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節 紐約“停電”與北京“暴雨”

◎紐約走出危機

美國東部時間2003年8月14日夜裏,燈紅酒綠的紐約一片漆黑。原因是這天下午4時10分,北美發生了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停電:從美國的紐約、克利夫蘭、底特律,到加拿大的多倫多、渥太華,各大城市癱瘓了近30個小時,影響到美國的紐約、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馬薩諸塞、新澤西、佛蒙特7個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世界上電氣化程度最高地區的5000萬人,過了30個小時沒有電的生活。

斷電時,正是紐約市民下班的時候。突然,辦公室樓裏的燈熄了、空調停了、電梯停了,街上的交通燈滅了,正在運行的地鐵列車也停駛了。從紐約到多倫多的12個機場,沒有一架飛機起飛。每日幾十萬名地鐵乘客,都變成了難民。在很多高層居民樓裏,因為沒有電使水泵正常運轉,所以很多高層住戶一整天都沒有水供應,他們被迫用桶從消防龍頭中裝水然後走樓梯把水運進家裏。由於紐約市是“9·11”事件重災區,斷電陡然繃緊了人們的神經,數百萬人一齊蜂擁到大街上。“人人都跑了出去,”一位名叫瑪麗·霍蘭的護士說,“我突然就想到了‘9·11’。”

在紐約市大街小巷,各種說法不脛而走。危機的陰雲頓時籠罩整個城市。紐約金融區不少人競相朝著東河和布魯克林大橋跑去。在停電後的短時間內,紐約市各摩天大樓就人去樓空,店鋪紛紛關門,連聯合國總部也不例外。

在停電期間,通用汽車、克萊斯勒、福特、本田等汽車公司的35個工廠停產;僅15日一天,美加兩地的400個航班取消,12個國際機場部分或全部關閉;100個電廠和25個核電廠關閉。

此次斷電使大約5000萬人受到影響,這一天也成為紐約曆史上最繁忙的兩天之一,但是,美國政府在這場危機麵前顯得沉著和從容。尤其是紐約,憑借高效的應急係統和出色的危機管理能力,迅速走出了停電帶來的恐慌。

◎北京陷入澤國

2004年7月10日下午16時北京經曆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但北京政府的表現卻差強人意。

“刮風不行,小雪不行,下雨也不行,北京,你實在是太脆弱了。”這是經曆了這場暴雨後,一位北京網民的留言。

從一片澤國中艱難逃回家的北京人,用他們特有的幽默在網上分享各自的遭遇。有人說“我當了回艦長”,有人說“我是遊回家的”,還有人說“蓮花橋底下真的可以種蓮花了。”

雖然北京城區防汛指揮辦、市政公用、電力、交通等部門參與防汛的總人數達到了近6000人,但事實依然是:道路中斷、車輛拋錨、地鐵進水、警方在混亂中束手無策……

◎紐約為什麽能化險為夷

美國的獨立專家、聯邦官員和停電地區的領導人指出,如果不是州級、市級有關人員在“9·11”事件以來的近兩年時間裏製定全麵細致的應急計劃,2003年停電事故造成的損失將會更大。美國總統布什也認為,紐約這次處理危機的能力比在“9·11”期間的表現好得多。

再看北京這場暴雨。當初身處雨中的公眾,都覺得自己遭遇了生平未遇的大雨。但隨著數據的公布,人們終於從相關報道裏了解到,這僅僅是一場“五年一遇”的暴雨。按氣象專家的解釋,這場雨之所以成災,是因為單位時間降雨量大,瞬時雨量超過道路排水係統設計能力,導致道路排水不暢,造成城區大麵積積水。

從程度上看,紐約的斷電事件比北京的暴雨事件嚴重,但紐約政府的反應卻顯得沉穩,關鍵在於有成熟的危機預警機製和快速反應能力。

·及時公布信息,而且信息透明。停電初始,大多數人想到的是恐怖襲擊,但紐約市長布隆伯格在停電後半個多小時就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向市民宣布這是一場事故。此後,市長多次通過電台廣播將最新的信息及時傳達給黑暗中的紐約市民,這對穩定民心、協調全市救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斷電發生時,美國總統布什正在加州聖地亞哥的一處海軍陸戰隊中同航空兵們共進午餐,然後他要趕往另一個籌款晚宴。突然,白宮辦公廳主任哈金悄悄走到布什麵前,俯下身對他耳語了一陣。幾乎同時,電視開始播出突發新聞。哈金迅速與白宮、國土安全部聯係。

國土安全部一方麵立即采取了一些應急措施,預防最壞的局麵。北美防空司令部下令在佛羅裏達的空軍基地起飛兩架F-16戰鬥機,加強在東海岸的巡邏。同時,迅速展開事故調查。

45分鍾後,聯邦調查人員斷定這不是恐怖分子幹的,初步斷定這是一起意外事故。布什通過各大廣播網對全國講話,紐約市民才開始放下心來。

·由於平時的危機意識教育,一些市民已經具備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由於停電導致交通信號燈熄滅,開始紐約路麵上一些車輛無視警察的指揮紛紛搶道,造成交通混亂。很快許多市民自發在路口擔任臨時指揮,交通秩序逐步恢複,大多數開車者互相禮讓,也不拒絕要求搭車的人。美國紅十字會的義務工作人員也迅速來到紐約街頭,免費向行人發送礦泉水等。社會秩序保持正常。在停電後約30個小時裏,紐約發生近70起火災,但全都被及時撲滅。除停電當晚發生了一些零星的入室盜竊事件,據統計,在這次停電事故期間,全紐約隻有850人因各種罪行被拘留,比平時平均每天950人被拘留的數字還低些。

·危機得以迅速化解,與紐約警方、消防人員和緊急情況處理人員為應對突發事件作了全麵準備不無關係。紐約市自1941年開始設立專門處理緊急事務的機構,其間經曆了1967年和1977年的兩次大停電以及2001年的“9·11”事件,已經擁有較完備的應急機製。尤其在“9·11”後,紐約警方曾就如何疏散困在地鐵通道和高樓大廈裏的人進行了幾個月的訓練。此次停電發生後,紐約市警察局幾分鍾內就啟動應急係統,增派警力上街巡邏。紐約市所有警察事先都知道要到哪裏報到。

斷電後的紐約一片混亂,警察局長雷伊·凱利的第一反應是紐約市遭遇恐怖襲擊。他立即下令啟動“巨人行動”計劃。該計劃專為應付災難製定,市警局可據此將權力下放,各區警員臨時成立警察局履行使命。全副武裝的警察對所有敏感地點及交通樞紐全麵戒備。

形勢漸趨明朗後,凱利意識到停電並非因恐怖襲擊,但他還是下令警員重點關照證券交易所、橋梁、大廈等敏感地點。另外,凱利急令紐約所有白班警員推遲下班,夜班警員提前到崗,休假警員全部返回警局待命。全市9000名警員中的2000人被分派到重要路口指揮交通。除了1000名警校學生臨時上崗,另外還有3000名學警待命。紐約市消防員迅速救出被困在電梯、地鐵裏的人們,國民警衛隊向缺水的地區緊急運送飲用水。

此外,民眾的從容應對也是紐約快速緩解危機的又一保障。在紐約市,雖然看到上百萬的人擠在街上,但都比較平和,連一聲汽車喇叭都很難聽得見,沒有人叫喊,他們互相幫助。沒有交通燈,駕車的人等著行人先過街。好像每個人都意識到,他們是這個城市的一部分,他們不能破壞它。很多人認為市民如此良好的表現應該歸功於“9·11”事件後紐約居民培養起來的社區意識。

為提高市民應對災害的能力,紐約市緊急事務辦公室專門在其網站上公布了該市平常可能遭到的颶風、雷暴、恐怖襲擊等各種災害該采取的應對措施,包括從住宅、地鐵、高樓等地撤離時應注意的各種事項等等。停電事故發生後,政府、公眾和企業在救災過程中密切配合、各盡其責,有條不紊地將整個城市帶出了危機。

◎北京缺少什麽?

北京缺的是完善的危機管理機製和迅速的危機處理能力。北京對暴雨事件的應對力不從心,一方麵暴露出市政建設的不足,另外從整體上來看,反映出城市的預警機製不足,政府的反應機製不足,這事實上牽涉到一個城市的危機處理,還有危機管理的問題。

現在,危機對一個大城市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事實上就伴隨著高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現代城市基本上通過電訊、交通來應對,電訊和交通像城市的血管和神經係統一樣,如果這兩個部件不完善,大腦又沒有預警措施的話,問題是很嚴重的。從危機管理的層麵上來說,北京在暴雨事件中做的是危機處理,而不是危機管理。

顧名思義,危機處理就是臨時應急的措施,即突如其來的一個事件爆發以後,我們怎麽處理,怎麽應對。危機管理事實上包含了危機預警、危機預防、危機爆發後的應對、應變等一套比較完善的機製。危機處理隻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我們的政府無論是危機管理還是危機處理機製,相當程度上還是停留在計劃經濟年代。從目前危機處理的情況來看,在危機處理各個階段,是各個部門分頭管的,就像九龍治水那樣,公安、消防、市政、民政,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職責範圍,地方上比較完善,到了中央這個層麵就沒有一個綱舉目張的宏觀協調。所以有一些學者說,我們的政府目前危機處理就像一個食草的恐龍,身體特別大,頭特別小。事實上應該反過來的,從一些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宏觀機製比較大,主腦體製能夠非常迅速地進行調控,然後到下麵的細節部分,地方部分應該是各歸其主,受宏觀機製的指揮。

在建立預警機製這一點上,中國的另一個大城市上海是超過北京的。從2002年12月3號開始,上海市政府就頒布了一個叫“上海市災害性天氣預警信號發布施行規定”,從這個規定頒布以後,中國內地第一次開始按照國際慣例來製定並發布氣象預報。根據這個規定,災難性的天氣被分成五類:暴雨、台風、高溫、低溫以及大霧天氣,根據這五類不同的天氣分別用紅色、黃色和黑色三種不同的顏色進行預警。在上海的外灘,有一個信號塔懸掛著風球用來預報天氣情況。

由於政府的努力,中國的危機預警體係正在建立和健全,但不可否認,麵對隨時而來的、不可預知的危機,中國的政府危機管理還任重而道遠。

第14節 強生的“泰萊諾爾”

◎強生的五板救命大斧

1982年9月29日和30日,在芝加哥地區發生了有人因服用美國強生公司生產的含氰化物“泰萊諾爾”藥片而中毒死亡的事故。起先,僅3人因服用該藥片而中毒死亡。可隨著各種消息的擴散,據稱美國全國各地有250人因服用該藥而得病和死亡,其影響迅速擴散到全美各地,調查顯示有94%的消費者知道泰諾中毒事件。這對強生公司來說,危機真正來臨了。

危機事件發生後,由首席執行官吉姆·伯克為首的七人危機管理委員會,果斷地砍出了“五板斧”,這五板斧環環相扣,招招命中要害。

第一板斧:抽調大批人馬立即對所有藥片進行檢驗。經過公司各部門的聯合調查,在全部800萬片劑的檢驗中,發現所有受汙染的藥片隻源於一批藥,總計不超過75片,並且全部在芝加哥地區,不會對全美其他地區有絲毫影響,而最終的死亡人數也確定為7人,並非象消息所傳的250人。

第二板斧:雖然受汙染的藥品隻有極少數,但強生公司仍然按照公司最高危機原則,即“在遇到危機時,公司應首先考慮公眾和消費者利益”。強生公司在全國範圍內立即收回全部價值近1億美元的 “泰諾”止痛膠囊。並投入50萬美元利用各種渠道和媒體通知醫院、診所、藥店、醫生停止銷售此藥。

第三板斧:以真誠和開放的態度與新聞媒介溝通,迅速傳播各種真實消息,無論是對企業有利的消息,還是不利的消息,他們都毫不隱瞞。

第四板斧:積極配合美國醫藥管理局的調查,在五天時間內對全國收回的膠囊進行抽檢,並立即向公眾公布檢查結果。

第五板斧:為“泰諾”止痛藥設計防汙染的新式包裝,以美國政府發布新的藥品包裝規定為契機,重返市場。1982年11月11日,強生公司舉行大規模的新聞發布會。會議由公司董事長伯克先生親自主持。在此次會議上,他首先感謝新聞界公正地對待“泰諾”事件,然後介紹該公司率先實施“藥品安全包裝新規定”,推出“泰諾”止痛膠囊防汙染新包裝,並現場播放了新包裝藥品生產過程錄像。美國各電視網、地方電視台、電台和報刊就“泰諾”膠囊重返市場的消息進行了廣泛報道,公眾也給予了積極的回應。

事後查明,在中毒事件中回收的800萬粒膠囊,隻有75粒受氰化物的汙染,而且是人為破壞。公司雖然為回收付出了一億美元的代價,但其毅然回收的決策表明了強生公司在堅守自己的信條:“公眾和顧客的利益第一”。這一決策受到輿論的廣泛讚揚,其中《華爾街周刊》曾評論說:“強生公司為了不使任何人再遇危險,寧可自己承擔巨大的損失。”

正是由於強生公司在“泰諾”事件發生後采取了一係列有條不紊的危機公關,從而贏得了公眾和輿論的支持與理解。在一年的時間內,“泰諾”止痛藥又重振山河,占據了市場的領先地位,再次贏得了公眾的信任,樹立了強生公司為社會和公眾負責的企業形象。

由於其出色的危機管理,強生公司獲得了美國公關協會授予的最高獎——銀砧獎。

在美國企業發展史上,還沒有一家企業在危機處理問題上像美國強生製藥公司那樣獲得社會公眾和輿論的廣泛同情,該公司由於妥善處理“泰萊諾爾”中毒事件以及成功的善後工作而受到人們的稱讚。對藥品的全部回收是一個深謀遠慮的營銷決策。當今盛行的市場營銷做法,是把利潤與消費者的利益聯係在一起,而不是過去的把利潤僅看成是銷售的結果。不幸的是,大多數公司仍將銷售和獲取利潤的活動作為營銷戰略,雀巢的“奶粉”危機事件的失敗可以說是最經典的例證。

◎雀巢的十年之痛

雀巢公司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跨國食品公司,具有120多年的發展曆史。它所生產的食品,尤其是速溶咖啡,時下人見人愛,風靡全球,是其拳頭產品之一。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飲譽世界的雀巢帝國,在20世紀70年代卻險些信譽掃地,“一命嗚呼”。

危機事件起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世界上出現了一種輿論,說雀巢食品的競銷,導致了發展中國家母乳哺育率下降,從而導致了嬰兒死亡率的上升。由於當時雀巢的決策者拒絕考慮輿論的批評,依舊我行我素,加上競爭對手的煽風點火,1977年,一場著名的“抵製雀巢產品”運動在美國爆發了。美國嬰兒奶製品行動聯合會的會員到處勸說美國公民不要購買“雀巢”產品,並批評這家瑞士公司在發展中國家有不道德的商業行為,對此雀巢公司隻是一味地為自己辯護,結果遭到了新聞媒介更為猛烈的抨擊。整個危機持續了10年之久,正如美國新聞記者米爾頓·莫斯科維茲所言,“抵製雀巢產品”運動是“有史以來人們向大型跨國公司發起的一場最為激烈和最動感情的戰鬥”。直到1984年1月,由於雀巢公司承認並實施世界衛生組織有關經銷母乳替代品的國際法規,國際抵製雀巢產品運動委員會才宣布結束抵製運動。

如今,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其實這場產品抵製運動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問題出在雀巢公司未能盡早地注意到社會公眾的合法要求,與社會上那些有影響的決策人物的傳播溝通工作也做得不好。更為不幸的是,它不能正確地對待社會活動家的批評建議,雀巢公司甚至對一些教會領袖所提出的嚴肅的道德問題也采取了冷漠的態度,一味強調所謂的科學性和合法性,結果非但沒令人感到公司關心社會公眾提出的問題,相反還給人留下了公司不肯讓步的壞印象。顯然,這樣的傳播溝通是失敗的。

當嬰兒奶製品問題在1970年第一次被提出來時,雀巢公司試圖把它作為營養健康問題予以處理,公司提供不少科學和有關的數據分析,但問題並沒得到根本解決,這種處理方法給公眾的感覺就是到雀巢公司忽視了他們合法和嚴肅的要求,從而使得他們對雀巢公司敵意倍增。

當瑞士的一個不大的社會活動組織指責雀巢產品“殺嬰”時,雀巢公司以“誹謗罪”起訴該組織且打贏了官司。但那份長長的公開判決書使得這場法律上的勝利變成了公司的一起危機事件,因為它直接導致了公眾對其產品的抵製運動。當時,一些政治活動家號召大家抵製雀巢產品時,教會領袖和一些社會團體加入了進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把雀巢公司的問題看成是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並認為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隻關心賺錢,而不管人們的死活。如同現代許多社會政治運動一樣,抵製雀巢產品運動在美國開展得尤為轟轟烈烈。雖然雀巢公司在美國既不生產也不銷售嬰兒奶製品,利益上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但其美國分公司卻因抵製運動而蒙受巨大損失。

雀巢公司作為第三世界嬰兒奶製品的最大供應商,成了當時社會活動家批判商業社會的靶子,成了“以剝削來賺利潤”的反麵企業典型。

那些抵製運動的團體希望雀巢公司能在飽嚐抵製運動給其帶來的直接和間接後果後,最終了解企業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他們希望雀巢公司能改變其漠視社會的態度。隨著對話的不斷進行,情形確實發生了變化,相互的理解溝通對各跨國公司的行為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從上麵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與強生公司相比,雀巢公司在“毒奶粉”危機事件管理上失敗的根源就在於雀巢公司以大企業、老品牌自居,拒絕接受公眾的意見。另外,由於雀巢公司的推銷活動,對公眾是保密的。這使得雀巢公司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交流不通。所有這一切,都犯了危機管理的大忌,也就難怪誤解、謠傳遍起。

第15節 南京冠生園的“陳餡”

◎南京冠生園毀於一旦

2001年9月,南京冠生園被揭露使用陳餡做月餅,受到當地媒體與公眾的批評。麵對即將掀起的產品危機,南京冠生園這家一向有著良好品牌形象的老字號企業,做出了讓人不可思議的反應:不是主動與媒體和公眾進行善意溝通、坦承錯誤、贏得主動,把危機製止在萌芽階段,反而振振有詞地宣稱“使用陳餡做月餅是行業普遍的做法”。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詞,激起公眾一片喧嘩。一時間,譴責、批評、起訴、退貨、索賠接踵而來,有著八十八年曆史的南京冠生園宛如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扁舟,不久就葬身商海。

許多人至今仍覺得難以理解:為什麽一家有著八十多年曆史、良好品牌形象的老企業,竟然毫無抵抗力地被一場小危機輕易擊倒了呢?

表麵看,擊倒南京冠生園的直接原因是產品質量問題。但是細究事件的深層原因不難發現,真正把南京冠生園致於死地的不是陳年老餡,而是冠生園脆弱的危機管理意識。

對於企業來講,危機管理意識就像攔洪大壩一樣,可以在對企業不利消息如洶湧澎湃的洪水席卷而來之時,有效地進行疏導分流,將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南京冠生園缺乏的恰恰是這種危機公關處理能力,百年基業也因此一夜間毀於一旦。

南京冠生園的企業領導者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也讓我們看到他們對危機管理無知到了可悲的地步。

事情發生後,南京冠生園總經理始終強調兩點:一,使用陳陷這種做法在行業內“非常普遍”。這種說法非但與己無利,還引發了行業危機,可謂害人害己。二,在衛生管理法規上,對月餅有保質期的要求,但對餡料並沒有時間要求。言下之意,用陳陷並不違規,而是消費者和媒體小題大作了。還說中央電視台的報道是“刻意扭曲”、“誤導消費者”,卻始終沒有向消費者作任何道歉。

企業的百般抵賴不僅令消費者更加寒心,也進一步將自身信譽喪失殆盡。2002年3月6日,南京冠生園食品公司以經營不善、長期虧本等理由申請宣告破產。2004年1月30日被拍賣,812萬元成了它在人們心目中最後一次評價。

同樣是遭遇安全風暴,有成熟危機管理的企業則是另一種結果。

◎“紅牛”在中國的轉危為安

“紅牛”是30多年前在泰國推出的一種功能性飲料品牌,是我國乃至世界功能飲料中的領導品牌,擁有美國65%的功能飲料市場占有率,在我國南方的同類產品中,市場份額也高達90%。紅牛飲料之所以具有獨特的功能效用,主要是其中含有維生素、氨基酸、咖啡因等成分。不過,也正是因為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給紅牛招來了一些麻煩,2001年的一場風波更是將紅牛乃至功能飲料行業拖入了一場危機之中。

紅牛危機來源於瑞典的一份官方報告,人們懷疑3名瑞典青年因喝了紅牛飲料而導致死亡。據調查,這3名瑞典人中有2人是在喝過摻有酒的紅牛飲料後死亡的,而另一個人是在繁重工作後,連喝了數罐紅牛飲料之後因腎衰竭而死亡的。

瑞典的這則報告引起了一些國家衛生部門的重視,許多國家開始對紅牛飲料采取限製措施。一些醫生開始評估紅牛飲料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有營養學家發出警告,紅牛飲料與酒混合飲用會引起脫水,損害肝髒和腎,而且喝這種混合飲料會讓人處於持續亢奮狀態,會導致更多的危險。

2001年7月20日,我國許多媒體報道了這一事件,從而引發了“紅牛”在我國的一場產品安全危機。

紅牛中國公司對危機事件極為關注,在一開始就作出了比較積極的反應,其產品推廣負責人向媒體表示,公司正在加緊與泰國總部聯係,了解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同時,該負責人還強調,“紅牛”產品在不同的國家都會根據當地的食品和醫藥衛生標準生產,並作適當的調整和修改,中國市場上的“紅牛”僅僅在中國境內銷售,和其他國家的“紅牛”產品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牌子,但成分上是有區別的。

7月24日下午,紅牛公司在北京與新聞媒體懇談,對“瑞典紅牛風波”做出回應:

一,強調公司的經營宗旨。

公司宣稱,對消費者負責是紅牛公司的一貫宗旨,公司會置消費者利益於首位。過去,“紅牛”從未發生過任何質量問題,今後也將更加嚴把質量關。將來一旦有任何質量問題,紅牛公司將負完全責任。

二,強調迄今中國方麵未收到正式報告。

公司發言人說,紅牛事件發生後,中國公司多方谘詢泰國總部和其他海外機構得知,迄今為止,未收到瑞典官方任何通知,亦未收到任何扣壓和禁止市場銷售的正式文本。值得一提的是,有關紅牛飲料致人死亡的這個報道是由美國ABC公司報道的,但是紅牛進入美國4年多,美國食品與醫藥管理局(FDA)從未收到任何相關的投訴,紅牛飲料仍然照常發售。另外,紅牛隻是死者生前使用的食品之一,報道是建立在假設基礎之上的,因此具有不確定性。

就有就紅牛的外包裝過去印有“孕婦及兒童禁忌”,現在印有“成人飲用”字樣一事提出疑問,紅牛公司解釋說:“紅牛本身不存在禁忌問題,這是來中國之初,本著對消費者負責的態度,首先向衛生部提出的,該產品的定位是14歲以上的成年人群。事實上,紅牛可以和各種飲料、酒類混合飲用,產生不同的口味,不會存在副作用。”

三,宣稱中國市場上的紅牛絕無問題,不存在潛在危害。

紅牛公司宣稱:供應國內市場的紅牛飲料是由紅牛公司北京和海南兩個現代化生產基地製造的,產品原材料按照英、美國家藥典標準進行精心選配,全部使用國內最高等級的原料,所用純淨水經過多重過濾,生產線由意大利引進。中國紅牛公司還先後實施IS09002質量管理認證和IS014001國際環境管理體係認證,確保產品製造達到國際標準。紅牛飲料在中國銷售6年中,累計銷售數億罐,但從未出現危及人身健康安全的情況。

紅牛此次的新聞懇談收到了一定效果,不少媒體都報道了新聞懇談的內容,許多報紙對紅牛都做了肯定的結論。紅牛公司還積極地向政府有關職能部門、行業協會進行匯報,同時也歡迎政府部門、行業協會以及新聞媒體加強對紅牛產品的監督並及時發布客觀公正的信息。事後,紅牛公司在新浪網上進行了調查,其中13%的消費者表示將繼續使用紅牛,31%的消費者認為應該看看再說;肯定功能飲料的人數仍在六成以上。從結果來看,紅牛中國公司的這次危機處理是成功的。

紅牛危機可以說是典型的誤解性危機,在危機之前,沒有人知道紅牛產品成分是國內外有別,紅牛中國公司找準了這個點,將危機公關的重點落實於此,避免了一場危機。

古人曾有“流言殺人”的感慨,現實社會中也有過輿論毀人於一旦的教訓。因此,對公眾的誤解,企業必須采用正確的對策加以解決,絕不能“無為而治”,沉默是無法使企業從不利的輿論環境中擺脫出來的。

第16節 諾基亞與愛立信的不同抉擇

2001年1月26日,愛立信公司宣布,因出現零件短缺、產品組合不當以及營銷問題,愛立信公司在2000年未能生產出700萬部手機,愛立信手機在全球的市場占有率從15%降到年末的10%左右,致使其手機部門的經營虧損達到17億美元,因此,愛立信公司決定對其產品結構進行重大戰略調整,不再經營手機生產業務。《華爾街日報》分析,愛立信公司之所以選擇退出,原因很多,諸如火災引起的損失、市場營銷不力和產品設計等多方麵的問題,其中飛利浦芯片廠遭受火災之後,企業沒有迅速做出反應,引發手機生產上的深層危機,是導致其和諾基亞公司拉開距離的主要原因。

◎一場大火引發危機

2000年3月17日晚上8點,美國新墨西哥州大雨滂沱,電閃雷鳴。雷電引起電壓陡然增高,不知從哪裏迸出的火花點燃了飛利浦公司第22號芯片廠的車間,工人們雖然奮力撲滅了大火,但火災仍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塑料晶體格被扔得滿地都是,足夠生產數千個手機的8排晶元被燒得粘在電爐上動彈不得,車間裏煙霧彌漫,煙塵落到了要求非常嚴格的淨化間,破壞了正在準備生產的數百萬個芯片。晶片是移動電話中的核心部件,突然間的一場大火使處理無線電信號的RPC芯片一下子失去了來源。麵對如此重大的變故,飛利浦需要花幾周才能使工廠恢複到正常生產水平。

諾基亞公司和愛立信公司都是這家飛利浦公司晶片生產廠的客戶,麵對移動電話銷售火爆的情況,核心元件的缺位無疑是致命的。麵對這場危機,諾基亞和愛立信兩家公司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其結果也有天壤之別。火災成全了諾基亞,害苦了愛立信。誰能想到,這場持續了10分鍾的火災居然改變了這兩家知名的移動電話生產公司的實力平衡。

◎諾基亞:“危機是改進的機遇!”

在火災發生後的幾天內,諾基亞的官員在芬蘭就發現訂貨數量上不去,似乎感到事情有點不對。3月20日,諾基亞公司接到來自飛利浦方麵的通知,飛利浦方麵盡量把事情淡化,隻是簡單地說火災引起某些晶元出了問題,隻要一個星期就能恢複生產。這個信息傳到諾基亞處理部件供應問題的首席管理人員考豪能那裏,考豪能決定派兩位諾基亞工程師到飛利浦的工廠去看看。但是飛利浦公司怕造成誤會,婉言拒絕了諾基亞的要求。考豪能隨即就把飛利浦公司供應的這幾種芯片列在了特別需要監控的名單上,這種情況在諾基亞公司每年會出現幾次,當時也沒有人太在意。

在隨後的一個星期裏,諾基亞開始每天詢問飛利浦公司工廠恢複的情況,而得到的答複都含糊其辭。情況迅速反映到了諾基亞公司高層,諾基亞手機分部總裁馬蒂·奧拉庫塔在赫爾盧基會見飛利浦方麵有關官員的時候,把原來的議題拋在一邊,專門談火災問題,他還特別說了一句話:“現在是我們需要下很大的決心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3月31日,也就是火災發生兩個星期以後,飛利浦公司正式通知諾基亞公司,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恢複生產。

諾基亞發現由飛利浦公司生產的5種芯片當中,有一種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供應商,但是其他4種芯片隻有飛利浦公司和飛利浦的一家承包商能生產。考豪能在得到這個壞消息幾小時之後,召集了中國、芬蘭和美國諾基亞分公司負責采購的工程師、芯片設計師和高層經理共同商討怎樣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一起討論解決方案。

考豪能還專門飛到飛利浦公司總部,十分激動地對飛利浦公司的CEO科爾·本斯特說:“諾基亞非常非常需要那些芯片,諾基亞公司不能接受目前的這種狀況,即使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出一個方案來”。此外,諾基亞公司還專門設計了一個快速生產方案,準備一旦飛利浦工廠恢複正常以後,就可快速地生產芯片,把火災造成的損失補回來。

為了應急,諾基亞迅速地改變了芯片的設計,經過考豪能的不懈努力,他們找到了日本和美國的供應商,承擔生產幾百萬個芯片的任務,而從接單到生產隻有5天準備時間。

◎愛立信反應遲緩而錯失良機

與諾基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愛立信反應要遲緩得多,顯然對問題的發生準備不足。愛立信公司幾乎是和諾基亞公司同時收到火災消息,但是愛立信公司投資關係部門的經理說,當時對愛立信來說,火災就是火災,沒有人想到它會帶來這麽大的危害。當火災發生的時候,很多高級經理們剛剛坐上新的位置,還不熟悉火災會造成多大的影響,也沒有什麽應急措施。

2000年7月,愛立信第一次公布火災帶來的損失時,股價在幾小時內便跌了14%。此後,股價繼續下跌不止。這時,愛立信公司才開始全麵調整了零部件的采購方式,包括確保關鍵零部件由多家供應商提供。

火災後遺症在2001年1月26日達到了**,飛利浦公司的官員說:實在沒有辦法生產愛立信所急需的芯片,“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愛立信公司突然發現,生產跟不上了,幾個非常重要的零件一下子斷了來源。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愛立信公司為了節省成本簡化了供應鏈,基本上排除了後備供應商。當時,愛立信隻有飛利浦一家供應商提供這種無線電頻率晶片,沒有其他公司生產可替代的芯片。在市場需求最旺盛的時候,愛立信公司由於短缺數百萬個芯片,一種非常重要的新型手機無法推出,眼睜睜地失去了市場。愛立信公司主管市場營銷的總裁簡·奧沃柏林說:“可惜的是,我們當時沒有第二個可選擇方案。”麵對如此局麵,愛立信公司隻得宣布退出移動電話生產市場。

諾基亞的努力沒有白費,手機生產趕上了市場需求的**,生產按期完成。利用火災給愛立信公司帶來的困難,諾基亞公司奠定了在歐洲市場的主導地位,擴大了在全球手機市場的市場份額。當時,諾基亞的市場份額已經達到30%,而一年以前還隻是27%,愛立信的市場份額為9%,一年以前則是17%。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場危機使諾基亞從愛立信的手中搶奪了3%的市場份額。

一場意外的火災竟然影響到了供應鏈上其他企業的發展,可以看出危機影響之大,也說明了“蝴蝶效應”的厲害。在市場競爭激烈的今天,企業之間的聯係越來越緊密,供應鏈上的任何一個企業發生危機都可能引發相關企業的危機,企業如果沒有很強的危機管理能力,很可能因為供應鏈上相關企業的危機而陷入困境。愛立信和諾基亞的供應鏈上同時擁有相同的企業——飛利浦芯片廠,飛利浦芯片廠發生火災後,由於兩家企業危機管理能力不同,導致了結局的差異。

首先,兩者的差異表現為供應鏈管理上的差異。

愛立信為了節約成本,隻有飛利浦一家供應商提供這種無線電頻率晶片,沒有其他公司生產可替代的芯片。這樣的采購策略使愛立信麵臨很大的供應風險,如果飛利浦的芯片供應出現問題,就很可能引發愛立信的芯片供應危機,而諾基亞則有多個供應商,這使諾基亞公司有更強的供應危機預防能力。

其次,兩者在危機預警係統方麵的差異。

從上麵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愛立信的危機預警係統是不合理的。當飛利浦芯片廠發生火災致使芯片供應不正常時,愛立信公司內部並沒有對此發出警報,以引起高層管理者的重視。而諾基亞公司卻大不一樣,當飛利浦將火災引發的問題告知諾基亞之前,一些諾基亞管理人員就注意到晶片供應出現了不正常情況,諾基亞處理部件供應問題的首席管理人員考豪能兩周內就將30位諾基亞管理人士集中到總部,共同研究解決問題的對策。當諾基亞公司接到來自飛利浦方麵的正式通知後,考豪能立刻派兩位諾基亞工程師到飛利浦的工廠去查看。遭到了婉言拒絕後,考豪能隨即就把飛利浦公司供應的這幾種芯片列在了特別需要監控的名單上。在隨後的一個星期裏,諾基亞開始每天詢問飛利浦公司工廠恢複的情況,當得到的答複都含糊其辭時,情況就被迅速地反映到了諾基亞公司高層。諾基亞公司危機預警係統的作用在這時候體現得淋漓盡致,當危機征兆出現時,危機預警係統就發出了警報,隨著危機警報的加強,危機警報係統就向更高層的管理者發出警報,從而為諾基亞處理危機贏得了時間。

第三,兩者在危機管理措施上的差異。

愛立信的危機反應和恢複工作同樣是存在欠缺的,當危機出現時,公司幾乎沒有采取有效的行動,是典型的坐等機會。事後愛立信公司主管市場營銷的總裁說道:“可惜的是,我們當時沒有第二個可選擇方案。”說明愛立信在製定的危機反應和恢複計劃時根本沒有為供應危機準備相應的處理方案。

諾基亞卻不同,麵對危機,諾基亞公司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

一、向飛利浦公司表明芯片供應對諾基亞的重要性,隨時了解飛利浦公司的供應能力;

二、重新設計芯片,找到了日本和美國的供應商,讓其承擔生產幾百萬個芯片的任務;

三、要求飛利浦公司發掘潛力或改變生產計劃,盡可能減輕火災造成的供應量減少;

四、設計專門的快速生產計劃,以便火災恢複後,飛利浦公司能快速地生產芯片。

由於危機反應的差異,諾基亞公司在供應危機中占據了主動權,使飛利浦公司在火災恢複後優先保證了諾基亞的芯片供應,而且因為有其他供應商提供芯片,諾基亞公司受飛利浦公司火災的影響明顯要比愛立信小得多。

第17節 莫斯科“人質”

2002年10月23日,莫斯科時間晚上9點左右,位於莫斯科東南方的莫斯科軸承廠文化宮內有近千名觀眾正愉快地欣賞著文藝節目,突然,約40多名車臣恐怖分子持槍闖入劇院,他們身上綁滿了子彈和炸藥。這些恐怖分子命令觀眾不得輕舉妄動,並宣布他們已被劫持為人質,人質中有不少婦女兒童,還有近70名外籍人士。這一危機事件立即震驚全世界,這是繼巴厘島爆炸事件後,國際恐怖分子在2002年進行的又一次大規模恐怖活動。普京總統連夜召開安全部門緊急會議,商討如何處理危機。

策劃與指揮這起恐怖事件的是車臣非法武裝“伊斯蘭特種戰團”馬夫紮爾·巴拉耶夫,他是已故車臣著名匪首阿爾比·巴拉耶夫的侄子。阿爾比在2001年夏天被俄軍擊斃,馬夫紮爾便接管叔父留下的事業,並發誓要為其報仇,他專門組織了一支由車臣匪徒遺孀組成的“寡婦”敢死隊,因為她們對俄軍有著刻骨之恨,所以,她們在這次恐怖事件中將生死置之度外。這些婦女身上都綁著炸藥,聲稱要與人質同歸於盡。恐怖分子向俄政府提出在7天之內結束車臣戰爭,並使俄軍隊撤出車臣,否則將殺死全部人質。

2002年10月25日早上9時,恐怖分子釋放了7名人質,一名國際紅十字官員高舉著白色標誌旗,在俄特種部隊的掩護下進入文化宮。中午,俄官方與恐怖分子就釋放外籍人質的談判宣告破裂。12點左右,恐怖分子又釋放了8名兒童,他們先後在國際紅十字會官員的護送下走出大廳。但整個局勢仍處於僵持階段,恐怖分子與俄官方的接觸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與此同時,普京總統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講話,他說,他不會答應恐怖分子停止戰爭的要求,“決不會向挑釁讓步”,他強調,目前首要的任務是保證人質的生命安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帕特魯舍夫25日下午向媒體宣布,如果恐怖分子釋放人質,俄當局將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然而,恐怖分子則威脅說如果俄當局不答應他們的條件,他們將於26日開始屠殺人質,情況已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刻。

2002年10月26日清晨,恐怖分子打死了兩名人質,並將人質屍體抬出劇院大門,就在此時,俄特種部隊突然開始向大門衝擊,此舉吸引了恐怖分子的注意力,千鈞一發之際,早已分布在劇院各個入口和已潛伏在劇院內的特種兵如天兵而降,閃電般地出現在恐怖分子麵前,恐怖分子還未來得及引爆綁在身上和分布在劇院各處的炸彈,就已被製服。此次行動在最少損失的前提下,解救了大部分人質。事後,俄內務部副部長公布消息說,在整個解救過程中,有750名人質獲釋,67名人質死亡,36名恐怖分子被擊斃,還有少數恐怖分子隱藏在人質中流竄出去,俄內務部已向全俄通緝,並表示:如果這些恐怖分子在24小時之內投降,將保證他們的安全,否則將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最先知道此消息的現場人員無不為人質的成功獲救而歡欣鼓舞,他們激動地將消息傳向全世界。事後,國際輿論一致認為此次人質解救行動成功打擊了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盡可能地避免了人員的傷亡,整個行動是“極其出色的”。

在此次人質危機的過程中,俄羅斯當局立場堅定、布置嚴密、果斷出擊,最後取得人質解救的成功,在當前恐怖主義已對全人類的生命安全構成威脅之時,他們的政府危機管理經驗無疑有不少值得國際社會借鑒的地方。

首先,俄羅斯當局對恐怖分子態度堅決。在恐怖分子提出要求之後,普京總統表示:“決不會向挑釁讓步”。最終,特種部隊經過周密的部署,一舉擊潰了恐怖分子。如果普京當時向恐怖分子妥協,滿足他們的要求,這不僅會加劇車臣局勢的混亂,引發俄政局動**,更會助長全世界恐怖分子用恐怖手段達到自己目的的囂張氣焰,對國際反恐事業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

其次,必須肯定的就是俄羅斯當局布置嚴密、反應快速、行動果斷。在恐怖事件發生的當晚,普京立即與安全部門領導人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解決之策,並取消了次日與德國總理施羅德的會談,同時還宣布不參加在墨西哥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晤,全天堅守在克裏姆林宮辦公室,時刻關注事態的發展,並指導解救工作的進行。而俄安全部門則立即加強全俄羅斯重要地點、交通設施的安全保衛工作,防止恐怖分子趁機再製造事端。此次人質事件涉及近千人的生命,而恐怖分子又提出幾乎不可能答應的無理要求,大多數媒體及觀察家對此事的解決表示悲觀,普京也麵臨著上任後最嚴峻的一次考驗。但普京總統鎮定自若,果斷決策,在4名人質遇害之時,果斷下令特種部隊出擊,在最佳時機擊潰恐怖分子,避免人員更大的傷亡。而俄羅斯特種部隊的解救行動,不僅贏得了俄民眾的信賴,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讚揚。

讀懂了俄羅斯成功解救人質的危機管理案例後,我們再來看一個政府危機管理失敗的案例。雖然兩者無法完全可比,但是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政府危機管理中政府工作的得與失,盲點和重點。

2003年2月18日上午9時50分,在韓國大邱市的地鐵一號線上,1079號列車正向著市中心的中央路站飛馳。車廂裏的乘客和往日一樣,有看報紙的,有閉目養神的,年輕的戀人們在說著悄悄話,誰也沒想到死神正在逼近他們。

當地鐵列車徐徐開進中央路站的時候,2號車廂裏有位身著深藍色運動裝的中年漢子突然從自己的背包裏拿出一個像是牛奶罐的東西,可是,他不是在喝奶而是拿打火機在罐口上點火。坐在身邊的樸今泰等人以為他在玩打火機,於是勸他不要在車廂內玩火。可是,“哢嚓”、“哢嚓”,這位玩火者的動作還在繼續。樸今泰等覺得這個人的神情和動作有點兒不對勁,趕緊衝上去和他展開搏鬥。在搏鬥過程中,滿罐的汽油灑在了這位“神秘”人身上和車廂座位上,打火機點燃了汽油。瞬間車廂變成了火的海洋……

隨之,地鐵的電源被自動切斷,車門也開不了,黑暗、燃燒的火光、為生存呼喚的慘叫聲,人們在絕望中亂竄。火焰燒盡了化纖椅子,車廂裏充滿了滾滾的毒性濃煙,乘客們的呼喚聲、慘叫聲、痛哭聲交織在一起,乘客們拚命往車門口跑,使出吃奶的力氣,想打開車門,但車門緊閉……一個人、兩個人,更多的人在車門前倒下、活活燒死。車廂變成了慘絕人寰的人間地獄。

兩列地鐵列車共掛有12節車廂。大火瞬間把所有車廂燒化,露出鋼筋骨架。濃煙充滿了整個車站,在漆黑的地下人們為找到出口而奔波,不少人窒息而倒下。MBC電視台的一名記者帶著防毒麵具進入火災現場,稱在車廂內看到了數十具被燒焦了的屍體,有些遇難者被燒得隻剩下身體的骨架,車廂內的座位已經被燒光,,情形慘不忍睹。地鐵站的月台上到處散落著逃生者的鞋子和物品。

地鐵縱火案發生後,大邱市派出消防隊員3000人和66輛消防車。由於地鐵車站現場濃煙籠罩和高溫,使搶救工作遇到了極大困難。經過6個多小時的搶救,150多人被送往各家醫院進行搶救。根據韓國官方提供的數字,當時有198人死亡,146人受傷,另有318人下落不明。

慘案發生後,韓國媒體對在這次事件中所暴露出的安全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大韓每日報》在2月19日一篇名為《麻痹導致慘案》的社論中指出,此次事故傷亡如此慘重,與有關方麵對災難缺乏有效的危機防範意識有很大關係。

首先,事先沒有防範火災的措施。此次被燒毀的列車是1997年生產的,列車所用的各種材料一經燃燒就會散發出有毒氣體。尤其是車廂內部的地板、頂篷和坐椅,基本都是用耐燃塑料製成的,在高溫下會釋放出大量有毒氣體。而毒煙是造成大量乘客迅速死亡的主要原因。有毒氣體還造成大批救援人員無法及時進入現場。

其次,地鐵站內設備不完備,滅火裝置不夠,其通風設備被證明在火災中毫無作用,大量的煙霧和有毒氣體無法排放,使得千餘名救援人員到達現場後束手無策。韓國地鐵兼有民用防空的作用,一個人縱火已經造成如此大的慘劇,若戰時遇到不測的話,後果簡直難以想象。地鐵站內還缺少必要的夜間照明裝置。在此次縱火案中,因為列車起火後自動斷電,地鐵站內頓時一片漆黑,很多慌亂的乘客根本找不到逃生出口。其實,從地鐵站內到地麵出口,步行隻需兩分鍾,如果有指明出口方向的夜光裝置,乘客逃離時將會更加有序,得以逃生的人數將會更多。

第三,工作人員過於疏忽大意、掉以輕心也是導致傷亡慘重的一個原因。大邱地鐵的總控製室在9時55分就接到了警報,但當時的值班官員認為,這隻是一起輕微事故,並指令另一列地鐵列車開往中央站。第二輛列車進站後無法駛離已起火的站台,隨即也被卷入火海。在126名遇難者中,有70多人就是第二輛列車上的乘客。

此外,調度員在隨後組織援救工作時猶豫不決,浪費了一些時間。正是這些人為的錯誤,導致這次火災事故中傷亡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