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人類每一個個體無法逃脫的必然歸宿,但從未有人擁有過死亡的經驗,死亡問題是曆來哲人們苦苦追索的難題。“未知生,焉知死”[345],孔子認為“知死”比“知生”為難,對子路“敢問”死亡的問題,拒絕作出答複。然而,一個人如何對待死亡,最直接地反映了他人生思想的核心內涵與特點。蘇軾對此早有思考,如在熙寧五年(1072年)所作的《墨妙亭記》中就認識到“人之有生必有死”是個無法逃避的自然規律,“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所有養生救死之法都用盡了,“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他提出要“知命”,又要“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這是蘇軾應對死亡的一種思路。比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346]來,多了一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而到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也就是死亡日益逼近的特定時刻,他對生死問題的思考,則達到了一個更高、更深刻的層次。
正當蘇軾準備終老海南之際,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在神宗妻向太後的主持下,哲宗異母弟趙佶繼位,是為徽宗。由於新黨宰相章惇在皇位繼承問題上曾與向太後異議,故被排斥。為了打擊章惇所領導的政治力量,被章惇迫害的元祐舊黨便漸獲起用,政局於是又一次發生逆轉。此年五月,蘇軾內遷廉州(今廣西合浦)的告命下達,他於六月初離開居住三年的儋州,並於六月二十日夜晚渡過瓊州海峽北返。他寫道:“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初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347]這是他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書。政敵們的種種誣陷汙蔑,像久下不止的雨,像終日不停的風,像浮雲陰霾,統統一掃而光,終於還我一身清白:他收拾起乘桴浮海的打算,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又充滿了信心和憧憬。
蘇軾的興奮之情是很自然的,然而,從此起直到最後逝世的一年時間裏,命運還將給他以各種磨煉和考驗,使他繼續咀嚼生活的全部苦澀及其中奧秘。隻是現在的蘇軾,已是曆經大起大落、幾起幾落的成熟睿智的坡翁,未來的種種生活曲折促使他更成熟,使他更穩健地走向生命之旅的終點。
這最後的一年,他的足跡貫穿了南中國。渡海後,先是盤桓於雷州半島;八月又奉告命,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今屬湖南)居住,於是由廉州前往永州,途經藤州(今廣西藤縣)、梧州(今屬廣西),因家眷尚在廣州,遂東向赴廣,然後折北而行;至英州(今廣東英德),又得旨複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於是他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越大庾嶺,經今江西境內的虔州(今贛州)、廬陵(今吉安),從贛水過鄱陽湖入長江,再東行至當塗、金陵(今南京)、儀真(今儀征)、金山等地,直至終焉之地的常州。在這奔波道途、不遑起居的一年裏,他對迎麵而來的種種坎坷曲折的遭遇,又經曆了由亢奮而悲慨而超曠的心路曆程。
一是與至親好友的生死離別。蘇軾將離海南前,曾致書當時編管雷州(今海康)的秦觀,相約於徐聞縣見麵,“若得及見少遊,即大幸也”[348]。及至相會,同行至雷州握別,秦觀竟以《自作挽詞》一篇相贈,真是不祥的兆頭。果然,秦觀北行至藤州,即逝世了。秦觀是“蘇門四學士”中與蘇軾思想最為相投、情感最為深厚之人,撒手於久困而初露光亮之際,這對蘇軾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他連聲說:“哀哉痛哉,何複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複得!”[349]
對秦觀可說是撕肝裂肺、呼天搶地的“死別”,而對於他的弟弟蘇轍,則是最終未能謀麵的“生離”了。蘇轍先時貶居循州(今廣東龍川),但已在二月先於蘇軾被命量移永州,繼又移嶽州(今湖南嶽陽),後又複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軍州任便居住。他就選擇了潁昌府(今河南許昌)作為居住地。及至蘇軾渡海北至廣州等地時,他早已啟程離去了。此時此刻,兄弟倆原有多少情愫要當麵傾訴,然而參商暌違,徒呼奈何!直到蘇軾在常州臨終之時,蘇轍因事未能前來,他隻好作書相囑:“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後來“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350]。蘇軾不得已把後事托給另一友人錢世雄,錢氏嚐有文記蘇軾臨終語:“萬裏生還,乃以後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複一見而訣,此痛難堪。餘無言者。”[351]如果他心頭湧起二十五年前“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的句子,其抱恨之深重,真可謂無法言說了。蘇軾似被注定要嚐遍各種人生苦況與生存煎熬以後,才能由此獲得精神的升華。
二是政治前途的陰晴交替。建中靖國元年正旦剛過,他北返到達大庾嶺。在宋代一般官員們的心裏,這座山嶺具有特殊的含義,他們若一旦貶官嶺表,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消歇,少有北返的希望。當時有所謂“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352]的民諺,環境的凶險惡劣,對任何人的心靈都是一種威脅與震撼。蘇軾在紹聖元年(1094年)九月經此嶺赴惠州,度過了長達七年的嶺海貶謫生活。如今居然登嶺北歸,不禁感慨萬千。嶺上一位老者得知他是蘇軾後,“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353]蘇軾於是題詩作謝道:“問翁大庾嶺上住,曾見南遷幾個回?”[354]這個不用回答的問句顯示出蘇軾屢貶不屈的傲岸,也透露出否極泰來的欣喜之情。“建中靖國”這個年號,表示其時朝廷施政大計在於調停新舊兩黨,自章惇被罷後,新黨立場鮮明的蔡京、蔡卞也相繼離京,而由新黨的曾布與舊黨的韓忠彥共同主政,元祐黨人紛紛起複。蘇軾在下嶺時又題詩雲:“下嶺獨徐行,艱險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355]按照陸遊的解釋,末兩句是借西漢叔孫通為漢高祖征召魯地儒生的典故,說明元祐諸臣俱已大用,“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二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356],則含有蘇軾盼被重用的政治期待。果然,他“初複中原日,人爭拜馬蹄”[357],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當他舟行至毗陵(今常州)時,“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358]。其情景,其氣派,宛如元祐初司馬光之進京為相。蘇軾將登廊廟的傳聞,絕非無根浮言,而是言之鑿實的政治信息。其時章惇之子章援致函蘇軾雲:“邇來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書(蘇軾)進陪國論……尚書固聖時之蓍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反映出當時政界輿論已較普遍地看好蘇軾。章援甚至說:“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廊廟,地親責重。”[359]仿佛蘇軾之被重用,“進陪國論”,已是指日可待之事了。盡管歲月的滄桑已給此時的蘇軾染上滿頭白發,額上也鐫刻下條條皺紋,然而在他心中無疑又鼓起了“奮勵當世”的許國熱忱。
但是,當蘇軾越來越向北宋的皇城走近時,他應該也不難獲知“建中靖國”的另一層含義,“建中”畢竟不是“更化”,在新舊兩黨人物被兼收並蓄的同時,兩黨中的“極端”人物也要被壓製,新黨立場鮮明的蔡京、蔡卞兄弟被放離京城,而蘇軾、蘇轍兄弟便被認作舊黨立場最為鮮明的“極端”人物,並不在收用之列。早在元符三年正月,最初召歸元祐黨人時,曾布就已向蔡卞保證:“公但安心,蘇軾、轍輩未必便歸也,其他則未可知耳。”[360]這說明“建中靖國”的局麵本是以蔡氏兄弟與蘇氏兄弟同時出局為代價的,所謂“左不可用軾、轍,右不可用京、卞”[361]。蘇軾走向京城的步伐注定要停留在途中的某一處,所以,越往北走,他的步伐就越由輕快變得滯重。他逐漸確定此行的終點在潁昌府,以便與胞弟蘇轍朝夕相處,一麵踐償兄弟倆早年“夜雨對床”的夙願,一麵也便於獲取京中的信息。
時局的變化說明定居潁昌還是奢望。向太後跟當初的高太後是很不相同的,她並不能全部地掌握也無意於長久地擁有進退士大夫的權力,而且她本人的政治傾向也並不是向舊黨一麵倒的,雖然不滿於章惇,卻頗眷顧於蔡京;至於徽宗皇帝,則更有意於繼述父兄,在韓忠彥與曾布之間,他顯然更親近曾布。在此情勢下,韓忠彥的地位岌岌可危,而曾布、趙挺之等人則緊鑼密鼓地醞釀起“紹述之議”,以迎合徽宗,召回蔡京,以投太後所好,使政局再度轉向不利於舊黨的方向。當蘇軾獲取了這些信息後,便隻好放棄定居潁昌的打算,致書乃弟雲:“兄近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並一二親故皆在座。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自注: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眾,北行漸近,決不靜耳)。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362]此所說“北方事”,即指朝廷政局的變化。蘇軾最後說:“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363]仕進之誌已絕,蘇軾被迫下了最後的決心。對於一生徘徊、依違於出處進退仕隱之間的蘇軾,他畫這個句號純係出於無奈,但卻推進了他對人生問題的思考,深化和豐富了他的人生思想的內涵。
三是病痛的反複煎熬。蘇軾說的“所苦疾狀”,確是實情。六十六歲的年齡,在當時已算高壽;又從瘴癘之地的嶺南返回,已身染瘴毒;一年來行走道途,以舟楫為家,生活極不安定;時值盛暑,河道熏汙,穢氣侵入——他終於病倒了。
自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一日因飲冷過度,中夜暴下(痢疾)起,至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蘇軾在這五十多天中的病情變化、用藥情況,今尚留下頗為詳細的材料,完全可以恢複和重建他的病曆檔案。大致來說,從六月一日夜“病暑暴下”以後,曾進黃蓍粥,“覺稍適”。但幾天後到儀真,“瘴毒大作”,腹瀉不止。從此又胃部悶脹,不思飲食,也不能平臥,隻能“端坐飽蚊子爾”。此時“河水汙濁不流,熏蒸成病”,病情增重。以後病況時增時減,於十二日渡江至潤州(今江蘇鎮江),聞蘇頌病亡,傷悼不已,麵對蘇頌後人隻能“側臥泣下不能起”了。到了六月十五日舟赴常州,賃居於孫氏館(即今常州市內延陵西路的“藤花舊館”遺址)。轉眼至七月,天雖大旱,但蘇軾的病勢卻在立秋日(十二日)和十三日遞減,實非吉象,而是回光返照。果然至十五日病勢轉重,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詳述雲:“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雲: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364]但藥物勿靈,氣浸上逆,無法平臥。晉陵縣令陸元光送來“懶版”,此物“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365],類似於今日的躺椅。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宗最終就在這“懶版”上溘然長逝。
就蘇軾的病況來看,兼有瘴毒、腸胃、心肺、血液之類的多種疾病。蘇軾具有醫藥知識,存世的《蘇沈良方》傳是他與沈括所搜集的經驗方。他自病自診,卻有失誤。“專用清涼藥”,本是對症下藥之舉,但除“麥門冬”係清涼藥外,“人參”、“茯苓”卻是溫藥,可能為了補氣而一並服用。其實應先治“熱毒”,再作補氣。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七也提出蘇軾用藥有誤,他認為此時蘇軾受病之因乃是“陽氣為陰所包”,應以服“大順散”為主,“而公乃服黃蓍粥,致邪氣內鬱,豈不誤哉?”“後乃牙齦出血,係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內幹胃腑,法宜甘露飲、犀角地黃湯主之,乃又服麥門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冬三味,藥不對病,已至傷生,竊為坡公惜之”[366]。其說亦可備參考。總之,蘇軾用藥有誤恐是加速死亡之一因。
與病魔的艱苦搏鬥,以及親情友情的苦戀無著、許國宏願的最終幻滅,這一切似乎證明著蘇軾是為了嚐盡人生苦難而降生人間的,他注定要走過一條曲折坎坷、荊棘叢生的生活道路;然而,蘇軾的死,他在這個特定時刻即臨終彌留之際所表達的對於人生的最後關懷,卻又證明著精神力量可以超越生存環境的惡劣,而達到自適自由之境,這又是他的不幸之幸。
蘇軾在臨終前的三次言行,為他多難多彩的人生作了最深刻的總結。
相傳李公麟在鎮江金山畫有一幅蘇軾像,蘇軾此次過之,自題一首六言絕句雲: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367]
按“心似”句典出《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乃是顏成子遊問南郭子綦之語。郭象注雲:“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其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則是形容離形去智、身心俱遣而達物我兩忘、隨順“自然”、“天真”的人生境界。“身如”句也出《莊子·列禦寇》:“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係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意指棄智屏巧、一任自然的生存態度,猶如虛舟漂行,無所係絆,自由自適。蘇軾一生漂泊無常,對“不係舟”之喻當別有一番體會,前不久經江西時,他就吟誦過“用舍俱無礙,飄然不係舟”[368]的詩句。對一般人來說,心之所懷、身之所處,其實現與否、安適與否,本是決定人生苦樂的,如此則苦樂全由外部世界決定;但在智者看來,灰心與漂泊之苦,與順運任真之樂,隻在轉念之間,取決於自己對於人生的一種態度。因此,我們對“問汝”兩句可作兩層理解:對於興邦治國的“功業”來說,這是一句自嘲的反話,而對於建樹多方麵的文學業績,尤其是對於人生思考的收獲來說,這又是自豪的總結。黃州、惠州、儋州的十多年貶居生活,不僅是他文學事業的輝煌時期,也是他人生思想範型發展、成熟乃至最後完成的最關鍵時期,可以說,沒有這一段生存挫折的磨煉與玉成,也就沒有今人所津津樂道的蘇東坡。
要深入理解這首六言絕句的豐富含蘊,還可以參悟他的另一次談話。七月二十三日,蘇軾的方外友徑山維琳來訪,兩人於夜涼時對榻傾談。
還在三十年前,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就聘請維琳主持徑山寺法席。徑山古刹由唐代宗時牛頭宗法欽禪師正式開山,但維琳卻是雲門宗法嗣。蘇軾先後兩次任職杭州時,與僧道交遊頻繁,是他接受佛教思想影響的最重要時期。他三上徑山,寫作詩文近二十首,其中如“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路隘,每逢寬處差安便。嗟餘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369],“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多學。靈水先除眼界花,清詩為洗心源濁”[370]等,都表現出超脫外部世界的爭鬥與煩擾,尋求清心禪悅的意趣。而今蘇軾是劫後餘生,病入膏肓,維琳遠道專程探疾,話題自然集中到生死問題上。
七月二十五日,蘇軾手書一紙給維琳雲:“某嶺海萬裏不死,而歸宿田裏,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371]已覺大限將至,而心態平和。二十六日他與維琳以偈語應對,他答雲: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知羅什,神咒真浪出。[372]
五六兩句是他四年前所作《思無邪銘》[373]中的成句,僅改“病”為“疾”以赴韻,說明直至病危之時,蘇軾仍神誌清明,記憶一如往常。在這篇《銘》的《敘》中,他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思”是生命本身的內容,“所思”則是對象,是外物,“有思而無所思”,就是放棄對外物的執著,而回歸生命自身。同樣,“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意謂外物所滿足的是身欲,人之所以受外物控製而憂喜隨之、疾病困之者,為其心念係於身欲之故,若明了身世暫寓的真相,則可回歸生命的本真。結尾“平生知羅什”兩句,維琳亦難索解,詢問之後,蘇軾索筆一揮而就:“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則明確表示對佛教迷信虛妄的摒棄。直至二十八日蘇軾彌留之際,他已失去聽覺、視覺,維琳“叩耳大聲雲:‘端明宜勿忘(西方)!’”蘇軾喃喃回應道:“西方不無,但個裏著(力)不得。”在旁的錢世雄說:“固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著力!”蘇軾又答道:“著力即差。”[374]據惠洪所記:“東坡沒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375]兩者具體記述稍異,但對所謂“西方”極樂世界的信仰之懷疑,則是一致的。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卷六《傷逝》引李禿翁語雲:“‘西方不無’,此便是疑信之間。若真實信有西方,正好著力,如何說著力不得也。”蘇軾浸潤佛學頗深,但他畢竟不會把自己生命的最後依托交付給虛幻縹緲的佛教西方世界,他總是力求把握住真實的自我存在,追求人生價值的完成。對此,他始終保持著清醒和自信。
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這樣記錄其兄的臨終情形:“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麵對死亡,他平靜地回顧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無怨無悔,自信必能升入自由、自主的精神“天國”。“慎無哭泣以怛化”,典出《莊子·大宗師》,叮囑家人且勿哭泣以驚動垂死之人。蘇軾早年曾描寫過釋迦牟尼涅槃時眾人“悲慟殞絕”的情景:“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穀,獸鬼躑躅淚迸泉。”[376]而蘇軾自己卻從莊不從佛,隻願以最平淡安詳的方式無牽無掛地告別人世。黃庭堅《與王庠周彥書》[377]也述說了他當時聽到常州來人相告:“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他對生命意義的透辟理解,他對人類自身終極關懷的深刻領悟,消融了瀕死的痛苦和對死亡的恐懼。“湛然而逝”、“談笑而化”,他的確毫無遺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終點。他有個最好的完成。
蘇軾死訊傳出後,“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吊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谘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378],形成了群眾性、自發性的吊唁活動。親朋好友、門生故舊的哀悼之文,更是無法一一列舉。這裏僅錄李廌的祭文片斷:
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後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379]