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由於斯大林挑明了自己的意思而有些尷尬，他說隻要他們三個共同指揮這場偉大的人還活著，就沒有發生衝突的危險。但是他們的後繼人還能繼續團結一致嗎？即使是他們自己，雖然想著把目前的團結維持到和平時期，並根據他們共管和勢力範圍的原則來考慮未來的發展，但是戰爭越接近結果，他們各自內心的保留、懷疑和恐懼就越強烈。
丘吉爾訪問莫斯科
當蘇軍勝利地向西挺進之時，丘吉爾對蘇聯影響的不斷擴大越來越感到不安。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已經在蘇聯的控製之下，他此時關注的是波蘭、希臘和南斯拉夫的前途。更使他焦慮不安的是，正如他自己所寫的那樣，美國“對共產主義影響的高漲卻領會得十分遲鈍，這種影響從前是滲透進來的，現在又隨著克裏姆林官指揮的大軍**到來”。
於是，丘吉爾提出要於1944年10月訪問莫斯科，以便進行初步的討論。斯大林立即發出了熱情的邀請。在此之前，丘吉爾曾函告斯大林有關羅斯福出訪西歐的計劃，同時建議在海牙舉行一次會議。但是，斯大林不願離開莫斯科。在同英國和美國的大使談話中，斯大林“對自己的健康狀況發了牢騷”，說他隻有在莫斯科才感到身體好些，甚至他到前線視察也對他身體有壞處；他的醫生反對他坐飛機，從德黑蘭回來後，他休息了兩個星期才恢複過來。
在艾登和三軍首腦的陪同下，丘吉爾於10月9日抵達莫斯科，受到了隆重的歡迎。斯大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親熱友好。丘吉爾和他的隨同人員也都感到這次所有的蘇聯人表現得要比他兩年前訪問時更為友好。前一次正值蘇聯人在德軍的大規模入侵中遭受慘敗和重大傷亡，對第二戰場的開辟又疑慮重重，這給蘇聯人對盟國的態度投上了一層陰影。而現在蘇聯人對紅軍節節勝利感到自豪，這使他們的態度同上次大不相同。人們對西方抱有的那種根深蒂固的疑心似乎也減輕了。
蘇聯政府在莫斯科大劇院安排了一場隆重的芭蕾舞劇和紅軍歌舞團的招待演出。當丘吉爾站在包廂裏受裏全場觀眾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歡迎時，他心情十分激動。斯大林進入包廂時，受到了全場更為熱烈的歡呼。
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在先前的一次會議中曾邀請斯大林來英國大使館進餐。英國使館的樓房與克裏姆林宮隔河相望，斯大林肯定從自己辦公室的窗子裏對這座樓房看過不知多少次了。宴會是丘吉爾訪問中的**之一。宴會的那天晚上，從克裏姆林宮到使館的幾條街道停止了交通，軍隊在路邊列隊警戒。
斯大林抵達時，隻見他身著一件灰色軍大衣，頭戴一頂箍有紅帶大沿帽。軍大衣內穿著元帥服，胸前隻佩帶著一枚勳章。身穿華麗外交服的莫洛托夫同斯大林一道，在英國大使的陪同下上了樓。維辛斯基到達使館時，他手指著周圍的警衛人員對譯員伯爾斯打趣說，“顯然紅軍取得了又一個勝利，把英國大使館都占領了。”
斯大林心情輕鬆舒暢，有一次他以懷疑的眼光打量著掛在宴會廳牆上的足有一人高的皇家畫像，其中有一張是喬治五世的畫像。他轉身問坐在他身邊的伯爾斯說，“那不是我們尼古拉二世嗎?”伯爾斯不得不提醒斯大林，這兩位君主是一對表兄弟，兩人的外貌的確十分相似。宴會過後，當他們來到另一間屋子時，莫斯科的禮炮為慶祝攻克羅馬尼亞的克盧日開始響了起來，英國使館在克裏姆林宮城牆裏的祝捷禮花的照耀下一片通明。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與丘吉爾和艾登之間進行的會談成果很有限，其中最棘手的是波蘭問題。為了避免盟友生氣，斯大林作了某些妥協，但是他堅持說蘇聯政府不能容忍在波蘭有一個仇視蘇聯的政府。不過他在第一次會議中答應立刻邀請流亡在倫敦的波蘭人領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齊克和他手下的兩名部長來莫斯科同盧布林委員會的代表進行磋商。然而，這些波蘭人之間的會談也是毫無成果。在關於未來政府中如何分配權力的問題上，他們根本無法統一意見。在其他一些問題上，雙方也不肯作出讓步。
蘇軍攻入柏林城內。在第一次會議上，丘吉爾判斷這時斯大林的情緒適於商談問題，便說
“我們來解決巴爾幹地區的事情吧。你們的軍隊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我們在這些地方也有我們的利益，有各種派遣團體和代理機構。不要為了枝節問題致使我們的意見相左。”
為了準備同英國人進行軍事會談，斯大林責成安東諾夫起草一個提綱交給他。但是，當斯大林在孔策沃收到安東諾夫擬定的草案時，他感到不太滿意，便修改了其中的一些內容。他很重視蘇軍占領地處歐洲中心的匈牙利的利益。他寫道，由於這一原因，他們必須使盟國相信蘇軍在巴爾幹翼側的兵力要大於實際現有的兵力，他們在這一戰場上的主要戰略是摧垮匈牙利，從南麵進軍德國。
帝國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爵士發現安東諾夫態度友好，十分健談。安東諾夫將軍原任外高加索方麵軍參謀長，後任總參謀部作戰部長和副總參謀長。他也是斯大林非常信任和器重的將領之一。華西列夫斯基的得力助手。在華西列夫斯基外出或奔赴前線時，他就承擔總參謀長的重任。安東諾夫具有很高的軍事理論水平，卓越的組織能力，清醒的頭腦，堅毅的精神，而且是一個辛勤工作、精通參謀業務的人，具有突出的軍事才幹。他能夠把領導幾百萬大軍的軍事行動的一切線索，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於他知識淵博，加之年富力強，因而在最高統帥斯大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lO月14日的會談中，布魯克匯報了盟軍在緬甸和歐洲的軍事行動，迪恩將軍談了美軍在太平洋的戰略，然後安東諾夫敘述了蘇軍的行動情況。艾登發現他匯報得清楚明了，舒暢如流，但同時也注意到他不斷地看著斯大林，以征得他的同意。斯大林常常打斷他的話，回答一些問題。最後斯大林對安東諾夫的遲疑失去了耐心，便自己講了起來。
第二天晚上是談太平洋戰爭。美國大使艾夫裏爾·哈裏曼和迪恩將軍代表他們的總統出席會談。他們重申了美國對蘇聯盡早參加對日戰爭的關注。斯大林當即擔保在打敗德國後的3個月內，蘇聯就開始對日本開戰，為此目的，在東邊的紅軍部隊將由現在的30個師增加到60個師。但是，條件是美國必須提供備用補給品和澄清“蘇聯參戰的政治含義”。斯大林還同意讓美國部隊使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海軍基地和機場，但它們得使用太平洋的航線，而不能使用橫貫西伯利亞的路線。
說到這裏，布魯克問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是否能夠維持紅軍60個師所需的補給。安東諾夫望著斯大林等待回答，而布魯克肯定安東諾夫自己是知道答案的。斯大林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安東諾夫就解釋說，鐵路可以滿足紅軍補給的需要。這時斯大林插了進來，作了一番布魯克稱之為“有關鐵路技術細節的驚人介紹”的發言，最後的結論是這條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線不能維持足夠的補給運輸。布魯克感到斯大林的軍事才能給他留下了空前深刻的印象。
第三次軍事會議隻有蘇、美兩國代表參加。斯大林簡要地介紹了他的軍隊將在遠東執行的戰略方針。接著他便交出一份補給清單，列出的物資總計達百萬噸以上，要美國提供。這些物資包括供150萬軍隊兩個月所需的食品、運輸工具和燃料，5，000架飛機以及75，000台各類車輛。顯而易見，斯大林認為既然美國如此迫切地要蘇聯參加對日戰爭，他就有權利要求盡可能多地獲得補給。他這種想法的根源在於，他覺得極為富有的美國在本土上從來沒有遭受到戰爭的摧殘和破壞，而蘇聯則作出最大的犧牲，現在有理由要求獲得最大限度的援助。
在政治會談中，丘吉爾和艾登都感到在肢解德國、處理戰犯和其他事情上已達成了全麵的協議。丘吉爾沒有提出當時同蘇聯政府有異議的關於聯合國組織的問題，當時三大國都在積極地考慮這一問題。根據羅斯福的提議，他把此事留給將在11月底召開的三國領導人會議上去討論。顯然羅斯福完全繞過了丘吉爾，直接同斯大林安排了這次會議，丘吉爾是從斯大林那兒才得知這件事的。
離開莫斯科時，丘吉爾和艾登都認為他們這次訪問是值得的，他們所受到的友好接待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盡管仍然遺留一些問題未能解決，但他們之間達成了全麵的諒解。丘吉爾和艾登感到，他們完全可以信賴斯大林關於同盟國之間加強合作的意願。
1944年底，從維斯杜拉河發起大規模進攻的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斯大林親自指導計劃的製訂，計劃的首要目標是攻占上西裏西亞這一重要的工業城市。這一計劃需使蘇軍從自己的陣地前進100多英裏。然而，斯大林的目標還不止於此，他想的是奧得河和柏林，這就需要前進將近300英裏。
為準備這次冬季攻勢，斯大林改組了3個主要的方麵軍，他手下3名最出色的並且善於進攻的將領來擔任關鍵的指揮任務。科涅夫仍然指揮烏克蘭第一方麵軍，但朱可夫接管了處於中心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羅科索夫斯基調任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司令。再往北，指揮白俄羅斯第三方麵軍的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將率領部隊開進東普魯士。這樣，就由朱可夫和科涅夫擔任主攻。不過，斯大林決定，他身為最高統帥將親自協調這4個主要方麵軍的行動。
為這次攻勢而集結的部隊和裝備，其規模大大超出了以往任何戰役。朱可夫和科涅夫指揮的兩個方麵軍就擁有220萬人，32,143門火炮和迫擊炮，6,460輛坦克和自行火炮，並得到4,772架飛機的支援。在這些坦克中，還有大批量新式的“約瑟夫·斯大林”式坦克，它們是裝有122毫米火炮和厚厚裝甲的新式坦克。
12月的西線戰場上，英、美軍隊在阿登山脈遇到卡爾·馮·倫德施泰特元帥反攻的嚴重威脅。1945年1月6日，丘吉爾致電斯大林，詢問盟軍是否可以指望“我國部隊於1月份內在維斯杜拉河一線或其他地方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斯大林立即作了答複。準備工作已開始，但是發動攻勢的時間原定要推遲到氣候轉好時。“然而考慮到我們的盟軍在西線戰場上的情況，最高統帥部決定加速完成準備工作，並決定，不管氣候如何，至遲在1月份的下半月，沿著整個中央戰線向德國人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決定派他的副手，空軍中將阿瑟·特德爵士去莫斯科說明盟軍的困境。特德於1月初抵達莫斯科。特德不拘禮節，講話簡明，老練而又內行，正合斯大林的心意。在他詳細地敘述盟軍的行動和阿登戰役後，斯大林興奮地稱讚說：“我就喜歡這樣，介紹得清晰明了，有條有理，沒有任何外交上的晦澀含糊。”蘇軍的攻勢於1945年1月12日上午10時開始。科涅夫的10個集團軍勢如破竹，不到10天就橫掃上西裏西亞，打到了奧得河畔。兩天後，朱可夫開始了他的攻勢，他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向前挺進的速度更為壯觀。他解放了華沙，到1月29日，他的軍隊合圍了波茲南並直達法蘭克福的市郊。此時羅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已掃**了波蘭北部，而在他的北麵，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第三方麵軍已深深地插入東普魯士，到月底就已作好了強攻柯尼斯堡的準備。
雅爾塔分贓
1945年2月初，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黑海之濱的雅爾塔舉行會議。這是繼德黑蘭會議之後，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舉行的又一次重要會議。德黑蘭會議之後，經過1944年一年的戰鬥，到1945年初，整個戰場上的形勢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納粹德國正麵臨著全麵崩潰的命運，日本帝國主義也處於日暮途窮的境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以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各國取得徹底勝利而告終的前景已經確定無疑。在這一重要時刻，蘇、美、英3國政府首腦在雅爾塔會議上討論了關於打敗德國、鏟除德國軍國主義、對德占領、蘇聯對日作戰及戰後安排等問題。
蘇軍在軍事上取得的巨大勝利，並沒有使它對盟國的態度發生變化。斯大林絲毫沒有表現出勝利者的盛氣淩人，也沒有采取強硬的態度。實際上，三位領導人談得很坦率，除波蘭問題外，達成了廣泛的諒解和協議。
美國代表團住在利瓦吉亞宮，這裏原是曆代沙皇在黑海海濱的行官。每天下午的全體會議都在這裏舉行。英國代表團住在沃隆佐夫宮。軍事會談和三國外長會議在尤蘇波夫宮召開，這是建築在山坡上的一座大型別墅。除了正式的會議外，三國領導人還進行了秘密會談，另外還按常規舉行正式和非正式的午宴和晚宴。雅爾塔會議被稱為一次“高速度、大馬力”的會議。期間最艱巨的莫過於翻譯工作了。
德軍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一行與蘇軍洽淡投降事宜未果後離去。英國譯員伯爾斯敘述道，在最後一次晚宴上，斯大林站起身來，手拿酒杯說，“今晚以及在另外場合，我們三位領導人聚會在一起。我們相互交談，又吃又喝，十分痛快。但是我們的三位譯員則一直在工作，他們的工作並非易事。他們沒有時間吃喝。我們依靠他們相互交流思想。我提議為我們的譯員們幹一杯!”他說完便繞桌子走了一圈，與三位譯員一一碰杯。丘吉爾舉起酒杯鄭重其事地說，“全世界的譯員，聯合起來!你們失去的隻是聽眾!”丘吉爾這句幽默的玩笑把斯大林逗得哈哈大笑，笑了好一陣才停下來。
有一次，斯大林被一件事惹怒了，他認為是對他的無禮行為，後來這件事隻是在引起了斯大林的幽默感時才化為烏有。此事發生在一次午宴上，雖然丘吉爾事先已勸告羅斯福不要開這種玩笑，但羅斯福仍然告訴斯大林和全體在場人員說，他和丘吉爾在密電中稱斯大林為“約大叔”。斯大林真的生氣了，他憤怒地問道：“我什麽時候可以退席?”貝爾納斯挽救了局麵，他說，人人都談論山姆大叔，所以“約大叔”這一稱呼並沒有惡意，也並非無禮。斯大林體會到這是以友好口吻叫出來的名稱，便平靜了下來。
在2月5日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討論了德國的前途問題。大家都同意德國在無條件投降後應予肢解。根據羅斯福的建議，三國外長被指定在一個月時間內製訂出肢解和控製德國的計劃。斯大林原來不同意讓法國參加進來，但現在他對丘吉爾的請求作了讓步，同意讓法國管轄一塊占領區並參加管製委員會。建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在莫斯科秘密地審議關於德國賠款的複雜問題。
在三國領導人的心裏，仍然想著如何把目前的團結維持到和平時期，並根據他們共管和勢力範圍的原則來考慮未來的發展。但是，戰爭越接近結束，他們各自內心的保留、懷疑和恐懼就越強烈。每一方都對其他一方作出一些讓步，但又都在為這種讓步尋求有效的保證。
他們的心理狀態，可以用斯大林和丘吉爾的一段對話來加以說明。這是在雅爾塔討論聯合國組織的章程時發生的。討論集中在有關否決權的條款上，各大國都想在這個組織的安全理事會中為自己保留這一權利。斯大林比他的兩個夥伴更強調這一點，要求使否決權更加嚴格，以抵製任何打消或削弱它的企圖。丘吉爾也大致說了這樣的話，他認為這個組織還應該有能力采取行動，反對某個大國可能產生的統治世界的企圖。斯大林回答說：
“我倒願意請丘吉爾先生指出哪個國家可能打算統治世界。我肯定英國是不要統治世界。這就從懷疑的名單中消除了一個。我肯定美國也是不願意這樣做的，因此另一個國家又排除於打算統治世界的國家之列。”
丘吉爾打斷話頭問道：“我可以答複嗎?”
斯大林不耐煩地提出自己的明確觀點：
“等一等，將來的危險就在於我們自己中間可能發生衝突。”
斯大林挑明了丘吉爾的言外之意——丘吉爾顯然是懷疑蘇聯的，而且希望使聯合國的章程盡可能地使蘇聯難以達到目的。丘吉爾由於斯大林挑明了自己的意思而感到有點尷尬，他回答說，隻要他們三個共同指揮這場偉大戰爭的人還活著，就沒有發生衝突的危險，但是他們的後繼人還能夠繼續團結一致嗎?
斯大林依然有些不悅，他提醒客人們記住蘇聯的一次舊恨：1939年，在第一次蘇、芬戰爭時，國際聯盟曾經當眾羞辱蘇聯，並把它開除出這個組織。然而，同一個國際聯盟卻從來沒有動一個指頭來反對希特勒，也從來沒有做任何一件事來反對任何侵略行為。蘇聯不允許在將來重新受到第一次蘇、芬戰爭時所受到的羞辱。
第二次會議考慮的是設立維持和平的世界性組織。在敦巴頓橡膠園舉行的有關安理會內表決權問題的討論最後陷入僵局。現在，大家又對羅斯福提出的一種妥協方案進行了討論。他的建議是安理會的每個理事國應各有一票。一切衝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指需加以經濟、政治和軍事製裁的；另一類是指那些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解決的。隻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才能實行製裁。這樣，否決權就會成為在安理會職能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
斯大林對這一建議十分感興趣，毫不掩飾地想弄清其內容。他說，“最大的危險就是我們自己之間發生衝突，因為如果我們保持團結，德國的威脅就不至於十分嚴重。因此我們現在就要考慮如何保持我們將來的團結，如何保證三大國（可能再加上中國和法國）能夠維持一條統一戰線。”接著他便談到了蘇、芬戰爭，談到了英、法是怎樣把蘇聯從國聯開除出去的。他希望能得到不讓這類事情再度出現的保證。第二天繼續開會時，斯大林宣布蘇聯政府接受需有三大國一致同意的新表決方案。
在敦巴頓橡膠園，蘇聯政府要求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應成為創始會員國，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應有一票，英、美認為這種要求太過分，表示異議。而現在在雅爾塔，莫洛托夫宣布隻要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這3個加盟共和國，或者至少其中兩個能成為創始會員國，蘇聯政府就滿意了。在這些和其他好幾個重大問題上，斯大林都表現出願意妥協的精神。丘吉爾在2月8日給倫敦寫的一份報告說，“盡管有著令人沮喪的警告和預言，雅爾塔會議至今為止進展得相當好。”
朱可夫元帥宣布受降儀式開始。波蘭問題給會議帶來了分歧。羅斯福認為波蘭“500多年來一直是一個造成麻煩的根源”。丘吉爾後來把波蘭說成“導致大同盟垮台的第一個重大原因”。
斯大林清楚地解釋了他對波蘭的政策。在曆史上，波蘭既自己進攻過俄國，又充當過其他敵人進犯俄國的走廊。在過去的30年中，德國人曾兩次取道這條走廊。蘇聯願意有一個強大的波蘭，能夠通過用自己的力量來守衛這條走廊。斯大林沒有明確地說出來，然而他顯然不能容忍由倫敦的波蘭政府所代表的、由蘇聯的死敵組成的舊政權複活。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把同盟國分裂了。斯大林關心的是蘇聯的安全。丘吉爾和羅斯福認為自己是在堅持民主原則。
在8次全體會議中，有7次都討論了波蘭問題。關於波蘭的邊界線問題達成了初步的協議——波蘭西部邊界線的最後劃分尚待和平會議上去確定。但在波蘭政府的組成問題上，仍然存在著爭論。最後商定盧布林委員會臨時政府應在“更廣泛的民主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民主領袖”。另一條規定是，莫洛托夫和美、英大使應同波蘭的各派領導人進行協商，以便根據這些原則改組政府。另外，還商定“這個波蘭全國團結臨時政府應當保證迅速根據普遍選舉與無記名投票方式舉行自由的和不受限製的選舉。”
遠東戰爭的問題原先並未納入議程。但是美國人擔心這場戰爭可能再拖兩年，所以急切地希望蘇聯參戰。2月8日，羅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了這個問題。斯大林保證在德國投降後2～3個月內，蘇聯就會投入對日戰爭。他提出的條件是維持蒙古的現狀，並恢複1904～1905年俄日戰爭前俄國在遠東的權益。這些條件被接受了，羅斯福答應去取得蔣介石的同意。
通過一係列的非正式會談，三國領導人更進一步加深了對各自的觀點和問題的了解。斯大林極其重視這些非正式的接觸。他特意表明了他對三國同盟的信心，並希望“這一同盟不會喪失親密無間和坦率發表意見的特點。在外交史上，我從來未見過像這樣密切的3大國同盟，而且盟國之間有機會這樣坦率地交換意見”。他深深地相信大國間的聯盟和聯合國是未來世界和平的基礎。但是2月11日這三位領導人分手時，他們意識到他們不可能再次一起相會了。羅斯福此時已體弱多病，顯然離人士已為期不遠了。斯大林和全體蘇聯人民對他懷有崇高的敬意，把他看作一位政治家和朋友。他們對丘吉爾也懷有敬意，甚至某種感情，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戰爭領袖，不過，他們對他和英國人仍然懷有某種不信任。
在雅爾塔會議上，三國領導人都率領各自的軍事顧問和政治顧問與會，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一共舉行了8次全體會議。除了第一次全體會議是討論歐州戰場的軍事計劃之外，其餘各次會議討論了關於分割德國、聯合國中大國的否決權的使用、蘇聯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蘇、波和德、波疆界、波蘭政府的組成和南斯拉夫等戰後的重大問題。會後發表了克裏米亞聲明。
關於對德國投降後的處置問題，三國領導人進一步交換了意見。在討論中，斯大林對丘吉爾提出的允許法國參加對德占領和參加對德管製委員會的建議，表示了異議。由於丘吉爾強調法國在戰後的作用而美軍又不能久留歐洲，羅斯福又當場表示美軍留在歐洲最多不會超過兩年，最後才達成了由蘇、美、英、法4國分區占領和管製德國，並鏟除法西斯主義的一切形式與製度的協議。
關於德國的戰後賠償問題，蘇聯提出了一個在10年內由德國以實物支付總額為200億美元的賠償計劃，並要求“按功分配”，給蘇聯的賠款不少於100億美元。經過討論，美、英同意以蘇聯的建議為基礎在莫斯科成立一個三國組成的賠償委員會，研究關於德國賠款的數額和方法等問題。
關於波蘭問題，包括疆界和政府組成兩部分。會議決定：“波蘭東部邊界應依照寇鬆線，而在若幹地區應作出對波蘭有利的5公裏到8公裏的逸出。”波蘭的西部邊界，英、美主張以奧得河和東尼斯河為界，蘇聯堅持以西尼斯河為界，最後達成協議，“波蘭必須在北方和西方獲得廣大的領土的讓與”，“波蘭西部疆界的最終確定，應待和會解決。”關於波蘭政府的組成問題，在會議中爭論得最為激烈，因為在雅爾塔會議召開時，波蘭存在著兩個政府。設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受到英、美等國的支持，蘇聯則不予承認；而在波蘭國內建立的臨時政府受到蘇聯的支持，但英、美等國則不予承認。經過激烈爭論之後，最後達成協議：“目前在波蘭行使職權的臨時政府，應該在更廣泛的基礎上進行改組，以容納國內外的波蘭民主領袖。這個新政府應被稱為波蘭全國統一臨時政府。”會議授權由蘇、美、英3國成立一個委員會，首先在莫斯科與現臨時政府的成員以及國內外的其他波蘭民主領袖進行磋商，以便根據上述方針改組現政府。事實上，雅爾塔會議沒有具體解決波蘭政府的改組問題。
1944年8月21日到10月7日，蘇、美、英3國和美、英、中3國分別在美國華盛頓郊區喬治城的敦巴頓橡樹園大廈舉行了“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兩次會議都是為籌建聯合國而舉行的。在雅爾塔會議討論關於聯合國的組織問題時，首先由美國國務卿報告了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草擬的方案，圍繞還沒有解決的兩個問題，即關於在安理會內表決程序和關於蘇聯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兩個加盟共和國列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問題進行了討論。經過爭論，對於第一個問題依據美國提出的一項折衷方案，決定在安理會中常任理事國除了對有關程序以外的一切問題均可行使否決權。也就是說，一個常任理事國不能用否決權來阻止安理會討論問題，但它可以行使否決權來阻止安理會采取行動。關於第二個問題即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加盟共和國列入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問題，經過爭論之後，美、英也同意了蘇聯方麵的建議。
在會議期間，羅斯福總統在駐蘇大使和翻譯人員的陪同下，分別於2月8日下午和10日下午，兩次單獨會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重點討論了遠東問題。
根據美國軍方的現狀，羅斯福總統預計，如果美國單獨與日本進行太平洋戰爭，那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尚需付出100萬人的傷亡及一年半的時間，因而迫切需要蘇聯盡早參加對日作戰。經過磋商，蘇聯有條件地承諾在歐洲戰爭結束後2～3個月內對日作戰。
德軍凱特爾元帥在德軍投降書上簽字。在各項戰爭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後，1945年2月11日，蘇、美、英3國在沒有中國參加的情況下簽訂了《雅爾塔協定》。
羅斯福總統去世後，由他的後繼者杜魯門指示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協定的內容通知了蔣介石，並說羅斯福生前以及現任總統杜魯門均已同意這些內容。當時蔣介石未作公開表態，許多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的著作都認為，《雅爾塔協定》實質上是一個肮髒的分贓協定，特別是在沒有中國代表參加的情況下，討論和決定有關中國主權和利益問題，是十足的強權政治的一種表現。
爭奪柏林
1945年2月初，德軍在柏林接近地上的兵力已十分有限，防禦相當薄弱。這對朱可夫的部隊一舉拿下柏林並盡快結束這場持續了數年之久的殘酷戰爭而言，是極為有利的。對此，朱可夫心中十分清楚。
最初朱可夫給部隊下達的任務是，在6天內鞏固已經獲得的戰果，等後續部隊跟上並補足油料和彈藥之後，於2月15～1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占第三帝國的心髒——柏林。這一作戰計劃曾得到蘇軍最高統帥斯大林的批準。
然而，就在朱可夫的部隊向奧得河全力推進之時，德軍在其右翼的東波美拉尼亞實施反攻的威脅也一天比一天增大了，因為德軍在東波美拉尼亞迅速集結了40個師的部隊。德軍統帥部企圖把這些部隊隱蔽在格魯瓊茲地域，待朱可夫的部隊向柏林發起進攻之時，就以出奇不意的攻勢，向朱可夫部隊的後方實施突擊。如果德軍的這一企圖得逞，朱可夫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將會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在決定是否一鼓作氣地攻占柏林問題上，使朱可夫感到為難的原因還有：一是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在剛剛實施的維斯瓦河一奧得河戰役中，部隊傷亡較大，裝備和人員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這就必然影響到對柏林實施進攻的能力。二是部隊後勤供應問題。朱可夫部隊在20天的進攻時間裏，不斷地向前推進了500多公裏，這樣後勤供應就成了大問題。
考慮到這些因素，朱可夫認為還是不宜冒險攻打柏林。1月31日，朱可夫元帥向斯大林報告說：
“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左翼脫離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的右翼過遠，到今天為止，我方麵軍戰線的寬度已達500公裏。如果羅科索夫斯基的右翼仍繼續停滯不前，敵人就會對拉得過長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的右翼采取反攻行動。”
朱可夫向斯大林提出建議說，應該命令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立即組織部隊向西進攻，使其盡可能地靠近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的右翼；同時應使科涅夫元帥指揮的烏克蘭第一方麵軍迅速前進到奧得河。
2月10日，斯大林命令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向東波美拉尼亞的德軍發起進攻。為了配合白羅斯第二方麵軍的行動，朱可夫元帥指揮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右翼轉入了進攻，從而加快了蘇軍在東波美拉尼亞的推進速度。
3月初，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和第二方麵軍的部隊已經前出到波羅的海沿岸和奧得河下遊。到3月底，白俄羅斯第二和第一方麵軍結束了東波美拉尼亞戰役。至此，整個東波美拉尼亞已經牢牢掌握在蘇軍的手中。
與此同時，蘇軍烏克蘭第一方麵軍在2月和3月裏，在西裏西亞勝利地完成了兩個戰役，並在3月底前進到尼斯河，與先前到達奧得河的朱可夫部隊連成一線。
在同一時間裏，蘇軍烏克蘭第二和第三方麵軍成功地實施了維也納戰役，一舉粉碎了德軍南方集團軍群的30多個師。4月中旬，蘇軍進入奧地利，占領了維也納，打開了向捷克斯洛伐克中心地域進軍的道路。
這樣，到4月底，蘇軍戰略正麵的幾個方麵軍基本上處在同一線上，這就使得蘇軍在柏林方向占有一條寬大的作戰麵，並在兩翼獲得了可靠的保障，為粉碎德軍的柏林集團和攻克柏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就在勝利在望之際，盟國之間開始產生了新的矛盾。英國首相丘吉爾1945年4月1日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封信中，把矛盾的要害問題提了出來。丘吉爾寫道：
俄國軍隊毫無疑問將占領整個奧地利並進入維也納。假如柏林也由他們占領，難道他們不會不適當地得出印象，似乎是他們對我們的共同勝利作出絕大部分貢獻?難道這種印象不會使他們產生一種將給未來造成極為重大困難的情緒?因此，我認為從政治觀點來看，我們應盡可能向德國東部推進，如果柏林是在我們能達到的範圍之內，我們毫無疑問應將它占領。
隨後，美、英軍隊統帥部一改過去那種猶豫拖延的態度，而是加足馬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德國的中心地域和柏林推進，努力在蘇軍到達之前將其占領。
德國投降後，朱可夫元帥與英、法等國次在慶祝儀式上。3月的一天，還在蘇軍實施東波美拉尼亞戰役期間，斯大林召朱可夫飛回莫斯科。
朱可夫元帥從機場直接乘車前往斯大林的別墅。兩人見麵互相寒暄問候，斯大林向朱可夫詢問了前線的一些情況後說道：
“我今天有些不舒服，我們出去走走吧!”
朱可夫再次仔細地打量了一番最高統帥，隻見他麵容憔悴，舉止和言談中都透著一種疲勞感。作為斯大林的副手，朱可夫比別人更清楚，在4年的殘酷戰爭中，斯大林肩上的擔子、身上的壓力比誰都重、都大，他的工作異常地緊張繁忙，常常睡眠不足，他確實太疲勞了。
散步時，令朱可夫元帥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斯大林一反常態，不是同他談論作戰計劃，也不談國際關係，而是談起了他那遙遠的童年生活。
他們兩人邊走邊談，不知不覺一個小時過去了。突然，斯大林停了下來，說道：
“我們喝茶去吧，還有些事想跟你談談。”在返回的路上，朱可夫元帥似乎已經摸透了斯大林的心思，於是，直截了當地說道：
“斯大林同誌，我早就想知道有關你兒子雅科夫的情況。有沒有關於他的最新消息?”
原來，在蘇、德戰爭期間，斯大林的長子雅科夫在前線被德軍俘獲，一直關在德國的戰俘營裏。聽到朱可夫的問話，斯大林默默不語，仍然慢慢地向前走著走著，看樣子，好像在回憶什麽……
還在1941年8月7日那天，A·A·日丹諾夫看到一份非一般內容的文件。
西北方麵軍軍事委員會委員
A·A·日丹諾夫同誌：
今送上敵機在我方戰線撒下的傳單三份
附件：傳單三份。隻交收件人。
西北方麵軍政治部主任
1941年8月7日
（簽名看不清）
這是些什麽傳章？為什麽要向如此高級的領導人匯報，而且標有“秘密”的字樣？傳單的全文如下：
紅軍指戰員同誌們!德國人虐待你們甚至殺害俘虜的說法是不對的!這是卑鄙的謊言!德國士兵友好對待被俘人員!他們欺騙全體人民!恫嚇大家，製造對德國人的恐懼。為避免無謂的流血，放心地投向德國人方麵來吧!
這裏有一幅兩個德國軍官和一個俘虜合拍的照片，下麵寫著：
德國軍官正在與斯大林的兒予稚科夫·朱加什維利進行談話。第14裝甲坦克師第14榴彈炮兵團炮兵連上尉連長雅科夫·朱加什維利向德國人投降了。像這樣重要的蘇聯軍官和紅軍指揮員都做了德軍俘虜，那十分明顯地說明，對德國軍隊的任何抵抗那是毫無意義的。因此，結束這場戰爭並到我們這邊來吧!
傳單背麵印著手寫文字的副本：
親愛的父親!我被俘了，身體健康，不久將被送往德國某地一個軍官集中營。狀況良好，祝您健康，並問候大家。
雅科夫
背麵的下邊有一個印刷體注釋：
雅科夫·朱加什維利給他父親斯人林的信。此信經外變途徑轉交本人。
不論這封信是否交給了斯大林，但A·A·日丹諾夫向斯大林匯報了兒子發生的事情，這是肯定的。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書記、西北方麵軍軍事委員會委員日丹諾夫深得斯大林的信任，經常在斯大林家或自己的家裏遇見斯大林的兒子。
為俄羅斯獻出兒子
雅科夫·朱加什維利是斯大林第一次結婚生下的男孩。雅科夫的母親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是一位貧窮婦女，她一麵撫養兒子，一麵幫人作工，為人縫補衣服，拆洗被褥，把得到的幾個可憐工錢交給自己的父親。1907年，年僅22歲的母親因患傷寒病麗去世。母親死後，雅科夫被姨母領回家去撫養。後來他到了莫斯科跟父親住在一起，在九年製學校畢業。
南方方麵軍第6集團軍政治部得到一份德國傳單，從傳單中得知雅科夫·朱加什維利上尉被俘的地點和日期。傳單批語：“傳單撒在尼科波爾州。1941年8月13日。第6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員格拉西緬科。”
傳單上有一幅照片，下麵寫著這樣的說明：
這人是雅科夫·朱加什維利，斯大林的長子，第14裝甲坦克帥第14榴彈炮兵團炮兵連連長。7月6日在維捷布斯克市附近和成千上萬的指戰員一起被俘。
鐵木辛哥和你們的政治委員奉斯大林的命令教育你們說布什維克下投降。然而，紅軍戰士卻一直向我們這邊走來。為了恐嚇你們，政治委員竟向你們胡說什麽德國人虐待俘虜。
斯大林親生兒子的模範行動證明他們說的是諾言。他投降了。因為抗擊德軍的任何企圖今天都是徒勞無益的！學習斯大林的兒子吧，他活著，健康，心情愉快。你們何苦要作無謂的犧牲，到前線來送死呢？你們最高領導人的兒子已經投降了！
你們也過來吧！
法西斯思想家異想天開，指望蘇軍戰士看到他們這張騙人的傳單之後，會大批地向他們投降。為此，傳單上還附印了通行證，準許蘇軍指戰員持該證到德軍方麵投降，人數不限。
通行證
持證人不願為猶太人和政治委員的利益作出無謂的流血，決定離開被戰勝的紅軍轉向德意誌武裝力量方麵。德國士兵和軍官對來者給予熱情的接待，供給夥食並安排工作。
雅科夫·朱加什維利做了“中央”集團軍群第4坦克師的俘虜。
德軍進行了突擊審訊之後，把雅科夫交給了專職人員看管，準備留下來使用。
斯大林與蘇軍高級將領們合影。審訊在“中央”集團軍群司令京特·馮·克魯格元帥司令部駐所內進行，由職業間諜施特裏克爾德大尉主持。後來他在回憶錄中談起這段往事時，認為準備留用雅科夫的想法是一種失敗的嚐試：“一副清秀、聰慧的麵孔，端正的格魯吉亞人臉型，他態度莊重，禮貌待人，開赴前線之前跟自己的父親通了最後一次電話。他堅決駁斥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妥協。不相信德國人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德國法西斯分子曾經建議讓他給家裏寫信，發表廣播講話，編寫傳單等，都一一遭到了他的嚴厲拒絕。
然而，戈培爾造謠機器卻在全速轉動，編造並利用五花八門“特別引人注目的”傳單：學習斯大林的兒子吧!他投降了，他活著，生活愉快，你們領袖的兒子都已經投降了，你們為什麽還要送死呢?祝苦難的祖國平安，刀槍入庫!
然而，審訊記錄也好，德國的傳單也好，都沒能回答這樣的問題雅科夫·朱加什維利究竟是怎樣被敵人俘虜的?在戰爭年代，前線戰士看到這種傳單之後，很多人不相信，認為雅科夫絕對不會自願幹這種事的。
衛國戰爭的一名女參加者的證明：
我覺得，這份材料不僅是雅科夫·朱加什維利一個人的問題，而涉及到被俘的所有戰士的命運。雅科夫也不單是一名蘇軍的指揮員，他肩負著維護父親榮譽的重擔。
關於雅科夫的被俘經過及以後的命運問題，我們在前線聽到許多頗近真實的推測和傳說。其中有一個比較逼真的，我把它講出來。
1942年，我師參加了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保衛戰。法西斯投入大量的軍隊和武器，試圖摧毀我軍的抵抗。他們撒下傳單，策動我軍戰士投降，無線電台播放傳單的內容。
在一張傳單上，我親眼看到了雅科夫強顏苦笑的照片，周圍站著許多德國官。法南斯分子不吝惜傳單，隨處投撒，許多人看過，怒不可遏，紛紛議論，我將其中一個一字不差地轉述如下：
在平靜的時刻，醫務室窯洞門前坐著幾名戰士，圍成一圈，他們在談論雅科夫的事兒。我沒有靠上去細聽他們具體講些什麽。偵察員卡塔馬澤的大聲叫喊引起了我的注意：“咳!誰說雅科夫自願向敵人投降，簡直是胡扯。德國人選派最老練的特務分子跟蹤雅科夫！有叛徒盯著他。有一次，把他打昏在地正要架走的時候，戰士們擁上前去救回了他。此後，雅科夫的性格有了變化，孤僻，多疑，躲人，最後害了自己。為了損壞斯大林的聲譽，他們打昏了雅科夫，並偷偷地綁架走。”
有人問他：“你從那裏聽來的?”卡塔馬澤回答：“朋友講的。”
我聽過不少人講雅科夫的被俘經過，非常逼真。對比事實，自然會想到這是一樁暴力與出賣的行為。格魯吉亞的軍人很多。如果不是被人出賣，法西斯分子能從哪裏知道雅科夫·朱加什維利是斯大林的兒子呢?很遺憾，我們的作家和記者對前線老兵的回憶太不重視了。有時候前線上出現的一宗區區小事也能使我們看到戰爭的景況，了解士兵的頑強性和勇敢精神。找前線戰士去了解吧!他們中也許有人了解雅科夫·朱加什維利被俘的真相，用羽著再推測和虛構了。
前軍區醫士科瓦謬娃·
利季婭·尼基季奇娜
莫斯科市
說雅科夫·朱加什維利的被俘是德國情報機關活動的結果，也有證明可供參考，請看：
1941年7月，我在雅科夫·朱加什維利上尉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奉司令部的命令，派我第26坦克團裝甲車EA-6排擔任第14炮兵團榴彈炮兵連的野外警戒。命令規定：一旦德國人衝擊過來情況緊急的時候，一定要先把炮兵連長雅科夫·朱加什維利從戰場上送走。
然而情節有變，正當我們準備護送的時候，突然有人交給他一份命令，要他立即去炮兵營指揮所報到。一同前往的參謀被打死，而他則一去不複返。我們當時就感覺到這是專門設置的圈套。撤退命令早已下達，營指揮所現在早已無人了。
到達卡騰車站之後，我們遇到了特工處的工作人員。他們一再盤問我們三個人。這三個人是第l戰炮排長、雅科夫·朱加什維利的傳令兵和我，我任野外警戒裝甲車排排長。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事兒呢?炮兵連、警戒排全都回來了，而雅科夫·朱加什維利卻當了俘虜?盤問我們的少校反複地說：“非割掉你們的腦袋不可。”幸好!沒有出現這樣的事情。
在蘇軍後方撤下的有雅科夫·朱加什維利照片的傳單，從各個方麵判斷，造成了兩種印象。無可諱言，傳單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並不經常如此，更多是在懷疑。現住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埃拉布格市的居民、當時的目擊者A·X·馬斯洛夫在來信中談起這件事時說：
1941年8月底或9月初，紅軍在某地繼續退卻的時候，在新勒熱夫普什金山區有一群兵士和我們三個青年軍官湊到一起談起了戰爭，大家各抒己見，發言熱烈。
話題轉到紅軍後撤和被我們丟下的領土上來，大家心裏很難過，你問我，我問你，對當前情況百思不解。這是怎麽回事兒，我們為什麽要後撤，隻用小股的軍隊作戰，大部隊哪裏去了?緊靠我們的駐軍為什麽突然調走，撤往東方，把我們這些曆盡艱辛的人留下來，等等。
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為了堅決粉碎敵人，我軍必須集中起來，需要時間。值得注意的是，誰也不談我們的失敗。
有一個士兵，他信得過我們，從衣兜裏掏出一份德國傳單來（收藏敵人傳單，當時不無風險）。這就是說，宣揚雅科夫·朱加什維利事件的絕不是一種傳單，像您文章中說的那樣。我拿到了敵人的傳單，當年我是22歲的中尉坦克兵。傳單的上角有一幅照片!椅子上坐著或半仰著一個穿我軍棉布軍服的漢子，沒有佩戴軍人符號，頭部懸在椅背左側，臉部死氣沉沉。
傳單的內容大致如下：
請大家看看，這位是什麽人。他是斯大林的兒子雅科夫·朱加什維利。這樣的人物向我們投降了，而你們這群傻瓜，還在打仗。下麵號召士兵去投降。傳單的另一麵大談我軍的失敗，使人驚異。這些都是我們生活中第一次遇到的事情，自然把我們搞糊塗了。
第一個醒悟的人是上尉炮手。他激動地說我認識雅科夫·朱加什維利，我們在一起工作過，這樣的人絕不會投降敵人，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我不相信德國人。他們很可能拾到雅科夫的屍體，把他放在椅子上，拍下了這張照片。你們看，像活人嗎?很清楚，是僵屍一具。
對傳單我談了自己的看法。傳單錯誤百出，文理不通。在那麽多被俘人員中，德國人竟找不到一名有點文化的叛國分子，寫出一張文字比較通順的傳單來。恐怕不是這個意思。德國人故意使用這樣的數字來搞亂人們的思想，編造假話，從中漁利。
另一名士兵手裏也有一張傳單，當時把它撕成碎片，扔在地上。
責怪炮手說謊，我沒有這個勇氣。這位上尉從“道昕途說”中可能知道一些雅科夫·朱加什維利的情況，但他那堅定的語氣說明他對我國充滿了勝利的信心，不願看到周圍有抱懷疑態度的人。真有這種事兒。
同時，印有朱加什維利照片的傳單仍在大量印製，除了以前見過的兩種外，現在又有了第三種。新傳單裏，有一張大尺寸的照片，中間站著雅科夫，身上披一件軍大衣，敞著衣領，心情沉重。
時任蘇軍駐德最高指揮官的朱可夫元帥。
令人奇怪的是，在這些照片中沒看到一張照片是他眼睛望著鏡頭拍下的，很清楚，這些照片都是偷偷拍攝的。
1941年秋，德國法西斯分子又搞了新花樣，想從特種戰俘身上撈取政治資本。
把雅科夫押送到柏林，交戈培爾直屬部門看管，安置在費合涅別爾的“阿德隆”飯店住下，由蓋世太保監督。這裏出出進進全是格魯吉亞過去的反革命分子。看來，這是一個精心炮製的陰謀，企圖用戰俘營艱苦生活與飯店特殊優越條件對比的方法討好戰俘。這裏經常放映報道紅軍失敗的影片。
雅科夫·朱加什維利和格奧爾吉·斯克裏亞賓（好像是當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莫洛托夫的兒子）的合影照片就是從這裏偽造出來的。照片是以秋天景色為背景拍攝的，兩人頭戴船形帽，身穿軍大衣，沒紮腰帶，雙手插在衣袋裏。斯克裏亞賓的眼睛看側方，雅科夫看地麵，麵孔嚴肅，臉色沉鬱。照片注明的日期為1941年11月25日，文字說明：“看看他們!這是你們昨天的同誌，他們看到繼續抵抗無益，隻有前來投降。這兩人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兒子!他們都做了德國人的俘虜，他們活著，健康，吃得飽，穿得好。戰士們和軍官們!學習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兒子們吧!你們自己將來也會看到這邊的新生活。新生活比你們‘領袖’強迫你們過的那種生活要好得多。”
希特勒分子為什麽要把朱加什維利和斯克裏亞賓拉到一起?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比較客觀的資料可查，顯然，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利用這種方法動搖蘇聯老戰士的信念，改變立場，投降敵人，然而，法西斯分子的這一招破產了。
1942年初，他們把朱加什維利轉到哈明爾堡“奧夫拉格XⅢ-Ⅱ”的軍官戰俘營，希特勒分子又采用新法，想用疲勞和饑餓來打擊他的鬥誌。然而，這一招又落空了。
1942年4月初，雅科夫被轉移到呂貝克的“奧夫拉格XC”集中營，這裏關押著對第三帝國特別危險的軍官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外國人，其中包括2,000名波蘭軍官和200名士兵。雅科夫的近鄰是戰俘雷內·布盧姆大尉，法國政府主席列昂·布盧姆的兒子。
一道特別的命令指定集中營警衛長馮·法赫莫斯特上校親自專門管理蘇聯戰俘的事務。不讓雅科夫·朱加什維利領取食物包裹，他也不能收國外寄來的信件，而在押的波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卻無這種限製，甚至還發給他們津貼費。根據波蘭軍官會議的決定，雅科夫每月可以分得一些食物包裹。
幾名波蘭軍官和朱加什維利組織了一次越獄逃跑。他們失敗了。這次把朱加什維利轉到了薩克森豪森死亡營，跟反希特勒同盟各盟員國高級領導人的被俘親屬安置在一起。
這個集中營是現有戰俘中最殘酷的一個營，在這個營裏死去的蘇聯公民達10萬人。德國人很想使用這一手段施加壓力挑動蘇聯最高統帥的感情，迫使他向希特勒提出交換被俘兒子雅科夫的要求。
斯大林格勒會戰以德軍慘重失敗告終。希特勒是否知道俘虜營中有一個被俘的朱加什維利呢?當然知道。在當時時局的發展中，雅科夫成了希特勒陰謀中特別重要的人物，有了他，可以找到一個對失敗負責的人。看來希特勒想用雅科夫換回保盧斯·弗裏德裏希。保盧斯參加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製定“巴巴羅薩”計劃的主要參加者之一，集團軍司令。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中，是他向部隊發出了停止抵抗、向蘇軍投降的命令。斯大林能這樣幹嗎?
斯大林就這個問題是否和別人商量過，抑或自己作出了決定，今天無從知道。通過瑞典紅十字會主席貝爾納多特伯爵轉給德方的一份正式答複中說：“士兵換元帥我不幹。”
慢慢地，斯大林從沉思中回到現實，然後，語氣低沉地對朱可夫說道：
1945年，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與英國外交大臣文登在一起。“雅科夫無法從戰俘營逃出來，法西斯強盜會把他槍斃的。據說他們把他跟其他戰俘隔離開，誘勸他背叛祖國。”
朱可夫默默地昕著，心中感到沉甸甸的，一時不知用什麽話來勸慰自己的最高統帥。
接著，斯大林仿佛是自言自語地說道：
“不會的，雅科夫寧願死也不會背叛祖國。”
斯大林對自己的兒子是了解的。他沒有估計錯，雅科夫無愧為斯大林的兒子，無愧於蘇聯人民的兒子，無愧於一名蘇聯紅軍。盡管法西斯劊子手對他施展了各種手段，他始終沒有背叛紅軍，沒有背叛祖國，也沒有背叛自己的父親。後來，雅科夫被法西斯劊子手殺害在集中營裏。對於雅科夫之死，斯大林是後來才知道的。
進到房間，兩人無語地坐在桌子旁，朱可夫察覺到，性格剛毅的斯大林為將要失去兒子而極度悲痛，他非常理解斯大林，但一時不知說什麽好。
一陣沉默之後，斯大林感慨地說：
“多麽艱苦的戰爭，它奪去了我們無數人的生命。看來，我們很少有沒有犧牲親人的家庭。這種體驗隻有在鬥爭中受到鍛煉的、意誌堅強的、在共產黨教育下的蘇聯人才能夠承受得住啊!”
說完這段話，斯大林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接著，他給朱可夫介紹了雅爾塔會議的情況，並且表示對這次會議的結果是滿意的。斯大林說，他對羅斯福總統的印象很好，在談及波蘭問題時，他說：
“丘吉爾希望與蘇聯毗鄰的是一個敵視我們的資產階級的波蘭，而這是我們所不能允許的。我們希望一勞永逸地有一個跟我們友好的波蘭，這也是波蘭人民的希望。”
兩人又談了一些有關戰場上的局勢後，朱可夫元帥起身告辭，因為他要準備參加國防委員會在第二天召開的關於實施對柏林總進攻的戰役討論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