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可稱是宗法社會，由此而來的社會關係可算是盤根錯節，沒有人在社會上是孤立存在的。同族、同鄉、同年、師生、同門、同事等等都是一個人的社會關係網。到了現在的時代更是如此，而且由於通信事業的發達，更增加了兩個陌生人相識、相交的可能性。所有這些關係構成了人的社會資源，由此，人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種關係網絡之中。一個聰明人，如果能有意識地利用這些關係網絡，一定能使自己的前途更加坦**光明，辦事更為高效。不過，這些複雜的關係，再加上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追求，不同的人就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各種派別。我國曆史上各種黨爭不斷，各朝各代都不能避免。西漢有外戚、宦官結黨，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宋代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作為一個管理者，麵對手下人不可避免地形成數個派係的局麵，該如何自處呢？是打壓、粉碎各種團夥使之消之彌形，還是不管不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又或者是借力打力、搞好各派平衡？
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明確一點，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有很多人也隻是為了共同的愛好走到一起，完全可能是為一個共同的偉大目標而努力，不要談到朋黨便覺得是結黨營私。宋代歐陽修在著名的《朋黨論》中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想清楚此一節，便容易作出選擇了，高明的管理者自然會選擇最後一種方式。而且，有經驗的管理者還會在屬下幾派相安無事的時候故意製造些事端，挑起各派之間的矛盾，借以平衡各方麵的實力，防止某派做大，威脅到管理者的地位。很多讀者對於清康熙時期九龍奪嫡的整個過程都不陌生，在對待有資格成為皇位繼承人的幾個兒子的態度上，康熙便是采取了這種方法，哪個兒子背後的實力有所發展、蠢蠢欲動之時，他便借某事或是直接製造矛盾來進行打壓；哪個兒子實力稍遜便加以扶持，以保持幾個兒子背後所代表的力量大抵相當。
但是康熙皇帝顯然小覷了自己的兒子和大臣的能力，最後的結局之慘烈明顯是超出了康熙皇帝的計劃範圍的。這是沒有平衡好各方麵勢力的緣故，而在這方麵，秦始皇在對待呂不韋和嫪毐的時候，明顯要做得更好。
公元前238年，也就是秦王嬴政登基九年的時候，按照慣例秦王準備親政了。但是當時秦國的朝政都掌握在相國呂不韋手裏，還有宦官嫪毐博得了太後趙姬的寵幸，被封為長信侯，掌握了一定權力。秦王若要親政，真正掌管秦國的軍政大權，就一定要把擋在自己前進路上的大石搬開，除掉這兩個人才行。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年僅弱冠的秦王是三者之間實力最弱的一方，此時應該采用卞莊刺虎的計策，先縱容呂不韋和嫪毐發展自己的勢力，二人的勢力範圍越來越大，矛盾也將像滾雪球般越來越大，最後勢必會有所爭鬥。爭鬥的結果一定是實力較強的那個人實力受損，而實力弱的那個人則一蹶不振，沒有什麽威脅了。此時秦王再介入，將實力較強的人一舉拿下，則可取得最後的勝利。
但是秦王並沒有這樣做。如果他采用的都是普通人可以想到的計策，那他也不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了。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如果按照此計策縱容呂不韋、嫪毐二人相鬥，且不說呂不韋是輔佐子楚登上王位的功臣、大秦帝國的相國，在秦國根深葉茂，而嫪毐不過是一個奸佞寵臣，得勢時日尚短，他二人爭鬥未必能動搖呂不韋勢力的根基，另外他們都是秦國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們發生爭鬥，則在爭鬥中折損的都是秦國的兵力、秦國的財富，如果此時有虎視眈眈的六國介入，趁秦國內亂而擴大事端，那麽就更加得不償失了。
那麽，秦王是怎麽做的呢？其實有時候，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不在於他有多少高人一等的資本，隻是因為他深諳他人的心理。秦王知道，呂不韋和嫪毐互相仇視，都認為對方阻礙了自己的利益，都會抱有哪怕自己吃虧，也不能讓對方占便宜的心理。而這個時候，作為第三方出現的秦王，隻要表現得公允，掌握好尺度，在削弱一個的同時也同樣削弱另一個的力量，就不會讓他們有不平衡之感，他們二人看到對方的實力減弱反而會沾沾自喜，殊不知此時最大的贏家卻是秦王！進行這個謀略的要點是要掌握好分寸，同時，不能一味地削弱雙方的力量，讓二人有所警覺，必須在表麵對他們進行拉攏，以安其心，暗地裏行削弱之實。
秦王就如此對呂不韋和嫪毐二人進行分化打擊，終於取得了實質上的成果：嫪毐於公元前238年四月起兵造反，然後兵敗被殺；呂不韋也於第二年被免職，幾年後自殺。秦王終於除去了他的兩個心頭大患，掌握了秦國的實權。
分化下屬的陣營，對各方實力進行平衡，管理者可以從中取利，更好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權力，維護自己的地位，但是切忌讓手下人做大，或者是在紛爭中削弱己方的整體實力，唐朝朋黨之爭這個血淋淋的現實，更加印證了秦王沒有坐觀呂不韋及嫪毐二虎相爭的正確性。
唐穆宗年間，邊疆形勢已經緩和，社會矛盾也還遠遠沒有到達激化的程度，還有中興的希望，而就在這個時候，唐王朝內部由於官僚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形成了牛黨和李黨兩個派係。牛、李雙方結黨不是由於不同的政見，而是通過各種關係建立起來的。李黨的主要人物都是士族出身，通過門蔭做官，而牛黨多是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的。一派得勢時則另一派的人全部遭到貶職和外放，雙方走馬燈似的輪換，朝廷政策也相應不停發生改變。同時，雙方分別與宦官勾結，內廷宦官也分為兩派，涇渭分明。雙方黨爭不休，一直爭鬥了將近半個世紀，最後兩黨的首要人物或死或貶，黨爭才宣告結束，然而到此時，唐朝政府已如大廈將傾，政局無可挽回了。二十八年後，黃巢起義，又過了三十年，唐朝在藩鎮割據、宦官專政以及農民起義的打擊下滅亡了。
其實剛開始唐朝的黨爭雙方在執政的時候，都曾經有過一些有益的舉措，但是後來黨爭日益嚴重，兩派成員都把重心放在政治鬥爭之上，完全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打擊對方而不遺餘力，沒有把精力放在平息社會矛盾上，這樣的結果，上位者難辭其咎。據說後來唐文宗為此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但是空談難易是沒有任何作用的，作為管理者，應該把握好、控製好手下各方勢力，既不能讓其中一方獨大，也不能讓雙方把打擊對方置於共同利益之上。在雙方黨爭矛盾激化之初，就應該采取果斷措施，結束這種不利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