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的一句“現在的你，一無所有”倒是和“less is more”（少就是多）這句二十世紀德國建築大師密斯·凡德羅的口頭禪意味相同。現代人的思維是“天真”的活躍，不經意就把“簡約”進化到了“極簡主義”，並推崇為人們純粹的生活方式回歸，進而把藝術殿堂的表達形式，融進了現實社會平常人的吃飯睡覺。當然日本的雜物管理谘詢師山下英子提出的人生整理觀念“斷舍離”更是成了一種時尚。“斷”就是斷絕不需要的東西，“舍”即為舍棄多餘的廢物，“離”則是脫離對物品的執著。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北歐，甚至掀起了“極簡主義”的“風暴”。19世紀的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說：“每一樣增加的物品，都會添增我們新的疲倦。”同樣如同一位智人所說：“你的寶藏在哪裏，你的心就在哪裏。”樸素的理解，也是“極簡”的解釋，極簡主義的益處也許就在於少則明，多則惑。當然如若單純地理解為隻是物質的“極簡”，那就太單純和機械了，應是在紛繁複雜的蒼茫世界，分辨出至關重要的東西，撿起並裝進心裏，輕裝上陣，一路高歌，人生也就簡單並敞亮，及至天堂抑或是地獄，上帝還是閻王，再者即使是佛祖也都會笑臉相迎，合掌相望。南朝無門慧開禪師的《頌平常心是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據說被非常成功的商人李嘉誠請了書法家寫好掛在辦公室的牆上。境由心造，但凡諸事不求非分之想，順其自然，為所當為，去繁就簡，生死的話題也就不是累贅。喜歡台球的人大都是知道路易斯·福克斯這個高手，但就是這樣的大師，在1965年的國際台球大賽上，因為在關鍵的決勝局，一隻蒼蠅落在母球上，而與冠軍失之交臂，心高氣傲的路易斯竟為此而跳河自殺了。一隻蒼蠅要了一個台球天才的命，看似時運不濟，實則定力不足、心力不夠，更多的是身上背負的太多——榮譽、金錢和美女。
拿破侖有句名言：“能控製自己情緒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將軍更偉大。”就連當年叱吒上海灘的“黑幫老大”杜月笙都會說出“頭等人，有本事，沒脾氣；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氣；末等人，沒本事，大脾氣”的話。有人統計，平常人生活中80%的物品是沒用或基本不用的，但大多數的又都像“守財奴”一樣，一輩子守著，還要充滿感情地要“留給孩子們做個念想”，不但自己“堅守”一生，還要把“包漿”了無限情感的“物件”永久流傳。精神的希冀和物質的實在，融合在一個客觀的存在，甚至還要沁入靈魂。盡管始皇帝的陵墓幾千年保存完好，但終究一日會“重見天日”，其陪葬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以及金銀珠寶，一並都會曝光，那時嬴政身上的黃袍不知是否還在，手中的玉璽是否還有效，一切的威嚴，是否還能“君臨天下”？滅六國、統文字、製貨幣、同車軌、修靈渠、建長城、征南越、擊匈奴的始皇帝尚是如此，今人又能怎樣？附加的太多，強加的不少，尤其是違背“自然”的意願，又特別是看似“合理”的強盜“理念”，以及數不清的“約定俗成”的觀念，還有“胡同”裏老少爺們、姥姥舅舅的“老理”，愣是把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整得一身是汗。還大言不慚地用一摞摞厚厚的本子教說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的“遺願”，及至兩眼一閉，其實都成了人生戲台上“扯淡”，但又實實在在左右了客觀世界的生死觀念。至於顏回貧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也包括李嘉誠一副用了十幾年的眼鏡和台灣塑料大王王永慶27年不換的毛巾，真還不是巴爾紮克筆下的葛朗台的吝嗇，美國19世紀作家梭羅在瓦爾登湖畔獨居兩年得出的“一個人，隻要滿足了基本生活所需，不再戚戚於聲名，不再汲汲於富貴，便可以更從容、更充實地享受人生”。人生感悟之所以讓人們樂道，肯定是有其道理的。
餘華說：“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隨下活著。”“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時間。”“一個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麽也活不了。”“人啊，活著時受了再多的苦，到了快死的時候也會想個法子來寬慰自己。”搞不清餘華這些關於“活著”的論說與西方人叔本華“哲學的起點是死亡”有什麽關聯。倒是魯迅一百年前的“中國人向來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人生最痛苦的，莫過於夢醒了卻無路可走。”且對國民性的批判最多的是“看客”和“奴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麻木、卑怯、自私、狹隘、保守、愚昧等詞句頻繁地，也可以說是不厭其煩、翻來覆去地出現在他的小說和雜文裏。當年魯迅棄醫習文，立誌喚醒中華民眾的“民族的脊梁”，恨不得扔掉“匕首”，拿起可以噴出火焰的機槍，扣動扳機，對天對地對爹娘，歇斯底裏地為一個本來就也應該始終優秀的民族“鳴槍”，以期用劃破夜空的“噠噠”，驚醒“假睡”的族人。
佛教的一條公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其意也就在於任何事物都有其共同性，而一切事物又可以融為每一事物，九九歸一。進而也就是自然界的兩個重要的普遍性規律：整體決定局部，整體是由局部組成的，由於整體大於局部之和，局部由整體主導；微觀決定宏觀，宏觀是由微觀形成的，由於微觀的不確定性，大量不確定的微觀構成確定的宏觀。故而對任何事物及人的分析和評判，在一個與之相呼應的環境中，以全麵和係統的觀點來辯證客觀地進行，獨立的片段，甚至是主觀而又局部，更甚是斷章取義的“行為”，必然是錯誤的，甚至是“災難”的，這樣的教訓在人類曆史上數不勝數、禍害無窮。看似“公理”的理解，最終的確是“生死”的代價。對事物本質的尊重，嘴巴上誰都會說，但人為的、自主的修為，卻常常是背道而馳、南轅北轍、似是而非，以致把整個人類社會搞得顛三倒四、不知所措、天旋地轉、人仰馬翻。不管是距今已有3500年、擁有30億信徒之眾的舊約聖經《出埃及記》，降至已有1300年、擁有穆斯林教徒13億之多的《古蘭經》，再到有2500年、擁有教徒3億之眾的諸多《佛經》，也包括諸如猶太教、印度教、道教等在內的近達上萬的各色各類教派所信奉的“教義”，盡管都以“五彩繽紛”“絢麗多彩”的“封麵”，力圖展示著各自高尚的思想、深邃的內涵、偉大的追求，但紙張書墨，甚至是每張每頁、字裏行間，無不滲透出一股“血腥”的味道。但就是發生在1994年4月7日至6月的盧旺達大屠殺，胡圖族對圖西族及胡圖族溫和派又組織的種族滅絕屠殺，就造成近百萬人的死亡。獲得了入圍奧斯卡金像獎的《我是殺人魔王》紀錄片，對發生在1965年9月30日的印尼屠殺華人事件做了真實的記錄，短短的幾天就造成數十萬華人的死亡，其手段之殘忍，場麵之血腥，無不讓世人震驚發指。看似因物質利益，或是“仇富”“仇官”的貧富不均，實則背後無不有其深厚的宗教背景。曆史上的十字軍東征、法國胡格諾戰爭、中東戰爭，包括中國黃巾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等等，無不都是以“上帝的名義”“神的旨意”當作統一思想的“開路先鋒”。今日乃至未來世界的人類爭鬥，也無法擺脫“宗教”的“光輝”，一著不慎，同樣會打翻“宗教的醋壇”，世界同樣會因“理論思想”激烈爭辯，而以“現代”的方式展開生死搏殺，釀成更加“血腥”的場麵。
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裏；經綸數百家，出入千家言。一切諸相看似虛妄不實，尤其是形式的千變萬化，隨順而變，經常是把非樹的菩提、不台的明鏡進行多餘的修剪和除塵。一切因緣聚合形成的萬物現象，都會如露水閃電，轉瞬即逝，並運動著無窮的變化。正所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萬事萬物的千變萬化，如同時間永不停息，過去將會更遠，現在也會過去，即使未來也必定會成為過去。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19世紀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不自我們始，也不由我們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說：“世上本來無所謂好和壞，思想使然。”心若無物，自然也就有了一砂一極樂，一方一淨土，一笑一塵緣，一念一清靜，更會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流水下山非有意，片雲歸洞本無心。莫言在《檀香刑》中有一句話：“世上的事情，最忌諱的就是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圓滿了，馬上就要虧厭；樹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馬上就要墜落。凡事總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如若你我不死隻活，莫言肯定不應，陰晴圓缺，生老病死，是為道法的自然。莊子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達·芬奇也有“正像勞累的一天帶來愉快的睡眠，勤勞的生命帶來愉快的死亡”的感言，隻是生死的觀念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但生的該生，死的必然，存在的消亡，自然伴隨著精神的轉變，並一直到永遠。不然愛因斯坦也不會發出如此感歎：“我們這些活在世上的人真是奇怪！每個人來到世上隻是匆匆過客。目的何在，無人清楚，雖然人們有時自認為有所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