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所謂“為官擇人者治”，在現代的管理概念上，也重視以成熟完備的製度進行管理而非人治，也就是說，懂得知人善任，把人才安排到合理的位置上去是一方麵，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建立一個完備的文官製度，根據管理目標設立不同的職位，而後根據職位的需求選擇合適的人來擔任。應該是先有職位，再選擇適合該職位的人，而不是先任命人，再根據他來設置職位，否則豈不是要亂成一團。
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個懂得如何選人任官的皇帝，他是一個意識到“為官擇人”重要性的管理者，僅僅從他就選拔人才一事與下屬的談話就可見一斑。
唐太宗一直把選拔人才當做首要問題來抓，在他繼位之初，他就曾經與手下重要的謀士房玄齡等人談到選拔人才的問題。他說：“任命官員要根據個人才能的大小，委任其以相應的職位。古人說，選拔官員唯一的根據就是看他是否是賢良的人。古人也說，官職設定不必麵麵俱到，隻要所選取的人能夠勝任這個職位，就已經能達到很好的效果了。也就是說，如果能得到人才，即使人數不多也足夠協助我處理政務了，如果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有很多人充斥其中，但是他們並不勝任職位，即使我的下屬人數眾多又能怎麽樣呢？如果使得各部門的官員都能各司其職，做好本職工作，那就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的境界了！你們應該仔細考慮我說的話，好好地設定官員的職位，根據職位的工作範疇選擇人才。”
唐太宗求賢若渴，曾先後五次頒布求賢詔令，還增加考試的範圍和選取的人數，以便更多的人才能夠入他彀中。正因為他如此重視人才的選拔問題，貞觀年間才出現了眾多的傑出人物，也正是因為這些優秀人才的湧現，才出現了百姓富足、國家興盛的良好局麵。
對管理者來說，他所率領的團隊，就相當於一個小型的國家，雖然沒有三省六部、三公九卿，但是也要有完備的職位設置，下屬各司其職，既不能讓機構內部人員冗餘、人浮於事，又不能一味精簡人員，使職位空缺。讓下屬身兼數職的結果就是哪個職位的工作都不會做到令人滿意。
晉武帝死後，他的白癡兒子晉惠帝司馬衷繼位，皇後賈南風專權。賈皇後生性凶狠，而且獨斷專橫，她為了讓自己的家族掌握更大的權力，與楚王司馬瑋聯合發動政變，而晉朝的皇室成員紛紛趁亂為自己爭取更大的利益，開始了一場混亂的權力之爭，史稱“八王之亂”。從此，晉朝的社會陷入動**之中。趙王司馬倫最先取得了統治權，他在廢惠帝自立為帝的同時，為了爭取群臣的支持，大肆封官賞爵。晉朝時規定王公大臣都要戴用貂的尾巴裝飾的帽子，但是由於司馬倫濫封的官員實在太多了，庫房裏麵的貂尾根本不夠用。為了滿足禮法的需要，隻好用狗的尾巴濫竽充數，留下了“貂不足，狗尾續”這麽一個貽笑後世的故事。趙王倫為了收買人心而搞出這樣的鬧劇，但是我們隻要認真思考一下，就會想到，這種做法破壞了朝廷的用人製度，根本不會有什麽實際作用。果然，他在自立為皇帝的當年，就被自己的兄弟殺死了。
說到這裏讀者肯定已經明白了完備用人機製、“為官擇人”的重要性，但是有人要問了，對於曾經有功於自己為自己效力過的人，到底該如何安置呢？有功勞的人要給予相應的回報，這樣才有人為管理者盡心盡力，但是如果沒有適合他的職位怎麽辦？能者居其位是常識，但是有功必賞也沒錯，這又該怎麽辦呢？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古人已經在實際管理中給了我們很好的答案。在戰國時期，就有人很好地處理了“為官擇人”和“為人擇官”的關係。他對現有政治製度進行變革，以律法的形式保證了“為人擇官”不會發生，他就是使得大秦帝國走上強盛之路的商鞅。
商鞅原名公孫鞅，是衛國國君的後裔，故也稱衛鞅，因為變法使得秦國強大，被封於商，因此也被稱為商鞅。商鞅變法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廢除以前的貴族、官員級別，重新製定二十級爵位。以戰功為授予爵位的唯一標準，廢除沒有立過軍功的貴族的名位，不允許他們做官。按照戰功重新確定級別，然後按照級別重新規定貴族享有的土地、住宅和奴婢的數量。
商鞅變法的條款一出，很多依靠世襲、資曆以及行賄等途徑成為貴族的人就失掉了特權，成為了普通的富貴人家，這無疑打破了原有的貴族的封閉體製，使得普通農戶依靠戰功躋身貴族階級成為可能，極大地鼓舞了農民到戰場去立軍功的熱情。秦國也在短短幾年內，一躍而成為軍事強國。而且，商鞅在變法的同時，也將賦稅權與行政權分離開來。他規定，有軍功的貴族宗室，功勞大的，最高可以封侯，但是與周天子分封的諸侯不同，這一類的侯爵隻能收取食邑內的租稅，不再享有地方政府的行政權力，也就是說無權過問地方政事，這一舉措，有效地將地方行政權收回中央政府，領主製度的秦國從此變成地主製度的秦國。
如此一來，君主以金錢和爵位的方式對有功之人給予了獎賞。因為有功必賞，所以下屬人人奮勇爭先；又因為獎賞的方式並沒有影響到正常的行政體係，所以整個政治體係仍然能夠維持正常運轉，達到了雙贏的理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