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公好義、打抱不平被看做是一種傳統美德，見義勇為、奮不顧身也非常值得欽佩。在工作當中，出於一種積極態度，我們往往喜歡做一點超越本職工作範圍的事情，有時候會有良好的效果，而有時候則會帶來一些困擾。李宗吾認為，為了保護和保全自己，做自己應該做的事，遠離不屬於自己能力範圍的內容，這是一種聰明而智慧的態度，這就是所謂的“鋸箭法”。名將嶽飛屢敗金兵，頻繁得到宋高宗褒獎，一旦他有了迎回被囚禁在東北苦寒之地的徽宗、欽宗的念頭，便遭來了殺身之禍；於謙在北京城外大敗瓦剌軍隊，深受皇室器重，後來他貿然參與了立新君的行動，於是埋下了身首異處的禍根。這就是貿然起出箭頭的例子。與之相對的，是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式的圓滑與聰明，而在工作和生活當中，這種姿態其實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風雨飄搖的晚清，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楊月樓案、太原奇案、張文祥刺馬案並稱清末四大奇案。前三案都有定論，而最離奇的刺馬案卻撲朔迷離，眾說紛紜，被淹沒在曆史的最深處。刺馬案本身並不複雜，但是背後隱藏的深沉背景使案件變得非常棘手。參與審理案件的官員都格外小心，以含混而模棱兩可的方式定了案。牽涉到核心關節的要素被有意規避，案件的要害部分被深深隱藏起來。久經宦海，精明而狡黠的官吏們眾手合作，心照不宣地完成了“鋸箭”的工作。在一個風雨飄搖，政治並不清明的年代，這種保全自身的方式顯示出一種很高的智慧。於是，無法起出箭頭的刺馬案變成無法分辨的曆史懸案，真相被永遠掩蓋，人們隻能從後來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當中去猜測和想象。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兩江總督馬新貽在江寧校場演武廳觀看綠營騎射。作為一年一度的重要慶典，兩江總督府特別容許百姓進校場觀看。史書記載，大典的正日子是每年的七月二十五日，恰逢七月二十五日下了一天大雨，於是典禮的日子便推遲了一天。七月二十六日，一年一度的慶典順利進行，校場內人流如織，江寧城的大小官吏悉數到場。當天馬新貽的興致很高，看完慶典之後，馬新貽特地不坐官轎，選擇從甬道內步行走出校場，讓觀看典禮的人們親眼目睹兩江總督的威儀和風采。跟在其身後的有負責馬新貽安全的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以及日常跟隨左右擔任傳令和警戒任務的巡捕葉化龍。當馬新貽走到校場門口時，人群中忽然躥出一條漢子，橫擋在馬新貽跟前。因為馬新貽身材高大，走得較快，加上場麵喧鬧，身後的幾個護衛和馬弁距離他都有兩三步距離。這個人衝著馬新貽喊了一聲“冤枉”，乘馬新貽發愣的空隙，忽然拿出一把閃亮的匕首，一刀刺入馬新貽右肋。馬新貽當即倒地，血流如注。那漢子哈哈大笑，扔掉匕首站在原地，對著驚愕過後蜂擁而來的士兵喊道：“我大仇已報，你們來吧。”刺客既不逃跑也不反抗，被親兵們當場按倒。第二天，兩江總督馬新貽不治身亡。
在戒備森嚴、眾目睽睽的場合，以兩江總督的身份被刺客當場殺死，這在清一代絕無僅有。消息震動朝野，一時輿論紛紛。太平天國運動平息之後，經過苦心經營，清王朝總算出現了相對平穩正常的“同治中興”，而馬新貽被刺無疑為這個表麵光鮮而其實脆弱的年代帶來了一些不祥的陰影。因此朝廷震怒，連下三道詔令追問案情。精明強悍的南京將軍魁玉被指定審案，審案的規格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朝廷以嚴厲而迫切的態度督促兩江衙門，務必將馬新貽案查得水落石出。
而奇異的是，作為清王朝實際上的統治者，慈禧太後卻對馬新貽案表現出含混而模糊的態度。馬新貽遇刺之後，恰好原兩江總督，剛剛署理直隸總督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來京，他既熟悉兩江的事務，又在兩江根深蒂固。於是在會晤中，慈禧太後必然會提及馬新貽案。因此曾國藩謹慎地作了應答的準備，而奇怪的是，與慈禧的一個多小時對話當中，大多涉及的是個人私事和別的政務。直到慈禧感到疲憊，而曾國藩也準備離開時，慈禧卻忽然問道：“馬新貽這個案件，豈不甚奇？”曾國藩迅速地判斷出了慈禧對此案的含混態度，他原本惴惴不安的內心變得平穩起來，於是從容答道：“甚奇。”如此重大的轟動朝野的巨案，在最高中樞至關重要的對話當中，卻以“豈不甚奇”和“甚奇”對答，謹慎含糊的態度不言自明。於是刺馬案從剛剛進入程序開始，就定下了“鋸箭”的調子，既然最高中樞都不願意深入追究到箭頭的部分，參與辦案的官員也就心領神會，紛紛鋸箭。驚心動魄的案件由血腥和暴烈始，以模棱兩可終，清廷官員一起合作上演了一出“鋸箭”大戲。
馬新貽是山東菏澤人，依靠傳統的讀書科考途徑獲得功名。道光二十七年，馬新貽以進士的身份進入官場，從安徽郎溪縣縣令開始，一直做到浙江巡撫，後來又署理閩浙總督，最後來到號稱天下財富之地，當時的湘軍大本營兩江。他遇刺當年剛好五十歲，正是仕途暢達、順風順水的時節。在官場晦暗、時代動**的清朝晚期，馬新貽並不是一個大奸大惡的官吏，也不是一個貪而無能的俗吏。相反，他在河工、洋務、軍政、通商方麵頗有建樹，而且為官也頗為清廉，在官場內口碑很好，以剛明果斷而被號“鐵舫”。無論從哪方麵判斷，馬新貽的死都非常令人驚異。審理案件的南京將軍魁玉飽經世故，他以老官僚的眼光和經驗判斷，張文祥刺殺馬新貽必然有非常深沉的動機，在校場殺人，既是行凶，也是威懾，並非簡單的報複行凶，而刺客背後的策劃者和主使者很可能是自己不敢觸及也無法觸及的。因此魁玉在審案時非常謹慎，抱定了鋸箭的主意。他對張文祥既不用刑，也不責罵，在魁玉的審案過程當中，刺客張文祥表現得落落大方，有問必答，一些關鍵的部分也不隱晦，顯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據張文祥自述，他本是河南汝陽人，現年四十六歲，年輕時學得一身武藝，在南方賣過氈帽，販過私鹽，仗著好勇鬥狠的本事，與吳淞口岸的海盜有不少來往。後來恰逢太平天國起義，張文祥便在寧波投了太平軍，做了一名小哨長，因為身手矯健，被太平軍侍王李世賢用為稗將。天京城破後，張文祥扔掉太平軍衣服，混雜在難民當中，兵火過後便在寧波城裏開了個小典當鋪。張文祥悍勇精幹的形象，飽經風霜而不失銳利的眼神證明這是一個經曆傳奇、很有背景的人。而與這種氣質不相稱的是，張文祥提供的刺殺馬新貽的動機卻非常簡單，甚至有幾分浮滑和無聊。張文祥自稱，太平天國的烽煙散去之後，自己便回到寧波做起了典當生意。有一次張文祥出了遠門，回來卻發現妻子正和一個叫吳炳燮的人相好，家中財物悉數被這人揮霍。張文祥怒不可遏，而吳炳燮又是當地一霸，身手也十分了得，幾次較量，張文祥都不是對手。於是張文祥輾轉找到正在擔任浙江巡撫的馬新貽，希望他判一個公道。結果馬新貽認為張文祥無禮糾纏，拒絕了他的請求。無奈之下，張文祥隻好四處告狀，鳴冤無果的情況下，張文祥一怒回家，逼迫自己的妻子吞藥自盡，並起了刺馬的念頭。雖然張文祥說得有聲有色，魁玉卻認為破綻百出。以張文祥的幹練精明，萬眾矚目、戒備森嚴之下能手刃總督，卻竟然不能製服吳炳燮這樣的土豪惡霸，無論如何是不能讓人信服的。當時的著名文人，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曾在日記中記述道：“或謂必有指使之人，或有以帷薄事疑馬公者。蓋謂文祥奮不顧死，非深仇不至此也。”這種思路是當時人們的共識。於是在魁玉的追問下，張文祥又說，馬新貽曾殺害過他做海盜的朋友。覺得分量仍然不夠，張文祥又加上一條：馬新貽主持兩江之後，嚴厲禁止典當生意，等於是斷了他的活路，前仇舊恨加在一起，因此起了殺機。至於幕後主使者，張文祥則一口否認，咬定是自己個人所為，和他人無關。魁玉情知張文祥在扯謊，也不說破，也不逼問，任他自圓其說。等張文祥自己把一套供詞編得比較完整後，魁玉便讓他簽字畫押，然後向朝廷匯報。審訊便以這種隨意含糊的形式結束。因此，迄今可見的清朝檔案中，張文祥刺馬的案情文件依然引用的是魁玉審案時的供詞底本，也即：聽受海盜指使並挾私怨行刺，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
魁玉鋸箭式的審案卻不能使朝廷滿意，朝廷又派江蘇巡撫張之萬和魁玉會審。張之萬也是久經宦海，看了魁玉審案的文件及張文祥的供詞，心裏便明白了大半。於是張之萬和魁玉一樣，對張文祥既不用刑，也不逼迫，案件拖拖拉拉審了一個多月。馬新貽的親屬及心腹部下非常不滿，要求對張文祥動刑，張之萬答道：“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囚。償未正典刑而瘐死，誰負其咎？”這樣一直拖到年底，案件審理始終沒有進展，張文祥依然堅持原先的供詞。朝廷再三催要審理結果，張之萬、魁玉便以此審案結果上奏。這份奏折後來被保存在曆史博物館內。其中說：“凶犯張文詳曾從發撚，複通海盜，因馬新貽前在浙撫任內，剿辦南田海盜，戮伊夥黨甚多。又因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曾於馬新貽閱邊至寧波時，攔輿呈控，未準審理，該犯心懷憤恨……本年七月二十六日，突出行凶，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奏折始終沒有提出張文祥甘冒巨險刺馬的強有力的理由，形不成有效的說服力，張之萬、魁玉也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奏折內容確實簡陋，便提出了“尚屬可信”的說法，表達非常含混模糊。朝廷對這份奏折自然不滿，而馬新貽的親朋故舊更對這個結果表示不滿，反複鳴冤告狀。在輿論壓力下，朝廷指派國家最高司法部門的主管刑部尚書鄭敦謹，以及直隸總督曾國藩趕赴南京，重新審理刺馬案。鄭敦謹久在刑部，以善於斷案而著名，素有“鐵麵著鐵案”的名聲，辦事效率很高，而接到審理馬新貽案的任務後，鄭敦謹卻沒有了原本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他從北京沿運河南下，奔赴南京，路上便告患病，於是邊走邊歇，磨磨蹭蹭，足足走了四十天。另一位審案官員曾國藩先來到南京，也不急著審案，而是從容地等著鄭敦謹到來。兩個人審案也非常含糊。曾國藩自始至終不發一言，任由鄭敦謹發問。出於對這位中興名臣的尊敬，鄭敦謹恭謹地請教曾國藩的意見，曾國藩便把皮球踢回去，表示一切按照鄭敦謹的判斷處理。結案時，鄭敦謹又一次請示曾國藩的看法，曾國藩則平淡地說：“看來隻好照張之萬、魁玉的審理結果結案。”此時此刻，鄭敦謹對刺馬案的深沉看得一清二楚，他終於明白，不僅僅是原來參加審案的張之萬、魁玉等不想觸及案件的本質，這位中興名臣曾國藩則似乎完全不願意別人觸及案件真相。於是，“鋸箭”成了所有參與案件的朝廷官員的共識，而刺馬的真相則永遠不願有人去觸及。
而官方的含混和閃爍其詞並沒有消除民間的好奇心，刺馬案發生之後，關於刺馬真相的追究和推測便紛紛出現。當時的鄧之誠認為：“國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把刺馬案的深沉背景和幕後真相指向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勢力。他的推斷得到了眾多擁護者，根據蛛絲馬跡，後來的曆史學家普遍認為，張文祥刺馬並非出於一般的民間恩怨，而是有著險惡的政治陰謀。鹹豐三年，湖南籍官員曾國藩以吏部侍郎的頭銜在湖南辦團練，從一支五千餘人的隊伍開始，壯大成為十餘萬人的精銳武裝。隨著八旗、綠營兵的衰敗，湘軍逐漸成為晚清最重要、最龐大的武裝力量。隨後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進入天京，把富庶的江南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湘軍統帥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節製浙、贛、蘇、皖四省軍務。湘軍的重要將領和幕僚則把持著江南各地的各個重要職位。晚清時期，浙、贛、蘇、皖四省財富為全國四分之一，而湘軍攻克天京之後，太平天國多年聚斂的金銀財寶全歸湘軍所有，江南平定之後，盡管曾國藩在朝廷的壓力下不得不裁撤大量湘軍，但是依然保留著幾萬人的精銳力量，對於太平天國遺留金銀的下落，曾國藩則矢口否認，聲稱天京城中空空如也，並沒有傳說中的太平天國寶藏。因此，馬新貽以文官身份忽然總督兩江，進入湘軍勢力的腹心部位，顯然擔負著朝廷監視湘軍和查探太平天國寶藏的秘密使命。而意識到外部威脅正在逼近的湘軍集團鋌而走險，幹脆派出殺手在光天化日之下狙殺馬新貽，這既是對自身處境的拯救，也是對意欲對湘軍下手的朝廷的示警。刺馬案發生之後，慈禧太後清晰地看到湘軍的動機和目的，同時也意識到處理湘軍問題的複雜和棘手，在無力徹底消除湘軍勢力威脅的情形下，為了保持平穩而製衡的局麵，慈禧太後不得不作了“鋸箭”的打算。揭穿真相，必然引起巨大的混亂和動**，不了了之，則能維係眼下的平衡狀態。於是，上至慈禧太後，下到審案官員，都不願意觸動箭頭，以鋸箭法簡單而含糊地處理了案件。
同治十年，張文祥被處極刑。在曾國藩、鄭敦謹向朝廷奏報的定案結果與魁玉初審時完全一致，甚至連“尚屬可信”的說法都完全保留，而朝廷中樞最終竟然也認可了這個結論，以草率而含混的態度結了這樁驚天大案。對清王朝最高統治者而言，這是保全政權、維持局麵的鋸箭；對魁玉、張之萬、鄭敦謹來說，這是保護自己，明哲保身的鋸箭。無論從哪一方麵，都不能不說是一種高明的生存技巧。
人們在工作、生活當中奮不顧身，保持積極狀態，喜歡追求最高的效率，樂意探究事情的真相，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而超越自己的能力範圍，做自己力所不逮，甚至遠遠不是屬於自己的那一部分內容，則可能給自己帶來傷害。這是我們所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