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三個回歸土地，如鳥倦歸巢的故事。
近年來，接觸過太多自然文學，《討山記》是非常特殊的一本。阿寶本是中文係出身，畢業後短時工作，曾經為學攝影而謀職於照相館，每天衝印照片、接觸化學藥劑而對此愛好心生動搖，漸漸無師自通拿起畫筆取代相機。她從1994年起自由旅行、寫生，曾以騎單車、徒步、趕驢等方式遊走西藏、尼泊爾、印度十八個月，及單車環遊寫生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七個月。結束雲遊後蟄居花蓮竹村，不定期在梨山打山。1999年，她將對山林土地的關懷付諸實行，正式成為梨山女農。她租賃了一塊地，規劃，耕種。其中種種辛苦，諸如冒著大雨搶收，整日趴在鐵梯上疏果、套袋、嫁接等，這些都不用說。
她隻寫了一本書，對她來說，語言是次要的，以手踐行才是最重要的。在女作家裏，她是執行力第一人。看她的書，全是動詞、實意、處理實際問題的路徑陳述，沒有虛擬空漫的氤氳文氣。不是在那裏袖手空談、通宵說道、唇槍舌劍、以筆為戟，而是實實在在地去下田上樹、蓋屋搭橋。
在大學時代，她就在假期頂著烈日苦練筋骨，甚至為了旅途方便剃光頭。與同齡女孩子千方百計地保養軀殼反向，肉體的灼傷磨蝕，卻帶來了她精神的不蒼白。她曾經背著水彩紙和顏料攀登幾千米的高山，隻是覺得用手一筆筆繪製出來的風景才是通心的，而攝影隻是機械複製。在藏族聚居區她也堅持素食，登喜馬拉雅山也背著沉重的畫紙，高強度的體力消耗使她有段時間連月經都停止了。這種肉體試煉的極限之後，就得到了禪宗裏的“桶底脫落”，一絲不掛，過往的一切都不再介懷。在身體遠行萬裏之後，心終於歸巢。那一刻，簡直平靜得不忍快樂。
日本電影《小森林》裏，平凡的女孩不適應大都市的喧囂生活，回到深山老家，那是位於日本東北地區的村莊小森。這裏遠離都市的喧囂和浮躁，為青山綠水所環繞，她像其他村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森在日本算是經濟落後的山區，生活配置也無法和城市相提並論（女孩一開始就介紹：如果要買生活必需品，隻能騎車去鄉公所，然後，鏡頭裏出現了一個和中國偏遠小鎮差不多的，隻有幾幢破落的二層房子的集鎮場景）。女孩獨居在老宅裏，半夜被偷栗子的熊驚到，夜裏讀書，也會被大蛾子撲窗嚇一跳。她每天除了耕作之外，就是做菜，她根據記憶，一道道複製了離家而去的媽媽的菜譜：“伍斯特醬油”“榛子醬”，在“物”的低語中，獲取心的安寧。
電影裏的台詞很少，遠離“大詞”和“主義”，親臨生活，身體語言密集。在《小森林》裏 ，所有的菜式都是可以現學現做的，非常具體。日子就是：烤麵包，揉麵團，讓它吐氣；做米酒，米加十倍的水熬成粥，加入酒曲攪拌均勻，放置一夜；胡頹子果醬，這種果子很酸，要加加倍的砂糖，隻是為了重溫少時的記憶，“掉落一地的果實，隻能等著慢慢腐爛，拚命長大的成果隻是付之東流。於是……把你們做成果醬吧！”女孩說；雨久花醬，徒步蹚過小溪，去采花，把花莖剁成泥，加味噌調味，就可以讓人在吃不下飯的疰夏中，多吃一碗。
這不是田園牧歌，而是胼手胝足地勞作。在最熱的天氣裏除草，為了保證口糧自足，得下地種稻穀，閑時幫人運魚賺點零花錢，除濕氣的話，隻能在熱天點燃火爐，以口吹火，忍著炙熱才能除濕。阿寶的《討山記》亦然。她長年孤身露宿在荒山上，沒火沒電，生吃蔬菜為生，晚上在煤油燈下寫農事筆記，對著雪山燒水洗澡，每個墾荒的環節都有你想象不到的阻礙：怕傷害土地所以自製大煙水做有機農藥，結果除蟲力低下；買水果遇到奸商；除草怕農藥殘留，結果除草機的刀片全被草地的石頭磨鈍，最後隻能操戈，用大刀除草……累累的麻煩，一一去處理。最後在農閑時，聽瑞士男友吹長管，才能聽得意興閑閑，也就有了《小森林》裏，女孩除草一天後，喝一口自釀米酒的快意——二人都是在勞作後收獲了滿足感，遠遠不是去飯店吃飯、洗桑拿那種被伺候的官能滿足——如果這個辛勞的背景退卻，則故事失去了鎖匙。
其實，我在想的是：身體和語言，到底哪一個離生命更近？
在電影裏，女孩通過酷暑嚴寒中的勞動，複製媽媽做的菜，緩解了被棄的傷害，最終獲得內心的修複，這種用實相來打撈過往的方式，使我想到自己的烹飪史。我是有孩子以後才開始做飯的，我不記得媽媽教授我的人生哲理，但我會清晰地記得她給我做的菜，少時每到暑假，媽媽就會給我蒸“吃了可以長個子”的小公雞，還有鹹魚燒肉，那些濃油赤醬的氣味是我假日的注腳。現在，每次我在水流下，一寸寸地洗著菜，就會想：正是這樣簡單重複的家族菜式，每日往複的身體動作間，媽媽養大了我，而我也將養大自己的孩子。快樂的童年，是孩子一生的油庫，即使她長大了，也要時不時回來加油，而這個美好童年的組成，是相愛的父母、和諧無毒素的家庭氛圍及媽媽做的菜。
在電影裏，戴著草帽幹完農活，把頭直接伸到水龍頭下麵衝洗，粗獷得像個漢子一樣的少女，揚起汗津津的臉說：“語言總是不可信任，不過用自己身體感受到的，就可以相信。”
最後一個故事，是男版的。來自文德斯拍的《地球之鹽》，這部電影其實是攝影師薩爾加多的紀錄片。文德斯自述：“大概在二十年前，我在一個畫廊裏發現了那張照片，那時候我並不知道它的價值，我隻是覺得拍攝這幅照片的人一定是一名優秀的攝影師，也是一名冒險家。照片的背後有一個印章，還有一個簽名：塞巴斯提奧·薩爾加多。”
當時，文德斯被薩爾加多的照片所震撼，買下了兩張，有一張一直掛在辦公室的牆上，他說“我了解了他對人類的熱愛”。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拿起相機，薩爾加多拍攝了全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他把他們稱為“地球之鹽”（高尚的人）。
《地球之鹽》是一部電影，但也是靜止圖片的合集，穿插著攝影師的講解和動態剪輯。電影開篇就說：“攝影這個詞的詞源，在希臘語裏就是‘光’加上‘書寫’，攝影師就是用光線來書寫的人。”《地球之鹽》上來就是五萬人在一個深坑裏淘金，一個地基一樣被深掘的深坑裏，梯子上、地麵上、牆上的坑洞裏，密密麻麻都是淘金者……好吧，我蒼白的語言無法複製那種視覺衝擊力。
薩爾加多是個巴西農場主的孩子，他有七個姐妹，十五歲之前沒有吃過餐館裏的食物，隻吃自家的農產品。他作為獨子，被父親勒令學了經濟學，畢業後在法國的銀行裏工作，一直到他拿起相機去體味這個世界，並一發不可收拾地癡迷其中。不可思議地，在後半生裏，他會走遍全球，拍下冰雪覆蓋的北極，殺戮不止、遍地哭號的烏幹達，被薩達姆點燃的科威特油田。
僅僅是看一眼他拍下的油田中的救火員，渾身浸在泥濘的油汙裏，你就會感受到那燃燒的大地的滾燙體溫。而烏幹達的烈日下，用自行車拖著全家財產、頭頂生活用品的難民，睡在道路兩邊，為了逃避另外一個部落的血洗。這就是和我們共處一個地球的人類，甚至在文明程度最高的歐洲，塞族武裝也在屠殺難民，營地裏隻剩下婦女和兒童。一個非洲孤兒，因營養不良，肋骨的輪廓清晰可見，他倚著和他一樣羸弱的狗，準備去遠方尋找他的部落，薩爾加多說：“你看看他的姿勢，就知道他有多堅定。”——我順著他的指點看了，循著他的鏡頭去讀，也看懂了。
當他拍完烏幹達之後，眼見人類的暴力，再反思自己在這些事件中所處的尷尬位置，薩爾加多中止了他對全球人類處境的拍攝計劃。他陷入絕望，覺得這個世界病入膏肓，自己的靈魂也病了。為了拯救全家的勢不可當的頹靡情緒，他的妻子建議大家回到爺爺在巴西阿勒莫漢的農場，重建一片森林。而那片薩爾加多少年時代的綠色天堂已經被環境汙染搞得荒蕪良久、寸草不生。薩爾加多開始種樹，沒想到最後種了一百萬棵樹。綠色重新覆蓋了山穀，牛群踏出小道，瀑布也將複蘇。薩爾加多用自己的手重建了森林，及對人類的信心。他說：“當我過世時，我們種下的森林將會恢複成我出生時的模樣。循環得以圓滿，這就是我一生的故事。”——這是我喜歡的結尾，人類不僅殺戮，也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