霅川之變後，眾多大臣、包括理學大師真德秀、魏了翁上書為趙竑鳴冤，都被史彌遠貶出朝廷。一直到宋恭帝時，謝太後（宋理宗皇後謝道清）主持朝政，才在朝臣的建議下恢複了趙竑爵位。
史彌遠掌權以後，立刻恢複了秦檜的申王爵位及忠獻諡號，積極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九月簽訂宋金和議，史稱“嘉定和議”，由金宋叔侄之國改為伯侄之國，歲幣由二十萬增為三十萬；另加“犒軍銀”三百萬兩，這是以往和議中從來沒有過的。對於這宋金議和史上最為屈辱的和議，引起朝野不滿。“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指韓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無留難。”太學博士真德秀的這番話，可說是當時輿論的代表。史彌遠的醜行，實是與秦檜不相上下。
史彌遠的降金乞和行為，使南宋軍民十分不滿。在嘉定和議簽訂的次年，讚同開禧北伐的軍官羅日願與殿前司、步軍司軍官楊明、張興等，謀殺史彌遠未成，都被處死。嘉定十四年（1221年），又發生了殿前司軍官華嶽謀殺史彌遠事件。在開禧北伐時，華嶽作為軍事理論家（著有兵書《翠微南征錄》等傳世），以戰略眼光指出，應待金朝破壞和議時攻金，不應在準備不足時主動北伐，因而受到韓侂胄的打擊。但他對史彌遠的乞降求和更為不滿，“謀去丞相史彌遠，寧宗知其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然而理學人士劉爚，在嘉定和議簽訂後不久，就向史彌遠提出“薦引諸賢”，表彰朱熹，為史彌遠改善形象出謀劃策，借史彌遠之力以倡導理學。史彌遠不僅隨後即起用諸多理學人士，還在嘉定年間，對不符合賜諡條件的理學家朱熹、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分別特賜諡號為文、元、純、正、明，提高理學派的地位，爭取理學人士的擁戴，並追贈朱熹太師官號，追封信國公爵位，表彰朱熹的《四書集注》。還追賜嶽飛的諡號為忠武，企圖以此掩蓋他的奸臣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