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去改變一個人，打垮一個人，用強硬的手段是不行的，尤其越是精英分子，越是重視自己思想和性格的完整性。海明威曾經說過：“一個真正的英雄是不能被打垮的。你盡可以從肉體上消滅他，但是你就是無法打敗他。”可見，誅人易，誅心難。用強硬的手段去消滅一種對抗情緒，往往會遭到強烈的抵抗，兩敗俱傷；但是如果從心理上征服、同化對方，將這種對抗情緒消弭於無形，卻往往能獲得更多的力量。
管理中也常常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團隊成員對於從本團隊中產生的管理者比較容易認同，而對上級指派過來的“空降”管理者，則多少抱有一定的排斥心理。這是因為前者與大家同處於統一的團隊文化中，思維及風格接近，是“自己人”，比較容易得到認同；而後者相對而言則是一個“外人”，在他還沒有印上團隊色彩的時候，團隊成員習慣性地對他抱有排斥心理。麵對這種情況，空降管理者要麽選擇多數服從少數——強硬地讓手下人跟著自己的管理風格和節奏來；要麽選擇少數服從多數——將自己融入這個團隊，雙方互相影響，潛移默化，最終通過互補達到統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麵。而曆史上，元朝和清朝少數民族統治者的做法，正是這兩種不同管理手段的體現。
在中國五千年的曆史文化中，漢族人口始終占絕大多數，因此，漢族文化和意識形態在曆史中居於主流，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大部分的王朝都由漢朝統治者建立並主宰，形成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無數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曾經向漢族權威挑戰過，而真正能夠成功建立統一王朝的卻隻有兩個：一個是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元朝，還有一個是滿族統治者建立的清朝。打天下易，治天下難，如何在一個民族人口比例懸殊的地方鞏固自己的統治，是這兩個少數民族政權麵對的難題，而他們交給曆史的答卷也向我們展示了他們不同的處理手段。
建立元朝的蒙古族統治者們，本來是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他們的政治格局比較簡單直接，所以他們入主中原的時候，對待人口遠遠多於本民族的漢族人民，采取了最為原始粗暴的手段，企圖通過強硬手段來使對方屈服。早在蒙古軍入主中原之前，他們就對漢族抵抗者實行殘酷的屠殺政策。守城頑抗者，在城破之後，除了留下工匠外，其他不論男女老幼、貧富順逆，一律屠殺殆盡。而在曆次交戰中的俘虜和老百姓，則被他們大批遷往漠北，幸存者不到三分之一。
如果說戰爭時期的屠殺已經使得民族矛盾變得尖銳，那麽接下來的更多措施使得矛盾進一步激化了。統一全國之後，元朝的蒙古族統治者根據不同的民族降服順序，將全國百姓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這四等人在權利和義務方麵有著天壤之別。其中蒙古人自然是居於統治地位，享受國家賦予的特權，色目人中的上層分子是蒙古族統治者的得力助手，享有僅次於蒙古人的特權。而漢人屬第三等，他們中間稍好的也隻是那些早早投靠了蒙古族統治者，為其籠絡和利用的官僚地主和知識分子，政治待遇及社會地位僅高於南人罷了，而廣大勞動人民則與南人同處於被嚴重壓製的地位。南人中，即使是被委任為官吏的人，也同樣是過著被人奴役的生活。
為了打壓漢族勢力，元朝統治者對漢人、南人在政治上實行多方麵的防範和控製。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吏，第一把交椅一定是蒙古人，漢人、南人最多隻能當副手。也就是說，在蒙古統治者的壓製下，漢族人想要進入實權職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科舉考試中，科舉作為中國封建王朝君主招賢納士的主要手段，從隋唐一直流傳，漢族知識分子無不以“學而優則仕”為奮鬥目標，然而到了元朝，這條躍龍門的路基本上被堵塞了。元朝統一中國後，先是徹底廢除了科舉，後來雖然勉強恢複，但蒙古統治者仍然在選拔人才上為漢族知識分子設立了層層關卡：考試科目中，蒙古人、色目人隻需要考兩場，漢人、南人則必須考三場；在錄取名額，雖然各等人錄取數目相同，但是反觀元朝四等人的人口基數，其錄取比例又是何其懸殊！多少漢族知識分子，埋首書叢，皓首窮經，卻終身不得誌，隻能鬱鬱而終。
在元朝的法律上，更是**裸地滲透著民族壓迫的內容。蒙古統治者先是下令禁止漢人聚眾與蒙古人鬥毆。後來這一規定又出了升級版，蒙古人和漢人發生爭執漢人不許還手，但可以向執法機關告狀。如果“高貴的”蒙古人殺死漢人，隻需要打五十七大板，隨便扔點銀子給對方做安葬費就行了；但如果是漢人打死“高貴的”蒙古人，則要立即被判死刑，而且主犯要將家產全部賠給對方，其他從犯也得付一筆不菲的安葬費。由此可見，以命抵命的法規，實際上隻有對漢人才執行。
正是這種嚴重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激起了廣大漢族老百姓的怨恨。元朝雖然有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軍事力量，占領了幅員遼闊的國土，卻仍然無法抵擋由於民族矛盾帶來的人民起義的洪流，這個王朝隻存續了不到一百年，就被徹底推翻。蒙古鐵騎可以征服一個王朝，卻無法征服老百姓的心，所謂征國者易，征心者難也。
而相對於元朝的短命，軍事力量不如蒙古的清朝卻存續了二百多年，雖然在清朝，也曾有反清複明的活動，但卻很少有大規模的民族起義，同時，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互通有無，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大師。這樣的局麵，與滿洲貴族在對待民族問題上的態度有關。他們吸取了元朝統治者的教訓，著重以勸化為主，軟硬兼施，從思想上同化其他民族。尤其是從康熙帝開始，在對待民族問題，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的問題上，采取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手段，著重對漢族知識分子展開攻心戰。
清朝統治者入關的時候，也曾經一度用簡單粗暴的方法來對待漢族人民，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慘案，造成很多漢族知識分子憤然與清朝統治者作對，寧死不降。雖然清朝軍隊善戰，但無法獲得漢族人民的認可，就永遠也無法在中原站穩腳跟。因此，從順治開始，就陸續采取一些補救措施，緩和民族矛盾，而到了精通漢學的康熙帝這裏，他將這種征心戰術發展到極致，徹底獲得了廣大漢族人民的認可，確立了本民族的合法統治地位，鞏固了清朝的統治。他先是下令停止圈地，將滿洲貴族圈占漢族百姓的土地歸還，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前期的統治失誤。漢族是農耕文化民族，土地對漢民族具有重要意義，而在清初，滿族貴族大肆圈占漢族老百姓的耕地，使百姓們失去了安居樂業的根本，加上亡國之恨，進一步激化了滿漢矛盾，康熙此舉一實施，大大緩解了滿漢民族矛盾。
在政治上，對滿漢官員的品級一視同仁，把漢官的地位提高到和滿官同等的地位。這樣，漢族士族知識分子就獲得了參政的機會，有機會進入中央權力核心，同時也迎合了他們“學而優則仕”的理想。
中國幾千年的曆史文化造就了漢族老百姓固有的一套價值和道德觀念，要想了解他們的心理，就必須先了解他們奉若經典的漢族文化。因此，康熙帝親政後，馬上開始研習儒家經典，同時學習道家思想。隨後不久，他頒布了“聖諭十六條”，其用意是維護漢族封建製的儒家學說，尤其是克己修身的程朱理學，通過漢族傳統儒學的禮義文化來規整漢族，為後來的清朝統治者的統治思想奠定了基調。
光有統治思想顯然是不夠的，康熙帝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著手編修會典，將過去的滿族存在的不少落後習俗統統革除，這就進一步削弱了八旗奴隸製的殘餘影子，向漢族的先進文化靠攏，不但有利於本民族的發展，也有利於滿漢兩族的融合。
康熙帝一貫重視漢官和漢族士人的支持，尤其是在三藩之亂後，康熙帝更是認識到：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必須不遺餘力地爭取漢人特別是江南漢人的支持，隻有這樣才能鞏固清朝的統治。三藩之亂後，康熙帝多方麵招納漢人官員文士，尤其注重對那些明朝遺老的網羅及征召，這樣，江南士人經由各種途徑，大批進入清朝政權，躋身於統治集團的行列。他首先開博學鴻儒科，錄取了五十名博學鴻儒，大部分都是久負盛名的江南名士，其中不少是與清朝統治者對抗的前朝遺老，其用意不僅在於招賢納士，更在於籠絡人心，他深知這些人不肯當官，於是想了個好主意，讓他們全都進入《明史》館，纂修《明史》。這一招的確很妙。一方麵，這些鴻儒們進入史館，無論是地位還是職務，與他們的身份和學識都很相配，不至於有懷才不遇或者大材小用之感；另一方麵，開局修《明史》是撫慰漢族士人心靈、緩和民族情緒的良藥之一。三藩之亂，吳三桂先是打起反清複明的旗號，最後終於撕破偽裝，自立為王，成為人人唾罵的漢奸。而康熙帝則以清朝統治者的身份招攬儒士，纂修《明史》，以表明清朝是繼承明朝的正統，於是，江南文士越來越多地投服於清朝。
同元朝一樣，南方作為最後降服的地區，遠離北方政治中心，一直是清朝統治者密切關注的對象。但與元朝統治者蠻橫地壓製不同，康熙帝用的是“撫”字訣。台灣鄭氏降附以後，全國統一的戰爭基本上宣告結束，於是，康熙帝親自到山東和江南巡視，並采取了一係列舉動。他的舉動都是大有深意的：祭明太祖陵，是為了表示自己崇重前朝，以消除明遺民對清朝的敵對情緒；拜祭孔子廟，則是為了表示對漢文化的尊重，為了爭取漢族廣大老百姓的擁戴。此外，康熙帝沿途的花費都是由內務府提供，不從民間索取，以免增加百姓負擔，同時不許地方官借這個機會搜刮民脂民膏。這些舉動，為緩和滿漢之間的矛盾取得了進一步的成效。
康熙帝自幼就受漢文化熏陶，在後來，即使是戰爭期間，他仍然不斷研讀儒家經書，顯然，康熙帝下這麽大工夫研習儒學，其目的在於了解漢人的統治方法，而替他講解的漢人文臣也就因此參與議論政事。尤其是入值南書房的文臣，除了擔負著為康熙帝講解儒家經典，談詩論文之責外，更是充當了康熙帝顧問的角色，代皇帝擬密諭。三藩之亂後，漢人武將反清雖然遭到失敗，漢人文臣卻機緣巧合，進入了統治集團的核心，這不能不說是康熙帝的高瞻遠矚。一方麵，康熙帝利用傳統的儒術去征服漢族的臣民，另一方麵，漢族先進的封建文化也在影響著康熙帝的執政手段。
康熙帝采取的一係列緩和民族矛盾、拉近滿漢心理距離的手段，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一方麵，他所謂的滿漢一體，使得少數民族建立的清朝政權慢慢地從觀念上為漢族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麵，漢族五千年的曆史文明給了清朝政權非常積極的影響，終於開創了唯一一個由少數民族政權創造的盛世——康乾盛世。而清王朝，也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成功的由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王朝。
一個是“剿”，一個是“撫”，同樣的問題，不同的方法和結果。兩個王朝的對比，給現代管理者一個很重要的啟示：相對於被管理者來說，管理者永遠居於少數民族統治者地位，與其通過討伐異己來樹立權威，更好的辦法是通過企業文化、團隊文化來引導整個團隊，使之產生團隊凝聚力，得到手下人的認同和支持，達到互動互補的雙贏局麵，這遠比強硬的手段更可靠，也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