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擲了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約見日本駐蘇聯大使，遞交了對日宣戰書。
對關東軍的最後一戰是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謝幕曲、此後蘇聯的任務就是如何收拾殘局，建設一個麵向國際的社會主義大國……但在隨後的幾個月裏，蘇聯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日趨緊張，斯大林相信，美國正在無情地威脅蘇聯。
掃**關末軍
還在1941年4月的時候，蘇聯為了避免兩線作戰的危險，集中全力抵抗德國法西斯軍隊的進攻，與日本政府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簽約的同時，日本聲明“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蘇聯則聲明“尊重滿洲帝國（即偽滿）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條約簽訂以後，蘇、日之間一直保持著正常的外交關係。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英兩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不斷要求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蘇聯政府一直未予允諾。1945年2月，蘇、美、英3國首腦在雅爾塔舉行會議，蘇聯有條件地正式答應，在打敗納粹德國、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之內，參加對日作戰。
1945年春季之前，日本關東軍的作戰計劃，一直根據日軍大本營“北進”的作戰方針，打算在迅速結束侵華戰爭之後，準備對蘇作戰，以配合納粹德國，進攻蘇聯遠東地區。為此德、日還專門簽訂了有關協議。協議規定，以東京70度線為德、日作戰的分界線。日本關東軍部隊按照進攻企圖和計劃進行著部隊的配置和部署。
波茨坦會議上，蘇聯代表團在開會協商。然而，由於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使得日本法西斯軍隊陷足難進。這樣，就粉碎了日軍擬定的圖謀，打亂了它的戰爭時間表。加之德國在歐戰中失敗，英、美軍隊在太平洋的反攻節節勝利，日本國內的經濟、軍事力量大為下降，國內矛盾日趨複雜化、尖銳化。在亞洲，由於在太平洋戰爭中，關東軍的大批主力被調往中國關內和南洋戰場，新組建的一些師團戰鬥力不強，這就使得關東軍的戰鬥力大為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大本營不得不改變原定的計劃。
1945年春季，日本關東軍的作戰計劃由進攻改為防禦性的持久作戰。按照防禦作戰的要求，關東軍重新組建部隊，調整部署，加緊進行防禦準備。日本軍界判斷，蘇軍對德作戰結束之後，需要休整一段時間，他們對日作戰的時間很可能在1946年春季，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上旬。日本軍方還估計，蘇聯的主要進攻方向，可能是由蘇聯遠東濱海地區向中國東北實施。根據以上推斷，日軍確定關東軍防禦的重點在中國東北的東部方向。
當時，日本關東軍轄第一、第三、第十七共3個方麵軍和獨立第4軍，擁有31個師團、13個旅團約97萬兵員，火炮5，000餘門，坦克160輛，飛機1，800架。另有偽滿和偽蒙軍約20萬人。軍隊的部署情況是：第一方麵軍的10個師團約24萬人，主要擔負中國東北東部方向的防禦，準備抵抗蘇軍可能發起的進攻；第三方麵軍的9個師團約20萬人是關東軍的機動部隊，主力配置在長春、沈陽地區，準備向蘇軍可能進攻的方向機動調配，而以一個師團擔任中國東北西部方向的邊境防禦，獨立第4軍的3個師團約10萬人，擔任中國東北北部和西北部的防禦；第十七方麵軍的9個師團約21萬人是關東軍的戰役預備隊，配置在朝鮮境內，策應中國東北和日本本土作戰。
關東軍的防禦計劃要求，以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配置在邊境主要防禦地段上，依托築壘工事和有利的地形，抵抗蘇軍的進攻，掩護主力機動。以三分之二的兵力作為戰役機動部隊，配置在縱深地域裏，隨時準備前出到受威脅的方向，以反突擊製止蘇軍對日軍防線的突破並阻止其進攻。計劃還規定，假如蘇軍優勢過大，或者日軍反突擊失利，則退至長春、沈陽、錦州地區進行堅守。假如這一地區仍然不能堅守，則將主力撤至朝鮮境內，依托中朝邊境的山區，憑借險要地勢固守，以持久策應本土決戰。待條件有利時，再實施反攻，甚至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進一步占領蘇聯遠東地區的部分領土。
蘇聯雖然與日本簽訂了“中立”協議，但對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遠東地區虎視耽耽的狼子野心早有防備。還在對德作戰仍在進行的過程中，蘇軍就已經開始擬定對日作戰的計劃，並進行了必要的作戰準備。
從1945年2月開始，蘇軍在極其嚴格的保密與偽裝下，從歐洲戰場抽調了大量軍隊輸送至蘇聯的遠東地區，包括4個集團軍的大約75萬兵員，使得蘇軍在遠東地區的總兵力增加到80個師、46個旅，共計158萬餘人，並且擁有火炮和迫擊炮26,000餘門，坦克和自行火炮5,500輛，飛機5,300餘架。與此同時，蘇軍還儲備了各種作戰物資，改善了交通條件，加速完成了進攻日本軍隊的準備。
為了有效地指揮對日作戰的蘇聯陸軍和海軍部隊，蘇軍最高統帥部成立了遠東蘇軍總部，由華西列夫斯基元帥任總司令。
蘇軍的作戰計劃是，使用3個方麵軍從西、東、北3個方向，向中國東北縱深實施向心突擊，奪取沈陽、長春、哈爾濱、吉林，切斷日本關東軍與關內日軍及朝鮮日軍之間的聯係，全殲關東軍主力，占領中國東北全境。戰役的主要突擊方向選在日軍設防薄弱的西部。
隨著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局的迅速發展，1945年春季，在德國法西斯敗降前夕，日本法西斯當局已感到大勢已去。然而他們不甘心滅亡，試圖作最後的拚死掙紮。日本帝國主義統治集團於1945年春進行了空前龐大的軍事動員，廣泛地搜羅炮灰，力圖挽救自己失敗的命運。
為了爭取時間並減少損失，以求獲取既得的利益，日本當局采取了和、戰兩手策略。由日本首相、外相、陸相、海陸和陸海軍兩總長組成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於1945年5月11、12、14日召開了緊急會議，對國際形勢進行了認真分析，決定采取各種手段努力防止蘇聯參加對日戰爭，並請蘇聯從中斡旋，同英、美進行和談。5月下旬，日本政府決定請日本前首相、外相和駐蘇大使廣田弘毅作為對蘇談判的代表，希望蘇聯能充當和事佬的角色。與此同時，製定最後的“防禦計劃”，以保住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鮮為主要目標。6月8日，日本政府召開禦前會議，通過了《戰爭指導基本大綱》，企圖進一步動員人力、物力，準備“本土決戰”，一旦局勢發生嚴重危急，日本天皇和政府就遷到中國東北的長春。
6月9日，日本國會緊急會議通過了“戰時非常措施法”和“國民自願服役法”。到1945年夏季，日本軍隊由1943年的380萬人增加到720萬人，但戰鬥力依然不強，因為新擴充的兵員大都是剛征來的新兵，既沒有進行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更沒有任何實戰經驗。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擲了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約見日本駐蘇聯大使，遞交了對日宣戰書。蘇聯出兵，使日本人吃驚不小，因為他們怎麽也沒有料到蘇聯會在9月上旬之前對日宣戰。第二天，即8月9日，美國又向日本長崎投下了一顆原子彈。
就在蘇聯政府向日本遞交宣戰書的同時，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指揮他的3個方麵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越過了邊境線，對日軍發起了猛攻。
蘇軍在地麵進攻開始後，出動了480多架次轟炸機，在大批殲擊機的掩護下，分批轟炸了日軍占領的沈陽、長春、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索倫和朝陽等軍事工業中心和交通樞紐。日軍為了保全其戰鬥機，在戰役開始的第一天就全部轉場至朝鮮和日本本土。這樣，蘇軍就完全掌握了製空權。蘇軍地麵部隊在沒有空襲顧慮的條件下，迅速向前推進。
在8月9日到14日的短短6天之內，蘇軍和蒙軍在不同的方向上向前推進了50～500公裏，完成了對沈陽、長春、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日軍的分割包圍。日軍除了在海拉爾、同江、富錦、孫吳、璦琿（即今愛輝）等築壘地域及牡丹江附近陣地上進行抵抗外，全線基本上失去了有組織的抵抗。
為了迅速打敗日本關東軍，蘇軍使用部分兵力圍攻日軍的抵抗基點，而主力則迅速繼續向縱深推進。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獲悉蘇軍已經越過大興安嶺，正在向長春、沈陽挺進，於是，在8月12日，匆匆將總指揮部由長春遷往通化的預備指揮所。一時間造成了指揮中斷，部隊陷入混亂狀態。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投降。
8月15日以後，日軍除在個別築壘地帶頑抗外，已經基本上失去了抵抗能力。17日，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向蘇聯遠東軍總司令提出了停戰建議。18日，關東軍總司令下令部隊向當地蘇軍投降。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答複說，要關東軍從8月20日12時起，在全線停止一切對蘇作戰行動，放下武器，無條件地投降。
當時，蘇軍各部隊或因油料耗盡，或因道路受阻，均不能到達東北的主要城市受降。蘇聯遠東軍總部命令各方麵軍立即組成精幹的快速支隊，或將剩餘的油料集中於少數車輛，務必如期到達指定戰役目標。與此同時，抽調部分兵力乘飛機直飛沈陽、長春、哈爾濱、吉林、旅順和大連等地。
8月17日以後，蘇軍加快了推進速度，於19日進占齊齊哈爾；20日進占沈陽、哈爾濱和吉林；21日進占長春，24日進占大連。到8月下旬，幾路蘇軍都已進入東北腹地，並在中國出關作戰的八路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配合下，順利進占所有重要城鎮。日本關東軍主力陸續被解除武裝；而在個別築壘地域繼續頑抗的少數日軍，也於8月底被肅清。
蘇聯遠東軍第一方麵軍南翼部隊，繼攻占了朝鮮北部的雄基、羅津、清津、元山等港口之後，於24日進占平壤。在朝鮮北部，蘇軍在金日成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的配合下，推進到“三八線”附近。到8月30日為止，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的關東軍各部隊，均被解除武裝。
在南庫頁島方麵，蘇聯遠東軍第二方麵軍所轄部隊於8月11日淩晨發起進攻，越過北緯50度分界線，進入庫頁島南部。13日開始向日本守軍陣地發起進攻。當時，日本在南庫頁島的守軍是日本北部軍管區的第88師團，兵力約1．8萬左右，經過一番激戰，雙方於22日簽訂了就地停戰的協定。25日，蘇軍進占落合、豐原等地，蘇軍太平洋艦隊的一支陸戰隊還占領了大泊等地。於是，南庫頁島的戰役宣告結束。
在千島群島方麵，蘇軍遠東軍第二方麵軍和太平洋艦隊在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的命令下，於8月15日夜開始準備實施登陸作戰。當時，日本在千島群島的守軍大約5～6萬人，18日淩晨，蘇軍遠東軍第二方麵軍所屬部隊在海軍艦艇協同之下，開始攻占千島群島最北端的占守島。經過幾天激戰，日本守軍被迫於23日同蘇軍簽訂了停戰協議。從24日開始，蘇軍從北向南依次進占千島群島各島嶼。9月1日，蘇軍進占國後、色丹兩島之後，千島群島戰役遂告結束。
蘇聯政府對日宣戰，蘇軍出兵中國東北等地，在短短的3周多時間裏就大獲全勝，粉碎了日本關東軍的主力，共斃、傷、俘日軍68萬人之多，其中建製完整的22個師團、12個旅團是不戰而降的。這一巨大勝利，使日本在短時間內喪失了一支機動部隊，這無疑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垂死掙紮、實施本土決戰的企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它大大縮短了對日作戰的時間，加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投降。
對關東軍的作戰是蘇聯二戰的謝幕曲，此後蘇聯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戰後重新收拾殘局，建設一個麵向國際的社會主義大國。
左右曆史，樹立威權
蘇共十七大以後整個社會的基調是蓬勃向上的。全國上下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第二個五年計劃，並於1937年4月提前9個月完成任務。國家現在已經開始擁有世界先進技術：在工業方麵生產出許許多多先進的機器、車床和其他生產工具，在農業方麵擁有大量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和其他農業機器；在運輸業方麵獲得了頭等的汽車、機車、輪船和飛機。部隊也獲得了新式、優良的技術裝備。
在實現從極端落後的狀態向工業化發達國家躍進的過程中，斯大林不僅十分重視技術改造和新技術的應用，而且把人才的培養看成為緊迫的問題。早在1927年，他就指出，建設重工業不僅會遇到資金問題，而且會遇到幹部問題，即如何吸收成千上萬擁護蘇維埃的專家，並培養紅色技師、紅色專家的問題。1931年他提出“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嚴重經濟危機的時機，大量引進外國技術。1931年購買的機器設備約占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額的1／3。1926～1931年間，蘇聯進口總額中機器設備所占比重高達90％。這個時期還聘請了大批外國技術人員。
有了技術設備，就需要能夠掌握技術的人才。1935年，斯大林提出“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代替“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他在1935年5月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
“為了把技術運用起來並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術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夠精通並十分內行地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沒有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是死的東西。有了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能夠而且一定會創造出奇跡來。如果在我們的頭等工廠裏，在我們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裏，在我們的運輸部門裏，在我們的紅軍裏，有足夠數量的能夠駕馭這種技術的幹部，那麽我們國家所得到的收益，就會比現有的要多兩三倍。正因為如此，現在應當特別注意人才，特別注意幹部，特別注意掌握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為如此，‘技術決定一切’這個舊口號……現在應當用新口號，用‘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來代替了。畢竟應該了解：人才，幹部是世界上所有寶貴的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性的資本。應該了解：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和軍隊中擁有大量的優秀幹部，我們的國家就將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幹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行。”
蘇聯為培養人才作出積極努力。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小學生增加了800多萬人。1937年有50多萬人在高等學校學習。受過高等教育和中專教育的專家比第一個五年計劃增加了一倍多。知識分子約有1,000萬人。
1935年，工人中間開展了掌握新技術和修改舊的技術定額的運動，即斯達漢諾夫運動，這是由於在一班工作時間內開采了102噸煤、超過普通定額13倍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達漢諾夫而得名的。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裏都出現了以斯達漢諾夫為榜樣的革新者。
1935年11月，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會上高度讚揚這個運動的意義，他說：“……它表現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新**，表現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更高的階段……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意義就在於：這一運動打破了不高的舊的技術定額，而且往往超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這樣就使我國在實際上有可能更加鞏固社會主義，有可能把我國變成最富裕的國家。”
斯達漢諾夫運動極大地調動了各條戰線勞動者的積極性，先進工作者、革新能手、新勞動模範層出不窮。一個時期，斯大林經常出席各種表彰先進工作者會議，同工業和運輸業中的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一起，同聯合收割機手、拖拉機手一起，以及同其他戰線的勞動模範一起，探討生產中的各種問題，表彰他們的首創精神，勉勵他們當好各自領域的帶頭人。這對蘇聯人民投身社會主義建設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國民經濟的全麵社會主義改造引起了國內階級關係的根本變更，蘇聯社會生活發生的深刻變化，使得修改1924年憲法成為必要。1935年初，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選出了一個新憲法起草委員會，斯大林擔任了這個起草委員會的主席。
1936年12月，斯大林在全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做關於新憲法草案的報告。他在報告上宣布：“我們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的製度。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
在這個報告中，斯大林分析了自1924年通過憲法時起所發生的種種重大變化。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宣布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的結論。他說，隨著社會主義體係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完全勝利，“在工業方麵已經沒有資本家階級了。在農業方麵已經沒有富農階級了。在商品流通方麵已經沒有商人和投機者了。因而，所有的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了。”與此相應，他認為國家在國內實行鎮壓的職能消失了。
新憲法用法律程序把社會主義所取得的成果固定下來。新憲法規定，蘇維埃社會是由工人和農民這兩個互相友愛的階級組成。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是蘇聯的政治基礎。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製是蘇聯的經濟基礎。蘇聯全體公民都保證有從事勞動、休息、享受教育以及在年老和患病或喪失勞動能力時享有物質保障的權利。蘇聯公民不分民族、種族及性別，一律享有平等權利。憲法保證公民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保證公民人格和住宅不可侵犯，通信秘密。憲法規定，由於社會主義的勝利，將實行更加民主的選舉製，即實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斯大林稱，新憲法所反映出來的各種特點，同資產階級憲法有著本質的區別。
新憲法在再次確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也毫無變動地保留了共產黨一黨存在及其領導地位。針對一些批評家關於蘇聯沒有政黨自由是違反民主主義原則的責備，斯大林從政黨存在的基礎論證了蘇聯一黨存在的根據。他指出，階級的存在是政黨的基礎，政黨是階級的先進部分。政黨自由，即多黨的存在，隻有在利益敵對而不可調和的對抗階級的社會裏，譬如說，在有資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農民、有富農和貧農等的社會裏，才會存在。可是，在蘇聯已經沒有剝削階級的存在，而隻有兩個階級，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一致，互相友愛。“所以，在蘇聯也就沒有幾個政黨存在的基礎，也就是說沒有這些政黨自由的基礎。在蘇聯隻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存在的基礎。在蘇聯隻有一個黨可以存在，這就是勇敢和徹底保護工農利益的共產黨。”
新憲法在代表大會上獲得批準。蘇聯當時把這一憲法稱為“斯大林憲法”。以新憲法為標準，意味著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奠定。這一模式後來被斯大林和蘇聯其他領導人作為唯一的樣板推廣到東歐和其他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
斯大林模式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麵。在經濟方麵，蘇聯生產資料公有製采取了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種形式。斯大林明確指出，蘇聯社會主義的組織“基礎就是公有製：國家的即全民的所有製以及合作社——集體農莊的所有製”。與此相聯係，蘇聯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方法以行政手段為主，忽視各種經濟杠杆的作用。在政治方麵，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特點是權力高度集中。表現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是地方權利向中央集中。同1924年憲法相比，1936年憲法加強了中央權力，限製和縮小了加盟共和國和地方的權限，使行政區劃權、立法權和經濟管理權進一步向全聯盟集中。表現在黨政關係上，是各級權力向黨的部門集中。雖然斯大林在理論上闡述了黨政分開、黨不能代政的原則，但實際上黨中央擁有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家管理機關的權限，代替國家立法，包辦國家管理機關的經濟組織和文化教育工作，任命國家機關幹部。權力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現是最高權力集中於斯大林一人身上。
戰後功勳卓著的朱可夫元帥遭到了斯大林的冷落。到30年代，隨著斯大林地位的上升和領袖地位的確定，形成了一人說了算的局麵。與此相聯係的是，黨內民主空氣淡薄，監督機製弱化。斯大林不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甚至不惜采取肉體消滅的辦法對付反對派。黨的代表大會，從斯大林擔任領導初期的每年召開一次，改為兩年召開一次，最終改為每五年召開一次。而實際上是代表大會每每拖延、不能按時召開。1939年以後竟有13年沒有召開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的次數也越開越少。黨員的民主權利沒得到很好落實。按聯共（布）黨章和蘇聯憲法的規定，一些主要幹部由選舉產生，但實際上選舉流於形式，委派製成為經常的固定的做法。過去，中央監察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監委主席團成員可以參加政治局會議。斯大林則規定各級黨委派人參加監委會議，監察委員會成了中央委員會的下設機構，其任務也由監察黨中央決策機構變為監督黨的決議的執行。與此同時，群眾監督組織也被取消，不再強調群眾監督。
德·安·活爾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避》中，對斯大林高度集權的現象作了如下描述：
逐漸地，斯大林的決定開始被所有的人加以接受。30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或命令下達。黨的“領袖”的權力實際上已變得毫無限製。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戰爭前夕和戰爭期間，當領導人辦公室中實行“晝夜值班”製度時，斯大林經常讓政治局一些委員和候補委員到孔策沃他的別墅去“吃飯”。最經常到他別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貝利亞、日丹諾夫。間或也邀請安德列耶夫、加裏寧、米高揚、什維爾尼克、沃茲涅夫斯基來參加夜宴。在進餐時決定國家、黨和軍事政策的各種問題。斯大林經常對“談話”進行總結，而馬林科夫，有時是日丹諾夫就把這些“會議”作為政治局會議記錄下來。沒有出現爭論和辯論。斯大林的戰友常常竭力去猜測“領袖”的意見或者及時隨聲附和。同斯大林從來也沒有原則性分歧。甚至連“君主”本人有時也對此感到厭煩了。例如，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前夕，有一次吃飯時，話題談到準備好的斯大林的報告時，所有人一齊對報告大肆頌揚起來。斯大林聽著、聽著，突然生硬地說道：“我給你們的報告稿是我已經淘汰了的，你們還在唱讚歌……我準備講的稿子全都改寫過了!”
所有人都打住話頭，難堪地沉默起來。但是貝利亞卻很快想出了擺脫困境的辦法：
“但是就在這一稿中已經顯示了您的手筆。如果您把這一稿再加以改寫，可以想像得出，報告將是多麽精彩!”
雖然斯大林繼續公開強調中央委員會中集體領導的意義，但是在30年代中期誰也不能公開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甚至不能對“斯大林政策”的正確性有絲毫懷疑。集體領導變成了由集體對“領袖”的決定、結論、方針表示機械的讚同，從而奠定了官僚專製政體的基礎。
權力的過分集中導致了領袖與政黨、領袖與群眾關係的顛倒。斯大林在很多場合發表的意見，沒有誇大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而是正確地解釋了“領袖與群眾”之間的關係。例如，1931年12月，他說：“個人的決定總是或者幾乎總是片麵的。在任何委員會裏，在任何集體中，都有發表值得重視的意見的人。在任何委員會裏，在任何集體中，也都有發表不正確的意見的人……我們的領導機關，即領導我們所有蘇維埃組織和黨組織的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大約有70名委員。在這70名中央委員中有我們優秀的工業工作者、我們優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們優秀的供應工作者、我們優秀的軍人、我們優秀的宣傳家、我們的鼓動家、我們優秀的辦國營農場的專家、我們優秀的辦集體農莊的專家、我們優秀的熟悉個體農莊經濟的專家、我們優秀的熟悉蘇聯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專家。在這個最高機構裏集中我們黨的智慧。每個人都在可能提供自己的經驗，如果不這樣，如果由個人來作決定，那麽我們在工作中就會犯極嚴重的錯誤。”但斯大林在實際工作中恰恰忽視了群眾的智慧，把自己的意誌、思想淩駕於群眾之上。
權力的高度集中也為培植個人迷信創造了適宜的溫床。斯大林成為黨的化身，黨的曆史在列寧去世後成了突出斯大林的曆史。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是根據這種思路寫成的。斯大林親自主持了這一教程的寫作，其中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出自他的手筆。在1937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9期上，斯大林發表《給蘇共（布）曆史教科書編者們的信》，為該書確定了調子：《黨史》要把重點放在同黨內各種派別和集團、同各種反布爾什維克傾向進行的鬥爭上。要知道，正是斯大林領導了同各種反對派——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鬥爭。這樣黨史就突出了斯大林。這部教科書反映的黨的曆史是：在革命中，隻有兩個領袖——列寧和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功績屬於斯大林；列寧逝世後黨內過去和現在隻有一個領袖。
這部由斯大林親自組織撰寫的《蘇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了唯一標準的教科書，其他與之不符的黨史書籍都被認為與事實不符而被禁止發行。在30年代形成的對蘇聯人民進行教育的整個體係中，這本書占據了中心位置，它成為共產黨員、大專院校學生、黨的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必讀書，總印數近4,300萬冊。這本書的廣泛發行對斯大林時期的個人崇拜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麵對西方的“遏製”
隨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投降，持續多年的噩夢終於結束。為了處理戰後歐洲的問題以及建議通過聯合國建立一個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新時代，同盟國的三大國領導人於1954年7月在波茨坦會晤。與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不同的是，不僅英、美兩國首腦發生了變更（羅斯福於1945年4月去世，哈裏·杜魯門擔任了新總統；丘吉爾在會晤期間的國內大選中失利，由艾德禮取而代之），而且曾經有過的合作精神和共同目標也隨著德國法西斯的瓦解而泯滅了。
波茨坦會議於7月17日開幕。斯大林懷著尋求長期和平的真誠願望參加這次會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承擔了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重負，作出了最大的犧牲。同盟國在1942年許諾開辟“第二戰場”，但卻以各種借口拖延到1943年，直至1944年6月才真正履行。即使在開辟第二戰場後，希特勒仍籽德國軍隊的主力集中於東線，在分裂盟國的希望下繼續著戰爭。當德國西部的一些城市已通過電話表示投降的時候，在東線的德軍卻仍在為堅守每一寸土地做激烈的掙紮。於是就產生了如下後果：英國死亡了37．5萬人，美國死亡40．5萬人，法國死亡60萬人，而蘇聯死亡人數則高達2,000多萬。僅就列寧格勒被圍時犧牲的軍民而言，其人數就超過了英、法、美在大戰中死亡人數的總和。至於在物質方麵的損失就更無法估算了。蘇聯人口最集中、最富庶的地區都曾落入德國人手中：1,700多處城市、7萬餘村鎮化成了灰燼。在戰火中，田園荒蕪，工廠、鐵路被毀，在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隻留下了廢虛和悼亡的悲哀”。1945年工農業所生產的財富，跌到了1940年的60％的水平。
為了恢複和發展蘇聯經濟，斯大林迫切需要和平與穩定的環境。他特別擔心德國會迅速得到恢複，急於進行報複，再次發動對蘇聯的進攻。因此，早在戰爭結束以前，斯大林就采取了確保蘇聯支配東歐的政策，以便為對付來自西方的侵略樹起一道屏障。
然而，西方國家卻不承認斯大林關心的隻是建立一道防禦屏障，像丘吉爾這樣的政治家認為，蘇聯在東歐的行動是企圖控製全歐洲的一個前奏。杜魯門有一次同斯大林的談話中也說，“俄國似乎正在西進。”斯大林堅決反駁這一說法，他沒有這種打算，恰恰相反，他正在從西方撤軍，在隨後的四個月之內撤退200萬軍隊。
隱藏在這種懷疑背後的深刻原因是兩種不同社會和政治製度的根本對立。一旦反希特勒的共同目標不存在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重新又回到敵視蘇聯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去。這種情緒被帶到了波茨坦會議上，以致斯大林認為波茨坦會議是“一次背叛”。
對蘇聯態度的改變還取決於美國軍事和經濟實力已大大強於蘇聯。在戰爭中損失較小的美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富足，它的工業生產能力占了世界總和的一半，國民收入是蘇聯的四倍多。而更為關鍵的是，美國這時已經擁有了威力無比的原子彈。
在波茨坦會議的第一天，杜魯門給丘吉爾私下透露了一條重要的消息：美國和英國的科學家小組研製的原子彈在墨西哥沙漠爆炸了。丘吉爾的第一個反應便是，西方列強的威力已大大加強，蘇聯的力量相應削弱，再也不需要蘇聯在遠東參戰了，或者說這種參戰已是不可取了。遠東正成為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勢力範圍。
而在擁有原子彈之前，美國人曾極力催促斯大林協助早日結束對日戰爭。在雅爾塔會議上，當斯大林答應在打敗德國後的三個月內參戰時，他們感到寬慰和高興，並欣然同意了他的條件。一直到1945年5月8日霍普金斯訪問莫斯科時，美國還在爭取得到斯大林關於紅軍將協助打敗日本的保證，美國也得到了這一保證。現在突然有了原子彈，杜魯門想的就是如何拒絕蘇聯的援助，並積極籌劃在蘇聯可能宣戰之前就打敗日本。
一周以後，杜魯門在全體會議之後走到斯大林跟前，把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告訴了他。斯大林當時沒有提出什麽問題，但他已經感覺到盟國在態度上所發生的變化。美國人和英國人一致相信，他們是從占壓倒優勢的實力地位出發進行談判，因此，他們沒有必要采取通融和諒解的態度。
在總共十三次的全體會議上，三大國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許多問題被留給了和會或外長會議去決定。美國人和英國人強烈地批評蘇聯在被解放的國家，特別是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政策。蘇聯人則批評英國人在希臘的所作所為。而爭吵最激烈的是德國和波蘭問題。
關於波蘭西部邊界的問題，是爭論的一個焦點。丘吉爾竭力反對斯大林提出的把波蘭西部邊界推到奧得河和西尼斯河的建議。但接替丘吉爾的新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支持杜魯門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
關於德國，同盟國早先已同意將德國分成四個區，分別由美國、英國、蘇聯和法國管製，並把柏林作為第五個區由四國共管。德國不能有中央政府，涉及該國的全局性問題將由盟國管製委員會決定。這符合斯大林所堅持的德國不應被肢解，而應在大國嚴格控製下保持統一的政策。但在波茨坦會議上，由於種種分歧，這一政策破產了。德國被分成了東德和西德。
斯大林現在感到，雖然蘇聯已擺脫了德國法西斯的**，可現在又麵臨著來自西方的一種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脅。且美國富裕而強大，蘇聯則既窮又弱。一次新的戰爭，特別是使用現代武器的戰爭，就可能摧毀蘇維埃政權。這種擔憂決定了斯大林在戰後仍把政策重點放在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上。
蘇聯軍隊在華西列夫斯基的率領下，迅速開進中國東北。華西列夫斯基的命令是，搶在美國人之前攻占斯大林在雅爾塔確定的地區。他駁回了日本天皇1945年8月14日的投降書，並於8月17日向日本關東軍司令發出了他自己的最後通牒，要求在8月20日投降。在這幾天裏，蘇聯空降部隊搶占了大連和旅順港，並且進入了北朝鮮，與此同時，蘇聯太平洋艦隊占領了薩哈林島南部和千島群島。
9月2日，在美國“密蘇裏”號戰列艦上簽訂了日本正式投降書，斯大林派了一位不出名的將軍參加了簽字儀式。與此同時，斯大林在這一天向全國發表了廣播講話。他談了1904～1905年的戰爭。“當時俄國在對日戰爭中是戰敗了，”他說，“於是日本就……奪去了薩哈林島南部，盤距千島群島，並從而封鎖了我國在東方的一切出海口……1904年俄軍的失敗，給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憶。我國人民相信並在等待著總有一天汙點會被洗清。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而這一天終天到來了。”
為了不使這場糾紛鬧得太厲害，斯大林決定撤回軍隊。然而，美國人立即帶著美軍進入伊朗，並派遣了軍事和其他顧問。斯大林把這一點看作是美國公然對蘇聯的“侵略行徑”。
蘇聯人民一度將斯大林奉為“神”來崇拜。來自西方的冷風愈刮愈烈。1946年3月6日，丘吉爾在美國密蘇裏州富爾頓作了一次充滿火藥味的演說。當時杜魯門也在場。盡管在開始演說時給予斯大林極高的評價，“衷心地欽佩和感謝英勇的蘇聯人民和我的戰友斯大林元帥”，但他馬上警告說，在西方民主上空籠罩著“紅色的威脅”。不過，“上帝保佑，美國已登上了世界強國之巔”，因而我們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們的陰謀和強大民族的侵略意圖”的希望。丘吉爾宣稱，“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得裏亞海的裏雅斯特，歐洲大陸上空降下了一層鐵幕。”
從1946年開始，“冷戰”在不斷升級。斯大林認為隻有消除美國的核壟斷才有出路。為此他督促加緊原子彈的研究。這一年，蘇聯進行了第一次鏈式反應試驗，第二年第一座核反應堆就開始工作了。
蘇聯特別需要經濟援助，但按照這一計劃，隻有用對蘇聯經濟實行監督的代價才能換來這種經濟援助。這使斯大林十分謹慎。他認為這是是美國的擴張主義政策和旨在遏製、摧毀共產主義的杜魯門主義的一部分。事實也證明斯大林的看法是對的，後來杜魯門在他的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寫道：“馬歇爾用自己的—套觀點提出了使歐洲擺脫俄國共產主義的奴役威脅的目標。“在1947年6月27日~7月2日的巴黎會議上，斯大林通過莫洛托夫表示不要這種經濟援助。
共產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雙方開始相互仇視，互相指責。斯大林深信，由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領導和支持的西方集團一心想摧垮蘇聯和共產主義世界。西方國家則把蘇聯在東歐建立一體化經濟和政治，解釋為莫斯科正在展開一次反對它們的總攻勢，甚至認為蘇聯正在考慮軍事行動。在此後的兩三年中，兩個集團危險地處於軍事衝突的千鈞一發之際。
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間的相互支持，1947年9月22~27日在波蘭召開了歐洲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與會者一致同意建立—個協調中心，這樣，在共產國際解散4年之後，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於1947年9月成立了。
隨著華盛頓冷戰政策的不斷深化，莫斯科加緊了對東歐的控製，任何想獨立處理內外政策的做法都被認為是背叛行為。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出現了把南斯拉夫粗暴地開除出共產主義大家庭的令人痛心的事情。
事情起因於東歐一些國家事先沒有同莫斯科進行商量而自行采取了一係列行動，如籌備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友好條約；南斯拉夫的一個航空團派往阿爾巴尼亞；季米特洛夫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作了關於將來建立歐洲人民民主國家聯邦的原則可能性的聲明等等，結果激怒了斯大林。1948年2月10日，在斯大林的建議下進行了有蘇聯、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三方參加的會談。斯大林一開始就非常氣憤地對在對外政策問題上出現的分歧表示不滿。他認為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是“特殊的對外政策”。保加利亞人和南斯拉夫人不接受這種責難。斯大林又提出建立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聯邦的建議。季米特洛夫和卡德爾雖然沒有在原則上否認結成聯邦的可能性，但都以目前條件還不成熟而婉拒。
分歧由此公開化。蘇聯從南斯拉夫召回了軍事顧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給南斯拉夫領導人發去了措詞強硬的書信。斯大林還決定使情報局卷入爭論，並最終把南斯拉夫開除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
1949年4月4日，西方國家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在斯大林看來，西方的反蘇政策達到了**。這項公約規定成立一個十二國的軍事聯盟，並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保持一支聯合軍事力量。這一軍事聯盟宣稱純粹是防禦性質的。但在斯大林和全體蘇聯人看來，它明顯是有進攻意圖的。三年之後，北約把德意誌聯邦共和國作為一個平等的成員吸收進去，“是一個毛骨悚然的發明”（伊恩·格雷語）。
杜魯門的“遏製”政策使得蘇聯的友好態度被美國回絕，這在蘇聯內部引起和激發了偏激的愛國主義，與此同時抨擊了有礙這種民族情感的“世界主義”。令蘇聯人不能接受的是：他們為了共同的勝利付出了比所有盟國加在一起還要大的代價，而重建中卻沒有使他們能夠參加建立世界和平，反倒使他們陷入一種新的敵意的包圍，這種包圍是由那時尚握有原子彈壟斷權的美國所建立的基地構成的，而且美國竟把除了美國自己的擴張以外的“擴張”都誣蔑為“侵略”。
正當東西方處於劍拔弩張的時刻，1949年下半年發生了兩件令斯大林感到高興的事。第一件事是蘇聯在1949年9月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的原子彈壟斷宣告不複存在，從而奠定了戰略均勢的基礎。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國的關係迅速全麵地得到發展。這一年年底，毛澤東前來莫斯科參加斯大林70壽辰典禮，並同斯大林進行了多次會談。兩位領袖的會見增進了兩國間的友誼，增強了反對美國和西方的力量。這次會見被評為在整個世界政治棋盤上標誌著巨大轉變的具有真正曆史意義的會見。
1950～1953年，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標誌著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開始走下坡路，先是在亞洲，然後在歐洲。東西方的軍事僵局開始形成。這使得斯大林和蘇聯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並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和平攻勢”。1952年12月28日《紐約時報》說道：“克裏姆林宮的和平攻勢給西方出了難題。”1952年，斯大林堅持“和平共處是可能的”談話，曾經三次震撼了股票市場。蘇聯也成了要求禁止原子彈的和平呼籲書的創始人。蘇聯人民，重新同其他國家的人民在一起，通過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書、五大國和平公約建議、和平保衛者宣言，為建立和平的世界大家庭進行努力。
斯大林在晚年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論述了世界形勢及其發展前途。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濟結果是“統一的世界市場的瓦解”，以及被“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所代替。蘇聯集團，為西方所強加的封鎖所迫，已經加強了自己的經濟，填補了空缺，現在有了“它自己的世界市場”。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由於它自己拒絕同蘇聯進行貿易而縮小，還將更趨縮小，而這將加劇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矛盾。他說道，“蘇聯不會進攻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它們也知道這一點。”這句話他過去曾經講過，但是他第一次加上了這樣的預言，即資本主義各國“將害怕進攻蘇聯，因為這將使資本主義毀滅”。所以，他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比資本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更大。
和戰爭一同老去
戰爭的勝利使斯大林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和威信。自從斯大林格勒戰役以來，蘇聯報刊和其他新聞機構都把他奉為偉大的領袖和國父。每當提及他的名字時，都加上“我們敬愛的父親”、“我們親愛的領袖和導師”、“我們親愛的十分敬愛的斯大林”或“有史以來全人類最偉大的領袖”。
斯大林也被徹底神化了。電台反複宣傳，在克裏姆林宮，夜幕降臨時一個窗戶裏透出的燈光總是徹夜通明，“他在為我們而生活，思考和工作。”盡管斯大林實際上並不總是在克裏姆林宮辦公，更沒有每天通霄達旦地工作。斯大林已經成了一個神或是一個上帝了。
1952年7月29日，《真理報》在描寫土希諾機場“航空節”的活動時報道說：
下午兩點。約·維·斯大林同誌登上了檢閱台，歡呼聲經久不息。蘇聯人民歡迎英明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天才的戰略家的到來。斯大林同誌親切地向群眾致意。歡呼聲越來越大，表達了蘇聯人民對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的無限忠誠和熱愛……數十萬人民熱情奔放地向斯大林致敬……
人民的感情是真誠的，但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與俄羅斯民族的曆史和傳統有關。斯大林也認可和容許這種公眾崇拜，這顯然是出於政治需要，是高度集權的體製所必需的。但他在接受這種效忠和歌功頌德時，態度是超然的，並不為之感動。在私下裏他不隻一次地對這種吹捧表示漠然。多次見過斯大林的艾夫裏爾·哈裏曼曾經寫道：
斯大林在公開場合允許別人對他進行最趨炎附勢的吹捧，並毫不遲疑地接受獻給他的每一件貢品和禮物，認為這是極好的宣傳。但是，他在私下裏卻十分尊嚴和謙遜。1942年我陪同丘吉爾到莫斯科去見他時，我們看見他首次穿上了蘇聯元帥製服，他是剛剛獲得這個軍銜的。丘吉爾稱讚這套製服，祝賀斯大林晉升。然而，斯大林對這種恭維卻滿不在乎。“他們說，為了提高部隊的士氣，我應當接受武裝部隊肯首腦職務。”他謙虛地說。他沒有講明“他們”是指誰。
謙虛和莊嚴，加上專業知識，這就是斯大林一向讚揚的品德。他設法用這些品德去諄諄教誨蘇聯的青年一代。他在同盟國領導人當中特別尊敬的人是美國的馬歇爾將軍和兩位英國軍事首腦——艾倫·布魯克和特德，他們都具備這些品德。在他的部下表現出不謙虛的時候，斯大林對他們是嚴厲的。他承認，朱可夫元帥的確是蘇聯將領中最傑出的一員，而且得到公眾的最充分承認。但是，個性倔強、行為豁達的朱可夫有時好自誇。斯大林在1946年主持召開的一次最高軍事委員會會議上嚴厲批評說，“在我們最重要的軍人之中，有一個人（可能指朱可夫）不謙虛謹慎，驕傲自滿，妄自尊大。”
朱可夫元帥在1946年3月被撤銷副最高統帥之職，降任比較低的司令，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秉性上的這一缺陷。戰爭結束後，斯大林保留了多數高級將領的高級職務。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在1948年11月被任命為總參謀長，並在4個月之後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科涅夫元帥從1946年6月至1950年3月一直擔任陸軍總司令，後來擔任監察長。戈沃羅夫也擔任過一段時期的監察長。羅科索夫斯基被任命為駐波蘭蘇軍總司令，後來改任波蘭國防部長。巴格拉米揚、馬利諾夫斯基、麥烈茨科夫和托爾布欣都被任命為重要軍區的司令。
現在，斯大林正在節省他的氣力。由於年齡和身體的因素，他開始顯得麵色發黃，體質每況愈下。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非常敏銳，他完全掌握著全國的政策。雖然他已年過七旬，但是他以自己一貫的自信和樂觀態度，認為死亡對他來說仍然是十分遙遠的事，因而，他沒有指定接班人。
在蘇聯高層領導人中一直很突出和被認為可能成為接班人的兩個人是馬林科夫和日丹諾夫。自肅反運動以來，馬林科夫就一直處在當權地位。他負責黨的組織工作以及重要官員的升降任免。他在黨務中代表斯大林，並在國防委員會任職。他身材矮胖，具有蒙古人的麵容，精幹聰明，一雙黝黑的眼睛顯出他腦子非常靈活。但是，在1945年初，斯大林把日丹諾夫從列寧格勒召到莫斯科，他在列寧格勒被法西斯德軍圍困時期就一直在那兒工作。日丹諾夫雖然身體虛弱並且患有心髒病，但卻堅韌不拔。也許是斯大林認為馬林科夫安於現狀、養尊處優，因此，當日丹諾夫對馬林科夫所擔任的解放區恢複建設委員會主席的工作和他主管的拆遷德國工業設備的工作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之後，馬林科夫被迫退居幕後。但是，斯大林在1948年7月突然又把他召了回來。數周之後，日丹諾夫去世了。馬林科夫複職之後開始認為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或者至少得到了他的同意，馬林科夫對烏克蘭黨組織在執行黨的政策方麵的問題進行了批評。這實際上是針對赫魯曉夫的。自1938年起，赫魯曉夫就一直擔任烏克蘭黨組織的第一書記。在戰爭中，當紅軍向斯大林格勒撤退時以及後來向西進軍解放烏克蘭時，赫魯曉夫在紅軍中擔任政委。馬林科夫現在要求黨對草原上的集體農莊實行更有力的領導。1946年3月19日，部長會議和中央委員會的一項聯合決議指示，被農民分去的一切土地和設備應當歸還給集體農莊。在一年之內，歸還的土地大約有1,400萬英畝。馬林科夫還嚴厲地批評了地方黨政官員的腐敗行為。
一個整頓集體農莊的委員會被授權負責在烏克蘭恢複秩序和加強黨的領導。但在1946年，整個地區遇到了嚴重幹旱，農業歉收。烏克蘭黨的領導不利遭到了責備。赫魯曉夫再次受到攻擊。1947年3月，斯大林的主要解決麻煩問題的能手拉紮爾·卡岡諾維奇被派到烏克蘭接任第一書記之職，讓赫魯曉夫擔任了烏克蘭的部長會議主席。但是，赫魯曉夫想方設法度過了這次危機，而且在後來，當卡岡諾維奇於1947年回莫斯科時，他再次擔任了烏克蘭黨的第一書記。
在背後搞鬼的人是格魯吉亞人拉夫倫季·貝利亞。他被描繪成“有點肥胖，麵色蒼白發青，雙手又軟又涼……夾鼻眼鏡後麵有一副鼓起的眼睛”。在性格方麵，他舉止溫和，巧言令色，懂得如何利用他的主人的疑心病。斯維特蘭娜痛恨貝利亞，幾年前，斯大林的夫人就曾要求罷免他。實際上，人人都痛恨他。斯大林可能推斷他不可能參加任何幫派，他的忠誠是有保障的，因此從1938年起就一直讓他負責國家安全部和內務部，還讓他負責秘密的原子武器等科研項目。
不過，斯大林對貝利亞的權限之大心中是有數的。當他正要著手抑製貝利亞的影響時，戰爭爆發了。在戰爭期間，斯大林靠他搞保安工作。斯大林甚至還授予他蘇聯元帥軍銜，紅軍軍官被這項任命氣得咬牙切齒，因為他們對貝利亞在軍隊清洗中所扮演的角色記憶猶新。此外，在1946年，貝利亞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承認他對秘密科學研究和蘇聯原子彈的研製所肩負的重任。但是，此時中央委員會的一名書記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被授權負責監督保安機關。庫茲涅佐夫不是貝利亞的人，斯大林讓他來監督貝利亞的“獨立王國”等於是向貝利亞發出警告一他有可能被撤換。
1949年3月，宣布了蘇聯最重要的幾名部長的變動情況。維辛斯基代替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接替布爾加寧，任國防部長。緬施科夫代替米高揚，任外貿部長。這些退職的部長們都是以斯大林主義的老衛士麗聞名。他們全都當了蘇聯副總理。
斯大林坐在列寧墓的台階上與蘇聯著名作家高爾基交談。莫洛托夫於1890年3月出生於維亞特省庫卡爾卡鎮，1906年入黨。1907年曾被捕，流放至沃洛格達。流放期滿後，莫洛托夫來到了彼得堡，並考入技術學院，並參加了《真理報》的辦報工作。1915年秋，25歲的莫洛托夫成為中央委員會俄國局的委員，1917年進人中央委員會的擴大委員會、《真理報》編輯部和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1918年，莫洛托夫出任北部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1919年領導伏爾加河沿岸經濟和蘇維埃組織的恢複工作。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莫洛托夫被選人書記處和中央委員會，並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莫洛托夫是中央書記處的三名書記之一，總書記是斯大林，他排第二，第三位書記是古比雪夫。李可夫去職之後，奠洛托夫蘇聯政府首腦，擔任了人民委員會主席之職。1940年3月，在他50歲生日時，他得到非常高的獎賞和榮譽：蘇聯的工業中心之一別爾姆市改名為奠洛托夫市。
在30年代，奠洛托夫身兼政治局委員和人民委員會主席二職，1939年5月，李維諾夫被撤銷外交人民委員職務，改由莫洛托夫兼任。戰爭期間，斯大林本人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做他的副手，並且在國防委員會中擔任斯大林的副手，即國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長期以來，莫洛托夫主要負責蘇聯的外交事務，二戰期間，他參加了盟國間的所有重要會議——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和渡茨坦會議。莫洛托夫還代表蘇聯不止一次赴紐約出席聯合國會議，參與聯合國的工作。莫洛托夫自1939年以來一直是外交部長，自1917年以來就是斯大林的忠實部下。他的被解職，一定使他非常痛心。當他的妻子波利娜被捕和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時，他又遭到進一步的打擊。波利娜同蘇聯多數高級官員的夫人不同，她一直從事自己的職業，在莫斯科是個有名的女主人。她曾是中央委員和漁業部長，而且，她創建了蘇聯的香料工業。可是，據說她卷入了“猶太複國主義陰謀”。中央委員會解除了她黨內的一切職務，她還被秘密審訊。
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從1937年到1945年一直擔任列寧格勒黨組織的第二書記。作為軍事委員會成員之一，他在保衛列寧格勒和最後給這個城市解圍中起了重要作用。日丹諾夫被召回莫斯科後，庫茲涅佐夫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書記職務。並被委托監督保安部門。這意味著他監督了貝利亞本人，所以可能是貝利亞策劃了他的垮台。米哈伊爾·羅吉奧諾夫原先曾與日丹諾夫在一起密切共事，但沒有在列寧格勒擔任過任何職務。他在早年就當上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理。
1950年9月，最高法院軍事審議庭確定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羅吉奧諾夫及其同夥犯有叛國罪而判處死刑。這一案件的材料被送給政治局的每個成員，他們及時地批準了調查結果和判決，並在上麵簽了字。
1952年10月5日，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斯大林出席了這次會議，但是，除作了一個簡短的閉幕詞外，他沒有參加別的活動。莫洛托夫致開幕詞，馬林科夫作了主要的報告，自從1924年以來，這種報告一直是由斯大林自己做的，這看來清楚地標誌了馬林科夫要做接班人。不過，他作的是斯大林的報告，因為報告裏麵體現了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仍然是無可爭辯的領袖，是受崇拜的一貫正確的領袖。大會上，在他出現時爆發的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歡呼，以及每個人發言中對他的讚揚都表明了這一事實。
在這次會議上，黨改名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幾個字被取消了。“布爾什維克”這個名稱，意為“多數派”，現在仍然使用這樣的字眼兒顯然跟一個至高無上的、沒有對立麵的執政黨不相稱了。政治局的名稱也被改名為主席團。更為重要的是，主席團擴大到25名正式委員和12名候補委員。斯大林作這一變動的目的是把比較年輕的成員選拔到最高領導崗位上來。
在這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斯大林辭掉了黨的總書記職務，他從1922年起就擔任這個職務，雖然他從30年代起就沒有使用過這個頭銜。不過，這並沒有削弱他的全麵領導權。然而，他此時仿佛意識到自己的體力在下降。他既要確保黨的堅強領導能持續下去，同時自己又不得不親自把握大局。為了保證他的政策能夠得到充分實施，他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他決心提拔新一代懂專業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