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都對經濟發展具有方向性、長遠性和綜合性的指導意義。“四小龍”的經濟保持高速增長，首先應歸功於實行的經濟發展戰略所起的重大作用。從總體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四小龍”的經濟由走內向型經濟發展道路實行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轉向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實行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其中，隻有香港例外，因為它是完全開放的自由港，一直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市場機製的自發作用，因而無嚴格意義上的經濟發展戰略。
7.2.1 “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
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又稱為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是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意識地推動國內和區內工業的建立，以本國和本地區生產的工業製成品取代原來依靠進口的產品，以滿足國內（區內）市場的需求，並逐步實現工業化。進口替代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消費品工業的進口替代，一般先是日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然後是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第二階段是資本貨物或生產資料的進口替代。亞洲“四小龍”的韓國和台灣於20世紀50年代、新加坡於60年代開始實施的進口替代，主要是進口替代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時間維持了10年左右，之後便相繼轉入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階段。
為實施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四小龍”重構經濟管理體製，實行了一係列國有化和市場化等政策措施，主要有：
①通過提高關稅，限製進口，保護國內（區內）的市場。
②建立國家外匯管理製度，通過外匯控製，將農產品出口收入投資到工業部門。
③政府（當局）采取強製手段改變落後的農村封建生產關係，實行土地改革，打破莊園經濟的地方封鎖狀況，建立統一市場，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④建立宏觀經濟管理體係，在財政、稅收、外匯等方麵給私營企業以各種優惠，借以激勵私人資本投資於工業企業的積極性。
⑤借助於國家力量，直接建立國有企業，運用經濟計劃指導國營或私營企業的生產和銷售活動。
實施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對“四小龍”實現自主工業化，改變在殖民地時期形成的單一的經濟結構，發展民族經濟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但是這種促進作用因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本身的弊病而難以長期持續。其弊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
①進口替代階段，工業化是在國家高度保護下發展的，進口替代產品的出口競爭能力較弱，而大量工業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又要依靠進口，影響國際收支平衡。
②進口替代階段，把經濟發展的基點僅僅放在本國（地區）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無法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活動，喪失了利用外部條件發展本國（地區）經濟的可能性。特別像“四小龍”，這樣的地區市場狹小，又缺乏資源，隨著經濟的發展，它們國內（區內）的市場逐漸飽和，經濟發展同市場狹小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在這種情況下，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逐漸失去它曾經有過的積極作用，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羈絆。於是，從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起，“四小龍”相繼進行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即由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轉換為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此時恰逢各國經濟向國際化發展，跨國公司廣泛興起時期。“四小龍”經濟的對外開放，順應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從而為它們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外部條件。
7.2.2 “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
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著重發展出口導向工業，從而使工業品代替初級產品成為出口的主要項目。這一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建立以出口貿易為中心的經濟體係，把經濟活動的重心由以本國市場為主轉向以國際市場為主，集中力量擴大出口，由此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這一戰略同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比較，有著很大的區別。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戰略目標上由內需帶動經濟發展轉向由外需促動經濟發展
在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時期，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以滿足內部需求來帶動經濟的發展。而在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的條件下，滿足外部需求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四小龍”的經濟發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於國際市場需求特別是美國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大大刺激了“四小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其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出規律性的變化：出口增長，整個經濟也跟著增長；出口下降，整個經濟也隨之受到影響。而且，在通常情況下，出口的增長幅度大於經濟發展的幅度，這已成為它們的共同趨勢。
2.在戰略措施上由保護內部市場轉向鼓勵麵向國際市場
在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時期，“四小龍”均實施保護內部市場的政策措施，特別是關稅政策，對國內（區內）的產業實行保護，以利於民族工業的發展。但轉入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後，鼓勵出口政策成為其政策的核心，包括降低關稅、減免出口稅、給予出口補貼、加速折舊、貨幣貶值等一係列政策，旨在確保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的實現。
3.以製造業為主導的產業側重點不同
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和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都是工業化戰略，因而製造業首先成為主導產業，但兩者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前者著重發展一般消費品工業，後者主要根據市場變化，在擴大工業品出口、參與國際競爭中，由外向型製造業發展來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
7.2.3 “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的宏觀調控措施
1.發揮政府（當局）對經濟的幹預作用，彌補市場機製的不足
“四小龍”基本上屬於利用市場機製，並與政府較強經濟幹預相結合的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地區）。但是在不同國家（地區），政府幹預經濟的程度和方式很不相同，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也不同。香港是個自由港，是世界上開放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它按自由港方式管理，但其對經濟生活並不是放手不管，任其自流。在遇到通貨膨脹、出口受阻、股市波動等重大經濟問題時，香港特區政府還是要出麵幹預，隻是其幹預的程度很低，一般稱不幹預型或積極的不幹預型。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香港外向型經濟中遇到的麻煩越來越多，香港特區政府對經濟的幹預采取比過去更加積極的態度，幹預的範圍和規模也不斷擴大。除香港外，其他“四小龍”基本上都是政府（當局）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區）。政府主導型的特征是：
①政府（當局）擁有一定數量的經濟實力雄厚的國營企業以控製經濟命脈，維持經濟的正常發展和穩定局勢。
②政府（當局）製訂經濟發展計劃，但不論是短期還是中長期，基本上都屬於指示性質，不是強製性質。它們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確定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規定各個時期重點發展的部門和項目，提出部門發展的指標以及為此采取的相應措施。二是通過規定諸如稅收、匯率、利率、優惠信貸、進口控製、農產品和能源價格等各種政策措施，對國營企業、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的決策產生影響，起著指導企業生產和經營的作用，以促進計劃的實施。
③政府（當局）通過各種經濟杠杆指導市場，推動經濟發展，並以此預防和克服經濟的不景氣，抑製通貨膨脹，改善投資環境，拓展對外關係渠道，平衡國際收支。
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國家（地區）中的政府經濟幹預政策對市場機製的作用在不同國家（地區）和不同時期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初期，“四小龍”的經濟幾乎處於崩潰邊緣，政府（當局）曾一度實行過統製經濟，扭曲了市場機製。20世紀60年代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市場機製過於薄弱，缺乏政府（當局）有效指導。政府（當局）通過加強幹預經濟，有意識地調節市場，調節社會再生產過程。特別是宏觀計劃調節作為政府（當局）調節機製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合理配置生產資源、彌補市場機製自發調節的缺陷等方麵，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積極作用。80年代後，“四小龍”的政府幹預經濟作用開始呈減弱的趨勢，趨向實行政府幹預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並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政策。這一趨勢更適應外向型經濟向國際化自由化的發展，因為外向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要求國內（區內）經濟按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辦事，以利於與世界經濟接軌，過多的行政幹預容易造成對市場經濟的扭曲，造成人為的失衡。
2.采取靈活誘導措施大力吸引外資，把外資納入經濟建設的軌道
“四小龍”在吸引和使用外資的政策措施中，最突出的方麵有以下幾個。
（1）對外資的股權從限製較嚴到趨於放寬
股權問題曆來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中最為敏感的，也是外國投資者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在“四小龍”中，香港由於實行自由港管理方式，對外資的股權基本上不作任何限製，甚至對外國銀行和金融機構也基本上是開放的。韓國和台灣在20世紀70年代後就相繼修改外資法規，放寬對外資股權的限製。如原來韓國的外資法規定，合資企業中本地資本一般不得少於50%的股權，1993年經修改的《外國資本說明法》則允許外資在能源、食品、電子等大部分行業的合資企業中占多數的股權，有的項目甚至可由外資獨資生產和經營。
（2）實行低稅率的優惠
這是“四小龍”在外資方麵製定的最有吸引力的措施。香港長期以來實行低稅率政策，在亞洲地區屬稅率最低的地區。新加坡則是僅次於香港的低稅率國家。韓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陸續頒布的一係列有關法令中規定，外國投資企在所得稅、法人稅、財產稅方麵實行“免五減三”的待遇。外資企業經批準後引進的資本貨物和消費物資免收關稅。外國投資者還可以免稅購買當地的原材料、設備及出口產品。從理論上講，稅率是同資本市場回收率和利潤率呈反比例關係的，所以低稅率政策必然給投資者帶來較高的利潤。1975-1985年，香港的資本市場年均回報率達19%，居於世界首位；新加坡為18%，位列世界第二；韓國和台灣也排在全球前列。而同一時期，美、法、英則分別為6%、6%和7.5%，由此可見，“四小龍”具有吸引外資的最佳投資環境。
（3）外資的使用方向與重點產業保持一致
“四小龍”雖然對外資逐步趨向全麵開放，但並不是對外資不加選擇和限製。它們大都能堅持在維護民族經濟利益的前提下，根據各個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對不同部門、不同行業和不同領域的不同鼓勵政策，來調節外資的投向和規模，使其同經濟調整中的重點產業的發展相一致。在進口替代工業時期，引導外資流向國內（區內）保護的日用消費品工業。在由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轉向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後，引導外資流向重點發展的出口加工工業。近年來，由於經濟向國際化、產業高級化發展，則引導外資流向重點扶植的高科技產業。這種在不同時期鼓勵外資投入不同重點產業的靈活誘導措施，便於把外資納入自己的經濟發展軌道，從而產生很好的效果。在利用外資的方式中，新加坡和香港以外國直接投資為主，韓國則在較長時期內以對外借款為主。雖然韓國這種背負大量外債推動經濟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風險性，但由於其使用管理得當，所借款的80%以上用於重點發展製造業，改善經濟結構，從而促進出口的增長，加速資金流轉，易於形成新的償債能力，所以沒有釀成債務危機。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韓國注重控製借債規模，增加外國直接投資在利用外資中的比重，更帶動其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4）全力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四小龍”在實行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後，隨著製成品出口的大幅度增加，進出口貿易額增長迅速。20世紀60-90年代，“四小龍”年均貿易增長率高達30%以上，遠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外貿之所以會出現持續增長的態勢，原因在於它們能夠根據國際經濟貿易環境的變化，因勢利導，通過產業結構的轉型來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戰略性改變，並積極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建立外商投資加工出口區，把全力發展出口加工工業作為出口貿易迅速增長的重要手段。但是，要在私人資本無力進行巨額投資的情況下建立起在當時尚無優勢的新的出口工業部門，需要借助於政府財政金融上的大力支持。而且，發展以工業製成品為主的出口貿易，風險大，國際市場上競爭激烈，更需要政府給予各種鼓勵措施。“四小龍”鼓勵出口的政策主要有：
①加強對出口工作的領導，從政府到企業，上下協作，全力以赴，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②減免出口稅收和提供出口信貸，這一直是鼓勵出口的兩項重要措施。
③靈活運用匯率政策。
④廣泛建立服務網絡加強出口推銷。
（5）發揮金融貨幣政策調節宏觀經濟發展的功能
“四小龍”的金融貨幣政策與經濟發展戰略是一致的，是為發展經濟服務的。首先，金融政策服務並有利於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出口的擴張。政府根據不同時期的產業政策，調節銀行對各產業的信貸比重，對產業貿易結構的轉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其次，金融貨幣政策的重要目標是平衡國內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重視對邊遠落後地區的開發和對中小企業的扶持。最後，協調國內（區內）的經濟與國外經濟的關係。尤其是對於貿易依存度很高的“四小龍”來說，國內（區內）物價水平和匯率的穩定狀況如何，不僅影響國內（區內）經濟的正常運行，而且影響到對外貿易的發展。因此，金融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如何穩定本國（地區）的匯率，嚴格控製貨幣的發行量，抑製通貨膨脹。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通貨膨脹問題，始終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難題，從宏觀角度講，通貨膨脹與政府的經濟行為、信貸規模、收入分配和社會福利等有著密切關係。“四小龍”都以財政信貸等手段間接控製通貨膨脹，其中主要是借助於金融貨幣手段，其具體做法是：
①把嚴格控製貨幣發行作為製止通貨膨脹的基本途徑。
②調節利率。實行浮動利率，通常根據資金需求調節利率。
③控製信貸規模，特別是控製貸款。在這方麵，香港的做法特別嚴格。如銀行運用資金時，必須保留存款資金的20%作為流動資產，一般銀行貸款的最高量隻能占存款的75%，以保持合理的信貸規模和結構，控製貨幣流通量。上述這種金融貨幣政策對穩定經濟、抑製通貨膨脹起了很好的作用。韓國是東亞地區通脹最高的國家，1973-1979年曾達到年均通脹率18%，但該國通過調整經濟，降低增長幅度來控製通脹，同時采用控製貨幣發行，提高利率，管製公共事業費和凍結物價等措施，到1983年後消費物價上漲率已降到一位數。
“四小龍”由於經濟基礎好，金融體製健全，金融開放有序，所以金融自由化的實踐才得以成功。“四小龍”的金融自由化做法可以歸納為：
①放鬆黃金外匯管製。香港和新加坡在20世紀70年代就逐步放鬆黃金外匯管製，台灣在1986年開始放鬆外匯管製，將外匯匯出許可證製改為申報製，並允許民間進口黃金。
②利率自由化。1975年香港允許銀行自由決定利率，1988年韓國也作出相同的決定。同年，台灣也放鬆了貸款利率限製。1983年香港實現了港元和美元的聯係匯率製度，利率實現市場化，由香港銀行公會定出協議利率。
③鼓勵資本動，擴大外商投資規模。“四小龍”通過製定和完善吸引外資的法規，采取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