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曆史中，農耕文明於中國而言是一個特別悠久的文明，古代中國實際上是鄉村的中國。
王權穩定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普天治下的豐衣足食。一方麵，要通過鄉村獲得賦稅以維持各級政府機器的正常運轉；另一方麵，要把朝廷觸角深入鄉村實現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穩定。曆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等治世，主要得益於老百姓的休養生息、糧食豐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著力於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作為改革開放先聲的小崗村包產到戶實踐，也是旨在吃飽肚子。所有這些，都是切中了中國社會的最根本問題，抓住了鄉村這個最核心領域，扭住了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最關鍵命脈。我們可以負責任地說，鄉村社會治理好了，鄉村振興也就指日可待，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2017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係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20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麵推進鄉村振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怎麽走？黨的十九大提出了七條“之路”，即必須重塑城鄉關係，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必須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製度，走共同富裕之路；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必須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係，走鄉村善治之路；必須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
在這個七條“之路”中，鄉村善治之路是所有路徑中的“牛鼻子”，2019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再次強調了這點。抓住了鄉村治理體係這個關鍵，就能使政府、企業、老百姓各識其責、各擔其職、各履其任、各彰其績，在現代鄉村治理體係的規約下，整合社會各界資源，充分發揮政策、製度、技術、資本、人才和土地的潛能，使鄉村社會走上適合自己的產業發展道路，徹底擺脫貧困，共同走向富裕，確保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我國幅員遼闊，全國有2800 多個縣41600 多個鄉鎮，各個鄉鎮的風土人情與現實情況千差萬別，盡管可以有大致相同的治理體係架構，但是在治理能力、治理方法方麵卻因經濟、文化、民族、曆史習慣的不同，很難有大一統的標準做法，這就需要鄉鎮管理者在具體工作中根據情況進行不斷調適、不斷摸索、不斷總結，使鄉村社會治理能夠達到預期目標。
在我國這麽多的鄉鎮幹部當中，尤其是鄉鎮黨委書記、鄉長這些關鍵少數的具體實踐中，他們會接觸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幾乎所有問題。
可以說，這些鄉鎮黨委書記就是在管理一個個的“袖珍國家”，他們治下的鄉村社會，會因主要“一把手”
的執政理念和治理能力的不同而異彩紛呈，有些甚至大相徑庭。在這些優秀的鄉鎮治理者當中，湧現出很多德才兼備且具有較高理論水平的同誌，他們具有別人所難以企及的治理經驗，在執政之餘，會不斷思考，對豐富的實踐材料進行總結提升，加以學術化、理論化，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理論性普遍規律和實踐性操作指南。這些鄉鎮“一把手”的理論總結和探索，是鄉村社會治理理論體係的重要構成，對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發展戰略將會起到重大推動作用。
曉林就是這眾多鄉鎮“一把手”中善於思考的典型代表。他數十年在這個崗位上默默奉獻，不求高遷，不求聞達，不求發財，不求享樂，而是以清正廉潔、一心為民的“初心”致力於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帶領老百姓致富，做一個讓群眾滿意的黨的好幹部。
多年來，他在江西省蓮花縣荷塘、閃石、神泉等鄉鎮的一線工作實踐中，筆耕不輟，推出工作總結、考察報告、學習心得、理論征文等各類文章，形成洋洋灑灑20 多萬字的《林下曉拾》文集。這部文集以他自己姓名中的曉林兩字拆開命名，“林下”大概是指其大部分的工作是在鄉下林間，亦明其不忘鄉村不忘農民之誌；“曉拾”點明了曉林同誌的勤勉進取精神和為百姓服務的起早貪黑作風，當然，“拾”字又征喻其不疾不徐、閑適悠然的人生觀和不阿諛奉承、鑽營官場的一種傲骨。縱觀《林下曉拾》文集，主要有以下鮮明特色。
其一，實踐氣息濃鬱。在《鄉鎮偶感》《一線偶思》《阜外偶拾》《報刊偶記》等篇什裏，無一不是曉林同誌親身實踐的經曆和總結。有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實踐，有產業發展的實踐，有扶貧工作的實踐，有出差學習調研的實踐，有與村幹部交往的實踐。在《把準脈搏、對症下藥 做實做活農村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作者對荷塘鄉黨委抓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做法進行了總結提煉，從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工作方法、順應民心抓好廉潔、強化宗旨意識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壯大經濟減輕農民負擔展開論述，文中提到的村民用春聯反映幹群緊張關係、拖欠工資、幹部要求調離、企業建設和產業發展等，都真實可信，展示了一種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新路徑。在《感受上海》一文中，作者把在上海參觀學習的所知所感所想全麵表達出來：“深入社區，走訪科室，列席會議，積極參與街道工作，學習上海基層運作；查文件、讀報刊、看電視、了解上海及‘長三角’信息；廣交朋友、建立友好關係；聽講座，同教授、專家麵對麵；看展覽，與科技零接觸。登東方明珠、看浦江巨變；走外灘長廊，觀洋場燈火，行南北高架，望摩天“叢林”，遊青浦古鎮，探水鄉文化……我貪婪地呼吸上海的空氣，抓住一切機會閱讀上海，感受上海。”作者把上海比作一本書，認為自己在三個月的時間內不可能讀完這本書，但卻急迫地自問：“我將從上海學些什麽？
帶回些什麽？”字裏行間跳躍出一個隨時隨地都要融入實踐了解實踐解剖實踐的實幹家形象。
其二，涉及領域廣泛。《林下曉拾》涉及的區域、行業、部門、題材十分廣泛，看似各自獨立成章互不相關，但卻有內在的邏輯關係。這些文章都歸聚於作者為人民服務這一思想旗幟麾下。正是基於這種強烈的責任感，作者在不同鄉鎮和部門的工作中，都會以一種主體性的責任去觀察、思考工作中的得失，不論什麽領域的問題和現象，他衡量的標準是：是否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是否有利於人民幸福，是否對得起自己作為黨的基層幹部所肩負的使命。有了這個精神主線，他的實踐總結與理論思考就都有了邏輯關聯，共同構築其關於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理論思考。有關於種植業的，如《著力做好神泉果業發展文章》；有關於煤礦產業的，如《關於加快蓮花縣煤炭產業安全發展的思考》；有關於財稅工作的，如《淺析鄉鎮財稅征管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有關於戶籍工作的，如《關於當前戶籍製度改革對社會撫養費征收工作的影響及對策》；有關於衛生工作的，如《蓮花縣鄉鎮衛生事業發展現狀、存在的問題、原因分析及建議》；有關於招商工作的，如《蓮花縣為外來企業創造寬鬆環境》；有關於扶貧工作的，如《蓮花縣健康扶貧變“拖貧”為“脫貧”》；此外，還有更多關於全縣工作、關於域外省區縣先進工作經驗的總結介紹。可以說，《林下曉拾》為我們生動展現了一位鄉鎮“一把手”
多方麵的實踐經曆和心路曆程，是不可多得的資政資料。
其三，理論思考深遠。縱觀文集，盡管都是實踐工作的梳理總結分析，但幾乎每篇文章都有嚴肅而深遠的理論思考。在多年的工作實踐中，作者似乎不甘於做一般的領導幹部，似乎不甘於僅僅撰寫純粹工作總結式的文字材料，而是不斷地鑽研中央精神政策，不斷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意識地在其文章中盡量體現學術高度與理論厚度。在《如何讓黨旗在農村高高飄揚——神泉鄉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困惑與探索》一文中，他與眾不同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先進鄉（鎮）、村的輝煌業績振奮人心，他們的成功經驗可以總結出十條、百條，但最可貴的一條是把黨建工作和經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接著，他不流於書寫成功經驗和做法，而是把一些實踐中的問題與困惑展示出來。而後，他認為“該鄉黨組織建設中存在的這些問題，究其原因，既有曆史的，也有現實的，既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內部的”。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三個建議。這些建議思考既有深厚的理論源泉，又有自己的個性特色，有利於實際工作的解決和改進。在《蓮花縣產業轉型初探》一文中，作者以富有前瞻性的理論視角指出：“資源問題也就成為製約發展的最大瓶頸，蓮花的發展也漸顯後勁乏力的跡象。同時，受國家宏觀政策趨緊的影響，對年產3 萬噸以下的煤礦予以關閉，關井壓產造成了大量農民工失業，並導致經濟出現短暫蕭條，各類矛盾糾紛也隨之而起，這就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縣情，探索出一條更符合縣情和民情的發展道路。加快產業轉型，調優產業結構，走科學發展道路勢在必行。”文集中類似的理論思考光芒隨處可見，不一一贅述。
作為一部基層領導幹部實際工作與理論思考的工作文集，《林下曉拾》能夠為全國鄉鎮領導幹部在鄉村社會治理實踐工作中發揮“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之作用，故以《資治通鑒》寄望。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客戶端2021 年1 月19 日，光明網、澎湃新聞等數十家主流媒體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