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政治密切相關的豐富著述
康有為作為一個思想、學術涉獵頗廣的大家，其作品也涉及了政治、文學、書法等多方麵。若以思想家的身份來衡量，當屬他有關國家政治的思想史最為有新意、有價值。
康有為闡釋自己政治思想、政治主張的作品，可粗分為上書皇帝的“應製式”和“學術式”兩類。
在“公車上書”運動中，康有為就曾著萬言書，兩年後的1897年，德國強占我國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光緒皇帝於1898年1月令他條陳變法意見，他於是呈上了著名的《應詔統籌全局折》，隨後又進呈自己所著的《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兩本書。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闡述了“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的思想，請求光緒帝實行“全變”。他在這篇奏折中以波蘭、埃及、土耳其、緬甸等國為例，論證守舊不變，會使國家麵臨被分割，甚至危亡的險境，這是世界各國的趨勢。當時中國之所以麵臨危亡，就是因為保守舊法、不知變革。他還以《日本明治變政考》為依托，建議光緒帝仿效日本明治維新，推行新政。在他看來，大誓群臣以定國是、設對策所以征賢才、開製度局而定憲法是明治維新的三方麵要義，為此，光緒帝應盡快宣布維新變法、“詔定國是”，設立“上書所”，準許人民上書，對上書者量才錄用，在內廷設製度局，訂立各種新章。康有為希望以此三項，實現依靠皇權來推行新政，使維新派參與政權，以及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機構的目的。這次上書，康有為還對派員出國遊曆、翻譯西方書籍、變通科舉、製造紙幣、收印花稅等事項有所提倡和建議，足見他思想之現今。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是對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的強調，後者則強調和推崇了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製。《應詔統籌全局折》反映了資產階級維新派政治改革的要求，是戊戌變法的施政綱領。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接受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改革方案，頒布“明定國是”，開始變法。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頒布了數十條詔令，新政內容要為倡辦新式企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修築鐵路開采礦產，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開設學校，提倡西學，裁汰冗員，削減舊軍，重練海陸軍等。這些實際上隻是康有為上書主張中的一部分，那些實質是集中王權、擺脫慈禧幹政的條目，基本沒有得到推行。由於變法的社會基礎不牢固，變法會損害上層的利益，而光緒帝權利有限，這場變法最終在慈禧發動的政變中結束。維新變法隻維持了103天，並付出了戊戌“六君子”血的代價，除了保留了運動中開設的西方學校，“百日維新”幾乎一無所獲。
“百日維新”時期，康有為基於變法、宣傳的需要，發表了著名的變法理論著作《孔子改製考》。書中借孔子的權威和儒家思想，論證了維新變法的合理性，否定了頑固派恪守祖訓、反對變法的理論基礎。《孔子改製考》是康有為在思想理論上的一大創新，它將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學說與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為變法運動創造了曆史依據，減少了施行變法的阻力。
《孔子改製考》共21卷，集中體現了康有為的政治思想。
“大同”是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孜孜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大同思想是康有為思想體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思想將把西方的進化論學說和中國傳統的變易哲學觀點融為一體，又吸收了《禮運》的“小康”“大同”說，附會公羊三世論，認為人類社會是循著“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規律發展的，將最終達到“政府皆由民造”，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隨著康有為對西學認識的加深和列強侵略的加劇，維新以“大同”思想為武器，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疾呼。
我們從《孔子改製考》的序言中，就可一窺康有為對“大同”社會的向往和推崇。在千餘言的序言中，“太平之治，大同樂”就被提及了八九次之多。書中，孔子成為了主張變法的先賢，以變法求“大同”是孔子教義的最高境界。在推崇孔子的變法思想，宣揚大同社會的同時，康有為對當時思想上占據了統治地位的理學進行了大膽的譏諷。他評說理學大師朱熹“多言義而寡言人，知省身寡過而少極民患”，指責程朱理學“蔽於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隻注重宣傳綱常教義，禁錮了人們的頭腦，而不注意解決實際問題，拯救人民於苦難之中。康有為將程朱理學看成偏安之論，而當今世人的當務之急，就是撥開理學的雲霧，使孔子倡導的大同思想重現於世。
《孔子改製考》被稱為是一部“火山大噴火”式的理論著作，它的序言集中表達了康有為作書的目的。他提出要以大同社會代替封建專製，這是向封建社會提出的挑戰，可謂振聾發聵，令人醍醐灌頂。
康有為在書的正文中猛烈抨擊了封建專製主義，表達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為認為，“大同”理想要到遙遠的太平盛世才能實現，現在為“據亂之世”，隻能追求小康，不能言大同。但是，康有為並沒有因此而消極地等待，而是主張積極爭取，以早日迎來“大同”的曙光。他還在書中熱情地稱頌民權，認為百姓應該有“自主自立之權”。他曾說：“孟子大義雲：民為貴，但以民義為主，其能養民，教民者則為主，其殘民、賊民者，則為民賊。”他還有不少直接批評封建君主專製的文章，表達了他鮮明的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在第17卷《儒政諸子考》中，他說道：“孟子、荀子都認為桀紂非君，湯武非弑，其道理在於：為民賊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他以次引申開來，說：“見秦王無道，人人皆得而誅之，而陳涉、項羽首先亡秦，可以代秦，是亦一湯、武也。”把陳涉起兵反秦看作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的舉動。將農民起義的領袖和聖人湯武相提並論，不得不說是一種石破天驚的論調。
言民權、倡“大同”的《孔子改製考》一經刊登，即在封建士大夫的各個階層間掀起了軒然大波。頑固派視其為洪水猛獸，說它是歪理邪說，指責康有為偽典籍滅聖經，托古論製而亂法律，目無君上，是士林敗類、名教罪人。洋務派也對此持有相似的觀點，認為君臣之義“與天無極”，而《孔子改製考》卻完全拋棄三綱五常，竟鼓吹民權，這是他們完全無法容忍的。張之洞為此職責康有為“忘親”“忘聖”，有菲薄名教之心。甚至連一些原本與維新派關係很是密切的官員，也由此對康有為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曾寫道，一次光緒帝讓他向康有為索要上書，他說與康有為不相往來，因為從《孔子改製考》中窺見康有為居心叵測，因此不與他相交。
事實表明，盡管《孔子改製考》對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影響並不太理想，康有為假借孔子改製的理論為變尋找可以依靠的基礎，並喚起民眾的注意，轉換人心的目的遠遠沒有得到。書中民主、“大同”的理想太過高懸，曲高和寡，非但一般士子難以消化、接受，還引起了整個官僚、士大夫階層的不滿。而從其理論本身來看，有關孔子改製的考證多表現得牽強附會、生拉硬扯，不夠嚴密，這容易在儒學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引起人們的反感。
承前啟後的教育思想
康有為非常重視教育的作用。在他看來，教育比軍事更重要。他說：“嚐考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他認為教育是國家富強之本，“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他認為教育不良是中國貧弱的原因所在，是為“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他還認為，教育是決定人善惡智愚的因素，他主張社會國家如同人性一樣，是可以通過教育加以改良的。因此，康有為特別重視學校的開民智作用，在《大同書》中，康有為表述了在理想的“大同”社會中學校教育所占的最重要的地位，“太平世以開人智為主，最重學校”。由於有這樣的認識，因此他把教育作為維新變法的重要手段，這對教育的改革和維新變法思想的傳播都有促進作用。但他也過分誇大了教育的作用，注重以教育手段來變法，顯示出他改良主義的軟弱性。
康有為深刻揭露了科舉製度的弊病。他曾上書光緒帝，主張廢除八股取士。在晉見光緒帝時，康有為痛陳八股之害，將割地、賠款，輪船、鐵路、礦務、商務之輸，以及國弱、民貧都歸結為八股所致，促使光緒帝當即同意廢除八股。光緒24年五月初五，即公元1898年6月23日，光緒帝下詔：“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同年五月，康有為還上呈了《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學校折》，極力主張停止傳統無用的弓矢之武試，代之以廣設武備學校，來培養兵學人才。康有為廢八股、停武試的主張，對改革科舉製度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主張廢除科舉的同時，康有為提出了自己的學校教育體係，極力主張開設學校。他以《請開學校折》上書光緒皇帝，主張仿效德、日學製，通令全國各省、府、縣、鄉開設學校。他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學校教育體係：鄉立小學，兒童7歲入學，學習文史、算數、輿地、物理、歌樂，八年畢業，此階段實行強迫義務教育，兒童“不入學者，罰其父母”；縣立中學，兒童14歲入學，先入初等科學習兩年，再入高等科學習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等專門學；省府立專門高等學校和大學，大學分經學、哲學、律學和醫學四科；京師設立一個規模較大的大學堂。此外，他還建議設立圖書儀器館、師範學堂，撰寫課本，製定章程，並主張“非專立學部”不可。這些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得到了部分實現，對於以後的學製也有一定的影響。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詳細提出了他理想中教育製度的藍圖，在許多地方與上述製度大略相同。又增加了一級，即為3~5歲的幼兒設立育嬰院，以“養兒體、樂兒魂、開兒知識”為主要任務，這是清代最早提出的學前教育的主張。康有為希望通過他所設計的四級教育體係，為他的大同社會培育德智體美都具備的新型人才。康有為所擬的教育製度，是中國最早提出的一個全麵而係統的新教育製度，雖然有許多空想的成分，但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此外，康啟超還提出了胎教、幼教和女子教育的要求。康有為在《大同書》中主張，兒童未出生前就要進行胎教，“教之於未成形質以前”。具體做法是為孕婦設立“人本院”，由醫生選擇最能養胎健體的食品和最宜於孕婦身體的衣履，對孕婦進行修養、音樂、衛生等方麵的教育，以保證生出健康聰明的嬰兒。這一思想是前所未有的，意義重大。對幼兒教育，康有為主張，嬰兒出生後即送入公立“育嬰院”，三歲後轉入公立“慈幼院”受幼稚教育，不需父母撫育。這種觀點具有烏托邦性質，不太符合人類天性和社會經濟的負擔能力，但他首次提出對嬰幼兒進行教育，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在女子教育方麵，康有為主張“男女同權”“教育平等”，女子應該和男子一樣入小學、中學和大學。他提出：“宜先設女學，章程皆與男子學校同。其女子卒業大學及專門學校者，皆得賜出身榮銜，如中國舉人、進士，外國學士、博士之例。”他主張女子學成之後，可以為官、為師，“但問才能，不問男女”。康有為提倡女子教育，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無疑是一種突破。
康有為提倡德智體美並重的教育。從光緒17年，即公元1891年起，康有為在廣州興辦萬木草堂教授弟子，“其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在德育方麵，康有為規定學生要做到：格物、克己、勵節、慎獨、主靜、養心、變化氣質、檢攝威儀、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廣宣教惠等；在智育方麵，規定有義理、考據、經世、文字等四種學科、17個學門課程，還有遊曆、演說、劄記等“科外學科”；在體育方麵，康有為特別重視兵式體操，這在當時尚屬創舉，開辟了以後“尚武”教育的先河；在美育方麵，康有為讓學生進行音樂、舞蹈等訓練。總之，康有為要求學生在德智體美諸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新型的人才。
康有為主張中西兼學的教學理念。康有為在教學中，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在他所設置的義理學中，既有中國哲學，又有泰西哲學；在考據學中，既有中國經學、史學，又有萬國史學、地理學、格致學；在經世之學中，既有中國政治沿革得失，又有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原理學、政治應用學、群學；在文字學中，既有中國詞章學，又有外國語言學。此外，對西方自然科學也很重視，“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等，皆學之。
康有為采用新的教學方法。首先，康有為反對中國傳統的“獨學”法，認為“獨學，則無講習漸摩之益，則必孤陋而寡聞，勤苦而難成”，他主張學生集體學習，以互相觀摩，互相啟發。其二，他常用比較法來進行教學，以過去說明現在，以“西學”來證明“中學”，“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其三，他改革了傳統的照本宣科、死記硬背的教學和學習方法，而采用啟發教學法。康有為學識淵博，講課內容均為他平日學術研究的心得，觀點新穎，富於啟發性，非常受學生歡迎。其四，康有為重視學生自學，經常讓學生自己讀書，記筆記，他給予輔導答疑，借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其五，康有為挑選一部分學習較好的學生協助他編書，既有益於提高學生的讀書和寫作能力，又有助於自己編寫有關維新變法的著作。其六，康有為在學生中設學長，幫助教師進行教學、管理等工作，有助於鍛煉學生的能力。康有為運用這些教學方法，培養出一大批具有維新變法思想的人才，很多人後來成為戊戌變法的骨幹。
康有為可說是戊戌變法時期教育改革的導師，其教育思想對清代教育改革有承前啟後的重大影響。
追求一生的“大同”夢
“大同”思想，是康有為思想體係中的重要組成，《孔子改製考》並不是我們讀懂他這一思想的最好參照，如果要對他夢想的“大同”社會有更好的了解，還要一讀他較晚期的另一著作《大同書》。
其實，早在1884年，康有為就說自己在“演大同主義”，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製，名曰《人類公理》”。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流亡日本，在此期間，他已有稿本20餘篇。1902年，康有為避居印度，《大同書》在此時最終成書。《大同書》初名為《人類公理》，是康有為的代表作之一。然而在1913此書未發表之前，隻有很少人看過這部書，直到康有為死後的第八年的1927年，《大同書》才由其弟子交予書局印刷出版。 《大同書》共30卷，約20萬字，分為甲—癸10部，每部又分若幹章不等，全書共有59章。此10部分別為：甲部《入世界觀眾苦》，乙部《去國界合大地》，丙部《去級界平民族》，丁部《去種界同人類》，戊部《去形界保獨立》，己部《去家界為天民》，庚部《去產界公生業》，辛部《去亂界治太平》，壬部《去類界愛眾生》，癸部《去苦界至極樂》。維新運動的發起，《大同書》的撰寫，是康有為對中國近代曆史和中國文化思想寶庫最重要的貢獻。《大同書》思想貫通中西，是康有為晚期思想的生動表達。
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被迫逃往國外，在流亡日本、遊曆歐美的過程中，他時刻心記國家、民族的危亡與苦難，尋找救國良方。在此期間，西方資本主義進化論學說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對他產生了影響，這對《大同書》成書有著重要的意義。《大同書》基於儒學"不忍人之心"的博愛觀，“思有以拯救之”，表達了康有為救國存民的理想。他依據《春秋》公羊三世說和《禮運》中的“小康”“大同”說，運用今文經學的交易哲學，談論了人類曆史發展的三個階段：由“據亂”進為“升平”，由“升平”進為“太平”，那時人們都將成為快活無比的“神聖”。“升平”意指小康，“太平”則意指大同。他所向往的大同、極樂世界，正如《禮記·禮遠》篇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不閉，是為大同。”
康有為以民主主義的平等精神和社會主義的空想，勾畫了一幅人類社會未來的美景。他大同世界的藍圖，既帶有中國社會理想特色，又帶有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色彩。
《大同書》可以說是康有為政治、社會理想的集大成之作，內容涉及頗廣，梁啟超曾將此書內容作如下概括與歸納：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幹區域；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為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幹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人自由享用；警惰為最嚴之刑罰；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
《大同書》首先為我們揭示了人類在種種不平等的製度之下，所遭受的各種各樣的苦難。“人道之苦無量數，不可思議，因時因地苦惱變矣，不可窮計之”，在康有為看來，人生苦惱是無窮盡的，是人們所無法預料的，他粗略統計說，“人生之苦七，天災之苦八，人道之苦五，人治之苦五，人情之苦八，人所尊尚之苦無”，人生之苦，可謂無處不在，無法逃脫。受苦自然不是人之所願，享樂才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既生亂世，目擊苦道”，也就隻能“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唯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觀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無以加此矣。”生於亂世的康有為要救人出人世之苦，這也是康有為寫著《大同書》的原因。
那麽，他要怎麽做，才能達到他的救世理想呢？在這部分的末尾，康有為寫道：“總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所謂“九界”，“一曰國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級界，分貴、賤、清、濁也；三曰種界，分黃、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婦、兄弟之親也；六曰業界，私農、工、商之產也；七曰亂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傳種無窮無盡，不可思議”。既然苦難的根源就是九界，因此“何以救苦”——“破除九界而已”。
那麽，又要如何破除這九界呢？《大同書》的第2~10部，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記述：一去國界，消滅國家；二去級界，消滅等級；三去種界，同化人種；四去形界，解放婦女；五去家界，消滅家庭；六去產界，消滅私有製；七去亂界，取消各級行政區劃，按經緯度分度自治，全球設大同公政府；八去類界，眾生平等；九去苦界，臻於極樂。在去了九界的世界裏，“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這裏人人勞動，勞動至上，正所謂“太平之世無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無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創新器而已”。而每一個勞動者都是受過教育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其工皆學人，有文學知識者也。”
在《大同書》的己部中，康有為詳細設計了大同世界中社會為婦女、兒童、老人興辦的福利教育事業。己部第四章“小學院”寫道，人在6歲離開育嬰院之後，就要在小學院接受教育，直到10歲為止，這又可以根據人智力水平的不同，在年齡上做出上下的調整。並且，“此院司理及增長率皆為女子，號曰女傳”，“女傳非止教也，實兼慈母之任”。關於教育的課程安排，康有為則認為“大同世文與語言皆歸於一，學之自事簡而功倍，自修身、習算、地理、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學皆當學習，其學類、學級隨時議而定。”康有為接受了一些西方關於課程設置的觀念，指出“圖畫雛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備，既使開其知識，且須多為仁愛之事以感動其心，且以編入學課中，使之學習。若夫金木、木工、範器、築場既合童性之嬉，即資長大之業，童而熟習，長大忘形，尤於工藝易精也。”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以上這些關於小學教育的理論觀點，對於當時而言，無疑是開一代風氣的，具有進步意義的。
《大同書》的壬部，盡情地描繪了理想的“極樂世界”中人們衣食住行等種種細枝末節。在談到吃肉時，康有為說道：“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殺矣。其時新術並出，必能製妙品，足以代鳥獸之肉而補益相同者，且美味尤過者。當是時，人之視鳥獸之肉猶糞土也，不戒殺而自能戒矣，其視牛、馬、犬、貓如今之視奴仆，親之、愛之、憐之、恤之、用之，而衣之，食之，斯為大同之至仁乎！”康有為似乎早就預料到，人類可以利用素食原料，製造出足以代替肉食的美味食品，而現代人對於動物的愛護，對於動物權益的維護，似乎也正好應了他的猜測。康有為又說：“當代肉妙品未出之先，必不能絕肉食也，於是量全地之所食，而牧部量地畜牧而供之，其殺之也，以不使其有呼號痛苦之苦。”要吃肉，又要吃得人道，於是將牲畜電機殺之，不讓它痛苦呼號，這似乎又是極為時尚的主張。
“均產”說是康有為《大同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他首先指出私有製造成的種種弊害，繼而進一步對公工、公農、公商相對於獨工、獨農、獨商的優越性進行了肯定，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公有製下社會經濟生活的圖景。“農不行大同，則不能均產而有饑民”，“工作行大同，則工商業相爭，將成國亂”，“商不行大同，則人種生詐性而多餘貨以強物”，因此，必須推行農、工、商之大同，使百姓飽食，人性純良，國家穩定。康有為多提倡的“均產”，對於私有製來說是一項極大的進步。與此同時，他也隱約看到了當時正在向帝國主義發展的歐洲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經濟矛盾，指出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是資本主義私有製，造成人性的卑劣和社會財富的浪費的是自由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可見，康有為的大同理想，不僅具有民主主義的精神，還帶有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
康有為崇尚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反對以暴力來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他寫就了《大同書》，卻終究無法找到通向大同的康莊大道，原因也在於此。他反對私有製，說消滅私有製“此事甚易”，即自“明男女人權始”，“自去人之家終”，實質上就是用資產階級的平等來代替社會革命。他設想的太平世的社會組織和政治製度，實際上隻是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藍本上加之一些個人幻想。中國還處於亂世之中，資本主義國家卻已進入升平世或接近太平世，去國界的太平世公政府，不過“若美國、瑞士之製是也”。事實上，所謂的去國界就是廢除各國封建的君主專製製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去級界就是消滅封建等級製度，去家界就是消滅封建家族製度。他又說“日本若君權墜而改共和，則國勢亦危”，暗示中國隻能實行君主立憲製。總而言之，康有為論述的是一種以改良主義為中心的“大同社會”，但是曆史證明，改良之路無法通向“大同”。
可能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康有為在《大同書》中論述的觀點有些是幼稚可笑的，有些是理所當然的，但對於當時而言卻是對未來社會的一種美好、天真的向往，是一場帶給人希望的思想革新。
自問世以來，學術界對《大同書》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是康有為對於自己的這部作品卻很是滿意和自豪，他曾表示：“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隻能說，康有為在書中盡情地展示他心裏理想社會的藍圖，而讀者也見仁見智，從他所寫的字裏行間有所取得，這也就不失為一種美好，一種理想和價值的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