實上,雖然現在已努力實現“新聞自由”,可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管製”作風,使這些媒體按兵不動,不能不說此次危機事件是媒體的重大失職。
·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長期嚴重滯後
為什麽我國的經濟底子厚了,科技水平高了,但公共衛生卻一直是條“短腿”?症結之一就在於沒有樹立全麵的發展觀,這是導致此次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從政府角度來看,我國公共衛生體係建設長期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城市化和對外開放的步伐,醫療衛生產業嚴重滯後於其他產業的發展。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我國雖已轉向市場經濟,但醫療衛生領域仍然一直處在政府部門的高度壟斷之下。各級政府自己既拿不出資金來增加投入,又不肯讓民間資本和國外資金進入醫療衛生領域。所以,市場機製實際上從來就沒有能夠真正進入到這一領域。這點從SARS危機處理、疫情控製過程中醫療設備、人員、資金等諸方麵的短缺中可見一斑。
新中國成立以來很長一段時期,我國政府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預防和消除傳染病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方麵。通過采用低成本的醫療技術,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保證人人享有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廣大居民尤其是農民無須支付高額醫療費用就能得到基本衛生服務,“中國模式”剛開始時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國醫療衛生的重點悄然從農村轉向城市,從重預防轉向重醫療。在許多城市大醫院,購買高精尖醫療設備熱潮不斷升溫。對高科技的盲目追逐,導致大量的衛生資金流向先進的醫療設備,從而減少了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事實上,我國一些大城市的衛生資源占有量已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伽馬刀、CT、彩超等的擁有率,連歐洲許多大城市也望塵莫及。但是,我國的許多大型設備利用率極低,浪費很大。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疾病預防控製經費總是短缺。在許多地方,疫情不到蔓延之勢,就得不到財政投入。而疫情一過,資金馬上斷線。在不少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公共衛生事業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許多衛生防疫部門連發工資都困難,更談不上添置檢疫設備。讓這樣的“隊伍”承擔控製疾病流行的重任,實在是勉為其難。
一位專家說,衛生防疫有點像國防。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不能因為不打仗就放棄國防。而統計資料顯示,1992年以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達8%左右。但是,政府衛生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從1992年到2000年卻一路下滑。這說明,經濟發展了,公共衛生的投入並沒有隨之同步增加。
“非典”之後,我國公共衛生領域的變化和成績是巨大的,但問題和差距依然不容忽視。
據估計,全國約有500萬肺結核患者,占全球結核病患者總數的1/4,而且相當多的人具有抗藥性。病毒性肝炎發病率一直居高不下,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數量高居世界第一。性病、艾滋病也呈快速蔓延之勢,目前全國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約84萬,艾滋病患者約8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總人數居亞洲第二位。而在廣大農村地區,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蟲病又卷土重來,嚴重地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
◎“堵缺”在行動
有缺口就要去彌補。在經曆了最初一段時間的混亂之後,國家迅速作出了反應。2003年4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成立國務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統一指揮、協調全國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
我國政府還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公共衛生投入,建立了一個從中央到縣級的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網絡,各級財政還投入100多億元用於醫療救治體係建設。同時,全國突發公共衛生應急體係逐步完善,初步建立了疫情報告製度。根據有關規定,瞞報、漏報、緩報公共衛生事件和傳染病疫情,都將受到嚴肅處理。一旦發現疫情,各地將立即啟動相應的預警機製。
此外,國家還製定了一係列的法律製度來為公共衛生體係保駕護航。2003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衛生部將“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列入《傳染病防治法》法定管理;5月,《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公布施行,標誌著我國已將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應急處理納入法製軌道,衛生部同時發布了《“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辦法》和《關於加強農村“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指導意見》;12月,衛生部發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等。這些法律法規為抗擊“非典”等傳染病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強化了全社會依法防治疾病的意識。
這些措施的積極作用很快得到了印證。自2003年4月政府采取一係列有力的措施以後,到2003年6月,在短短一個月內就基本控製住了疫情在境內和向境外蔓延,成功衝破全球性“隔離”。國際輿論也紛紛對中國政府采取的措施和行動做出積極評價。
2004年初以及4月,北京、安徽、廣州等地又有兩次非典疫情,由於已經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預防機製,加之此時的公眾已經具有成熟的心理承受能力,疫情很快得到了控製。
恩格斯說得好:“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的。”
“非典”是危害人類健康和安全的一場災難,人類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它不單純是一個公共衛生醫療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它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全局性的。在經曆了對“非典”由恐慌到平靜、由非理性反應到理性思考的過程後,它給人類帶來積極影響,人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進而推進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進步和發展。
第9節 漠視讓它輸掉了中國市場
有著百年輝煌曆史的愛立信與諾基亞、摩托羅拉並列稱雄於世界移動通訊業。它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曾經占到1/3,居頭把交椅,但自1998年開始,在其後的3年裏,愛立信在中國的市場銷售額一日千裏地從手機銷售頭把交椅跌落,不但退出了銷售三甲,而且還排在了新軍三星、菲利浦之後。2001年,愛立信在一場質量官司中的表現,更是無異於自殺。
2001年6月21日,來自全國各地的36名愛立信手機消費者集體向北京市朝陽區法院遞交訴狀,將愛立信告上法庭。
事件的起因是,愛立信T18、T28這兩款手機給這36位購買者帶來了無休止的麻煩。原告之一楊建初稱,他於2000年5月1日購買了愛立信T18手機,半年內共維修7次,更換主板4塊,18次往返於客戶服務中心,可還是出現自動關機的毛病。楊建初第一次向法院遞交的民事訴狀的訴訟請求是:要求愛立信對其產品質量問題做出公開的、真實的解釋,並向原告道歉;要求賠償原告因在手機修理、更換、退貨過程中發生的誤工費、車旅費等;要求愛立信按照原告購機款的10%賠償精神損失費;要求對愛立信進行懲罰性賠款;要求退還購機款;由愛立信承擔訴訟費用。他在與愛立信公司最初的交涉中提出4.5萬元的賠償,而愛立信沒有答應。他又提出另一個方案,要愛立信公司對中國公益事業進行資助,算是對他的賠償,雙方經過多次接觸,在賠償和讚助活動等方麵,仍舊沒有達成共識。楊建初的遭遇被媒體披露之後,引來上百名有類似情況的愛立信手機用戶的聲援與支持,致使這一事件由一個個案發展成一個公眾性的問題。
應該說,善良的中國消費者已經給了愛立信補救的機會,隻不過,愛立信沒有好好把握。手機存在質量問題,本來就是一種錯誤,但更大的錯誤是愛立信漠視這一錯誤。
麵對眾多消費者對企業的投訴,愛立信公司邀請北京幾家媒體召開了一個小型記者見麵會,會上,愛立信公司表示:“T18、T28擁有國家頒發的合格證,質量沒有問題。況且一部手機換了4個主板,都出同樣的問題,這種情況太罕見了。”愛立信公司負責與媒體聯係的一位先生還解釋說,T18、T28維修量劇增的原因是“愛立信手機的型號較少,出現故障就會非常集中,不像一些品種多的廠家可以分攤一下。” (僅這一點就犯了危機公關的大忌,自己的問題,為什麽要牽扯對手呢?要知道,公然把沒有牽扯的同行對手拉到對立麵上來,實在是害人又害己。)
此外,另一個情況也讓中國消費者對愛立信失去了信心。
據《上海青年報》報道,2000年底,新加坡一些手機用戶投訴三款愛立信手機——T28、T10和T18有自動關機和線路差等問題,愛立信公司代表因此向新加坡用戶道歉,向消費者協會保證要找出問題的原因,並呼籲使用以上產品的消費者一經發現問題,就將它送到其維修中心檢查,承諾愛立信將為這些用戶免費更換有故障的手機零件。
愛立信可以向新加坡的消費者道歉,為什麽就不能給中國的消費者一個真誠的說法?截然不同的態度不能不讓中國消費者感到憤慨。
隨著媒體的深度報道,引發了消費者以及知名人士對愛立信的大規模批評,有消息說,愛立信的768、788C以及當時大做廣告的SH888,居然沒有取得入網證就開始在中國市場大量銷售,輕易不表態的中國電信管理部門的聲明證實了此事。至此,愛立信手機存在問題這一事實得到了證實。但是,在整個事件中,愛立信一直采用掩耳盜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一方麵拒不承認手機的質量問題,另一方麵,試圖掩蓋業已明顯的事實真相,據說,愛立信曾試圖拿出幾萬元廣告費來封住媒體的嘴。既然愛立信選擇了拒不認錯,自然就不會去切實地解決問題。
也許愛立信的產品真的一直做得很好,這起事故隻是一個意外,但市場不會花費時間去探究事情的真相,你無視它,它就會無情地疏遠你。
拙劣的危機處理方式,讓愛立信輸掉了它從未想放棄的中國市場。
◎愛立信輸在哪裏
從愛立信公司的表現來看,還是熟諳危機公關流程的,它對新聞媒體的作用也極為重視,但還存在著問題。
·信息的來源渠道值得反思
據愛立信公司的說法,知道消費者投訴是看到媒體報道之後,投訴都反反複複好幾個來回了,公司決策部門竟然不知道,是推托之辭還是……?要知道,危機信息的全麵收集是危機公關的基礎,知道了問題的症結,企業才好及時給予彌補、挽救。
·公關傳播的內容值得推敲
在危機中,新聞媒體關注的是雙方爭執的過程、化解及內幕,是事件本身的新聞性。企業如果沒有積極有效的公關舉措,僅僅是懇求媒體客觀公正地報道的話,正好適應了媒體深入報道的胃口。
危機發生後,公眾都是在等待企業的表態——是否低姿態地承認錯誤、是否願意承擔責任、是否願意改進等,這些應該成為企業危機公關傳播的核心內容。實際上,危機公關正是通過這些積極的努力來贏得消費者的諒解與信任的,譬如,承認失誤,做出高姿態的讓步,也許企業不太樂意,但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要進行有效的危機公關傳播,花言巧語是沒有用的,公眾也不需要企業的什麽花樣表演,此時需要的是企業真誠的行動,行動是最關鍵的。
·對政府機構的忽視
政府相關機構,尤其是某些行業管理部門,對於企業的評價往往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因而,向政府機構開展公關,讓政府了解企業的難處,尋求其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愛立信公司盡管聲稱自己的產品符合國家標準,但依據在哪裏?從有關報道中可以看出,中國消費者協會對愛立信還是網開一麵的,但是愛立信公司似乎並沒有加以珍惜,對於已發生的投訴認識不足,缺乏積極主動的彌補措施從而導致了後來的局麵,即使此時中國消費者協會想為之說話也為時已晚了。
·對問題根源的回避
可以說危機的苗頭早已在企業內部有所反應——消費者的維修頻率與投訴次數呈增多趨勢。小問題往往會導致大問題的產生,這需要企業對一些看似沒有關聯的發生在消費者身上的小問題加以重新認識,思考為什麽消費者會對自己提出這樣的要求?愛立信手機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雷同投訴,不正說明自己的產品質量存在不足嗎?也許企業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己的精益求精,但隻要消費者看到企業的產品與服務有問題,就絕不會認為企業產品與服務百分之百的好,而是會覺得是百分之百的差。
第10節 來不及喘氣就已窒息
1995年2月27日,英國中央銀行突然宣布:巴林銀行不得繼續從事交易活動並將申請資產清理。這條消息讓全球震驚,因為這意味著具有233年曆史、在全球範圍內掌管270多億英鎊的英國巴林銀行宣告破產。
巴林銀行始創於1763年,由弗朗西斯·巴林爵士在倫敦創建,它是世界首家“商業銀行”,既為客戶提供資金和有關建議,自己也做買賣。當然它也得像其他商人一樣承擔買賣股票、土地或咖啡的風險,由於經營靈活變通、手段富於創新變化,巴林銀行從一個小小的家庭銀行,逐步發展成為一個業務全麵的銀行集團,最盛時,其規模可以與整個英國銀行體係匹敵。
20世紀初,巴林銀行又很榮幸地獲得了另一個重要而又特殊的客戶——英國皇室。由於巴林銀行的卓越貢獻,巴林家族先後獲得了五個世襲的爵位。這可算得上一個世界記錄,而這也為巴林銀行的顯赫地位奠定了基礎。
巴林銀行集團的業務專長是企業融資和投資管理。其業務網點遍布世界各地,截止1993年底,巴林銀行的全部資產總額為59億英鎊,1994年稅前利潤高達1.5億美元,其核心資本在全球1000家大銀行中排名第489位。在全球範圍內掌控270多億英鎊的資產。
然而就是擁有如此顯赫地位和巨額資產的老牌銀行,在1995年突然倒塌。罪魁禍首是一個年僅28歲的“期貨與期權結算方麵的專家”尼克·裏森。
◎“金字塔”的突然坍塌
尼克·裏森是何許人呢?裏森是1989年7月10日正式到巴林銀行工作的一名員工。在這之前,他是摩根·斯坦利銀行清算部的一名職員,進入巴林銀行後,他很快爭取到了到印尼分部工作的機會。由於他富有耐心和毅力,善於邏輯推理,很快地解決了以前沒有解決的許多問題,而且因為他的到來,印尼分部的工作較以前有了相當大的起色,因此,他被視為期貨與期權結算方麵的專家,倫敦總部對裏森在印尼的工作相當滿意,並認為可以在海外給他安排一個合適的職務。1992年,巴林總部派他到新加坡分行成立期貨與期權交易部門,並出任總經理。
無論做什麽交易,錯誤都在所難免。但關鍵是看你怎樣處理這些錯誤。在期貨交易中更是如此。有人會將“買進”手勢誤認為“賣出”手勢;有人會在錯誤的價位購進合同;有人可能不夠謹慎;有人可能在本該購買六月份的期貨時卻買進了三月份期貨,等等。一旦失誤,就會給銀行造成損失,在出現這些錯誤之後,銀行必須迅速妥善處理,如果錯誤無法挽回,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將該項錯誤轉入電腦中一個被稱為“錯誤帳戶”的帳戶中,然後向銀行總部報告。
裏森於1992年在新加坡任期貨交易員時,巴林銀行原本有一個帳號為“99905”的“錯誤帳號”,專門處理交易過程中因疏忽所造成的錯誤。1992年夏天,倫敦總部全麵負責清算工作的哥頓·鮑塞給裏森打了一個電話,要求裏森另外設立一個“錯誤帳戶”,記錄較小的錯誤,並自行在新加坡處理,以免麻煩倫敦方麵的工作,於是帳號為“88888”的“錯誤帳戶”便誕生了。幾個星期之後,倫敦總部又打來電話,通知新加坡分行,所有的錯誤記錄仍由“99905”帳戶直接向倫敦報告。但“88888”這個帳戶卻沒有被銷掉。正是這個帳戶,為裏森日後製造假帳提供了機會,如果當時取消這一帳戶,巴林的曆史可能會重寫了。
1992年7月17日,裏森手下一名加入巴林僅一個星期的交易員金·王犯了一個錯誤:當客戶(富士銀行)要求買進20口日經指數期貨合約時,此交易員誤操作為賣出20口,這個錯誤在裏森當天晚上進行清算工作時被發現。欲糾正此項錯誤,須買回40口合約,並報告倫敦總公司。按當日的收盤價計算,其損失為2萬英鎊。但在種種考慮下,裏森決定利用錯誤帳戶“88888”以掩蓋這個失誤。數天之後,日經指數上升,此空頭部位的損失便由2萬英鎊增為6萬英鎊了,裏森當時年薪還不到5萬英鎊,此時裏森更不敢將此失誤向上呈報。此後,類似的失誤都被記入“88888”帳戶,隨著失誤的增多,裏森更不想將這些失誤泄露,因為那樣他隻能離開巴林銀行。
為了彌補損失,裏森將自己賺的傭金轉入帳戶,但漏洞確實太大了。為了賺回足夠的錢來補償所有損失,裏森承擔的風險愈來愈大,他當時從事大量跨式部位交易,因為當時日經指數穩定,裏森想從此項交易中賺取期權權利金。不過,若運氣不好,日經指數變動劇烈,此交易將使巴林銀行隨時遭受極大的損失。裏森在一段時日內做得極為順手。到1993年7月,他已將“88888”號帳戶虧損的600萬英鎊轉為略有盈餘,當時他的年薪為5萬英鎊,年終獎金則將近10萬英鎊。
如果裏森就此打住,那麽,巴林的曆史也會被改寫。但是,此時的裏森又犯下了另外一個巨大的失誤。
1993年下旬,接連幾天,每天市場價格破紀錄地飛漲1000多點,用於清算記錄的電腦屏幕故障頻繁,無數筆的交易入帳工作都積壓起來。因為係統無法正常工作,交易記錄都靠人力,等到發現各種錯誤時,裏森在一天之內的損失便已高達將近170萬美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裏森決定繼續隱瞞這些失誤。到了1994年,裏森對損失的金額已經麻木了,“88888號帳戶”的損失,由2000萬、3000萬英鎊,到7月已達5000萬英鎊。到了此時,他已成為其風險操作的傀儡。他當時能想的,是哪一種方向的市場變動會使他反敗為勝,能補足88888號帳戶的虧損,便試著影響市場往那個方向變動。但市場走勢與他的操作完全相反,1995年2月23日,裏森帶來的損失達到8.6億英鎊,是巴林銀行全部資本及儲備金的1.2倍。
一個錯誤的帳號,一個不知名的毛頭小夥子,在巴林銀行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巴林銀行送進了墳墓。
◎是裏森錯了,還是巴林錯了?
巴林銀行集團破產的消息震動了國際金融市場,各地股市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英鎊匯率急劇下跌,對馬克的匯率跌至曆史最低水平。但由於巴林銀行事件終究是個孤立的事件,對國際金融市場的衝擊也隻是局部和短暫的,不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但是,就巴林銀行破產事件本身來說則是發人深省的。透視整個危機事件,我們得到如下啟示:
· 製度漏洞是最大的潛伏危機。從製度上看,巴林銀行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交易與清算角色的混淆。一般銀行都許可其交易員持有一定額度的風險部位,但為防止交易員在其所屬銀行暴露出過多的風險,這種許可額度通常定得相當有限。而且通過清算部門每天的結算工作,銀行對其交易員和風險部位的情況也可予以有效了解並及時掌控。但不幸的是,裏森卻一人身兼交易與清算二職。事實上,在裏森抵達新加坡前的一個星期,巴林內部曾有一個內部通訊,對此問題可能引起的大災難提出關切。但此關節卻被忽略,以至於裏森到職後,同時兼任交易與清算部門的工作。如果裏森當時隻負責清算部門,那麽他便沒有必要、也沒有機會為其他交易員的失誤行為瞞天過海,也就不會造成最後不可收拾的局麵。
在損失達到5000萬英鎊時,巴林銀行曾派人調查裏森的帳目。事實上,每天都有一張資產負債表,每天都有明顯的記錄,可看出裏森的問題,即使是月底,裏森為掩蓋問題所製造的假帳,也極易被發現——如果巴林真有嚴格的審查製度。當時,裏森假造花旗銀行有5000萬英鎊存款,但這5000萬已被挪用來補償“88888號帳戶”中的損失了。巴林銀行查了一個月的帳,卻沒有人去查花旗銀行的帳目,以致沒有人發現花旗銀行帳戶中並沒有5000萬英鎊的存款。
關於資產負債表,巴林銀行董事長彼得·巴林曾經在1994年3月有過一段評語,他認為資產負債表沒有什麽用,因為它的組成,在短期間內就可能發生重大的變化,因此,彼得·巴林說:“若以為揭露更多資產負債表的數據,就能增加對一個集團的了解,那真是幼稚無知。”對資產負債表不重視的巴林董事長付出的代價之高,也實在沒有人想象得到吧!
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便是巴林在1994年底發現資產負債表上顯示5000萬英鎊的差額後,仍然沒有警惕到其內部控管的鬆散及疏忽。在發現問題至其後巴林倒閉的兩個月時間裏,很多巴林的高級及資深人員曾對此問題有過詢問,更有巴林總部的審計部門正式加以調查。但是這些調查都被裏森以極輕易的方式蒙騙過去。裏森對這段時期的描述為:“對於沒有人來製止我的這件事,我覺得不可思議。倫敦的人應該知道我的數字都是假造的,這些人都應該知道我每天向倫敦總部要求的現金是不對的,但他們仍舊支付這些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95年1月11日,新加坡期貨交易所的審計與稅務部已經發函給巴林總部,提出他們對維持“88888號帳戶”所需資金問題的疑慮,但銀行總部並未給予重視。
· 恣意信任是危機發生另一個重要原因。從金融倫理角度而言,如果對所有參與“巴林事件”的金融從業人員評分,都應不及格。尤其是巴林的許多高層管理者,完全不去深究可能存在的問題,而一味相信裏森,並期待他為巴林套利賺錢。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巴林破產的兩個月前,即1994年12月,在紐約舉行的一個巴林金融成果會議上,250名在世界各地的巴林銀行工作者,還將裏森當成巴林的英雄,對其報以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裏森在事後說:“有一群人本來可以揭穿並阻止我的把戲,但他們沒有這麽做。我不知道他們的疏忽與犯罪級的疏忽之間界限何在,也不清楚他們是否對我負有什麽責任。但如果是在任何其他一家銀行,我是不會有機會開始這項犯罪的”。
第11節 黯然下台的財神爺
香港近年最大起大落的人物中,梁錦鬆肯定是其中一個。由大獲民心的香港高官問責製典範,到迎娶“國寶”的盛大婚禮;從為人父母的人生高峰,到被指責逃稅買車、民望煙消雲散,直到香港律政司在2003年底公布不檢控他的決定……梁錦鬆的名字才從街頭巷尾的議論聲中漸漸淡出。回頭看他這段戲劇性的人生危機,我們應該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在我們的人生當中,任何時候都要繃緊危機意識這根弦。而且越是得意時越要謹慎,有時候一個細小的錯誤就會斷送了一生。
從商業驕子到財政掌門人
1970年梁錦鬆以高考文科狀元的身份考上香港大學,主修經濟及統計學。憑借出眾的才華,梁錦鬆在大學期間還被選中參加由已故香港船王董浩雲先生(董建華先生的父親)創辦的“海上學府”,隨船到世界各地考察。畢業後梁錦鬆加入美國花旗銀行香港區分行,成為這家銀行聘用的第一批香港本地大學生。入行兩年後他被公司委派到菲律賓接受外匯買賣培訓,成為香港第一代精於外匯買賣的頂尖高手。由於他膽大心細,判斷準確,使他在外匯買賣上無往不利,成為罕見的“常勝將軍”。
1996年,花旗銀行邀請他前往紐約出任花旗銀行總行副主席,但條件是要他移民美國。不願離開香港的梁錦鬆斷然拒絕了。據估算,他當時的年薪加公司分紅已經超過了300萬美元(逾2300萬港幣)。
當時梁錦鬆在政界也平步青雲。2001年2月,梁錦鬆從非政府公務員一躍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司司長,其年薪隻有約245萬港幣,是他原來在銀行界年薪的10%!對此梁錦鬆有一套妙論:“一個人花的錢是有限的,我相信一句話,‘賺的錢不是你的,花的錢才是你的’。一個人花的錢不會很多,所以錢從來不是我的考慮因素。”梁錦鬆在就職前的訪問中也開列了作為管理人的三項主要職責,分別是製訂政策、招攬人才和創造良好的環境。就任香港財政司長那年,他還被《財富》雜誌評為“2001年度全球財經十大風雲人物”之一。
如果梁錦鬆真得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可以堪稱楷模的,可惜的是,人在得意的時候往往忽略危機的存在,梁錦鬆也不例外。
人生輝煌在危機中被顛覆
2003年7月15日,梁錦鬆與跳水皇後伏明霞在夏威夷注冊結婚,當時中國內地、香港報紙鋪天蓋地都是關於他倆戀情婚事的報道,所有人也都真心的祝福他們。8月中,梁錦鬆還在官邸為愛妻大搞生日派對,補辦喜宴。
本以為事件告一段落,事隔數天卻有香港傳媒稱司長夫人已懷2個月身孕,大有奉子成婚之嫌,而由此導致的“特權”嫌疑,成為梁下台的伏筆之一。
據說,不僅有“奉子成婚”嫌疑,作為梁錦鬆妻子的伏明霞似乎也有很多“特權”,她2002年7月才嫁給梁錦鬆,但此前她經常到港,對於她以何種身份到港,梁錦鬆一直以私人事務不作響應。
根據香港邊境事務管理規定,內地人隻有持培訓簽證(即學生簽證)、商務及就業簽證,才可留港超過三個月,但伏明霞在港既沒有就業,也沒有進修,也不是國內指定企業、機構的工作人員,所以幾乎沒有可能取得以上簽證。她最有可能是持探親簽證,但此簽證最長隻能留港三個月。但是,伏明霞在港期間多次被香港傳媒拍到逛街購物、吃飯,時間絕不止三個月。結婚之後伏明霞的肚子逐漸隆起,她在梁錦鬆陪同下到瑪麗醫院待產,也顯示出她與其他持“雙程證”孕婦的地位極其不同,因為內地、香港都嚴禁內地孕婦到港產子。有傳媒多次向入境處查詢,伏明霞持什麽簽證可令她留港產子,但入境處均以保護個人私隱為由,拒絕透露。
據一般慣例,若雙程證逾期,持證人必須返回內地申請延期,否則便作逾期居留論,要被遣返內地。伏明霞剖腹產女後,不僅沒被實時送走,還可住在私家病房,之後回官邸休養。
除此之外,伏明霞還於婚後一個月,即2002年8月,在報名截止後申請入讀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係,因而獲學生簽證到港,但不久事件曝光,香港民眾指責她以讀書為借口留港,也有濫用特權之嫌。在輿論壓力下,伏明霞終於取消了入學申請。
2003年2月27日,伏明霞在香港瑪麗醫院接受了剖腹產,並且順利產下一千金,年過半百才初為人父的梁錦鬆當天一臉喜悅向香港眾多媒體宣布了這一喜訊。他當時興奮地說:“我的太太已經順利生下一女孩,現在母女都平安,我非常的高興,大家(記者)都很忙,有的朋友已經追隨這個事情許多天了,我想現在大家都可以休息了!”
誰知,梁錦鬆還未從老來得女的喜悅中緩過神來,就因一時的疏忽,被捉住痛腳。2003年3月,梁錦鬆在宣布任內第二份預算案翌日,曾以一句“有多久風流,有多久折墮”形容香港,誰料幾日後傳媒揭發他在大幅提高首次汽車登記稅前,買入一輛淩誌房車,有避稅之嫌。隨後,梁錦鬆麵對連串的立法會質詢和不信任動議、民望暴跌、慘遭廉署調查。
事件的導火線緣自香港一份報章於2003年3月9日的報道,報道指責梁錦鬆在2003年1月購入價值70多萬港元的豪華淩誌房車,避過加稅,節省最少5萬港元。事件遭揭發後,梁錦鬆即日響應,辯稱買車是為了方便接載即將出生的嬰兒和家人,也因為忙著準備迎接嬰兒出生及預算案,忽略避嫌,並非存心避稅。為表誠意,梁錦鬆實時宣布把稅製調整前後車價差額的兩倍,即10萬港元捐給慈善機構,後來被人指正稅款為19萬港元而非5萬港元,梁錦鬆又為了“以最高要求標準表明心跡”,決定把捐款金額增至38萬港元。
在解釋這場風波時,梁錦鬆甚至打出“溫情牌”:“太太從鎂光燈前退下……身懷六甲,從天亮直到天黑等著我回家。準備BB出生的事,買嬰兒床、尿布、奶瓶等等,都是她一手包辦,我沒有時間為她張羅。她需要一部房車,方便BB出入,做丈夫的能力所及,自然會順從她的意思。”
不過,梁錦鬆的誠意卻未能平息這場風波。最令梁錦鬆失去誠信的,是有香港傳媒揭發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在行政會議上為預算案投票時,曾申報自己已訂購一輛汽車,以免蒙受避稅之嫌。然而,直接處理預算案的梁錦鬆,在向行政會議成員演示文稿時,卻沒有實時申報買車。在事件被揭發翌日,梁錦鬆提出辭呈。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特首董建華起初一直支持梁錦鬆,還公開致梁錦鬆一封機密信件。雖然董建華曾強烈批評梁錦鬆嚴重疏忽極不恰當,但卻指出梁錦鬆自動請辭表現了“高尚情操”,他將考慮一周後予以挽留。雖然立法會後來沒有成立專責調查小組調查事件,沒有通過對梁錦鬆的不信任動議。然而,立法委員接踵而來的窮追猛打,令梁錦鬆無可奈何,終於在2003年7月中請辭,黯然結束其短暫的政治生涯。
一失足成千古恨
錯誤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與錯誤共生是人類不得不接受的命運。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不可能不犯錯,但有些不該犯的錯誤你如果犯了,那就大錯特錯了。
在梁錦鬆的個人危機中,他犯的不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但是在政治鬥爭中,這點錯誤卻非常關鍵,而且是不應該犯的。對於梁錦鬆來說,省的這點錢根本就不算什麽,但是,為了這一點錢就違反了稅務製度,對於一個政府高官來說,可謂是大忌;梁錦鬆犯錯之後,一度隱瞞楊永強申報汽車的事實,使其再度失去誠信。綜合梁錦鬆下台的原委,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要盡量避免犯那些關鍵性的錯誤。
為了避免犯關鍵性的錯誤,在犯錯誤之前,我們首先要充分認識犯錯誤可能帶來的後果。因為大的錯誤往往是從小錯中“進化”而來的。
第12節 從總統到囚犯的戲劇人生
幾十年來,薩達姆像一個標杆人物立在那裏,讓人覺得不可撼動。然而,薩達姆最終還是沒有逃過被捕的命運,結束了其令人津津樂道的神秘傳奇。一個國家的總統成為階下囚不能不說是人生危機中的極至。在這場危機中,肯定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這裏我們暫且不做討論,從人生危機的角度來看,從他的身上,我們體會到,無論看起來多麽強大的人,如果不懂得應對生活中的危機,同樣會麵臨倒下的結局。
◎自己導演階下囚的悲劇
2003年12月14日晚,世界各地的電視上播出了薩達姆被美軍捕獲的新聞,電視畫麵中呈現的他的藏身之處,好似以前我國北方地區冬季貯存蔬菜的地窖,麵積狹小,裝修寒磣。真想不到幾個月前養尊處優、擁有無數豪華宮殿的顯赫人物,現在竟會走投無路象老鼠一般躲在這樣一個破爛的地方。更想不到這個幾個月前八麵威風、前呼後擁,在人群麵前經常喜歡伸出手臂,做出居高臨下揮手指方向狀的“偉大領袖”,今天會是這樣蓬頭垢麵、雙目無神,從他沮喪和憔悴的臉上,再看不見以往睥睨一切的救世主般的神聖。
據說,薩達姆被捕時身邊隻有兩個隨從,這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他不是擁有100%的民眾支持麽?不是有上百萬堅定的黨員麽?不是有幾十萬牢牢控製的武裝麽?不是有數萬誓死孝忠的敢死隊麽?甚至不是說還有上萬的號稱薩達姆幼獅的少年兵麽?被捕時的他怎麽竟然會是這樣徹底的一個孤家寡人?
拋開政治因素不談,回首薩達姆的人生曆程,在某種程度上,他是被自己一手營造的謊言世界毀掉的。
薩達姆自20世紀70年代末執政開始,就背離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世界潮流,選擇了專製獨裁的統治方式,大搞思想一統、輿論一律,反對他的人和不一定反對他、甚至對他忠心耿耿的複興黨內的同誌和部下,隻要敢於發出任何一點反對的聲音,或者僅僅是一點不同於他的獨立的聲音,都會被送進監獄、甚至送進遍布全國各地的亂葬坑中。據悉,現在已經發現了這樣的亂葬坑200多處,挖掘出的屍骨已經有幾萬具,據國際上獨立機構的調查,僅巴格達一地,被殺害的人就有6萬多,全國被殺害的人數目前還很難調查準確,但據估計至少在30萬人以上,還有人估計在50萬、甚至100萬人以上。薩達姆用這樣殘酷血腥的鎮壓的手段,在實現了“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思想”的同時,終於也將伊拉克完全造就成了一個謊言的世界。
伊拉克是個人們普遍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從表麵看,薩達姆也是做禮拜的,信仰著大家共同信仰的宗教,但在實際上,他卻公然蔑視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教義,將自己的雕塑和畫像布滿了這個伊斯蘭國家的每一寸土地。在伊拉克,他既是至高無上的權力的中心,又是不容質疑的真理的化身。所有的傳播媒體都成了他的喉舌,所有的人都隻能以他的好惡為好惡、以他的標準來判是非,人們隻能看薩達姆想讓他們看的、聽薩達姆想讓他們聽的。他就是伊拉克,他就是人民,2000多萬人隻能圍繞他一個人的大腦運轉。在他身邊能夠存活下來,得到他重用的官員,都是善於揣摩他心思的人,因此他聽到的必定是他喜歡聽到的話,他了解到的情況必定是他想要聽的狀態。薩達姆的任何一個不論邏輯如何混亂、內容如何淺薄的想法,甚至純粹是胡言亂語,都會立刻被宣傳機器吹噓論證成不得了的重要思想、偉大理論,讓全體人民去學習、學習、再學習,領會、領會、再領會。這個原本是學識淺薄的熱衷於權術的嗜血暴君,竟被吹噓成了古今少有的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吹噓成了複興阿拉伯民族的希望和民族英雄,甚至還被吹噓成了什麽文學家和詩人。謊言如果說多了就連製造謊言的人也會把它當作事實,在舉國上下的一片謊言中,薩達姆竟飄飄然真以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神,成了伊拉克人民須臾不能離開的“大救星”。
可以想象,在這樣的情況下,薩達姆即使原本還有一點聰明睿智,也不可能將這種聰明保持下去。而他所處的這種由恐懼造成的謊言世界,又決定了他做出來的錯誤決策不會得到絲毫糾正,甚至連一點點謹慎的提醒都不會有,哪怕這個決策的錯誤程度嚴重到任何一個心智略為健全的人一眼就可看出,這是一個足以令整個民族、國家,乃至整個執政黨包括獨裁者自己毀滅的瘋狂舉動。
在薩達姆挑起曆時八年的兩伊戰爭、發動對科威特的入侵、抗拒國際製裁大耍老鼠戲貓的危險遊戲,以及2003年3月19日美英已經劍拔弩張向他發出最後通諜的重要時刻,他無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著錯誤而瘋狂的決策,但在伊拉克從未有過任何人的規勸和提醒,外界所能看到的總是上上下下神情激奮地表現出(準確地說是表演出)的對美英的聲討和對薩達姆的全力支持。甚至在美英軍隊已經快要打進巴格達,局勢已經再清楚不過的時候,從他的喉舌——伊拉克官方電視上傳出的仍然是其新聞部長薩哈夫發布的令他振奮的捷報,他的將軍們雖然私底下大多都在各尋出路、甚至暗中已經投降了美英軍隊,但在電視上仍然在發誓定要忠於領袖、決死戰場。
正因為薩達姆看到的都是假象,聽到的都是謊言,所以決定了他一誤再誤,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最後大家已經沒有必要再陪他演戲,紛紛離他而去各奔前程,真正是天下共棄之的時候,他才如夢初醒,對自己的妻子哀歎:現在連自己的衣服都已經背叛了!
薩達姆人生危機的自我告白
如果在伊拉克戰爭之前,有人說薩達姆可能成為階下囚,肯定立刻有人說他是瘋子。可是瘋子的胡言亂語已經實現了,薩達姆總統的寶座在美國大炮和炸彈的轟轟聲中坍塌了,留下來的隻是加在人們身上沉重的災難和別人對他的漫天評論。
薩達姆的命運轉折在個人危機之中無疑是最具有戲劇性的,這場危機不僅改變了他自身的命運,也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有人說“命運是一隻落在雞群中的鷹”,然而,命運又何嚐不是一隻落在鷹群中的雞呢!危機在任何人身上,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發生,總統也不例外。
回首這場驚天動地的人生大地震,我們都知道導致它產生的因素很多,如政治、外交、國家利益等等,但不可否認的是,薩達姆自己在其中也犯了很大的錯誤。如果我們從個人危機的角度來分析這些錯誤的話,其啟示也是很深刻的。
沒有真正的認清自己
在伊拉克戰爭開打之前,薩達姆一直都在鼓吹自己的軍事力量,大肆宣揚美國一旦進攻的話隻是自討苦吃。但是在戰爭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的力量很薄弱,甚至是不堪一擊。要是他能早點認識到自己與美國軍事力量的懸殊如此之大,恐怕伊拉克戰爭也不會以麵對麵的方式進行了。
我國有句俗話說的好:莫以雞蛋碰石頭。在個人的危機中,有些危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們有時頭腦一熱,總以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就向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挑戰,結果吃了大虧。就拿我們的職業發展來打個比方,有些人總認為自己的能力比他的上司強,自己是公司的人才,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常常恃才自傲,不服上司的教導,結果被炒了魷魚。其實,這場職業危機的根本症結就在於自己過高地抬高了自己,把自己放在公司的行為準則之上,雖然你有才,但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製度,它不會因為一個人而改變、破壞整個公司的行為準則。如果我們都能認識到這點的話,就應該在遵循公司的行為準則之下,施展自己的才華。
不懂得利用人民的力量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薩達姆當政時,從來沒有真正地聽過人們的意見,也從來不采納手下人的建議,隻按照自己的思想邏輯去辦事、去製定國家的方針政策。如果他允許下屬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少聽一些頌歌,多用一些賢能的人才,聽到一些逆耳之言,使他真實地了解周圍的一切,他就不至於犯那樣愚蠢瘋狂、不可挽回的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