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某日越國大夫文種來到宛縣，聞聽此處有一人時癡時醒。於是猜想此人定非等閑之輩，便派遣一名隨身小吏前往拜謁。不久，小吏回報道：“那人是個狂夫，生來就有此病。”文種笑著說道：“我聽說，一個博學多才之人，多半會被俗人譏笑為狂人，因為他對世事的見解與眾不同，智慧超群，非常人所能理解。”隨後，文種親自前往狂生的住處拜訪，誰知那狂生始終避而不見。但文種並不放棄，一再登門，那狂生有感於文種誠意，便對其兄嫂說：“近日有客，請借衣冠相候。”不久，文種再次前來。二人竟然一見如故，促膝長談，縱論天下形勢，高談富國強兵之道，甚是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這狂人便是範蠡。他年少時便已顯露聖賢之資，他卓爾不群、隱身待時。在文種的盛情相邀之下，決定出山輔助勾踐越王問鼎中原。就此走上了輔越平吳的坎坷之路。
不過，範蠡更為世人所稱道的是，他頗有先見之明，功成之後則泛舟五湖，因而得以善始善終。《越絕書》中對文種、範蠡二人有評價曰：“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詩人汪遵對於範蠡更是滿口溢詞——“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颶五湖風。”表達了詩人對於這位春秋智士的欽佩之情。
的確，範蠡絕對是春秋時期少見的智士能臣，其一身的大智慧至今仍被後人津津樂道。
【史事風雲】
春秋時期，越王勾踐戰敗後，大夫範蠡勸諫並主動跟隨越王臣事吳王。勾踐在質吳數年之後，終於回到故國。勾踐念念不忘亡國之恥，一心想要複仇雪恨，在範蠡和文種的輔佐下，他臥薪嚐膽、勵精圖治，終於使越國複興強盛。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夫差親率國中精兵由邗溝北上，大會諸侯於黃池（今河南封丘縣西南），準備與晉國爭做天下霸主，國內僅留下太子友和王子地及老弱病殘者居守。於是，勾踐又召範蠡問道：“你看現在可以興兵伐吳了吧？”範蠡說：“唯君命是從！順時成事，猶如救火，當果決疾行，唯恐不及。”勾踐大悅，下令興師伐吳。
是年六月，越軍派出流放的罪人二千人，經過訓練的精兵四萬人，賢良六千人，軍官一千餘人，兵分兩路，向吳國發起進攻，一路由海道迂回入淮河，切斷吳王的歸路；一路從陸路北上，直搗吳國都城姑蘇（今江蘇蘇州）。越兵訓練多年，武器精良，將士同仇敵愾，雙方交戰後，吳兵頓時陣勢大亂，太子友身陷重圍，身中數箭，倒地而死。王子地慌忙命人關緊城門，率民夫上城把守，同時派人到夫差處告急。
吳王夫差聞知越國興師伐吳，又急又恨，但又唯恐這一凶信泄露出去會動搖他剛剛得到的霸主地位，於是暗遣使者，一如越國當年兵敗椒山一樣，卑詞厚禮，請求勾踐赦免吳國。範蠡見勾踐猶豫不決，勸道：“目前還難以使吳國徹底滅亡，大王可以姑且準和，等待時機再給予毀滅性的打擊。”於是，勾踐依計而行，赦吳班師。
吳王夫差獲得喘息機會，佯裝“息民不戒”，表示放棄武力報複越國，實則欲師勾踐故智，暗做準備，伺機東山再起。這一點越國君臣心裏十分明白，采取了積極備戰的方針，四年以後，即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越軍再次興兵伐吳，越、吳兩軍在笠澤（今江蘇吳江）夾江對陣。此時的吳國已非同往昔，在北上伐齊、晉戰役中，損失了一部分精銳兵力，在同越國作戰中，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國力大大削弱。再加上吳國多年不修內政，連年災荒，民窮財乏。結果一戰即敗。越軍乘勝揮師，將吳都姑蘇團團圍住。勾踐依範蠡之計，高築營壘，圍而不戰，竟達三年之久。
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0年），越王勾踐增調大軍繼續圍吳。為了激勵全軍將士奮勇殺敵，勾踐詔示軍中：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生子者，歸養；有疾病者，給以醫藥治療。軍中聞令歡聲如雷，個個感奮忘死，拚死向前，軍威空前強盛。這樣，至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吳王夫差在越軍的強大攻勢下，勢窮力盡，退守於姑蘇孤城，再派人向勾踐求和，懇求勾踐像當年會稽被赦一樣，赦免吳王。勾踐不忍，有意準降。站在一旁的範蠡連忙勸道：“當年大王兵敗會稽，天以越賜吳，吳國不取，致有今日。現在天又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行事？況且，大王早晚勤勞國事，不是為了報吳國的仇嗎？難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嗎？”接著範蠡當機立斷，對吳使說：“越王已任政於我，使者如不盡快離開，我將失禮，有所得罪了！”說罷，他擊鼓傳令，大張聲勢。吳使知求和無望，痛哭流涕而去。
不久，越軍攻入姑蘇城，吳國滅亡。勾踐下令誅殺了奸臣伯嚭並派人對吳王夫差說：“寡人考慮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東（會稽以東的一個海中小洲）一隅之地，君臨百家，作為衣食之費。”夫差對來人說：“我老了，不能再侍候大王。”他難當此辱，悔恨交加，待來人退去，哭著對左右說道：“我深悔當初不聽子胥之言，死後還有什麽麵目和這些忠良之士相見呢？”於是用三寸帛掩住臉麵，拔劍自刎。
滅吳之後，越王勾踐率兵北渡淮河，與齊、晉等諸侯會盟於徐州（今山東滕縣南），同時納貢於周。周元王派人賜勾踐兗冕、圭璧、彤弓、孤矢，命為東方之伯。當此之時，越軍橫行於江淮之間，諸侯見其勢大，盡皆悅服，尊越為霸，成為春秋、戰國之交爭雄於天下的強國。勾踐興越滅吳，報了會稽之恥。範蠡“苦身戮力”，與之“深謀二十餘年”，立有汗馬功勞，被尊為上將軍，功成名就。
但此時的範蠡並沒有被功勳榮譽衝昏頭腦。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貪戀，以為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應該適時而退，他久隨勾踐，竭誠輔佐，然而在長期共處中，對勾踐的為人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在範蠡看來，在以往的艱難日子裏，勾踐身處逆境，吃盡苦頭，雖能忍辱負重，禮賢下士，辛勤工作，表現出英明君主的風度，但他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即“可與同患，難以處安”。在滅吳之後的一次慶祝勝利酒會上，群臣畢賀，頌讚君臣協力，國家萬福，“大悅而笑”。可是越王勾踐卻表現異常，時而“默默無言”，時而“麵無喜色”。眼光敏銳的範蠡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料定勾踐為了擴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謀成國定，也不願意就這樣返國和封賞功臣了。因此，與勾踐再相處下去，是很危險的。於是他毅然向勾踐請辭，並得到允許。
範蠡離開越國以後，想起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範蠡，於是投書一封，規勸道：“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先生何不速速出走？”文種看罷範蠡來信，有感於此，便托病不朝。然而，一切都已晚矣，勾踐深知文種之能，認為滅吳以後再無所用，又恐他一旦為亂，無人可製。恰巧此時，有人誣告文種圖謀作亂，勾踐便賜給文種一柄劍，文種取劍一看，隻見劍匣上刻有“屬鏤”二字，知是當年吳王賜給伍子胥自裁的那柄劍，於是悲憤難抑，仰天長歎，拔劍自刎。
後來，範蠡輾轉來到齊國，變姓名為 ，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並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範蠡的賢明能幹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歎：“居官致於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於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一身布衣，範蠡第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肥城陶山，或山東定陶），在這個居於“天下之中”（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又一說為在宜興製陶，無錫五裏湖養魚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 ，乃我國道德經商—— 之鼻祖。
【史事今說】
毋庸置疑，範蠡是人生中的智者。他的選擇雖有些無奈，但卻為自己留下了永久的美麗。相對於那些不懂退避、硬充好漢的人而言，他才是英雄，因為他有勇氣放下令人豔羨的光環，留給了世人一個睿智的微笑。
1．他深諳世事，洞悉君王心術。範蠡懂得，隻有在敵國存在的環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謀臣的價值，敵國破亡了，客觀環境變化了，謀臣的價值就會自然喪失，一個沒有價值的智謀之士必然被君王視作威脅統治的心頭禍患。這一現象不是根源於某一君主的心術，而是君主專製製度下政治運動的一條規律。能夠明察天人之道、隱居一方，以避免成為下一步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越王另一功臣文種的最終遭遇從反麵說明了範蠡這一選擇的正確性。
2．不戀名利，善於謀後。一個成熟的人應該知道恰當地表現自己。明人許相卿說：“富貴怕見花開。”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做人要有一種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時莫忘回頭，著手處當留餘步。此所謂“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齒”。宋人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傳》，謂做人當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時人以為智見，反其道而行，結果必適得其反。範蠡不戀名利，棄官從商，為求避世，三散家財，最後得以終身；文種在名利麵前有所猶疑，悔之晚矣，隻落得個飲劍自盡的下場。此二人，足以令中國曆史臣宦者為戒。不過，癡人的不幸往往就在於“不識廬山真麵目”。
【談古論今】
君子好名，小人愛利，人一旦為名利驅使，往往身不由己，隻知進，不知退。尤其在中國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適可而止，見好便收，無疑是臨淵縱馬。中國的君王，大多數可與同患，難與處安。所處以做臣下的在大名之下，往往難以久居。故老子早就有言在先：“功名，名遂，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