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不如賴活。”活一天是一天,至少活著還能睜睜眼,死了就什麽也不知道了。在中國人的傳統生死認知裏,生遠大於死,生比死更需要勇氣,死是逃避、是怯懦,而很少注意到涉及的尊嚴,隻要活著,即使是苟且地活著,也是一種勝利。“治!堅決治!就是能活一天,砸鍋賣鐵,傾家**產也要治!”這是絕症患者大多數親人共同的聲音,且堅持:活著就比死了好。即使是被手術刀“千刀萬剮”的病人,甚至是被機器維持著的植物人也還是堅持著。尼采說“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現實生活中能像瓊瑤阿姨和巴金爺爺的又有幾人?汪峰的《存在》唱道:多少人活著卻如同死去,多少人愛著卻好似分離,多少人笑著卻滿含淚滴,誰知道我們該去向何處,誰明白生命已變為何物,是否找個借口繼續苟活。當年臧克家寫給魯迅的詩有:“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我選擇,有尊嚴地死去》的作者法國女記者瑪麗·德盧拜,在其56歲時知道自己顱腦內長了6個惡性腫瘤已無法救治時,麵對家人和社會的規勸,毅然決然離開不許安樂死的法國,前往比利時完成“合法安樂死”,並用筆記錄下自己生命中最後6個月的所思所想和走向死亡的感受。書中滿是足足的正能量,其用生命來記錄生存,不但是麵對死亡的勇氣,而且表現出在死亡麵前的從容不迫和人的尊嚴。死是不可回避的終點,然死的過程卻是對生理和心理的嚴峻挑戰。當死亡被剝奪了公眾屬性或社會本性的價值時,它所給予的痛苦和恐懼就全部由“自己”來承擔,而認知和尋求一種“優雅”的死亡姿勢,選擇有尊嚴的死去,是生命尊嚴不可或缺的內涵。瑪麗·德盧拜寫道:“我們會再見的,我堅信。這才是我的希望,而不是那些不得不做的治療。隻有希望能化解我的恐懼。麵對虛無的恐懼,麵對身體深陷寒夜的恐懼。我們所有人都會再見的。我知道。”不求死,而為生,是真正意義上的向死而生。

帕斯卡爾說:“人隻是一根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

用不著整個宇宙都拿起武器來反對他,一口氣、一滴水就是以致他從死命。然而,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滅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

沒有必要使整個世界為了消滅人而武裝起來:一點蒸汽、一滴水,就足以殺死他。但是,即使整個世界把他壓垮了,人仍然比殺死他的東西高貴;因為他知道他會死,知道這個世界給他帶來的好處;世界對此卻一無所知。因此我們所有的尊嚴就在思想之中。”生是死的對立,要想有尊嚴、有意義的活,就必須認真地思考死。在平常和幸福的光陰裏,大多是希望長生不老、壽比南山,甚至還來個“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而當沮喪、挫折和艱難時,又會絕望地發出“生還不如死”“死了、死了,一死百了”的歎息,故而也就似乎明白了尼采的“自殺的可能性拯救了許多的生命”。作家史鐵生說:“死亡是一件無論如何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餘華在其《活著》韓文版的自序中關於“活著”的解釋是:“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裏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叫喊,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其實他們都是在以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曆悟,來表達生命的真實、無奈和自然,以及高貴、卑賤和可能該有的尊嚴。

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十問》有中華古代先賢堯舜的對話:“堯問於舜曰:天下孰最貴?舜曰:生最貴。”《易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黃帝內經》也說:“天複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孫思邈《千金要方》的名言是“人命至貴,有貴千金”。古之先賢既頌揚生命的價值,又把人放在生命價值頂端。生死俱善,存順沒寧。荀子有“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莊子說:“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宋代的張載更進一步說:“存,吾順事;沒,我寧也。”可以看明白的是,以先賢們為代表確實影響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生死觀念,除了期盼善終,也“同意”擇死,莊子以死“為樂”,儒士“舍生取義”,等等。這種生死俱善、順存沒寧的理念,不僅體現了順應自然、遵循天道“明智”,而且表達了努力盡善盡美的聰明和中庸。當然智慧的表達不是“投機取巧”,中庸的態度也不是“模棱兩可”,自古就有的重生諱死,並不單是為了迎合普通人的“生命”。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六個字的生死感歎,不光是人們至今最為熟知的生死名言,而是直接影響著並主導了中國人的生死觀念。字麵上講:生都沒搞清楚,哪知道死是如何?但其中含蓄的深意,的確讓人玩味,不然也不至於時至今日,大凡有點“思想”的人,誰都不能就此“說三道四”一番,看似是對生的不解,實則是對死的“至要”。孔子的“死生有命”“亡之,命矣夫”,其實也都是對生死自然的道理闡發。《尚書·洪範》“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的人之五福說,把壽終正寢的善終作為福事之一,與荀子等人的“生死俱善”同為一理。蘇格拉底臨刑前曆數死亡之美,其中影響至今的“對死亡抱著樂觀的希望”名句,不光是影響了希臘乃至歐洲人,同樣也為傳統的東方人,自然也包括中國人所樂道。基督教的生是上帝造,死是上帝要;佛教的“涅重生”,出門入戶;伊斯蘭教的真主召喚,都給予死亡至上的關注,盡情豐富內涵,更多的是以超凡脫俗的“聖人”形象,專心致誌地與死亡對話、理論和商榷,以期開化常人,普度眾生,拯救心靈。

生死的起承轉合,本身就是再也透明不過的藝術極品,並自然跳動著激**的樂符、翩翩起舞,自然到**、協調到恒久、循環到不朽。可人們喜談生,避說死。相對於對待死亡的態度,即使是傳統的中國現代人仍是更希望從死亡的“旗幡”中尋求生的奧妙和力量。而對“生死”問題不以為然的人來說,生存還是毀滅,不僅是個現實問題,而且應是每天必須麵對的嚴峻問題。道理明白過來,就如克爾凱郭爾在《恐懼與顫栗》中所說“唯不安者才得安寧”,同理也可以演繹為:唯“想死”者,才得“永生”。在巴黎最有文化氣息的地方絕不僅僅是左岸的咖啡館和右岸的博物館,而是三大公墓。有人說,如若沒去到三大公墓,你就沒有真正到過巴黎。畢竟在那裏安葬著無數聞名世界的文學家、藝術家和音樂家。那裏沒有一般概念中的陰森和恐懼,更沒有“鬼火”出現,而相反的是陽光普照和絡繹不絕的遊人。以至於許許多多的法國人,也有許許多多的“外國人”,為能在公園墓地周圍有套住所而感到驕傲。僅是拉雪茲神父公墓就有大文豪王爾德、普魯斯特、巴爾紮克,音樂家肖邦、吉姆·莫裏森以及藝術大師德拉克洛瓦、莫迪裏阿尼、柯羅,當然最受歡迎的王爾德墓碑上留下了無數女性敬慕者的唇印。而蒙帕納斯公墓是巴黎最為幹淨的地方,也是巴黎魅力風情表達的地方。包括中國的潘玉良在內的世界級的精英如雪鐵龍、薩特、莫泊桑和波德萊爾等都安葬於此。盡管蒙馬特公墓沒有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恢宏,也沒有蒙帕納斯公墓的精致,但又無處不充滿了俏皮和靈動,這或許是因為德加、左拉等藝術家和詩人長眠在此的緣故。藝術的魅力不光是讓生活變得五彩繽紛,更讓人感動的是它同樣讓死亡變得魅力四射。由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侄女林瓔設計的美國越戰紀念碑,不光是因為記載了那場曠日持久長達20年的戰爭,參戰人數270萬,死5.8萬人,傷30多萬人,是謂美國曆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也是驕傲自大的美國人心中永遠不可愈合的傷疤。不可否認的是,時至今日能讓人們每到那座“V”形的紀念碑下,就禁不住熱淚盈眶,痛哭流涕,不能不承認林瓔獨具匠心的設計和對生死邏輯的把握。如她所說:“首先要接受和承認痛苦已經存在,然後才有機會去愈合那些傷口。而當你哭泣,最後在苦痛中沿著碑身前行,卻愕然發現黑暗逐漸延伸並消失,眼光越過黑牆照射在你的臉龐……”。奧地利國寶級藝術家、維也納分離派的創始人古斯塔夫·克裏姆特,在英國《泰晤士報》2009年公布的有140萬人參與投票選出的“20世紀最偉大的200藝術家”中僅次於畢加索、塞尚,位列第三,不僅是因為其作品《阿黛爾·布洛赫·鮑爾像一》在2006年以1.35億美元拍賣,並被稱為“奧地利的蒙娜麗莎”,而且因為其《死亡與生命》中左邊一具骷髏和右邊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神態各異緊緊相抱的人們,既表達了死亡的難免,也是用藝術的手法告訴人們他對生死的理解:在生死麵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和渺小的,即使是再輝煌的生命,於茫茫宇宙而言,也不過是如同水滴般轉瞬即逝。梵高作為一個在藝術中燃燒至死的孤獨者,當他麵朝太陽,扣動扳機,倒在他傾注**作畫的麥地時,“梵高回首的瞬間,已然淚流滿麵”。正如他在寫給弟弟提奧的信裏所說:“如果生活中不再有無限的、深刻的、真實的東西,我將不再眷戀人間。”突然間感覺到日本小女子、當然也是世界公認的前衛藝術家草間彌生的“若不是為了藝術,我應該很早就自殺了”和“藝術讓我明白了生死與眾生”,真還就應是日本國寶級大師的表現,似乎並不是一個精神病人的胡言亂語。佝僂著背,嘟著嘴,瞪著大眼,但眼珠幾乎不動,在自己的世界裏,肆意塗鴉。圓點和精神病,成了她一生的符號,而藝術天後、精神病人、圓點女王、日本怪婆,都難以概括她“稀奇古怪”的一生。一個自稱為“現代版的愛麗絲”的85歲老人,卻擁有8歲女孩的“童真”,但其一句“我已到達天堂”,又使人理解了她“過去我的創作主題多聚焦生死,現在我更關注的主題是對宇宙神秘性的敬畏……”。天堂中還是地獄裏的人們不一定怎麽待見“藝術家”的成就,倒是自然的人們在“炒作”著,先先後後的“大師”“明哲”,並賦予榮譽,授予桂冠,力圖達到對當下自我的“欣賞品味”,更有甚者以此來體現自己厚實的藝術內涵和對人類曆史文明的多麽崇拜。但不論是梵高、赫爾曼·梅爾維爾、埃德加·愛倫·坡,還是約翰尼斯·維米爾、亨利·戴維·梭羅、巴赫、莫奈,等等,如若在天有靈,是不會感謝後人的“尊重”的,更多的是覺得怎麽如此這般搞笑和無聊。天國中的他們生前隻是用自己的筆墨、樂符,表達著所思所想所願,以及對生死的基本考量,結果是被“扭曲”得“七零八落”,更有甚者“斷章取義”,肆意糟蹋,並可憐著一些“強盜”,或是“大王”借此為自己塗脂抹粉、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